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氏一家人/圖源：劉永好:「赤腳首富」的苦樂人生，《青島畫報》2011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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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陪都重慶，一對年輕人相愛了。
男的叫劉大墉（亦作「劉大鏞」，本文採用劉永好官方傳記的用法），四川巴縣人，是一位中共地下黨員。女的叫鄭康致，四川新津人，黃埔軍校戰地救護班學生。
劉大墉出生於1914年，祖上曾經闊過，不過在祖父這輩敗落。小時候，他在親戚資助下，到璧山縣讀書，原本只是給親戚的孩子做個「伴讀書童」，沒想到學業特別優異，畢業時考了全縣第一名，進入璧山公立中學讀書。
進入中學，劉大墉就沒了資助，差點輟學。好在校長惜才，提供了勤工儉學的機會，讓他用打掃衛生、幫廚、上下課敲鐘等方式來抵學費。
初中畢業，劉大墉再次奪魁，被重慶最好的高中錄取，但由於家中實在無力供養，被迫退學，重新考入一家免費的工業學校，學習測繪。
在這所學校，劉大墉迸發出高漲的革命熱情，積極參加各種抗日救亡運動，被發展為中共黨員。
正是在運動中，他認識了來自新津縣大戶人家的鄭康致，並很快相戀，結婚。
彼時的重慶，政治動蕩，諜影重重。劉大墉不幸暴露，面臨追捕危險。在組織安排下，他轉移到成都，考入四川省地震測繪大隊，成為國民政府的公職人員。其黨內工作完全轉入地下，由時任中共四川省工委書記鄒風平單向聯繫。鄭康致也追隨到成都，當了小學教師。
不久，因鄒風平出事，劉大墉與黨組織聯繫中斷。幾年後，他加入了當時親近共產黨的民主黨派——民盟。
新中國成立後，劉大墉以民盟幹部身份，成為新設立的新津縣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長，後又成為新津縣第一任農業局長；鄭康致在城郊的平崗小學當老師。
到1951年，這對革命夫婦，已經生育了四個孩子，分別命名為劉永言、劉永行、劉永美、劉永好，合起來是「言行美好」四個字。
幾個孩子的出生年份相隔很近，最大的才6歲。而建國初期百廢待興，他們實在沒有時間管孩子。加上作為「在國家機關中留用的舊政府職員」，劉大墉的待遇是「供給制」，每月領到的糧食有限，無法養活全家。夫妻倆只好商量，把其中一個孩子送給他人撫養。
3歲的老二劉永行，成為這個不幸的孩子。他被過繼給一個賣布的商人。可是沒半年，劉永行從高凳上掉下，把腿摔斷了。布販子怕治不好，便把劉永行退回了劉家。可憐的劉永行，從此成為半個「瘸子」。
劉大墉夫婦本來就已經忙得不可開交，這下又要照顧摔傷的劉永行，完全一籌莫展。好在城郊古家村一位姓陳的農會主席，願意抱養2歲的老三劉永美。於是劉永美被過繼到陳家，先是改名陳順民，上小學時改名陳育新，日後就以此名行於世間。
1955年，政府對公職人員全面實行了工資制，劉家的生活才好起來。作為縣團級幹部，劉大墉的月工資是76元，在新津縣已經屬於最頂級的少數家庭。
由於夫妻倆都是知識分子出身，家裡從來不缺各種書籍和報紙。例如縣團級領導才可以訂閱的《參考消息》，孩子們愛看的《青少年報》、《十萬個為什麼》等。劉大墉情願把飯錢省下來，也要給孩子們買書，所以幾個孩子從小養成了熱愛閱讀、熱愛科學的好習慣。
不過，這樣的好日子沒過幾年，「三年自然災害」來了。
對於四川人來說，這三年是不可觸碰的悲慘記憶。當時，四川是全國外調糧食最多的省份，為了保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四川人民付出了極其沉痛的代價。
劉家也未能逃過此劫。他們家除了三個男孩以外，又增加了一個小妹妹，糧食根本不夠吃。劉永好餓得嘴裡直冒酸水，而進入了青春期、正需要大量營養的劉永言，更是餓到渾身水腫，奄奄一息。後來不知道鄭康致從哪裡弄來了一點米糠，才把孩子們的命給吊回來。
但可想而知，作為母親，把捨不得吃的都給了孩子後，自己卻依然要忍飢挨餓，日夜操勞。鄭康致的身體從此垮下來，最後病得無法工作，只能退職回家。
當災難終於過去，一家人才過上幾年安穩日子，「十年浩劫」又來了。
運動初期，動亂的破壞力尚未顯現，老四劉永好還興高採烈地參加大串聯，跑到北京去見毛主席。
那是劉永好早年生命中最闊綽的一次：哥哥把一件名貴大衣傳給了他——這件大衣還是劉大墉十多年前土改時，從地主家抄出來的，從他傳給老大，老大又傳老二，老二傳老三，到劉永好手裡時，大衣已經年高德劭，縮水得不成樣子。
為了去北京，鄭康致特地擠出貳角伍分錢，從舊貨攤上給兒子買了一雙破舊的解放鞋——這是劉永好人生中第一雙正式的鞋子。以前絕大部分時候，他都是打赤腳，偶爾能穿上鞋，也是破爛的草鞋。
不幸的是，劉永好在北京練習接受毛主席檢閱的隊列時，被後面的同學踩到了腳後跟，隨著「刺啦」一聲，剛捂熱沒多久的解放鞋，光榮犧牲。
不管怎樣，北京之行，是劉永好、也是劉家在那個年代最後的高光記憶。
1966年，15歲的劉永好在清華留影/圖源：劉永好:「赤腳首富」的苦樂人生，《青島畫報》2011年 第6期
隨著運動的深入，劉大墉不久就被打倒，戴上了「叛徒、特務、走資派」的紙帽子，關進了牛棚，工資先是扣掉一半，後來乾脆停發。
又不久，鄭康致也由於地主家庭出身被揪了出來，背上「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牌子，進了牛棚。
一家人的生活徹底陷入困頓。除了老大劉永言在文革前就招工進了工廠以外，其他幾個孩子由於家庭出身拖累，失去了參軍、升學、招工、招乾等一切機會。
老二劉永行拖著殘腿，在街上擺攤修收音機；老三陳育新在村裡種地；老四劉永好作為知青，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那段時間，一個「苦」字，是全家人最深刻的記憶。
2
從1971年起，劉家的命運，開始走上坡路。
先是劉大墉被平反。壓在全家人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終於被放下。更令人欣喜的是，劉大墉幾年來停發的工資，一次性補發下來，多達幾千塊，一家人一下子進入幸福的富裕時光。
家裡不僅買了自行車、縫紉機，甚至還有餘錢買蘇聯進口的卓爾基照相機！
圖源：《藏鋒：劉永好傳》，周樺，北京大學出版社
接著，劉永言和劉永好兩兄弟，都參加了1973年臨時舉辦的那次高考。劉永言考了新津縣第一名，被成都電訊工程學院（現電子科技大學）計算機系錄取。
劉永好考得也不錯，但不知為何，他報的第一志願卻因「政審不通過」被刷下。好在二哥劉永行的女朋友鄭燕初在教育局工作，聽到消息後，趕緊通風報信。劉大墉找了統戰部門幫忙做工作，雖然沒能錄取劉永好心儀的學校，但是補錄了第二志願。於是，劉永好進入四川省德陽機器製造學校（現四川工程職業技術學院），就讀機器製造專業。
到1977年正式恢復高考時，剩下的兩個兄弟，也都綻放了光芒。
常年務農的陳育新，在農活一點沒少幹、一個工分也沒有拉下的情況下，以晚上熬夜看書、第二天一邊挑糞一邊在腦子裡複習的方式，用8個月時間，考上了四川農學院（現四川農業大學）。
在街道小廠做維修工作的劉永行，更是考出了新津縣理科第一名的好成績。他信心滿滿地報考了清華大學，但可惜，由於父親的歷史遺留問題，他被刷了下來。
後來，劉永行等到的通知書，是來自四川彭縣的成都師範專科學校（現西華大學），他本來心灰意冷，不想去上，但是在家人的勸導下，最終還是去了。
於是，到1978年，劉家四兄弟，三個上了大學，一個上了中專（後來也通過電大拿了大學文憑），在新津縣，幾乎成為家喻戶曉的傳奇。
這一年底，當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步伐，劉氏兄弟即將開始人生新徵途的時候，他們的父親劉大墉，卻被診斷出了肺癌。
1979年，65歲的劉大墉，懷著些許欣慰，又懷著些許不甘，離開了人世。彌留之際，他對四兄弟說：「我一生想為國家多做點事，卻沒能如願，但你們大有希望。」
此時的他和四個兒子都不會想到，「希望」二字，日後會相伴他們一生。
3
總體而言，此時的劉氏兄弟，雖然在政治上、學業上、工作上都得到天翻地覆的改變，但是與當時的全國人民一樣，在經濟上，他們依然是窮困的。
父親去世後的那個春節，劉永行的小家庭遇到了一點小小的麻煩。
當時，他年過而立，還在成都師專念書，完全沒有收入來源。妻子鄭燕初當年和他戀愛時，為四弟上學的事情，走漏了教育局的消息，被穿了小鞋，從局機關下調到幼兒園當老師，收入也緊巴巴。
快過年了，4歲的兒子劉相宇提出一個合情合理的要求：爸爸媽媽，我想吃肉。
劉永行和鄭燕初面面相覷。他們手裡只剩下兩塊錢，全家的生活、劉永行上大學的生活費、劉相宇上幼兒園的學費，都等著從這裡面出。
但看著兒子可憐巴巴的眼神，劉永行還是心軟了。他跑到市場上，用一塊多錢買了一隻鵝抱回家。
由於天色還早，見兒子對鵝愛不釋手，劉永行便把鵝綁好，繩子交給兒子，讓他牽著玩。
等劉永行再出來看時，鵝已經不見蹤影。夫妻倆找遍整個縣城，都沒能找到。
垂頭喪氣地回到家，看著兒子滿臉的淚水，劉永行滿心酸楚，他恨自己一個三十多歲的大男人，連孩子想吃塊肉的心願，都滿足不了。
當晚，隔壁鄰居過來串門，見到劉永行的沮喪，就說，「劉二哥，你修無線電這麼厲害，幹嘛不擺個攤，幫人修無線電呢？」
劉永行聽了眼前一亮：修無線電是他的老本行，現在重拾本業有何不可？雖然說作為大學生去擺攤，面子上有點抹不開，但話說回來，身為一個男子漢，連孩子都養不好，還奢談什麼面子呢？
當晚，他就找來大白紙，寫了廣告：修理無線電——又快又好。第二天就在幼兒園門口擺起了攤。
由於正值臘月，家家戶戶都希望把家裡的電器修好，過個好年，而原來修理電器的攤點，卻都回家過年了，劉永行的攤子一擺出來，生意就非常火爆。7天下來，他竟然掙了三百多塊錢，等於妻子大半年的工資。
這三百多塊錢，讓劉永行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種可能。過年全家團聚時，他迫不及待地和幾兄弟講了這件事。大哥劉永言提出，現在改革開放，國家已經提倡發家致富了，我們幹嘛不一起創業做點事呢？
幾兄弟說幹就幹，開始商量起要做什麼。最後決定發揮所長，成立一個電子廠。
四兄弟的父親本身就是工業學校出身，對他們的教育，也很注重培養科學意識和動手能力，所以他們從小就會拆裝家裡的各種電器。長大後，大哥是成都電機廠工人和電訊工程學院大學生，二哥曾經以修半導體為業，四弟是機器製造專家。組裝機器，對他們來說，是小菜一碟。
於是，他們自己找材料、畫設計圖，組裝出一臺音響。那是新津縣歷史上第一臺自製音響，幾兄弟把它拉到縣城的百貨商場，接上音樂，很快就引起了眾人圍觀和詢價。
簡單的驗證表明，他們辦電子廠，技術和市場都沒有問題，缺的只是資本和廠房。
由於陳育新一直住在鄉下，和大隊書記關係非常熟，他去找了書記，說想和集體合辦一個電子廠，隊裡出錢、出場地，他們兄弟負責技術、管理、生產、銷售，利潤由生產隊佔大頭，劉氏兄弟佔小頭。
書記很開明，也很有眼光，看了他們做出來的音響後，馬上表示：全力支持。
劉氏四兄弟喜出望外，他們開始憧憬未來。當時世界上最成功的電子企業是GE（美國通用），四兄弟下定決心：我們要成為中國的GE！於是就把計劃中的廠子，起名為「新異」。
四兄弟興衝衝地抬著音響，跟著大隊書記去公社，請示公社書記的意見。
話剛出口，公社書記一拍桌子：你們反了？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絕對不允許！
四兄弟的第一次創業，就這麼胎死腹中。
4
時間匆匆過了兩年。
到1982年，劉永行和陳育新都已經大學畢業，一個進了縣教育局，一個進了縣農業局，都成了國家幹部。加上在成都電機廠當技術員的劉永言，畢業後留校任教的劉永好，劉氏四兄弟都擁有了令人羨慕的鐵飯碗。
但創業的念頭，在四兄弟的腦海裡，依然揮之不去。
這年8月，他們聚在陳育新家裡開會，商量未來之路。
此時，中華大地早已從沉睡中醒來，處處展現出勃勃生機，做生意已成為正當的路子，萬元戶是人人羨慕的對象。
幾兄弟還是謹小慎微地探討哪個能做，哪個不能做。他們心想，在城市裡做不了，幹工廠幹不了，那我們在農村辦一個農場總可以吧？
於是商定，利用陳育新在古家村的老屋和土地，辦一個「育新良種場」。
辦良種場需要錢，但是當時大家都沒什麼錢。去信用社貸款，信用社根本就不理他們。最後只好各自變賣家產湊錢。
大哥劉永言賣掉自己的手錶，二哥劉永行賣掉了自行車（他的腿腳不好，此前一直用自行車代步），四弟劉永好沒有手錶，但妻子有一塊，也賣掉了，大家一起湊了一千元錢。
10月1日，育新良種場正式開張，先是種蔬菜，後來見蔬菜佔地太大，又改為養雞。
養雞的主要模式，是購買種蛋，孵化成小雞再賣掉，賺取其中的差價。由於幾兄弟都有技術、有動手能力，很快就自己研發了孵化機，建造了孵化房，成為當地技術最先進、設施最完善的養雞場。
主要難題出在收種蛋和賣小雞兩個環節。
由於當時沒有專業的種蛋市場，他們都得到農戶家挨家挨戶去買。所以幾兄弟一有空就往農村跑，聽說哪裡有種蛋就跑過去收。
有一回，劉永好跑得太遠，直到晚上10點多才往回走。天又黑又冷，但他心裡非常高興，因為這一天收到了200多個種蛋。
正當他快活地沿著田埂路往家騎的時候，突然竄出來一條黑狗，咬了他一口，自行車摔在泥裡，一筐種蛋全灑了。
劉永好顧不得自己一身水一身泥，趕緊查看雞蛋的情況，發現大半都已經摔爛，完好的沒剩幾個。他氣得追著黑狗就打，追出了幾百米，等黑狗跑沒了身影，他無助地站在田裡，哭了起來。
男兒有淚不輕彈。這是劉永好人生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落淚場景之一。
比收蛋更難的是賣小雞。那時候不像現在信息這麼發達，對農戶來說，去哪裡買小雞，都是口耳相傳。而對劉家兄弟來說，小雞孵出來，就得趕緊賣出去，不然光養著都是巨大的負擔。
劉永好開始展現天才般的營銷才能，他想出了兩個絕好的辦法：
一是利用自己當老師的便利，油印了一堆門神紙，上面寫著育新良種場的廣告，每次下鄉收雞蛋時，挨家挨戶送。農民對免費的門神非常歡迎，根本不在乎上面有沒有廣告。
二是到農民家裡幫他們刷牆，在牆上寫上育新良種場的標語。由於那時鄉下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泥房和土房，農民們對牆上刷塗料這種方式非常歡迎，爭著請他們去家裡刷，甚至還給刷牆的師傅管飯。日後遍布全國的農村牆體廣告，就是從劉永好開始。
就這樣，育新良種場的廣告，不久就鋪滿了周圍所有的鄉村，生意很快就紅火起來。
1983年，陳育新給單位打了停薪留職的報告，開始全職投入良種場的工作。在那個年代放棄公職做農民，是極其罕見的事情，這引起了全城轟動。陳育新是整個新津第一個辦理停薪留職的公職人員。
1984年春，育新良種場迎來了一個超級大單：鄰村一個農民一次性預定了兩萬隻小雞，並預付了一千元的信用社信匯單。
四兄弟高興地接下了這個大單子，讓對方先拿走了現有的兩千隻小雞，然後到處借錢收種蛋，準備把剩餘的18000隻小雞趕緊孵出來。
沒想到，當他們到信用社取那一千塊錢時，發現信匯單是假的；跑到鄰村去找人時，又發現買主根本就不是他們以為的養殖大戶，而只是想通過做中間商倒賣賺一筆。
本來倒賣也沒什麼，問題是這人沒有任何經驗，兩千隻小雞在路上就悶死了一半，到家後，發生火災又燒死了另一半，整個家已經一貧如洗。別說剩下的一萬八千隻小雞他根本就無力收購，就連已經給他的兩千隻小雞，錢都要不回來了。
四兄弟陷入有生以來最大的險境之中。
他們欠了農民們大筆錢，換來了孵化棚中的18000隻小雞。按照正常的銷售速度，這些小雞無論如何都賣不掉，更何況當時已經進入農忙季，農民沒日沒夜泡在田裡，根本就沒有人來買雞。
幾兄弟愁眉苦臉地湊在一起商量該怎麼辦。由於大家都不抽菸，也不喝酒，只會一杯一杯地把水往肚子裡灌。水灌了一肚子，辦法卻想不出一個來。
也不知道是哪一個兄弟悲涼地嘆息一聲，說：實在不行，大家一起跳岷江算了。又說，要不然就帶著老母親跑路逃到新疆，隱姓埋名過一輩子。
當然說歸說，他們誰也不會真的想走這一步，最後還是劉永言下了決心，說：出事了躲也沒用，只能面對；欠農民的錢，一定要還；我們自己到城裡去走家串戶賣小雞吧。
於是，四兄弟連夜砍毛竹、編竹框。第二天，各挑一擔小雞，就到成都去了。有的跑到農貿市場去搶攤位，有的走街串戶，沿街叫賣。
雖然四兄弟都是知識分子、大學生、國家幹部，但是到了此刻，誰也顧不上面子。他們甩開了嗓子，大聲吆喝，厚著臉皮討價還價。
這可能是幾兄弟生命中最艱難的時光。每天早上四點多鐘裝上小雞，騎40公裡的土路往成都趕，賣完小雞騎回農場，時間已是半夜。稍微眯一會兒，又是一天的重複。
最慘的是劉永行，他還拖著一條跛腿。一個多月的折磨，讓他舊傷復發，而且再度加劇，留下了永久的損傷。
地獄般的一個半月過去後，小雞終於都賣完了。他們把欠的錢還上，一盤帳，還剩下了720塊，四兄弟一人分了180。
這180塊錢對他們來說，真的是用命換來的。
養雞的噩夢經歷讓他們心有餘悸，休整一段時間之後，他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養鵪鶉上面。
當時人們認為鵪鶉蛋的營養價值比雞蛋更高，所以一個鵪鶉蛋的售價是雞蛋的兩三倍，但鵪鶉的飼養成本卻更低，成熟周期也更短，也就意味著經濟效益更高。
劉永言在北京出差時聽說了鵪鶉這回事，回來就張羅著去買了50隻鵪鶉和200個種蛋，最後孵化下來，總共存活了80多隻，四兄弟各分了一些，在家裡分頭飼養。
分頭養的主要目的是做實驗，看什麼樣的飼養條件和飼料，會讓鵪鶉活下來、長得快、產蛋量高。
四兄弟的知識和技能在這裡派上了用場，他們很快研究出非常好的鵪鶉飼養技術和飼料，開始了大規模的養殖。
劉永好則發揮他擅長和人打交道、擅長推銷的特長，到各農貿市場、國營商場、飯店酒樓等地方去開拓市場，很快就打開了銷路。不久又把重慶市場也拿了下來。
不到一年時間，育新良種場孵化的鵪鶉，超過了百萬隻，成為全國的鵪鶉大王。這些小鳥給四兄弟帶來了巨量的財富，已經遠超了「萬元戶」能涵蓋的範圍。
隨著四兄弟的錢包迅速鼓起，周圍的鄰居也都紛紛效仿，養起了鵪鶉。四兄弟沒有任何藏私，把他們所掌握的技術傾囊相授。到後來，整個新津縣幾乎到了家家戶戶養鵪鶉的地步，成為了全世界的鵪鶉之都。
育新良種場僅靠賣鵪鶉飼料，就賺個盆滿缽滿。
1986年，育新良種場年產值已經高達40多萬元。四兄弟蓋起了漂亮的小洋樓，院子裡有小橋流水，還有遊泳池、網球場、羽毛球場，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都堪稱奢華。
他們也引起了各級媒體和政府的高度關注。新華社把他們作為致富的典型，寫成內參報送給中央；縣長、市長、省長們紛紛前來考察。
1986年11月，國務委員、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專程來到育新良種場參觀，並留下題詞：
「中國的經濟振興寄希望於社會主義企業家」。
由於這句題詞，後來，四兄弟新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字就叫做：希望。
5
1986年秋，劉永好在深圳出差，有一次閒逛，看到一個廠子外邊排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大貨車。
他好奇地問一個司機，這些貨車在拉什麼。司機說：豬飼料。
劉永好大為興奮，找了一輛掛四川牌的車，和司機攀上老鄉，跟著貨車混進了廠。
這座由國際飼料巨頭正大集團設在深圳的工廠，與其說是一個飼料廠，不如說是一個印鈔廠——正大生產的乳豬飼料，由於催肥效果遠高於市面上其他飼料，被市場瘋搶。外面那些拉飼料的貨車，要排隊三五天才能拿到貨。
劉永好意識到，一個比做鵪鶉飼料更好的機會擺在自己四兄弟面前。他暗暗把正大飼料用的生產原料記下來，並把廠房和機器畫下來，準備回去仿造。
用今天的標準看，劉永好等於充當了一把「商業間諜」。但當時人們還沒有這種概念。他回到新津，把自己所見和哥哥們一講，三個哥哥沒有任何猶豫，一致同意上豬飼料。
於是，劉永言和劉永好負責研發機器，劉永行和陳育新負責研究飼料配方。一年時間過去，機器全部裝配妥當，「希望一號」乳豬飼料也被研發出來，經測驗，效果不亞於正大飼料。
「劉氏印鈔機」，開始轟隆轟隆響起。
劉永好的營銷天才，再次發揮了巨大作用。他把「養豬希望富，希望來幫助」和「吃一斤長一斤，希望牌奶豬飼料就是精」這兩句標語刷遍了四川農村的每一個角落，並承包了四川電視臺大部分的廣告時間，以至於四川臺很長一段時間都被人稱為「豬臺」。
除此外，劉永好還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推銷員隊伍，把地推深入到每一個養豬戶。這些推銷員不僅做宣傳推廣，還充當技術員，幫助養豬戶解決飼養過程中的疑難問題，甚至還舉辦養豬講座，傳授養豬的專業知識。
當時的農民還沒怎麼經過廣告轟炸，這些別開生面的宣傳效果奇佳，希望飼料很快火遍整個四川。
圖源：《藏鋒：劉永好傳》，周樺，北京大學出版社
對於正大而言，四川的豬飼料市場本來是它一家獨大，現在希望飼料廠進來分一杯羹，其自然不會坐視不理。於是，一場國際巨頭對中國地方小廠的絞殺戰開始了。
正大一方面在廣告上和希望對攻，另一方面開啟了猛烈的價格戰：每噸飼料的價格直降20元。
為了保住市場，希望不得不跟著降價，而且降得比正大更猛：每噸比正大還要再便宜20元。
正大一看，立馬再降20元，而希望也再跟著下調，保持比正大便宜20元的格局。
最後，正大決定畢其功於一役，一次性瘋狂地降了100塊。劉氏兄弟一算帳，覺得自己還能承受得起，乾脆直接降140塊。
這一輪降價之後，大家都知道，成敗就在此一舉。當時正值春節，四兄弟下達完降價命令後，直接飛到國外去度假，反正該做的都做了，其他就是安天命。
等回來後，正大找上門來要求談判，劉氏兄弟也見好就收，雙方體面地結束了價格戰。而此時，希望飼料已經從1989年的產銷5000噸增長到了1991年的10萬噸，成為四川市場的飼料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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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飼料正在飛速發展的時候，一股暗潮正在中華大地奔湧。1990年前後，社會思潮激蕩，輿論上開始討論民營企業的剝削性，關於「姓社姓資」的爭論，愈趨激烈。
劉氏四兄弟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原來絡繹不絕地來參觀、考察的官員們，不再來了。因業務需要打交道的一些部門和公司，不再好說話。甚至，還有領導要求稅務部門查希望飼料廠的帳。
作為曾經在運動中多次受到衝擊的「驚弓之鳥」，四兄弟陷入了高度的緊張之中。為了試探政府的口風，他們跑去找地方領導，說要把公司無償交給政府，只是希望政府還能願意僱用他們當廠長，避免工廠業務停滯。領導安慰說，政府不會沒收你們的財產，你們該怎麼搞還是怎麼搞。但同時也委婉地警示：做事低姿態一些沒錯。
那段時間，心情壓抑和忐忑之下，陳育新大病一場，其他幾兄弟的心理壓力也非常大。劉永好跑去美國考察市場，幾個月都沒回來。
直到1991年底，政策形勢才逐漸明朗。新華社趁希望飼料在四川市場超過正大的時機，寫了一篇名為《四兄弟創立希望，敢競爭超過正大》。這可以看作是相當級別的部門為希望公司做的一次背書，讓四兄弟承受的社會壓力和心理壓力立馬減輕。
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後，隨著中央的定調，關於「姓社姓資」的爭論煙消雲散。四兄弟終於完全放下心來，開始謀求更大的發展。
不過，就在1992年前後，希望公司的四位創始人，發生了一次重要的變化。
此時，希望已經積累了雄厚的資金。劉永言想投身電子行業，追求科技夢想；陳育新想開拓房地產；劉永行和劉永好則一門心思想把飼料業務做得更大。
於是，四兄弟把這些年賺的錢一算，也不管誰的貢獻大、功勞多，直接均分為四份，四兄弟每人拿一份。
這次分家，沒有爭吵，沒有矛盾，是兄弟創業分家的一次完美典範。
隨後，劉永言和陳育新開始埋頭追求自己喜歡的事業，並低調地避開社會目光，從此成為不顯山不露水的隱形富豪。
而劉永行和劉永好，則從新津搬到成都，開始了全國擴張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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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鄧公講話解除了民營企業在政治上的後顧之憂，劉永行和劉永好把目光投向了全國，劉永行提出：「我們要把希望的種子灑遍祖國大江南北」。
為了拓展全國市場，顯然「新津縣希望飼料廠」這個名字就不大合適了，劉永好提議，乾脆組建一個集團公司。
申請註冊的時候，集團名字前面不冠地名，而是直接叫做「希望集團」，這種沒有先例的命名法，在省裡和國家工商總局都得到批准了，於是希望集團成為全國第一家不冠地名的全國性集團公司。
集團建立後，四兄弟職位不分高下，都是最高領導：劉永言擔任董事局主席，劉永行出任董事長，陳育新當總經理，劉永好是總裁。不過，集團的實際事務，主要還是由劉永行和劉永好在運作。而對外代表集團的，由原來的陳育新，變為了劉永好。各種全國性的表彰，政治上的待遇，拋頭露面的機會，基本上都給了劉永好。
在劉永行和劉永好的主持下，希望開始了狂飆式的擴張。而正好，當時中國有兩個背景，讓希望公司搭上了東風。
第一個背景，是全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招商引資。各地為了發展經濟，以無比的熱情和極大的優惠，到處招攬企業。希望公司作為一家涉農的優質企業，尤為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睞。
第二個背景，是90年代中國企業的發展呈現出「兩重天」，一方面，私營企業蓬勃發展；另一方面，大量國企、鄉鎮企業紛紛陷入困難，甚至破產。如何拯救這些企業，成為地方政府頭疼不已的重點大事。
隨著希望集團生意越來越紅火，在全國名氣越來越大，從92年開始，登門拜訪劉氏兄弟，邀請他們去建廠或者併購當地企業的官員們絡繹不絕。有些地方官甚至會打聽劉氏兄弟的行程，到機場去「截胡」。
這期間有一個經典的「中南七日行」，是說劉永行和劉永好，用一周的時間，跑了湖南、湖北、江西三個省，收購了四家地方工廠。這個速度創造了當時的歷史。
在地方的爭搶下，希望集團得到了很好的優惠。一般是地方政府出土地、給與稅收減免，希望集團出一部分資金，同時也以技術和品牌佔股。再加上劉式精細管理和團隊超強戰鬥力，希望集團的建廠成本，比其他企業要低得多。一個同樣的廠，外企需要投入5000萬，國企需要投入2000萬，而希望只需要投入1000萬就能建成。
不過，公允地講，在希望集團收購地方工廠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和希望集團雖然各有獲益，但原來的國企職工，卻有很多承受了沉重的代價。因為每一次希望收購後，除了少部分職工可以通過公開招聘變成希望集團的員工外，其他大部分職工，都是無情淘汰。
當然，這也不僅是希望集團一家存在的問題。在那個年代的國企改制大潮中，作為收購方的民營企業，往往是拿到了最優質的資產，卻毫不客氣地把很多原來的職工當做包袱甩掉，創造了無數「下崗職工」。今天的我們回顧90年代的那段歷史，不能忘卻這場饕餮盛宴中，被犧牲掉的千千萬萬國企職工。
在劉永行和劉永好的大步擴張之下，到1994年底，希望集團在全國已經有了38家企業，產值達到17億元；也就是這一年，劉永好被選為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成為出任這個職位的第一位民營企業家。
到1995年，希望集團被確定為中國500家最大私營企業第一位，劉永行、劉永好兄弟也以6億元的身家，被美國《福布斯》雜誌評為中國內地首富。
圖源：《藏鋒：劉永好傳》，周樺，北京大學出版社
不管從政治上、事業上還是財富上，劉氏兄弟都走上了新中國企業家從未達到過的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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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不容假設。後來的人們已經無法想像，如果希望集團就以這樣的節奏發展下去，今天會是什麼樣子。
但在真實的歷史上，巔峰之後，希望集團如同一輛行進中的列車，在半路上被扳道工切換了道路，脫離原有軌道，走向另一個方向。
充當歷史的扳道工的，是劉永行。
第一次分家之後，大哥和三弟各有一攤，不大管集團的事，二哥劉永行和四弟劉永好帶著希望集團飛速前進。兄弟倆各有所長，精誠合作，絕對稱得上是黃金搭檔。雖然公司做得這麼大，但倆人都沒有獨立辦公室，一直都是在同一間房裡，面對面坐著辦公。
但在這樣的親密無間中，裂痕已經悄悄形成。
此前，劉永行在美國匹茲堡考察，看到美國的重工業正在向國外轉移。他認為，中國也將迎來一波承接國際重工業轉移的浪潮。
又正好飼料行業的競爭進入白熱化，利潤率不斷降低。劉永行決定在飼料之外，大力拓展重工業。但是，他的這個思路，並沒有得到其他幾兄弟的認同。
如果他要搞重工業，就只能和劉永好分家，自己另起一攤。
而還有一個很難說出口的隱蔽原因是，劉永好的光芒太強了，劉永行被完全掩蓋。
在希望集團全力拓展的那幾年，很難說劉永行和劉永好誰的功勞更大。但是由於分工的不同，外界看到的，都是劉永好；代表希望集團接受各種榮譽和享受各種待遇的，也都是劉永好。
我們很難揣測劉永行本人內心是什麼滋味，但是日後劉永好講起這段歷史時，曾說：我當時確實忽略了二哥的感受。（見《藏鋒：劉永好傳》，北京大學出版社，周樺著）
1995年4月，在例行辦公的一天，劉永行對坐在對面的弟弟提出了「調整一下」的想法，實質上是要求分家。
他說出口的理由是：我們都很能幹，湊在一起太浪費資源了。
劉永好感到極其突然，下意識地表示反對，但是劉永行早已經不知道深思熟慮多少遍，非常堅持。
問題被提交到其他兄弟和妹妹那裡一起討論，大哥、三弟和小妹全都反對分家，劉永行成為孤單一人。
但是「分開」這種事情，往往無法按少數服從多數決定。當一個人去意已決時，別人再怎麼反對，都無法將其挽回。大哥、三弟和小妹勸不回劉永行，只好表示不幹預，由劉永行和劉永好二人自行決定。
以希望集團此時的地位，劉氏兄弟再分家，可能會造成很大的社會影響。所以國家工商總局和省領導都來做劉永行的工作。省委書記特地把四兄弟交到一起吃飯，好言相勸，讓他們不要分家。
飯桌上，由於劉永行堅持要分，劉永好堅持不願分，氣氛弄得非常尷尬。
此次失敗的宴席後，劉永好意識到，如果他再堅持想要挽回，結果可能是兄弟之間鬧僵。最終，他放棄了勸說，同意分家。
於是，劉家兄妹五人找了一個晚上，商量分家方案。由於兄弟們只是發展理念之爭，而不是財產之爭，所以分配也很簡單。原來屬於兄弟四人的產業，按照每人四分之一均分；屬於劉永行和劉永好兩人的產業，按照每人一半均分。四兄弟又各自從自己的產業裡拿出一些股份，一起交給妹妹，讓妹妹擁有全部產業的十分之一。
對於全國各地工廠的劃分，劉永行和劉永好採用了「猶太人分餅」的辦法，你分就我先選，我分就你先選。最後決定，由劉永行出「分餅方案」，由劉永好先選。
劉永行提出以長江為界，劃江而治；劉永好選擇了長江以南；原有的管理人員可以自由選擇是跟劉永行和劉永好；雙方約定，10年之內，互不過江。
此後，希望集團保留母體身份不變，但下設大陸希望、東方希望、華西希望和南方希望（日後裂變出新希望）四個二級集團，四兄弟各管一個，分頭發展。
為了避免社會和輿論影響，這次分家不對外透露，所以外界並不知曉。一直到1997年，為了新希望上市，才不得不正式向外界披露，此時已經過去了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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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家後，四兄弟不同的性格特點，很快就發展出了不同的事業方向。
劉永言埋頭於科技，不問世事，把大陸希望打造成中國變頻器行業的隱形冠軍。
陳育新負責守護新津基地，將其發展為西南地區的農牧業領軍企業；並涉足零售和商業地產，成為這兩個領域的巨頭。
更值得一提的是劉永行和劉永好。
劉永行性格謹慎，踏實肯幹，用了很長時間考察汽車、鋼鐵、石油、輪胎、造紙、化工等各個重工業領域，一度還想去給臺塑創始人王永慶當助手，學習重工業的知識。
1999年，為了更方便對接國際產業轉移，劉永行把東方希望的總部從成都遷移到了上海陸家嘴。
最終，經過長達7年的調研和準備，劉永行於2002年開始切入制鋁行業。
不幸的是，他剛剛進入這個行業，就遇到經濟過熱之下的國家宏觀調控，投資的項目被叫停，銀行貸款被收回，差點就「出師未捷身先死」。好在飼料板塊還在源源不斷產生現金流，輸血維持著制鋁產業。
最終在熬過此關時，劉永行的公司活了下來，而很多沒熬過的公司死掉了。東方希望成為中國制鋁行業的一大巨頭，至今仍是這個領域的重要玩家。
與劉永行相比，劉永好點子更多，更善於搞關係，玩法就截然不同。他玩的都是高端人脈、資本和金融。
在泰山會和中國工商聯，劉永好都是重要成員，在中國商界擁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1996年，新中國第一家民營銀行——民生銀行掛牌成立。劉永好是該行重要的倡議者、發起人，並且出任副董事長。此後經過劉永好和哥哥們的不斷增資，「希望系」成為民生銀行最大股東。
同年底，劉永好得到了中國民營企業第一個上市機會。他本人非常興奮，不料卻遭到了哥哥們的反對。
劉永言和陳育新認為，你又不缺錢，為什麼要上市？劉永行認為，過於寬鬆的資金，會讓人頭腦膨脹，還是不上市為好。
但劉永好的玩法和想法與哥哥們都不同，他還是按照自己的節奏走。況且現在都分家了，要上市的主體是他自己控制的南方希望下屬公司「新希望集團」，而不是他們幾兄弟共有的「希望集團」，所以哥哥們只有建議權，沒有決定權。
1997年，新希望集團即將上市的消息引起了市場震蕩。尤其是「新希望」這個名字，讓人們議論紛紛，不知道希望集團出了什麼事情。三個哥哥在接受採訪時，明確指出新希望只是希望集團下屬的二級公司南方希望的下屬三級公司，並不是希望集團，請大眾不要以訛傳訛。
用劉永好官方傳記作者周樺的話來說：「明眼人都很容易就看得出來，三個哥哥不高興了。」
11月，出乎劉永好意料的是：希望集團通過《中國證券報》和《經濟日報》發布公告，正式公開了幾兄弟已經分家的消息，並表明劉永行擔任董事長和法人代表，陳育新主持集團日常工作，劉永好不再擔任集團的法人代表。
這被公眾廣泛理解為「劉永好已經出局希望集團董事會」。
面對社會各界的詢問，劉永好始終未發一言，以極大的耐心等待風暴過去。
1998年2月，新希望成功上市，成為中國民營企業第一股。在前十大股東名單上，劉永言和陳育新都在列（以公司持股），但劉永行未在其中。
除了玩轉金融和資本市場外，劉永好還涉足房地產。1999年，他開發了成都著名的樓盤「錦官新城」（樓盤門口的路被直接命名為「新希望路」），開盤僅3天，就賣了1.4個億，創造了成都房地產市場的銷售奇蹟。此後，新希望又進軍大連、上海等城市，成為全國知名的房地產商。
1999和2000年，劉永行和劉永好兄弟連續被《福布斯》雜誌評選為大陸最成功商人，2001年則再度成為大陸首富。
自從1995年福布斯雜誌開始評中國大陸富豪榜以來，這個榜後來被稱為「殺豬榜」，因為上榜者很多後來都出了事，尤其是首富這個位置，似乎被施了魔咒。
而劉永行和劉永好，卻是大陸富豪榜的罕見的「釘子戶」，自從上榜後，就沒有下去過，甚至大部分時候，都名列前茅。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劉永行被評為CCTV年度經濟人物；2006年，劉永好也獲此殊榮，在臺上給他頒獎的，正是哥哥劉永行。
兄弟倆先後登上這個榜，由哥哥向弟弟頒獎的，全國獨此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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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82年到現在，已經過了39個年頭。
劉氏兄弟四人，從育新良種場起步，到新津希望飼料廠，到希望集團，到四兄弟分家後各自的發展，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穩健，最終各自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劉永行和劉永好的自不待言，即使在富豪榜上不常露面的劉永言和陳育新，也各有自己的輝煌事業，只不過是他倆非常低調，相對不為人所知。
在中國乃至全球的商業史上，家族創業、兄弟創業的例子不少。但是像劉永言兄弟這樣，四個人一起創業，一起變得這麼成功，沒有一個人出事，也沒有產生家族內部爭權奪利的，極其罕見。也許是全球前無古人的孤例。
正大集團的謝氏四兄弟，主要是傳承父輩的事業，並非自己起家；國美的黃氏兄弟，事業做得很大，但是不管是企業發展還是個人命運，都經歷了大波折，稱不上持久的成功；蘇寧的張氏兄弟，從事業發展上可以說與劉氏兄弟略有相似，但張桂平和張近東的其他兄弟，就泯然眾人。
作為單個的個體，劉氏四兄弟任何一個人的財富，比起網際網路時代新崛起的富豪如馬雲、馬化騰等，也許在某些年份會有所差距，但是作為一個整體，從長期持續性來看，劉氏家族絕對稱得上是當代中國最成功的一個商業家族。
這既和他們的智商、能力和機會密切相關，更是和四人的格局和感情分不開。
創業初期，他們各自發揮所長，配合得天衣無縫，一起打下了事業的堅實基礎。等到羽翼豐滿，又友好作別，各自飛向自己屬意的那片天空。
他們的兩次分家，並不涉及利益的衝突和糾紛，而只是兄弟們之間不同志趣和不同發展理念的區別。也許他們合在一起，能創造更輝煌的事業，但究竟比不上每個人都能按照自己的理念做事，追求自己最想要的東西來得更暢快。
隨著中國進入「少子化」社會，有四個孩子的大家庭，會越來越稀有；而擁有四個孩子的家庭，也很難每個孩子都擁有那麼高的智商、能力，形成如此互補的局面；四個孩子都很牛的家庭，也很難形成那麼好的親情氛圍和每個人的格局與度量；即使所有這些條件都具備，也很難再遇到80年代初那樣風雲際會的創業大好時機……
也許，劉氏四兄弟的創業故事，已是這世間的絕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