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逸麟: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的開創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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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鄒逸麟先生於2020年6月19日凌晨逝世，享年85歲。

鄒逸麟先生1935年生於上海，1956年畢業於山東大學歷史系。曾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成員、上海史志學會會長、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主任、《辭海》副主編、《歷史地理》主編等職。1992、1997年受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三、第四屆學科評議組成員。是第八、第九、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鄒逸麟先生是我國第二代歷史地理學家中的傑出代表。先生著述等身，在歷史疆域政區、水道及水運交通、經濟地理、古籍整理等研究領域和歷史地理教學等領域均有著大量原創性極高的學術研究。先生不僅學識淵博，還在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方面功勳卓著。他的逝世，是中國學術界的重大損失。

2016年時，《社會科學報》「滬上學人」欄目曾做過一期鄒先生的專版。現重刊文章，以表深切哀悼。

在拜訪鄒逸麟先生之前，先拜讀了先生的口述史。得知鄒先生出身於老上海的富裕之家，自小生活優裕，十分注重生活品味。後雖經戰爭動亂和家道中落的變故，但小時候的家風與教養，依然使他身上體現出某種「老克勒」（old class）的韻味。

先生今年已八十又一高齡，外表依舊整齊挺括，一絲不苟。架一副細邊眼鏡，一頭白髮整整齊齊梳至耳後，襯衫、馬夾、外套一樣不亂。交談時，他語氣溫和，聲音堅定，態度真誠而又有所保留。不過，絲毫沒有給人「高冷」的感覺，而是有著歷史學家的敦厚與樸實。

真實：待人待事，唯誠而已

鄒逸麟，1935年8月31日生於上海，祖籍浙江寧波。曾祖時舉家遷至寧波從商，是一個比較典型的老式商人家庭。叔父一輩雖經歷苦難，四散天涯，卻也都白手起家，掙出了一份家業，且家族成員之間手足情深，這一份親情是鄒先生回憶中無法抹去的溫暖。

得益於幼時殷實的家境與嚴格的傳統家教，鄒先生得到了比較良好的啟蒙教育。回憶起幼時家教，有兩點令鄒先生銘記至今：一是不好撒謊；二是人家的東西不好拿。學業上，他早早進入了教會學校讀書，直到高中畢業，在那個年代屬於非常幸運的一批人。

緣於嚴格的教育，兼之幼時體弱易病，鄒先生將大量的課外時光花在了閱讀上。「我的讀書癖是從弄堂口的書攤開始的。」鄒先生回憶道，並且他在其後的歲月裡，將「讀書」延續成了一生的習慣。鄒先生說，看的書多了，自然就會進入另外一個精神世界，不受塵世之擾。

他家書籍之多，連替他打掃衛生的鐘點工阿姨都抱怨：「鄒老師，儂的書哪能整理啦，床旁邊有，沙發旁邊有，馬桶間有。」

而且鄒先生看書涉獵廣泛，專業書、閒書都愛看。他還曾向外孫女借來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看，外孫女不解，而他卻說：「情這個東西，是不講年齡的。」

鄒先生原本無憂無慮的少年生活，到「三反五反」時，戛然而止。家庭一夜之間遭逢大變，家境大不如前。然禍福相倚，也正是由於家庭變故，加上姆媽的愛子之心，才令鄒先生沒有如父輩一般走上經商之路，而是得以繼續學習自小喜愛的文史哲學科。1952年，鄒先生考取了山東大學歷史系。

當時的山大，學術風氣濃厚純粹，名師雲集，有張維華、楊向奎、鄭鶴聲、趙儷生、童書業、黃雲眉、王仲犖、陳同燮，史稱「八馬同槽」。這些名師都是直接給學生授課的，且各有特色，令鄒先生受益匪淺。鄒先生對歷史感興趣，樂於讀書，所以學業很不錯。但他對政治的不關心，卻令他陷入了「肅反運動」的漩渦。1955年上半年，他被批為「反革命分子」，直到1956年大學畢業前夕予以平反。個人經歷的第一次巨大挫折，令他領教了「禍從口出」，從此更加謹言慎行，發奮讀書。

這段晦暗的歲月間，亦有一絲溫暖慰藉，1955年夏，利用暑假回滬探親的時間，鄒先生與夫人戎玖毓結婚，自此恩愛攜手四十年。其後，鄒先生同那個年代所有人一樣，經歷了「反右」、「大躍進」、「文革」一系列歷史事件，經受過精神與肉體上的苦難摧折。

而當記者問起，他如何看待個人與國家命運之間的關係時，鄒先生回答得平靜又真誠：「任何人都離不開自己的時代。我們既得益於自己的時代，又受損於自己的時代。做學問，對社會要求不能太高，對自己的業務有興趣，就不會怨天尤人。自得其樂，做點學問，對社會有點貢獻，就好。」

鄒先生對人對世之誠，在今夏上海書店出版的《鄒逸麟口述歷史》一書中展現得更為詳盡。書中文字平實，娓娓道來，字裡行間洋溢著純粹天真與對生活的情意，無論是苦難還是喜樂，都令人為之動容。

忠實：虔誠追隨，承前啟後

1957年1月23日，鄒逸麟走入位於上海虹口北蘇州路上的河濱大樓報到，他的學術生涯由此起步，他與譚其驤先生三十五年的師生之誼也始於此。

這份機緣，被鄒先生稱作「天賜良機」。他從山大畢業之後，因「肅反運動」留下的心理陰影，決意離開山大，被分配至中科院歷史研究所任實習研究員。1956年年底，借調在京主持重編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的譚其驤先生要返回復旦大學，需要歷史所派兩名助手協助，鄒先生與同儕王文楚就這般輾轉回到上海，隨譚先生走入了歷史地理學科領域。

譚其驤先生是中國當代歷史地理學科的奠基人之一，其主編的《中國歷史地理圖集》被稱為1950-1980年代史學界兩大基礎工程之一，在學界被稱為「譚圖」。1959年，國際形勢陡變，中蘇關係大不如前。

國際上有反華學者寫文章，認為中國歷史上的疆域就在長城以內，長城以外不是中國的領土。事關政治大局，這促使重編改繪「楊圖」項目轉入了編繪中國歷代疆域政區地圖，即「譚圖」的新階段。「譚圖」的編繪，前前後後綿延三十二年，對中國歷史地理學來說，是裡程碑式的成果。

1989年3月13日，在中科院召開的慶祝《中國歷史地圖集》八集全部出版的大會上，譚先生在總結髮言中說道：「全體編繪人員為了國家利益、為了學術研究、為了共同的事業，發揚了無私奉獻的精神，在連續幾年或十幾年的時間裡，大多數編繪人員放棄了節假日和業餘時間，放棄了個人研究和興趣愛好，根本沒有想到會有署名和領取稿酬的可能，沒有工資之外的任何津貼，還要受到各種政治活動的折磨和幹擾。

他們為《中國歷史地圖集》奉獻了一生最寶貴的時光，儘管他們所獲得的榮譽和報酬同他們付出的代價是很不相稱的，但他們都以能參加這項工作而感到自豪。」而鄒先生，就是這一批人中虔誠的一員。可以說，他就是在日復一日高強度的地圖編繪項目中，在譚先生的言傳身教之下成長起來的。1958年的時候，地圖編繪工作之緊張，曾連續數年沒有寒暑假，只有春節放假三天。

三十五年師生相伴，譚師對鄒先生的影響滲透在為學、為人的方方面面。譚先生對學術的認真、較真，為人的實事求是，不說虛話、不做虛事，都傳承至鄒先生身上。1987年，譚先生還曾贈鄒先生一條幅，上書「治學為求真，別無他求，求得真必有用，違真終無用」。鄒先生沒有聽過譚先生給本科生上的課，也沒有做過他的研究生，而是像舊時學徒跟師父那樣，是一個個項目做過來的。1992年前，鄒先生做的每一個項目都是在譚先生的指導下進行的，寫的每一篇文章都是請他審閱後再投稿的。

也正是因為這樣一份忠實的追隨傳承之情，譚先生很放心地將承前啟後的擔子交給了鄒先生。1982年復旦大學成立歷史地理研究所時，譚先生任所長，鄒先生任副所長。1986年譚先生退下來後，鄒先生就繼任第二任所長。

回憶起譚師，鄒先生說：「譚先生為學一甲子，桃李滿天下，我在他的學生中絕不是最具才華的，也不是最有成就的，但在共同經歷那些年的疾風驟雨後，我認為自己是能與他推心置腹、風雨同舟、從不違背他的意願的弟子。」

鄒先生說，做學問是一代代人的貢獻，學術大廈是一代代人添磚加瓦建起來的。他謙虛地將自己的角色定位為「接力棒」，把譚先生的東西接過來，交給下一代，把歷史地理學科發展下去，就算不違譚先生對他的期許。

1996年，鄒先生主動辭去所長職位，推薦了葛劍雄先生，亦是自感難以適應新時期的要求。對此，鄒先生說道：「把史地所交給葛劍雄主持，我想，這樣做一定遂了譚先生的心願，雖然他生前從未向我提及過。不管譚先生在與不在，但凡重大決策時，我都會自覺地遵從他的心願，這大概就是傳承吧。」

現在的史地所，依然傳承譚先生認真做學問的踏實傳統，且在歷史地理的研究上不斷擴展細分領域，擁有了一批各擅所長的後繼者，同時不斷加強國際間交流合作，與美、日、德等多國高校開展學術交流。時至今日，鄒先生也能對譚師有所交代了吧。

踏實：治史求實，治學求真

說起歷史地理研究，鄒先生評價道：「搞歷史地理，學術面比較窄，有興趣的人也比較少，但它的研究是比較紮實的，走一步是一步。所以說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是傳世的，是永久性的人類科研成果，我們搞歷史地理學的學者，心裡就是踏實。」而鄒先生的治學之路，也正是「踏實」二字的寫照。

鄒先生和譚先生一樣，把大量的時間奉獻給了集體項目，在個人成果上可謂「大器晚成」。《中國歷史地圖集》編繪期間，由於任務緊張，加上當時環境因素，鄒先生很少發表文章。

然而，他並沒有因此荒廢學術，反而慶幸在那段特殊的年代裡依然有機會閱讀歷史書籍，並且思考在地圖編繪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把它們點滴積累起來。「文革」期間，鄒先生一家大小擠在小方桌上，他總是就著一盞八瓦的檯燈看書做筆記。為什麼還要寫？因為只有這一刻，才是他想要的生活。鄒先生做了二十二年助教，1978年升講師，1980年升副教授，1984年升教授，後面一路升遷如此之快，都是前十幾年壓在箱底的積累。1978年學術刊物全面恢復後，他每年都能有兩三篇文章發表，都是源於之前的積累。

鄒先生的學術研究中，比較重要的研究領域有黃河、運河與歷史時期的環境變遷。其中對於黃河、運河的研究，都始自繪製《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工作需要。對於黃河，鄒先生梳理了魏晉之後一千多年間黃河河道變遷過程，並根據這一研究結論畫在不同時期的歷史地圖上。

這一項工作看似簡單，卻是苦功夫磨出來的細緻活。要從遺存的上千年文獻的字裡行間，找出相關的信息，製作黃河決口、溢出、改道的事實年表，還得搞出一份歷朝歷代不同時期黃河流經地點年表，排比、考訂其中的矛盾、錯誤之處。也正是如此，這份工作才有傳世的價值。鄒先生對運河的研究則始於對運河歷史的拾遺補闕。

歷史上的運河開鑿都是國家級的大工程，歷史文獻記載得較多，但已有資料大多只局限於對某一河段或某一時期運河流經的考訂，且有許多錯誤和不足。鄒先生通過下功夫逐條考證，再根據考訂結果寫出研究文章，並據以入圖。

「如果說，自50年代開始的對黃河、運河的研究，是在譚先生指導之下的奉命之作的話，那麼自90年代開始的對歷史時期環境變遷的研究，則是個人多年學術積累的自覺行為，是在一個學術領域內蓄積待發的自然結果。」

經過幾十年的對黃河、運河的研究，鄒先生將研究視野擴展到了整個黃淮海平原地區。由鄒先生領銜的、對黃淮海平原歷史環境變遷的研究，奠定了學術界對於該區域環境史的基本認識和理解。最後形成的《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一書，有著重要學術價值和較強現實意義，於1995年獲得國家教委首屆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至今仍是高校歷史地理學科的教科書。

為學一甲子，鄒先生將自己主要的工作總結為兩本地圖集、三種工具書、四本專業教材。兩本地圖集分別為《中國歷史地圖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三種工具書是《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分冊》《辭海·歷史地理分冊》《中國大百科全書》的歷史地理條目；專業教材有《中國歷史地理概述》《中國歷史自然地理》《中國歷史人文地理》《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地圖集和工具書是集體性的大項目，專業教材則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工作。

除此之外，鄒先生還出版有兩本個人論文集《椿廬史地論稿》《椿廬史地論稿續編》，集中了他個人數十年的學術研究論文，共150餘篇，合130餘萬字。另有一項古籍整理工作，點校《禹貢錐指》，自1964年起，因「文革」擱置，至1988年完稿，終於在199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回首治學歲月，鄒先生最深的體會就是：「學術上的成功沒什麼訣竅，就是認真地去做一樁樁事體。我們小時候受的教育是只管耕耘，不問收穫；做學問就是這樣，你不要想每樁事體對我有什麼好處再做，這樁事體對我寫什麼論文有效再做，這是錯誤的，許多收穫都是在你不知不覺中產生的。做每樁事體都要花工夫，這點要相信，只要你工夫花下去，必有成就。」此外，鄒先生還強調了讀書的重要性。現在各種資料庫都搞起來了，但資料庫檢索不能代替讀書。做學問還是要踏踏實實一本本地看書，做個有心人。

山東大學畢業照（後排左七為鄒逸麟）

自1993年起，鄒先生還連續擔任了第八、第九、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前後參政議政達十五年。對此，鄒先生說：「出於責任，我的視野不再局限於故紙堆，變得開始關注、思考學術之外的世界。」他提交的「關於三五年內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建成消費不設防城市」的提案、「關於及早制定南水北調沿線各省、各城市調水、分水法規」的提案都受到了重視。鄒先生還為《中國大百科全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提案，爭取到了重要的出版經費。

如今的鄒先生，雖然退休，卻並沒有終止研究工作。鄒先生說，只要你還熱愛專業，學術生命依然可以延續。八十歲的他，仍有做不完的課題，看不完的書稿，讓他忙於其中、樂在其中。他說，這就是我晚年的福分，一個學者的宿命。

（汪仲啟 王立堯）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36期，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