引言
先知的空幻想法裡充滿著逼人而來的兵連禍結，有時甚至是宇宙性的災難恐怖。雖然如此，或者毋寧說正因如此，他們全都夢想著終將到臨的和平王國。就何西阿而言，後來連同以賽亞與西番雅也是如此，這個未來王國帶有當時廣見於各地的巴比倫一近東的樂園思想的特色。
有人主張在先知那兒也可發現到巴比倫的天文學理論：春秋分點的歲差會引起世界的周期性翻轉；這當然是說不過去的。
先知毋寧是將那普及於全世界的原始狀態的觀念與未來期望的觀想，調和到以色列與耶和華的關係的特殊前提條件裡，這些觀念觀想未必與巴比倫的天文學理論有關，而且在古代我們還看到它們以典型的形式出現在維吉爾的第四牧歌裡：鐵器時代之後，又再回復到黃金時代。耶和華將與以色列立下新的契約，而且也與以色列的敵人甚至野獸立下新約。自此以來，這種和平主義的希望，交錯著對敵人報復的期望，一再往復出現。
末世論中吃著奶與蜜的奇妙的王子以馬內利，是以賽亞眼中將要支配極盡全地的和平君主。沒一個先知膽敢許諾，死亡將再度消失。不過，第三以賽亞裡說，任何人都將「享盡天年」。這些觀念顯然是由庶民的原始狀態神話移入到知識分子的思辨裡所產生出來的結果，而與此並存的還有內容龐雜的市民與農民的未來期望觀。其中尤其是，各式各樣的外在繁榮的期盼，然後還有對敵人復仇的期望。一旦這些得以遂行，那麼軍馬與戰車、一切王權的機構、其奢華鋪張及其官員的殿宇都將消失盡淨，一個救贖君主會像古代的地方小王那樣騎著驢子進入耶路撒冷城。
然後軍事裝備將是多餘的，刀劍要被打造成耕犁。那麼此一時而較為市民取向的、時而較為樂園觀想的救贖時刻，到底要怎麼跟俘因期前所有的先知所宣告的災禍威脅關聯起來呢？常常有人相信：可以確定有一種統一的「模式」一先是恐怖的災禍，然後是不可思議的救贖來臨是貫通於預言的類型，而且認為：此一類型是從埃及傳來的。這樣一種統一的模式只存在於埃及，似乎無法得到充分的證明－迄今為止，作為證據而被舉出來的例子，根本只有兩個。
況且，我們同樣也可以指稱說，無疑也普見於巴勒斯坦的植物（豐饒）崇拜與天體崇拜及其神話敘述的影響，是此種急遽翻轉的源頭。因為這些神話裡通用的模式是：太陽或春天再來之前，必定先要天黑盡了或冬寒徹底。無疑的，這有可能給人們的想像帶來超出固有崇拜範圍的影響，儘管我們無法因此確定，這樣的影響是否也及於先知。因為，首先這個所謂的模式無法一般性地驗證在預言裡，特別是在較早期的先知身上，與此模式相對應的神諭絕非通例。在《阿摩司書》裡，某種急遽的翻轉，我們只能找到一例。
所餘者不過是這樣的希望：或許，但不確定，改宗的餘剩者將因耶和華的恩寵而得倖存，只有罪人會滅亡；他的大多數神諭的內容只是災禍威嚇。在何西阿看來，北方王國的命運似乎有別於猶大的命運。在以賽亞那兒，我們看到不帶救贖預言的災禍神諭，而且童子以馬內利的救贖預言與任何災禍神諭都沒有關聯。從災禍到救贖的一個真正的急遽翻轉，特別是出現在他的一則神諭裡，在那兒，耶路撒冷沉入陰間裡，然後被拯救出來。這自然讓我們聯想到祭典崇拜的神話敘述。
同樣的，在幾乎所有的先知那兒我們經常發現到完全背離於上述那種模式的、非此即彼的申命記類型：要不是救贖，就是災禍，全視人民的態度而定。一般而言，正確的不過是以下事實：沒有任何先知專只宣示災禍神諭；再者，在某些情況下，救贖預言被連結到災禍威嚇上，作為耶和華怒氣平息後的急遽翻轉，以及作為對虔敬的「餘剩者」的報償；還有，許多神諭裡的災禍似乎毫無避免餘地，並且就像早就註定的命運般，不管在怎樣的情況下都要席捲而來；最後，如果我們綜觀任一先知的神諭整體，我們一定會得到這樣的印象，救贖與災禍兩方，當然首先是災禍，必然無可避免地都要到來。災禍的不可避免性似乎是早在先祖毫無理由地破壞契約時所犯下的罪過的結果。
不過，大多數的先知都未徹底秉持這種宿命論的想法，律法書教師亦然。改過回頭並避免災禍的道路是打開的，縱使只有一名「餘剩者」會選擇此路。如果我們比較各個神諭，那麼即使在同一個先知身上，都無從發現所謂的某種模式那樣的統一性存在。預言的內容毋寧是隨著罪惡的狀態與世界的狀況而變化。預言對希臘的或希臘化時代的兩者都意指命運一皆一無所知，所知唯有按人類的態度而改變其決斷的耶和華。唯獨以下兩者是預言共通的觀念。其一，「那日」、「耶和華的日子」：在庶民的希望裡，這是個敵人恐慌與災禍（尤其是戰爭災禍）的日子，然而卻是個以色列的光明日子，但也是個自己民族的災難日子，至少對他們當中的罪人而言。
依照阿摩司宣告這事的方式看來，這個重要的觀念事實上似乎是他個人的精神資產。的確，將那日視為以色列的救贖之日的解釋，此後仍存續下去。不過，作為罪惡懲罰的重大災禍將同時或前此到來的看法，仍是預言的共通資財。其二，「餘剩者」的觀念：同樣的將會被施予救贖的餘剩者，早在阿摩司那兒即已出現，然而是以賽亞將此觀念清楚發展出來他依此為其兒子命名。
既然這兩個觀念一起產生出災禍對人民（或對罪人）、救贖對餘剩者這樣的模式來，那麼從災禍到救贖的急遽翻轉，或兩者的結合，事實上所呈現出的便是這樣一個一再不斷牽動吸引先知應許的類型。這很難說是借用了某個模式的緣故，而毋寧是事情本身的性質使然「耶和華的日子」作為（至少，也是）一個災禍之日的特性被加以接受的話。因為，真的毫無希望的災禍威脅，將不具任何的教育意義，所以急遽翻轉的類型必然得以遂行，至少通得過聖經編纂者的篩選。對先知本身而言，斷定其災禍威嚇是以教育為首要目的的假定，一般而言當然是不足取的。
他們宣告自己所看見與所聽見的。他們並非字義上所指的真正的「懺悔的說教者」，就像出現在福音書時代和中古時期的那種人物。反之，按照耶利米的說法，罪的告發才是純正先知的一個特徵，而此一重要原則使得他們有別於一切的秘教者。《何西阿書》打從卷頭起就以最為激切的方式揭櫫此一原則，並且同樣呈現在《耶利米書》裡。
雖然如此，偉大的幻視與幻聽的直接內容通常不外是，關於災禍與救贖，耶和華已經做了何種決斷，或者為什麼如此決斷；並未附加任何訓誡而只是嚴正且清楚地期望人民，要為他們自己或祖先所犯的罪過負起責任。先知真正的說教性斥責與呼籲悔改的講論與訓誡本身，一般說來並不是作為耶和華的話語而被添加進來，而是作為在神的命令下所產生的先知自己的言論。
結語
總而言之，先是災禍然後救贖的模式，是依事情的本質而得出，用不著假設是借用而來的說法即可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