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一聽「正義也許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就特麼想爆粗。
這話最大的惡，就是讓人忽略了對「正義為什麼總會遲到」的追問。
就像這幾天，張志超被無罪釋放，又有人拿這話來說事。
熱點太多，張志超事件都被淹沒了。
簡單點說，就是2005年，山東臨沭二中發生了一起女生被姦殺案，該校高一24班班長張志超被當成最大嫌疑人，被逮捕審訊，並於第二年，即2006年被山東中院以強姦罪判處無期徒刑。
從被抓之日算起，張志超坐了15年牢，其母不斷申訴喊冤，引起媒體注意，2017年11月16日，最高院作出再審決定，認定張志超強姦致人死亡的事實不清，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指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該案。
三天前，即2020年1月13日，山東高院對張志超強姦一案再審宣判，認為原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改判張志超無罪，當庭釋放。
拿著無罪判決書的張志超和堅持不懈為他申訴的母親｜網絡圖片一個高一學生，為什麼會對自己沒有幹過的事認罪？
用腳趾頭都想得出來。
只說一點被媒體證實的：
案發時，張志超年僅16歲，但在四次訊問過程中，沒有家長、監護人或教師在場。在張志超訊問筆錄上簽字的兩位教師，後來面對山東省人民檢察院詢問時均承認，偵查人員詢問張志超時，二人均未在場，在訊問筆錄上的籤字，是偵查人員找他們在筆錄上補籤的。
冤獄多由刑訊逼供起，千百年來莫不如是。
自唐開始將「疑罪」寫入刑律，有罪推定在中國盛行千年，製造出無數冤獄。正史之外，散見於各種野史筆記的冤獄也有不少。
臨沭張志超冤案，讓我想起清代袁枚經手的「沭陽洪氏獄」。
臨沭—沭陽，地名上有同一個「沭」字，這不是巧合，而是，兩地都是沭河流經的地方，臨沭在上遊，沭陽在下遊。
同水同源，讓我們順流而下，再來看看兩百多年前的冤案。
乾隆九年(1744)，淮安有一姓吳的秀才，在沭陽一戶洪姓人家當教書先生。洪氏是當地土豪，請家教還包食宿，吳秀才帶著老婆兒子就住在洪家的外院。
某日，洪土豪擺謝師宴，請吳秀才和他兒子吃飯。那時候女性地位低，不能赴飯局，吳妻就留在家裡。當天晚上二更時分，吳秀才父子倆回到家，進門就看到慘劇——吳妻被人殺了，牆外扔著一把刀，正是他家平時切菜用的刀。
當時的沭陽縣令正是袁枚。他接到報案，親自去驗屍，發現吳妻頸部被割了三刀，粥都流到喉嚨外。現場除了那把兇器，沒別的線索。袁枚仔細察看死者頸部傷口，左重右輕，經驗判斷，兇手應該是個左撇子。
訊問之下，得知洪土豪有一家奴叫洪安，正是左撇子，於是將他抓來進行刑訊。
洪安開始承認了「犯罪事實」，後來又指控是洪土豪的兒子——即吳秀才學生指使的，因為小洪同學見師娘優美，起了色心，強姦未遂，怕師娘告訴老師，便指使洪安將她殺了。
袁枚又將小洪抓來進行審問。但小洪矢口否認，說家奴洪安曾因犯錯被他鞭打，懷恨在心，所以故意誣陷他。
沒有證據，案子就這麼懸著。期間，袁枚被調任江寧，接替袁枚當沭陽縣令的人叫魏廷會，他一看案卷，認定洪安是兇手，並具結上呈。
時任江蘇按察司的翁藻在仔細查閱卷宗後，認為供詞、人證、物證皆不足，把嫌疑人都釋放了，繼續追查真兇。
但是，案子過了十一年，真兇依然抓不到。
乾隆廿一年(1756)六月，袁枚的堂弟袁鳳儀從沭陽到江寧看望他，對袁枚說，十二年前你經手的案子破了，但破案過程甚是離奇：
沭陽有個武生員洪某，去年病死，棺材尚未落葬，託夢給他的老婆說，某年某月姦殺吳秀才妻那事是我幹的，我逍遙法外這麼多年，死後被冤魂上訴到天帝那裡，明天中午，會有雷來劈我的棺材，你快將我的棺材藏起來，避過此劫。
洪某的老婆從夢中驚醒，趕緊跟家人商議怎麼藏棺材，正說著，晴天霹靂，一個大雷擊中洪某棺材，將棺中的屍骨燒為灰燼，而旁邊的草屋、木器等卻完好無損。
案情這麼真相大白，確實有夠「雷人」的。難道這也是為了彰顯「正義也許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遲到這麼久，跟「缺席」有啥不一樣？
理性看待這事，如果真有雷劈棺材，那也是巧合，真相可能是這樣的：真兇姦殺了吳妻，逍遙法外過十年，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向老婆告白。他老婆怕受牽連或遭報應，才編了這麼一個「雷人」的情節。否則，外人怎麼知道？
再說，如果真有報應，吳妻的冤魂為什麼要等真兇病死才向天帝上訴？而懲善罰惡的萬能天帝，是否也秉承「不告不理」的原則？
這些反問並不多餘，袁枚自己對所謂「正義」的遲到或缺席也有疑問，講完這個案子後，他如是說：
餘方愧身為縣令，婦冤不能雪，又加刑於無罪之人，深為作吏之累。然天報必遲至十年後，又不於其身，而於其無知之骸骨何耶？此等兇徒，其身已死，其鬼不靈，何以尚存精爽於夢寐，而又自惜其軀殼者，何耶？
首先表示慚愧，因為身為縣令，不能捉拿真兇，還「加刑於無罪之人」。但是，代表「正義」的「天報」，遲到超過十年，還不報應在真兇身上，而是劈了他那「無知之骸骨」，這樣的「不會缺席」有個屁用？
《子不語》畢竟是筆記集，不是正史，但從袁枚的懺悔來看，此案應該是真實發生過的。他將自己「加刑於無罪之人」歸為「作吏之累」，倒是道出了清代刑吏的一些無奈之處。
按大清律例，命案從接報到審結，限期很短：
直省尋常命案限六閱月，盜劫及情重命案、掘墳一切雜案俱定限四閱月。其限六月者，州縣三月解府州，府州一月解司，司一月解督撫，督撫一月諮題。其限四月者，州縣兩月解府州，府州二十日解司，司二十日解督撫，督撫二十日諮題。（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四）
命案必破，且限期只有六個月，超期，當然是罰俸、降級了。
如此規定，哪個刑吏不想早日結案？再加上刑訊逼供是被允許的，連袁枚這樣所謂的「好官」，也難免「加刑於無罪之人」了（據說袁枚離任沭陽時，百姓夾道送行，攀車餞酒，灑淚話別）。
至於刑訊逼供的手段，「滿清十大酷刑」真不是吹的，《官場現形記》作者李伯元寫過另一本書《活地獄》，記載了當時的一些酷刑，神經大條的可找來看看。
袁枚是怎麼「加刑於無罪之人」的，他自己應該不好意思說，但從洪安一被審就承認殺人來看，若不是酷刑難熬，一般人斷不會只是為了誣陷他人就把自己的命搭上的。
讓人頗感意外的，倒是另一個官員——時任江蘇按察使翁藻。
按袁枚的說法，他的繼任者魏廷會將案子「具結上呈」之後，正是翁藻以供詞有矛盾為由，將洪安釋放了的。
按察使主管一省刑法，還兼管紀律檢查、行政監察等，相當於現在的省政法委書記兼紀檢書記。翁藻此人，史載不多，只知道他是杭州人，雍正三年進士，乾隆元年任上海道臺，乾隆十年任江蘇按察使，任上極重教育，「治獄多平反」。
從這些記載來看，翁藻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官員，還是有點正氣的，所以他才敢將證據不足的嫌犯給放了。雖然到最後也抓不到真兇，畢竟沒冤死好人，頗為難得。
白白坐了十幾年牢的張志超，如果知道發生於清代的這個故事，不知作何感想。
沒有證據顯示翁藻在是否有受西方律法的影響，但他不自覺採用了「疑罪從無」原則，比清末法學家伍廷芳在修律時正式將此原則列入，要早250年以上。
可見，只有「疑罪從無」原則，才能保證正義的不缺席。
相比沭陽洪氏獄，浙江一個無名的「六指人」就沒這麼幸運了。
「六指人冤獄」，先見於清末外交家薛福成的《庸盦筆記》，後被收入《清朝野史大觀·卷三》。
嘉慶年間，浙江某地有人娶妻，洞房之夜，新郎外出如廁，半夜才回。天亮，家人見洞房門開著，問新娘，新娘說新郎一早出門去了。過了幾日，新郎仍不見回，家人慌了，四處尋找，最後竟然在廁所的柴堆下發現了新郎的屍體。
家人驚痛之下，再詰問新娘，新娘說洞房之夜，新郎剛進房就出去上廁所，半夜才回來睡覺，「天快亮時，他問我有多少金銀首飾，都藏在哪，我一一告訴了他。他說他習慣早起，叫我繼續睡，然後又出去了。我剛才找了一下，發現首飾全沒了。」
家人再問那「新郎」長什麼樣，新娘說半夜燈暗看不清楚，只看到他右手長著六指——年輕人看到這裡可能有點納悶，怎麼新娘連新郎長啥樣都不知道？那時候都這樣，男女結婚前是不能見面的，婚禮時，新娘也蒙著蓋頭。
案發過程基本明朗，肯定是新郎去上廁所時，剛好有賊躲在廁所裡伺機行竊，被新郎發現，怕他喊叫，就將他勒死，然後穿上他的衣服再回洞房……第二天一早就騙了新娘的首飾逃走。
剛好村裡有一六指人，平時品行不端，家人認定此人就是兇手，便告官將六指人抓起來進行刑訊。
六指人受刑不過，招了，被判斬立決。新娘死了丈夫，自己又被賊人汙辱，沒臉再活，上吊死了；新郎的母親唯此一子，現在兒子兒媳都死了，活著也沒意義，也跟著上吊。
過了幾年，該地有商人到福建做生意，在旅店碰見一人，聽口音是老鄉。正聊著，那人忽然問，我們那兒幾年前有一新郎被殺，兇手後來抓到了嗎？商人說，案子早結了，兇手也伏法了。那人一聽，面有喜色，當時他正在洗臉，下意識地將右手藏起來。商人瞥見他右手長著六指，便不斷追問，說反正都有人替死了，事情都過去這麼多年了，把真相告訴我也沒什麼嘛。
那人才說，他跟被殺的新郎隔村，殺人後遠逃福建，現在遇到老鄉，才想探個究竟。商人答應不向外人透露，暗地裡派人向本地有司報案，一審就全招了。福建督撫將案子移交回浙江，將真兇定了死罪。
這個冤案，雖無具體地點、人名，但常識告訴我們，它的可信度比「沭陽洪氏獄」高。
值得一提的是，該案最後，不僅真兇伏法，涉案官員也受到懲處，原審知縣「以失入抵罪，自巡撫至知府皆照例議處」。
失入，即輕罪重判或無罪而判。也就是說，雖然是在盛行有罪推定、允許刑訊逼供的清代，製造冤獄的官員，一旦暴露，也還是要受法律制裁的。如果正義的每一次遲到，都能有這樣的結果，下一次「正義」又想遲到時，可能就得想一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