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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媒體忙著報導巴黎《查理周刊》遇襲時，西非國家奈及利亞爆發了一場令人震驚的屠殺。從1月3日起，奈及利亞極端組織「博科聖地」在奈及利亞東北部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襲擊，燒毀了至少16個城鎮和村莊，在5天時間裡，屠殺北部城鎮巴加2000餘人，殺得巴加幾成死城。即便是在中東亂局中崛起的IS極端勢力，也沒有像這樣一次屠殺如此多的平民的記錄。
奈及利亞實行西式的多黨自由選舉制度，2014年剛剛取代南非成為非洲第一大經濟體。這樣一個聽起來「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的國家，應該是非洲人民心目中的王道熱土才對，居然能出大屠殺這樣的事情，真是太不科學了。然而，事實就是這麼殘酷。這個「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的國家百病纏身，而「博科聖地」只不過是它近年來遭遇的一場急性病而已。
「博科聖地」是奈及利亞國內一支伊斯蘭極端恐怖組織，2002年發跡於該國北部的邁杜古裡，2004年後逐步擴散至整個北方地區，2009年以後活動軌跡開始蔓延至其他地區，範圍已經超出了國界。2011年，「博科聖地」襲擊了聯合國駐奈及利亞代表處大樓。2013年5月，奈及利亞總統喬納森宣布博爾諾州、約貝州和阿達馬瓦州進入緊急狀態，下令剿滅「博科聖地」。可悲的是，在美式反恐的全球戰略下，「博科聖地」直到2014年2月才剛剛入列「恐怖組織」名單。然而，這一遠離美國利益中心的組織卻日漸強大。
病毒總是藉助機體自身的弱點而起作用。作為一個生長於奈及利亞本土的組織。「博科聖地」的發生與成長同該國複雜的內外環境息息相關。作為一個脫離英國殖民獨立建國的新國家，當代奈及利亞政治體制幾乎完全仿照美國的聯邦共和制。同時，該國至今仍是大英國協的成員國之一。殖民後遺症困擾這個國家多年，政治革命徹底，社會革命幾乎不存在，奈及利亞成為了政治爭端與族群衝突的溫床。
如同許多非洲國家一樣，奈及利亞並不是一個由來已久的政治統一體，而是一個由英國殖民者用外力在短期內捏合成的國家，國家認同與公民身份都處於非常脆弱的狀態，就連中央政府都被某些族群主導，難以獲得其他族群的認同。奈及利亞共有1.7億人口，有250多個部族，宗教信仰的邊界與族群、地域邊界重合度極高：位於北方的豪薩－富拉尼族主要是穆斯林，少數為基督徒，西南部是約魯巴族，穆斯林和基督徒夾雜，而東南部伊博族，大部分為基督徒，少數是萬物有靈論者和伊斯蘭教徒，中間地帶的居民中流傳著數百種不同的信仰，他們和周圍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也有頻繁的衝突。穆斯林為主的族群和基督徒為主的族群相互到對方的地盤上傳教，這本身就足以引發很多爭端。即使沒有「博科聖地」這樣一個組織存在，不同族群之間的關係也長期處於緊張狀態，歷史上多次出現死亡上千人的宗教騷亂。而有著如此極端的「聖戰」口號的「博科聖地」，無非只是在這場利益亂鬥中，給一部分群體搭建了組織和武裝平臺。
更要命的是，奈及利亞的經濟-社會分層與地域和宗教的邊界也出現了極高的重合。東南部伊博族人居住地區歷史上就比較富裕一些，獨立後長期主導政府運作。60年代初，在伊博族人控制的地區發現了大油田，而伊博族人試圖壟斷資源，不願意與其他族群分享，這就引發了豪薩－富拉尼人與約魯巴人的忌恨。石油利益的分配，在60年代引發了軍事政變，之後又爆發了大規模內戰，奈及利亞人口損失達到數百萬之巨。但內戰的結束並不是衝突的結束，即便在奈及利亞終結軍政府統治、實行多黨選舉之後，武裝衝突在這個國家仍然是家常便飯。北部穆斯林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上的落後，更是為極端主義的傳播提供了社會基礎。
從數字上看，奈及利亞的GDP已經超過南非，位居世界第21位。但這個數字跟民眾的生活水平之間的確沒有太直接的關係：（1）要考慮到奈及利亞的人口是南非的三倍以上，這樣一算，人均GDP只有南非的三分之一；（2）GDP的百分之四十，政府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來自石油產業，但石油產業又主要分布在東南部，只是為東南部解決就業，對其他地區的貢獻很少。但由於地方官員嚴重的腐敗和瀆職，即便是東南部的民眾，也未能從石油工業的繁榮中獲益多少。在奈及利亞，提供最基礎的教育和醫療服務，是各州政府的義務，而不是聯邦政府的義務，但州政府經常無視這種義務。五分之一的兒童在5歲之前夭折，相當於每年死亡100多萬，這是一個讓人觸目驚心的數字。（3）對GDP貢獻較大的製造業、服務業主要集中在拉各斯、卡杜納、哈科特港和阿布賈四個城市，其中只有中北城市卡杜納算是跟北方擦點邊。但即便它也是分裂的，穆斯林住在城市北部，基督徒住在城市南部，二者經常發生衝突。北方地區經濟落後，穆斯林民眾缺乏謀生的手段，而人口又在不斷增長，這在任何社會都是一個火藥桶。
讓我們來看看「博科聖地」本身的政治目標及意識形態。「博科聖地」，阿拉伯文為جماعةأهلالسنةللدعوةوالجهاد，直譯為「傳播先知教導與聖戰人民組織」。該組織一度有一個非正式的名字「Yusifiyyah」，其阿拉伯語意可以理解為「約瑟夫的使命/黨」。此名來自於組織的創始人穆罕穆德·約瑟夫。而這個諢名的組詞形式，與著名的「瓦哈比派」（وهابية，讀作alwahabiyyah，主要由沙烏地阿拉伯和卡達倡導的伊斯蘭極端原教旨主義派別，主張用「聖戰」爭取阿拉伯半島的統一和民族的獨立）類似，均為人名連接詞尾構成。在其發源地奈及利亞北部城市邁杜古裡，當地老百姓用豪薩語稱之為Boko Haram。這裡Boko的意思是「虛假的、西方的」，其字源據信是英文「書籍」（book）的變音，因此引申為「西方的教育」。Haram出自阿拉伯語，本意為禁忌、犯罪。兩詞相連，意為「禁忌罪惡的西方教育」。作為一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該組織的信條為反對西方文化、現代科學、西方教育制度，反對民主選舉投票，反對穿襯衫、穿短褲，在該組織眼中現今的奈及利亞是被非信徒所控制。也就是說，它抵制一切腐蝕穆斯林的西方事務，這樣的教義在極端穆斯林和下層青年人中有相當大的號召力。在該組織活躍的奈及利亞北部地區，這樣的宗旨與口號響應了極端伊斯蘭者面對現實政治腐敗以及道德正確的需求，在政治的對立中劃分出「我者」與「他者」，更強調與奈及利亞現行的政治體制（即西方）的對立。在奈及利亞國內法律系統被濫用，政治黑暗，並且治理不善，腐敗盛行，完全忽視基本的服務和教育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群眾對現狀極度不滿。對非洲穆斯林來說，伊斯蘭教給他們提供了一個身份認同的憑證，在這樣的背景下，「博科聖地」很容易獲取一些民眾的同情和支持。
此外，在實行議會多黨選舉制度的奈及利亞，政黨間權力鬥爭使「博科聖地」成為暗中爭相拉攏利用的對象。有證據顯示，人民民主黨和全體奈及利亞人民黨都曾為爭取「博科聖地」的支持而對其妥協，甚至向其透露機密信息。政治精英階層為謀取自身利益，甚至將「博科聖地」作為一種政治鬥爭工具。這也為「博科聖地」的發展提供了可乘之機，它利用某些政治精英的腐化心態，滲透進奈及利亞政府內部。就是這樣看似與文明背道而馳的荒謬主張，在「文明衝突」的國際與政治敗壞的國內環境中得到幾個方面勢力的支持，這是「博科聖地」存在的根源所在。
在「博科聖地」與ISIS及蓋達組織的關係上，無論從行動方式，還是從武器來源、組織架構上來看，幾者都有著相似之處，有觀點指出「博科聖地」已經效忠於ISIS。另有消息指出，「博科聖地」和蓋達組織在北非馬格里布和東非索馬利亞的分支機構有聯繫。2007年，奈及利亞政府曾逮捕過一批涉嫌與蓋達組織有聯繫的伊斯蘭極端分子。有報導稱，2011年6月16日阿布賈警察總部自殺式爆炸襲擊就是由從索馬利亞接受過專門訓練的「博科聖地」成員所為。利比亞卡扎菲政權倒臺後，大量武器越過撒哈拉沙漠進入奈及利亞。武裝分子活躍在尼東北部和喀麥隆、查德交界地帶，很難完全剷除。然而，在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戰略架構下，「博科聖地」，及其背後的瓦哈比主義原教旨傾向均無法得到真正處理。「反恐戰爭」打擊的目標極具戰略選擇性，「反恐戰爭」的口號與其真正打擊目標之間高度不統一。隨著阿拉伯世界2010年開始的動蕩，這一口號的錯亂本質進一步凸顯，淪為維護主導「反恐聯盟」國家利益的手段。所以出現中東地區越反越恐，瓦哈比化擴張速度加快，地區碎片化程度進一步加深的嚴重問題。而「博科聖地」這個中東之外的瓦哈比化伊斯蘭組織得以出現並發展，與這種「反恐戰爭」戰略的本質錯亂更是關係密切。
「博科聖地」是生長在當代奈及利亞土地上的一朵惡之花。滋養它的，是高度複雜的國際環境與奈及利亞今天嚴重的經濟發展失衡、貧富分化、政治管理失效和腐敗等問題。打開媒體，看到的幾乎都是又有多少人死亡、受傷，多少房屋被毀，圖片裡都是奈及利亞的平民絕望的眼神、燃燒的車輛，可是這種平面化的報導是否真正有價值？簡單仿照西方國家對待掛著「伊斯蘭」旗幟的「恐怖主義」那樣，試圖在現有僵化的西方國際關係與政治思維內部，把它放上「恐怖組織」的國際名單，抨擊「伊斯蘭的憤怒」，通過媒體譴責、咒罵、抗議，是否是一個可行的解決之道？
真正有意義的解決路徑，是避免陷於媒體那種簡單化、標籤式的分析方法，剝去伊斯蘭、政治、西方等種種外衣，放棄那種對於某種制度的盲目信任，既能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語境下思考，又能進入奈及利亞社會的具體語境，從根本上思考改換滋養「惡之花」生長土壤的方法。奈及利亞靠賣資源，完全可以做到GDP數字年年攀升，但這改變不了它百病纏身的事實。如果發展的成果分配高度不公，無法惠及普通民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最後不過是壯大了極端主義組織的群眾基礎而已。這是奈及利亞的教訓，但絕不僅僅是奈及利亞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