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道光年間，朝廷嚴禁鴉片的進口、吸食以及種植。但是，這些努力被第一次鴉片戰爭擊得粉碎。
此後，鴉片的進口數量、國人的吸食情況可謂愈演愈烈，相應的，白銀的外流情況也是日益嚴重（鴉片戰爭前的1830年代，清朝每年鴉片消費合紋銀1175萬兩）。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同時也進行著剿滅太平天國的戰爭，清朝所需軍費浩繁，財政非常緊張。為了緩解這一局面，清廷於1859年頒布《徵收土藥稅釐條例》，向鴉片徵稅。
這一條例的影響，不止在於稅收本身，它無異於肯定了鴉片買賣的合法性，間接允許、甚至鼓勵各地農民種植鴉片（即罌粟）。
因為鴉片種植獲利遠遠高於種莊稼，各地農民紛紛棄種農作物，而以最好的田地種植罌粟。四川、雲南、貴州一帶自不必說，浙江、江蘇、山東、山西、甘肅以及直隸等等，大江南北，無處無之。
以山西為例，《溫洗馬戒吸食鴉片栽種罌粟說》一文中說：「按吾晉土田志舊書所載四十九萬五千九百三十四頃，今自罌粟盛行，每縣之田，種罌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計之應佔十五萬頃。」
1865年下半年，山西巡撫曾國荃曾指出：「小民因獲利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種罌粟，而五穀反置諸磽瘠之區，此地利之所以日窮也」。他揭示了鴉片與糧食爭地、爭勞力的問題，但這一警醒之言沒有引起重視。
1873年，英國傳教士理雅各在中國北方觀光，沿途所見，「黃河和長江之間的土地上都布滿了罌粟田」，哪怕在孔子的故裡也不例外。
1894年，澳大利亞年輕人莫理循在中國西部旅行，據他所見：「（從湖北、四川到雲南）整整1700英裡的旅途中，罌粟種植園從未從我的視野中消失過。」
鴉片種植大大擠壓了糧食種植的空間，嚴重影響到清朝的糧食安全。1877-1878年慘絕人寰的「丁戊奇荒」造成1000餘萬人餓死，就跟糧食種植面積大大縮減有關。
鴉片種植後患無窮，像曾國荃這樣與清醒認識的官員不在少數。事實上，鴉片種植仍然得到官方和民間輿論的支持，何以如此呢？其核心在於以國產鴉片抵制進口鴉片，這當中蘊含著一個「商戰」的概念。
光緒初年，刑部左侍郎袁保恆號召扶植本土鴉片，抵制進口鴉片。他告訴總稅務司赫德：他和同僚將保護本國的鴉片種植， 直到能夠制止外人輸入鴉片， 那時本國才可停止種植鴉片。
早在1847年，力禁鴉片林則徐就改變了自己的「鴉片觀」，他在給友人信中說：「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嗜洋菸而不嗜土煙。」
當時的媒體對此也有討論。1873年，上海《申報》刊文指出，官府放鬆對國產鴉片的禁令，不僅可以防範白銀外流，還可以對此徵稅，增加財政收入，農民也可以增加收入。不得不說，這正是問題的根源。
國產鴉片的發展速度非常驚人。1880年，國產鴉片的產量開始與進口鴉片數量持平，並很快超過進口鴉片。
數據顯示，1882-1891年，洋菸進口量下降了15%左右。到1906年，國產鴉片為58.4萬擔，而進口數量為5.4萬擔，清朝鴉片的自給率達到91%。
面對鴉片這個禍國殃民之物，清廷無力嚴禁列強的傾銷，只得採用等而下之的辦法，採取所謂的「鴉片商戰」，真是讓人感慨萬千。
參考資料：洗波《煙毒的歷史》，吳朋飛、侯甬堅《鴉片在清代山西的種植：分布及對農業環境的影響》，劉增合《晚清的「鴉片商戰」觀念與近代經濟民族主義的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