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軍中情人」、愛國愛家，未必是真實的鄧麗君。這都是家與國的合謀，是生前套在她身上的鎖鏈。斯人已逝15年，這鎖鏈竟是一絲一毫也沒有打開！
2010年5月8日，是鄧麗君去世15周年紀念日。兩岸同時掀起紀念鄧麗君的活動。大陸這邊，連篇累牘的是鄧麗君喚醒人們感情 世界的回憶故事；對岸海島上，整臺整臺的節目則聚焦於鄧麗君捐錢為前線弟兄加菜、絕不錯過勞軍晚會、在前線向大陸喊話、穿軍服敬禮等歷史鏡頭，最後一幕，則濃墨重彩地渲染她棺木上覆蓋「國旗」的哀榮。
那個曾經存在過的生命，那個活得溫婉又寂寞的女性，她真實的一生究竟是如何？無從追憶。
身世浮沉作家平注意到了這些視角相同、主旨相同、絕對和諧、千臺一面的紀念奇景，欲言又止地在一篇文章中發問：「只依（鄧麗君的）弟弟說的，家人是她最大支柱，愛國是她人生的志業」，那麼如何解釋她一次次的遠走，如何解釋她選擇異國戀人，選擇異地他鄉，東京、 香港、巴黎，終於遠至清邁？」
紀念鄧麗君的人，沒有一個真的了解她。平只差把這句話直接抖摟出來：所謂「軍中情人」、愛國愛家，未必是真實的鄧麗君。這都是家與國的合謀，是生前套在她身上的鎖鏈。斯人已逝15年，這鎖鏈竟是一絲一毫也沒有打開！
從平提供的隻言片語，我們已或可窺見那個我們決難以想像的真實鄧麗君。一方面，在戒嚴的大背景中，她受著黨國「訓育」，謹言慎行；另一方面，為著小小的越軌言行（在廣播裡和主持人隨口說了一句「想到對岸為青年朋友們辦演唱會」），她要屢屢澄清，屢屢公開表態，以求政治上過關；而與此同時，海峽對岸正把她作為敵對勢力、作為資產階級的「精神汙染」，掀起一輪輪聲勢浩大的批判。
一個嬌弱女子，在大時代的巨輪中，好似被翻卷、擠壓在各種不同力量形成的旋渦中。但令人詫異的是，這女子或許柔弱，卻決不是如人們想像的那樣唯唯諾諾。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裡，這樣的鏡頭足堪玩味：在終於能夠遠離臺灣之後，她選擇在坎城的海灘暢快裸泳；明知身患哮喘，或有生命之危，但她寧可在泰國清邁的旅館度日，也不選擇回歸家鄉；生命的最後時刻，艱於呼吸的她，嘴裡艱難而痛切呼喊的是——「媽媽」……
難道，她一次次的遠行，真的是為了讓家人找不到她、讓世人終於放過她？卸下現實的重負之後，她選擇了隱居，選擇與一個好似邊緣人的法國男子廝守，莫非真的是祈望自己在這個讓她喘不過氣來的人世間脫身？
這麼看，以童星起家，一上星光熠熠的鄧麗君，其一生不僅談不上幸福，簡直可說是歷盡劫波，嘗盡了苦難和孤獨。時代變遷的巨力盡數壓在她身上，直到筋骨盡被扭彎，但她仍然不失寧靜、柔美、悠揚、端莊的風度。也許正好是這個事實，可以解釋那溫潤婉約的女性柔情中，何以竟有難以化解的悽美和滄桑。
糖衣炮彈1949年，動蕩百年戰塵初定。在 中國歷史被遽然改寫的同時，120萬敗退到臺灣的國民黨官兵的命運也被改寫了。河北籍中尉鄧樞帶著山東籍妻子趙素桂和兩個孩子，跟隨著部隊在臺灣各處輾轉，變成人地兩疏、生活清苦的外省「眷村家庭」。
1953年1月29日清晨，已經生有三個男丁的鄧家在雲林縣一間農舍裡迎來了第四個小生命，一個女孩，父親給她取名「麗筠（yún）」，寓意「美麗的竹子」。許多人把這個「筠」字念成「均」，因此有了日後紅遍大江南北的名字——「鄧麗君」。
1967年，14歲的鄧麗君加盟宇宙唱片公司，灌錄第一張唱片《鳳陽花鼓》；1969年，她為臺灣首部電視連續劇《晶晶》主唱同名主題曲，引起鬨動，鄧麗君的閃亮星途從此開始。
鄧麗君這個名字傳到大陸，已經是20世紀70年代的尾聲。大陸人「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捂著棉被聽鄧麗君」，如此情景顯然被誇張了。當時大陸閉關鎖國，兩岸軍事敵對，大陸人要聽鄧麗君的歌，只能從收音機的短波裡，痴迷鄧麗君者顯然屬於極少數。在那個階級專政極為嚴酷的時代，有多少人願意甘冒坐牢的危險赴「敵臺」幽會鄧麗君，只為了幾首好聽的歌曲？
「鄧麗君時間」通過「央廣」的短波頻率向大陸播放，直至1995年鄧麗君去世後才停播。作為一個宣傳工具，鄧麗君經常參加各種勞軍演出，其中，特別具有標誌意義的是到金門去，慰問那裡的「前線弟兄們」。直到1991年，已漸漸淡出歌壇的鄧麗君，仍然前往前線慰問官兵。鄧麗君在金門前線馬山觀測所慰問時，曾向大陸喊話。
在那樣的歷史背景下，不說《梅花》等是赤裸裸的歌頌臺灣「美好政治」之作，就連《小城故事》這樣的歌曲，也被賦予了別樣的含義。上世紀80年代初，大陸有一種輿論認為，所謂「小城」就是臺灣，那是個充滿眼淚和苦難的地方，可歌裡說「小城故事多/充滿喜和樂/看似一幅畫/聽像一首歌」，真是顛倒黑白！臺灣充滿假惡醜，可歌裡唱「人生境界真善美/這裡已包括」。歌曲最後還唱：「請你的朋友一起來/小城來作客」，擺明了是引誘大家叛黨投敵！所以，這也是赤裸裸的反動歌曲。
別以為對《小城故事》的解讀，純粹是官方捕風捉影的虛構。海峽兩岸森嚴敵對的形勢，政治和軍事彼此「心戰」的現實，確實暗埋下政治暗喻的隱秘邏輯。總之，它確實存在，在許多人的心裡，不需要官方的提示和強迫，就會有此聯想。
靡靡之音1979年是大陸的轉折之年，「文革」結束後，文學界以「傷痕文學」，思想界以「人道主義」，反省極左思潮對人性的戕害。具有感情 復甦先聲意義的劉心武小說《愛情的位置》（1979），最早點燃了關於愛情位置的大討論，並很快以廣播小說或廣播劇的形式傳遍全國。
在思想解放的系列故事中，鄧麗君的流行決非原因，而是結果。它並不是促成大陸思想解放的支配力量。但在思想界的勇士奮力鑿破第一層堅冰之後，鄧麗君的意義隨之而來。勇士所取得的艱難成果從意識形態上層向下層擴散，但是進境極為緩慢，是鄧麗君把其中的一部分能量普及開來。鄧麗君歌曲 復甦了芸芸眾生的愛情嚮往，恢復了人們心中情愛 世界的版圖，在「 靡靡之音」的吹拂下，你儂我儂再不是羞於啟齒的道德私處，我們終於變成「我」，社會的「螺絲釘」終於變成人。
此時，大陸流行音樂的重要演變，直接或間接，背後都有鄧麗君歌曲的魔力操縱。在時代歌曲從廟堂音樂向世俗音樂轉化的大潮中，鄧麗君是看不見和看得見的手，李谷一、蘇小明、朱明瑛、程琳……越來越多的歌手採用感性的、輕柔的唱法，但遠還不至於性感，80年代出現在歌曲藝術上的整體美學轉向，莫不與鄧麗君有關。
但鄧麗君是性感。在大陸人人性覺醒的開端上，鄧麗君佔據了極為特殊的地位。當幾代人回望著這條幽幽來，鄧麗君的歌聲給了他們最初的感情回憶，情形一如初戀的情人。今天人們紀念鄧麗君，一如紀念初戀情人給自己帶來的愛情的覺醒。
聽鄧麗君的歌，成為重新學習自由情感的一門課程。在政治生活長期主導的時代，大陸人已經不怎麼會談情說愛了，男女性徵的差異，在「男女都一樣」的革命要求下已經變得模糊，幾乎被填平。在如此感情貧瘠之年，鄧麗君決不只是幾首歌曲，還近乎於愛情本身，甚至她的個人形象、言語口吻，恢復了女性的生理性徵和女性美的特質。她的歌聲輕柔嬌媚，她的笑容溫潤甜美，她的眼波流動如水，她的情話讓你耳熱心跳。面對著仍近在眼前的工農兵文藝如鋼鐵般的冷酷美學，鄧麗君似呵氣如蘭，如軟語溫香。柔情萬種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這麼大的意義，對那個年代普遍壓抑的人性來說，這種本質上屬於小情小調的東西，竟成為一股啟蒙的力量。
差不多基於以上原因，雖然主流媒體用「 靡靡之音」、「流氓歌曲」、「精神流毒」的大帽子批判、圍攻、封殺鄧麗君歌曲，卻絲毫無損於這些歌曲繼續在民間傳播。完全是在半地下的狀態中，鄧麗君先是給人震驚、接著讓人緊張、最後卻形成如春風般的撫慰，成為億萬人的心靈湯藥，成為一代人心中永遠的經典。
1987年，《鄧麗君歌曲精選》（一、二、三、四）在 中國唱片公司出版，這是解禁的標誌，此後，即使在官方輿論中，鄧麗君亦不再被視為「毒草」。
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思想活躍、自由開放尺度飛速躍進的年代。90年代，全民思想的風氣轉向輕意識形態，追隨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方向。1992年，劉忠德上任文化部長，他作出努力：想讓鄧麗君來大陸開演唱會。14年之後他回憶說：「鄧麗君一直想到大陸開演唱會，我們也準備讓她來。可剛決定沒幾天，報紙上登了則消息，說她參加了國民黨特務組織。這下就得等調查完了才行。調查清楚了，而鄧卻在1995年5月8日猝死於泰國。」
宿命結局盧梭說：「人生而自由，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鄧麗君的一生，就像對這句話的註解。她的個人生活是個悲劇，一生如浮萍飄蕩，被各種力量裹挾，終至魂魄無家。她生命中的悲哀、曲折、沉痛，再過多少年可以解開？
這悲劇其實也是我們的悲劇，我們也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包括今天的紀念。難忘的，總是歷史，而美好的，總會是人的自由魂魄，是藝術美本身。在人世的諸般生活中，藝術的生活是最美的；在人世的萬般享受中，藝術的享受，最值得人們珍惜。
但是，何以珍惜？鄧麗君的悲劇，其實是不可避免的。遇不良政治、可悲時代，每個人的一生何嘗不是如此，如浮萍不能自主，被時局任意擺布？只是藝人生涯中的紐結，程度更甚。在社會矛盾尖銳、山河破碎、兩岸 關係緊張的戰爭年代，名伶的一生就像風箏，牽繫她的是各種政治力量。我們觀賞藝人的生平影像，每每有說不出來的苦味，只依稀覺得難過，實在是因為：那迷人笑靨背後有多少淚水；傲絕人寰的美，不管如何珍貴，終究要向這世間的各種力量低頭，終究要化成灰。
2000年某日，從一張舊 上海三四十年代的雜錦唱片中，我有幸第一次聽到了李香蘭，那個在歷史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比鄧麗君更要複雜的名伶。純從藝術的角度看，李香蘭的那個聲音，美妙呀。半個多世紀前，一堆卓異豔色，李香蘭的聲音竟輕易越眾而出，是所有藝人中最優異的。
遙想香蘭當年，同樣擺脫不了成為政治工具的命運。慰問日本關東軍，參演揚日辱華的電影，小鬼子們靠她激勵士氣，部分 中國人被她迷魂，骨氣為之消磨。在那樣的年代，把李香蘭當藝術欣賞，即便不說是漢奸，也實在是犯昏。
政治綁架了藝術，時代綁架了我們每個人。什麼時候，我們真的能去除那些人世間的糾纏，把所有的美都當做聖物，把傾慕的眼光只獻給藝術、只享受美麗？我知道，這永無可能。只要這個世間還有對立，還有矛盾，還有不平等，藝術就不可能擺脫其社會的屬性，美的 世界就不可能是真空中潔淨的存在。但鄧麗君時代的這段奇特歷史已差不多讓我們明白，人生最美的是什麼，人最值得珍惜的是什麼。我們值得如此前望，前望一個愈加寬闊的時代。
作者為著名樂評人，在《讀書》雜誌開有專欄
(責任編輯：劉玉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