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許知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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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一下，十年後的仰光是什麼樣子？」兩杯啤酒過後，我問桌對面的Nay Pont Latt。
仰光的19街，像是1990年代的北京三裡屯的酒吧街與臺北夜市的混合體。密集排列的酒吧、燒烤攤，穿梭的食客、賣唱者，人們圍坐在低矮小桌前，飲酒、交談、吃雞肉串。
食客也映射出一個重新開放的仰光的新面目。我的隔壁桌是一對義大利情侶，他們在一張餐巾紙上畫出他們來自的那個小城的方位，是這個靴子形國家的最右下方，據說美得令人窒息。他們剛剛去過蒲甘，被那些佛塔驚呆可。他們的旁邊則是一個日本家庭，一個臉蛋胖嘟嘟的小男孩繞著桌子跑來跑去，母親的面孔白皙，父親頭髮蓬鬆。
在20世紀，日本與緬甸一種特別的親密關係。年輕的昂山將軍曾期待與日本人合作，驅趕走英國殖民者。在1990年代的局部開放中，日本資金與技術則是緬甸發展的重要力量。當華為、小米的品牌形象出現在路邊的小店裡時，市中心則矗立著37層的「櫻花大廈」。
Nay Pont Latt 短髮，英俊，經常性地大笑，身著格子襯衣，腿上是一條松松垮垮的牛仔褲，我總擔心它會隨時掉下來。他是比Ma Thida更年輕一代的反抗者，出生於1980年。塑造他的事件不是1988年的起義，而是2007年的「袈裟革命」。在那一年，數十萬的僧人走上街頭，表達他們對於軍政府的不滿。這是自1988年來緬甸最大的一場示威。僧侶在這裡的標誌意義不僅在國內激起廣泛共鳴，更贏得了國際社會的關注。自1947年建國以來，軍人、學生與僧侶，就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三個支柱，如今後兩者都已公然反對第一個。
Nay Pont Latt的博客成為了外界理解這場運動的重要窗口。他是這個國家最早的一批blogger之一，還開辦了兩家Internet Café。這在當時的仰光是個徹頭徹尾的新事物，新到尚未進入審查部門的眼界。
Nay Pont Latt畢業於仰光科技大學，卻一心要成為一個作家。緬甸的軍政府擁有世界上最嚴密、荒唐的審查制度，作為一個年輕作者，他發現自己找不到發表渠道。
當他前往新加坡工作時，發現了博客。這個城邦之國，有著除泰國之外的第二大海外緬甸人社區。自1962年的「緬甸道路的社會主義」實踐以來，向外移民就成了就成了最聰明、能幹的緬甸人的最佳選擇。仰光與新加坡的平行故事，也象徵了20世紀後半葉的東南亞的戲劇轉變。從1930年代到1960年代，仰光是這個地區最富裕、繁榮、世界性的城市，仰光城區那些沉默、典雅的殖民地風格的建築群，讓人想起上海的外灘或是開羅的法國區。當李光耀在1960年代初訪問仰光時，他的夢想是將新加坡變成另一個仰光。但半個世紀過去了，新加坡大放異彩，仰光則淪落在歷史廢墟中。
「我象是突然發現了一個新世界，沒有審查，沒有人告訴你該刪除什麼，你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他回憶起最初的快感。他不僅體驗到自由之快感，還在海外緬甸人社區找到了追隨者。他的博客成了很多人理解緬甸的窗口。他為此付出代價：他2008年1月被捕，因一個荒唐的、明顯被捏造出來的罪行，被判處20年徒刑。接下來，很多網站被禁，博客被認定為非法。
「我沒有特別的擔心，也不會覺得要坐滿20年」，提起六年前的審判，他幾乎是笑著說，「監獄是個適合寫作的地方，你能集中精神。」
入獄也給他帶來巨大的影響力：美國筆會在2010年授予他Barbara Goldsmith 獎（Ma Thida也曾得過這個獎項）；《時代》雜誌則評他為「最有影響力的100人」；小說家拉什迪為他撰寫了推薦語，稱他代表「一代緬甸人在令人絕望的審查中尋求自我的聲音」的努力。
榮譽轉化成國際壓力。四年之後，他出獄了，一個高速變化的時代到來了。像很多知識分子、作家一樣，他捲入了政治，在剛剛結束的大選中，他作為全國民主聯盟（NLD）的候選人，在仰光的地方議會中贏得了一個席位。他即將成為一個議員。
作一個議員意味著什麼？交通堵塞、電力供應不足、鄰裡的糾紛、學校經費、彈劾腐敗官員……或許還有更多。我們在19街見面時，Nay Pont Latt剛剛從一場冗長、或許也無聊的培訓中脫身。這是即將執政的全國民主聯盟的舉措之一。像很多曾經民主轉型的國家一樣，權力的反抗者們突然變成了權力的一部分，他們沒有絲毫經驗，也缺乏運轉這些權力的物質支持。
對於這種彼岸花，Nay Pont Latt既興奮，也感到不適應，他多少覺得，自己喪失了很多自由，或許做一個作家更適合自己。
「變成另一個新加坡」，他這樣期待十年後的仰光，他半開玩笑的說，李光耀固然是個獨裁者，卻「是最好的獨裁者」。
提起蒲甘書店，Hunny流露出某種不自在。
「那不是真正的書店」，他說，「如果你想的話，我帶你去附近的幾家。」
對於我們這些外來者來說，39街上的蒲甘書店是仰光的必去景點，或許就像是舊金山的城市之光、巴黎的莎士比亞一樣，它們都是窺視歷史的一個窗口，也都出現在《孤獨星球》中。
但與世界這些著名的獨立書店不同，蒲甘書店以銷售盜版書著稱。從英國人類學家1940年代的北部考察到翁山蘇姬的最新專輯， 這家不超過15平米的簡陋小書店，似乎收集著關於緬甸的所有英語著作。奧威爾的《緬甸歲月》、《動物莊園》也佔據的顯要的位置。多年來，緬甸人相信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這個國家。
這些書都驚人地便宜，因為它們要麼是快印出來的，要麼就乾脆是複印的，色彩、紙張都散發著一股廉價的氣味。但確是迷人的氣味，對於一個不懂緬文的外來者，倘若你想真的的理解這個國家，這似乎是必經之旅。
我也能夠想像對於一個信息閉塞的社會，這樣一家書店意味著什麼。它既是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也是一個通過他人目光理解自己的新視角。想像一下，倘若你生活在1970年代的北京，突然發現了一個收集了費正清、賽珍珠、林語堂、CIA的中國報告、毛澤東的外國傳記等作品的角落，那該是怎樣的欣喜。
Hunny不準備分享我的這種欣喜，他甚至想迴避它。在香格裡拉的咖啡廳，我見到了這個臉頰鼓鼓的年輕人。不過30歲，他已是這個國家最著名的獨立出版人，同時也是一名詩人，是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項目的參與作家。他本名是Myay Hmone Lwin，但他喜歡別人叫他Hunny。他有個柔美、能幹的妻子，替他打理著出版社的日常事物，還有個聲名卓著的嬉哈樂手哥哥，將傳統音樂與說唱樂混合在一起。
17歲那年，他從大學輟學，開設一家小小的出版社。他覺得在大學裡實在沒什麼可學的，同學們都沉浸於賭博與酒精裡。多虧他有一個開明、富有的父母親，他開始了這樁被很多人視作瘋狂的事——在這樣一個有著嚴密審查的國家，你想成為一個出版商？
他最初的生意岌岌可危。他挺了過來，而且挺到了審查制度在2012年的終結。他突然發現，他可以出版任何自己想出版的東西。因為一本書的出版，他甚至有了盈餘。前總理吳努的回憶錄，銷出了5萬冊，這在普遍銷量是1千冊的緬甸圖書市場是個驚人的成就。
吳努也是他敬佩的政治家之一，在某個層面，像是周恩來式的人物，代表著緬甸建國一代中的世界主義、自由開放的一面。他是這個國家的第一任總理，也支持文學、藝術、出版業。這個氣氛在1962年的政變之後戛然而止，吳努本人則成了政變者奈溫的公開反對者，儘管是個失敗的反對者。對一些緬甸知識分子來說，吳努也代表著一個被錯過的歷史機遇。在1990年的大選之後，他曾希望自己充當全國民主聯盟與軍方之間的橋梁，但他的提議被拒絕了。
Hunny也是Ma Thida與Nay Phone Latt的回憶錄的出版者。在審查制度廢除後，監獄生涯的回憶錄創造了一個不錯的門類，它也是一個國家自我治癒的一部分。
對於Hunny來說，這一切僅僅是開始。我前往他開設的書店，象一個臨時的小倉庫，簡陋卻欣欣向榮。我甚至看到一本緬甸版的魯迅文集，如果沒有猜錯，應該是《野草》。
隔著他的辦公桌，他講起他的雄心與憂慮。他們獲得了出版的自由，但支持一個出版系統所需要的物理條件卻很不成熟。閱讀者們主要集中在仰光與曼德勒兩所城市，人們對於書價的預期是1-2美元。只有把發行擴大到更多的城市乃至鄉村，出版業才可能真正蓬勃。他也憂慮普遍的盜版，它是對創作者與出版者的最大的摧毀。或許，這也是他對於蒲甘書店的主要不滿，它令盜版變得公然與理直氣壯。
在仰光所遇到的朋友中，Hunny有一種少見的國際化視野和對外界的真誠好奇心。他剛從新加坡作家節歸來，在那裡，他分享了緬甸的翻譯出版經驗。他送我兩本文集，一本是他自己的詩集的英譯本，另一本則是自1994年起參與愛荷華寫作項目的緬甸作家的作品英譯集。其中流露的氣息讓我想起1980年代中國作家們在西方的初次亮相。回憶起三個月的美國經驗，他說，那裡的年輕人似乎什麼也不擔心。但在仰光，一個青年要有太多的心思花在日常生活上——交通、食物、前途，憂慮似乎壓垮了每個人。
Hunny也對中國頗有熱情。Hunny的叔叔是一個緬甸共產黨員，當這個組織在1989年解體後，他移居到昆明，在從昆明寫來的信中，他不斷強調中國有多麼偉大，而緬甸處處是失敗。Hunny也說起馬雲與莫言，他們是最被當地知曉的兩位中國人。
最後一晚， 我搬到了仰光河畔的Strand Hotel。吊扇、百葉窗、藤椅、朗姆酒，對於這些昔日英國殖民者鍾愛的熱帶風格，我也充滿熱情。事實上，在東南亞、非洲旅行時，我常刻意尋找這些遺蹟，它們總代表著換典雅、懷舊與舒適。即使在自己的國家也是如此，從上海到漢口，那些曾經代表「屈辱」的殖民痕跡，總散發著意外的魅力。
自1903年建立以來，Strand Hotel是仰光最著名的酒店，不僅毛姆在此住過，奧威爾也很可能在此喝過一杯。「帝國」不僅是艦炮、刺刀，也是審美、風格。它接下來的故事，悲傷又熟悉。在獨立的緬甸試圖「追求社會主義道路」時，它陷入管理不善、破敗，然後索性關閉了。1990年代初，在經過1980年代末的鎮壓與動蕩後，軍政權的新掌權者在經濟上作出了開放的姿態，Strand Hotel重新開張。如今，它煥然一新、繁忙不堪，要提前多日，才能訂到房間。那個五官精緻、聲音柔軟的前臺男孩子告訴我，這酒店目前的主人姓「高」，一位華人的商人。
我花了一個下午，在仰光河旁的散步。除去Strand Hotel，這裡還有成群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它們是銀行、俱樂部、交易市場、領事館、貿易公司，是巴洛克、新古典的風格……你幾乎可以想像它曾經是多麼繁華、擁擠、亢奮。聶魯達曾在1927年到過此地，這位詩人出任了秘魯駐仰光的領事，他稱這個城市正處於它的巔峰時期，是一個「血、夢想與金子的城市」。但此刻，你看到的是沉默、骯髒、衰敗，即使如此卻有一種懍然的美與壯觀。像是一個破敗的上海外灘，甚至更壯觀一些。我也想起了Nay Pont Latt兩天前的期待，仰光要變成另一個新加坡。倘若從此遺蹟看來，仰光實在代表著一股被壓抑、令人嘆為觀止的能量。
在此開個書店怎樣？倘若租下河邊的那幢綠外牆的四層樓中一層或兩層，把它改造成一個書店、咖啡的混合體，邀請緬甸作家、藝術家們在此談論他們關心的一切，也吸引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們駐足此地。我不僅可以觀察這個國家的變化，或許也可以成為變化的一部分。用不了幾年，這裡註定會大放異彩。這感覺象不象一個外來者在1980年代初來到上海，住在和平飯店，租下外灘的老樓，開一個中英文混雜的書店。它不是一家書店，是一個感受與激發時代變化的窗口。
19世紀，那些在在本土找不到舞臺的蘇格蘭人、愛爾蘭人，在雪梨、新德裡、香港、福州，找到了嶄新的人生機會。他們既帶有一個自認為「文明人」的身份優越感，又有參與新視野的自我實現的滿足感。他們又把在這個廣闊世界的經驗，帶回到本土，豐富了英國社會對自身的理解。是的，我們已充分了解「帝國」的殘酷、屈辱一面，但誰也不能否認帝國的另一面：它是對技術、知識、制度的傳播，它同時滋養熱情謳歌者與尖銳批評者——吉普林與奧威爾不都是「帝國」最重要的子民嗎？
中國正在經歷類似的變化嗎？倘若世界與中國自己認定她正出於一個大國崛起的軌跡中——就像昨日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國與美國——她就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意志」與「風格」強加給世界，甚至也無法迴避它一直試圖否認的「帝國」、「新殖民者」的概念。「帝國」的形態早已轉變，它不再意味者主權控制、土地爭奪，卻仍與權力、金錢、影響力緊密相關。誰能逃脫歷史之權力、虛榮心的誘惑？
十幾年來，伴隨著中國在世界各地的投資，正在湧現處一批新式的「中國人」，他們把在本土無法承載的能量與雄心，轉移到陌生之地。與之前的幾次的移民潮不同，他們背後的不是一個貧窮、脆弱、動蕩的中國，而是一個迅速富強的中國，並被普遍認定是21世紀歷史的決定性力量。
緬甸也是觀察這個變化的有趣視角。在昆明前往瑞麗的長途汽車上，一個河南人用罵罵咧咧的口氣對我說，他將要去中非的一個他說不清名字的國家，因為他的公司拿到一個水電站的投標；在仰光的一家雲南牛肉麵店，一個來自西安、不到三十歲的小夥子，則是中興通訊駐緬甸的CFO，他帶我在Inya lake旁打高爾夫，去當地最好的酒店喝啤酒，過著典型的上層社會生活；還有一位我北大的師兄，他是一家中國銅礦公司的發言人，正忙於在一場風波中捍衛自己公司的權益，他把全家都搬到仰光，僱傭了兩個緬甸保姆……
這也是一個戲劇性的變化。似乎每個人仍在課本上學習中國面對帝國殖民者的各種屈辱，本國卻突然之間變成了新的「帝國」。在雲南的講武堂參觀時，講解員在聲情並茂地講述20世紀初的法國人將鐵路修到昆明的「殖民野心」，但同時，21世紀的緬甸人正在抗議中國人在該國修建的水壩、石油管道、港口……
該怎樣理解這種變化？又該怎樣評估這變化對世界、對中國自身帶來的影響？讓我最感沮喪的是，我們似乎對這一壯觀的進程，缺乏基本的知識興趣。也因為缺乏知識興趣，它使得中國的行為——不管是龐大的央企還是一個普通小販——都變得盲目、難以持續。它更是難以轉化成對自身理解的豐富化。所有的行為，都導向狹隘的、短期的經濟利益。沒有制度、知識、文化上的支撐，狹隘經濟行為，則註定短命的。仰光一位聲譽卓著的華人商人告訴我，在超過20年的時間裡，中國幾乎是孤立的緬甸唯一的支持者，當緬甸再次開放時，中國卻缺乏對應的商業布局。很多中國商人也難以理解，這個國家為何出現這麼強烈的「反中」情緒。很有可能，中國在世界各地的實踐，就像是她的二線城市那些房地產項目一樣，曾經在一段時間裡喧囂不已，吸引了各方的注意，然後又一夜之間，又陷入寂靜無聲。這些醜陋的房屋，既沒有經濟效應，又缺乏美學效果。
回到我那個小小的仰光書店的設想。成為一種新型expat固然是一種誘惑：你逃離了北京日復一日的熟識生活，還有令你不安的壓抑氣氛。你仔細觀察一個迅速變化、引人興奮的社會，或許還能寫成一本小書，把這變革經驗儲存下來，它對一個未來的中國社會有所幫助。它興許還能給我帶來這樣一種錯覺，我在進入吉普林、約瑟夫·康拉德、伊夫林·沃的行列，他們在帝國的邊緣地帶，描述帝國的「黑暗之心」……至少，它為這個仍在不斷擴充的外部中國，增加少許的新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