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的秋收時節，雲門舞集再赴池上演出，舞臺即搭建於稻田中。三天演出的觀眾超過7000人次，對於常住人口只有4000人的池上鄉如同過年，鄉民也有機會欣賞自己居住的地方。（臺灣好基金會供圖 /劉振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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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記者 劉悠翔
責任編輯 | 宋宇
雲忠和美錡是臺灣池上鄉的農民夫婦，他們有四個兒女。養活全家六口人的，是田裡的稻穀。
一年四季，夫妻倆的心都拴在稻田裡。秧苗插下去，他們要對付偷吃稻禾的金寶螺和野鴨；抽穗期追水施肥，祈禱颱風不要幹擾開花授粉；收割則要與烏雲賽跑，一旦遇上連日雨水，稻穀長出「鬍鬚」、發了芽，米就不能吃了。
2018年10月，晚稻垂穗，又到秋收季節。雲忠和美錡給自己放假三天，面朝自家金黃的稻田坐下，靜靜欣賞雲門舞集的演出《松煙》。
第一天長雲蔽日，舞者登臺，陽光忽然從雲縫中射下，在舞臺上投出婀娜的人影。第二天疾風勁吹，舞者裙擺鼓蕩，獵獵飛揚。第三天晴光萬裡，遠山重現，稻浪起伏。
在農家人看來，陰晴雲雨都是老天爺的臉色，左右著收成。他們暫時成為觀眾，眼前風景熟悉又陌生。因著2018年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池上鄉175公頃稻子暫緩收割，成為舞臺景觀的一部分，核心區域恰是雲忠和美錡家的稻田。
三天演出的觀眾超過7000人次，包括作家龍應臺、藝術家蔣勳、導演朱延平等文化名人。對於常住人口只有4000人的池上鄉，這恍如過年。
十幾年前，池上面臨著鄉鎮的普遍困境。池上鄉地處臺東偏遠山區，鮮少觀光客涉足；土地被規劃為農業用地，無法發展工商業；八千多戶籍人口，一半離鄉在大城市求學謀生，留守的孩子不乏早戀、輟學者，老人往往空巢獨居。更可怕的是人心頹喪。
轉機出現在2004年，臺灣開始舉辦稻米品質競賽，實行有機栽培十多年的池上米連奪三屆冠軍，頓時聲名遠播。池上人深受鼓舞，在鄉裡也辦起稻米競賽，2006年起每季評出前十名，各獎勵16萬元新臺幣。每年秋收，全臺灣產糧區都等池上米先定價，再參照這個最高價往下定價。
隨後，池上人開始思考下一步。2009年，他們與臺灣好基金會合作，創辦池上秋收藝術節，接連迎來雲門舞集、優人神鼓、張惠妹、伍佰。十年來，池上的大坡池畔建起音樂館，舊穀倉改造成美術館，蔣勳等名家駐村生活，明星金城武亦來鄉間公路拍攝廣告。
雲門舞集兩次來池上演出，頭一天都是「鄉親場」，專供鄉民觀賞。創始人林懷民看到，一群從臺東市裡來的遊客被擋在入口。「志工說：『不行，一定要池上的身份證。』那群人說：『好拉風啊！』」林懷民笑著感嘆，「他們有尊嚴的感覺出來。這樣的自信，對整個社群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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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雲門舞集，如何與池上結緣？
池上秋收藝術節誕生於一次飯桌閒談。
2009年，臺灣好基金會成員來到池上，希望幫助當地發展。「池上人自主性很強，他們覺得：『你們是臺北來的，不懂我們，不是你讓我們做什麼就做什麼。』」基金會執行長李應平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於是，基金會成員沒有自行設計發展方案，而是找鄉民喝酒聊天。席間，一位鄉親暢想：「我們池上最美的就是這片金黃的稻田，如果在那開一場音樂會，該多美啊。」
基金會成員覺得新奇，當即約定：鄉民搞定農田，基金會做音樂會。
秋天，一架鋼琴被抬進稻田中收割的空地上，鋼琴家陳冠宇在池上舉辦了獨奏會。「舞臺」沒有邊界，鄉民和觀光客們在田埂上圍觀，來去自由。演奏持續一個小時，大多數人安靜地聽到最後。
此後兩年，池上的稻田裡又出現了銅管五重奏、管弦樂團和女高音，仍是小型演出。鄉民越來越配合，甚至特意調整播種和插秧時間。
2011年，雲門舞集創始人林懷民和影像工作者張皓然來池上採風，籌備創作以種稻為主題的新作。他們選中雲忠和美錡家的稻田，張皓然在池上蹲點兩年，拍攝夫妻兩人耕種的全過程，作為林懷民創作的視覺素材。
「過去我們的眼界比較淺，只看那些稻子長得好不好，有沒有被蟲吃。」美錡看到張皓然拍攝的影像直掉眼淚，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突然間發現家鄉如此的美。真的要很珍惜這個土地，讓我們有飯吃，有田可以種。」
使用機器插秧後，飛鳥會啄食秧苗中殘存的米粒，雲忠總要手工修補。林懷民好奇地詢問：「吃掉很大一片嗎？」雲忠說不是，很漂亮的田變成「瘌痢頭」，當然要補。
2013年，雲門舞集在池上表演舞蹈《稻禾》，這是秋收藝術節第一場真正的劇場級演出。林懷民對舞臺的要求出名嚴格，地板、鋼架和工程手法都比照國際級標準。為了讓稻田中央的舞臺動線足夠精準美觀，那片區域採用手工割稻。不同村落的農友自願來幫忙。
第一天鄉親場，一位96歲的池上榮民都來看演出。「他說：『雲門一張票兩百塊（新臺幣），我一天只能花兩百。』於是走了兩個小時。」林懷民知道後，給老人免了票。
演出的圖片和報導登上了《紐約時報》。圖片中那175公頃稻田裡沒有一根電線桿，這是池上鄉民與電力公司長期「吵架」的成果。為保持這片景觀，大家寧可在耕作和巡田時自備電源。鄉民在2018年撤下了列印字體的路牌，換成他們手寫的書法路牌；街道的店面、內裝都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
2018年是秋收藝術節第十年。鄉民們入場坐定，主持人曾寶儀說：「平時大家在田裡勞作，在田邊走來走去，沒時間坐在這裡。我把這五分鐘留給大家，在表演者上臺前，好好欣賞你們居住的地方。」
「一分鐘之內全場安靜，這是國家級劇院都不會發生的事。」曾寶儀向南方周末記者感嘆，「那五分鐘沒有人講話，沉靜下來的能量非常適合欣賞現代舞。」
▲雲門舞集兩次來池上演出，頭一天都是「鄉親場」，專供鄉民觀賞。（臺灣好基金會供圖 /劉振祥/圖）
最初來池上，臺灣好基金會幾乎承擔了所有工作。春季做野餐節，夏季組織客家辦桌，秋季是藝術節，冬季有文化講座，三年下來「池上四季」初具規模，熱心鄉民也參與進來。
第四年，基金會把春、夏、冬三個季節的小型活動交給池上鄉民。鄉民們欣然接受：「對啊，我們要自己做，不能只靠外人。」
然而，兩年後三個活動都消失了。「當外部資源和力量收手，在地的鄉親沒有一個組織，只靠著少數人的熱情，像遊擊戰一樣臨時聚合起來做這件事情，是沒辦法持續的。」李應平執行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三項活動慢慢變成某一兩個鄉民的負擔，最終不了了之。
2015年底，池上鄉文化藝術協會成立。眾人選出鄉民梁正賢擔任理事長，協會裡唯一一個正式職務；大約20位鄉民成為會員，屬於志願者。
參照臺灣好基金會的分組，協會設置了企劃、宣傳、公關、財務等七個工作組。2016年是協會「學徒期」，基金會成員做提案、談贊助都帶著協會的人，並示範講解，辦藝術節的每份文件都抄送協會。
全程觀察基金會的工作，鄉民們發現細節太多，自己沒法直接接手。2017年，他們重啟三個小型活動「練手」。舉辦兩三百人規模的野餐節，涉及戶外活動的各種工作：關注天氣，規划動線，創造良好活動氣氛，選擇吟詩和演唱嘉賓。
鄉民們並不滿足野餐節的成功，開始跟秋收藝術節比較，覺得野餐節人數太少。「企圖心很強，非常好。」李應平笑道，「城鄉落差最大的差距就是規格，鄉鎮可以辦中小型活動，但是辦大型活動，專業技術能力、社會網絡、語言應用能力、創造差異的能力就成了最大的問題。」
2017年秋收藝術節，協會進入「實習期」，能承擔起一半工作量。基金會成員教鄉民使用SOP（標準作業程序），把大型活動的許多關鍵事項都轉給協會執行。
2018年，協會開始獨當一面，規制和執行秋收藝術節的大部分工作，基金會提供參考意見。「所有事情都經過他們一遍一遍討論，一遍一遍學習，最後達成共識。」李應平看到鄉民們逐漸凝聚起共識，「他們在做的事是為了他們的故鄉，為了下一代。」
時隔五年重返池上，林懷民感受到了變化：「這回動員了很多人，大人、小孩天天開會。連我們跟他們都開了大半年，細節多得不得了。」效果很顯著，五年前他把整個舞團都帶到池上，這次隨行的技術人員只有四位。
藝術節期間，共有300位池上鄉民報名成為執行志願者，每天接待2500多名觀眾。不少志願者是池上的中學生，他們把頭巾紮成統一的雙髻式樣，迎接和引導觀眾，排列座椅，發放防風雨衣，管理流動廁所。「做這一件事時，他們負起責任來，然後有成就感，」林懷民為之感動，「我相信這是池上的財富，也是臺灣各地能夠奮起直追的事情。」
「社會節點喪失，於是住著許多寂寞、缺少連接的人們」
2016年，一個冬夜，池上五洲劇院前的空地辦起了「蚊子電影院」（註：即露天電影院）。
「白色大布幕前，排了幾排塑膠椅，旁邊搭個烤箱，烤起了香腸，再擺上幾桶古早味紅茶，散發出簡陋但性感的鄉野風情。」池上籍作家李香誼如是描寫當時的情境。
五洲劇院曾是池上的電影院，創辦於1963年，興盛一時。1982年關閉後，它漸漸成為廢墟；2015年一場颱風更掀掉屋頂，摧毀房梁。
然而，此時池上人久經藝術節薰陶，積累了豐富的戶外活動經驗。他們活學活用，在夜空下復活了電影院。「布幕隨著冬夜的風微微晃動，只有電影與路燈發出稀微的光，有點毛骨悚然之感，但眾人齊坐，形成一股暗黑中的暖流。」李香誼寫道，「鄉鎮衰頹的主因表面是人口減少，更根本的原因是社會節點喪失，於是住著許多寂寞、缺少連接的人們。在我們生活中，有沒有一種公共空間，讓不認識的彼此有一個同圍坐在火堆旁的感覺？」
2017年，梁正賢家的穀倉被改建成藝術館。池上穀倉藝術館也成為池上樂齡（註：指60歲以上）繪畫班的創作空間。繪畫班學員大多是頭髮花白的「阿嬤」。玉蘭阿嬤生於1940年，中年喪偶，兒女都在異鄉發展，生活一度非常孤單。如今她每周一去關懷據點唱歌，周二在穀倉藝術館學畫，周五到幼兒園跟小朋友一起上課，生活充實許多。
天氣晴好時，繪畫班的阿嬤們會去大坡池畔寫生，她們的畫作常在池上車站的藝文走廊展出。池畔的音樂館播放古典音樂，還能「點歌」。2018年10月28日一早，同為樂齡的林懷民散步時也去了音樂館：「我說睡不醒，你給我貝多芬的第九樂章。」
2014年，臺灣樂賞基金會發起「稻子聽音樂」計劃，在池上三處稻田旁放置二十多個音箱，選取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的25首名作，每天播放6小時。聽音樂的稻子果然長得更好。「蟲都跑去隔壁，因為嫌它太吵。」梁正賢與南方周末記者開起玩笑，「其實最重要是栽種的農民，會讓他融入這個生產的環境。『農』是辰曲嘛，早上起來唱歌，才叫做『農』，那麼快樂的一件事情。」
池上人種出的稻米仍然常獲冠軍。農會把每年銷售「冠軍米」的三成盈利作為獎學金，資助池上籍寒門大學生，每月4000新臺幣，資助四年，「讓學生每周少打一兩個小時工」。
一些閒置老屋成為駐村藝術家的工作室。2014年秋天，蔣勳來到池上，一住就一年半。早上推開門，地上堆著絲瓜和油菜花，都是鄉民分享的。「我幾乎不用買東西。」蔣勳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這家老太太做的豆腐乳拿來給我，那家種的枇杷給我，這家養的雞……家家戶戶都是這樣，把最好的東西跟別人分享。」
2016年蔣勳回臺北開畫展，很多人發現他的畫變了。一是畫幅變大。蔣勳在臺北畫的都是「小畫」，池上平疇千裡，海岸山脈和中央山脈東西相映，綿延南北，他改用1.5米和2米的大畫布，曾一口氣畫了十個小時。
二是色彩變得豐富。「池上的陽光真是漂亮，把所有色彩都變成飽和。」蔣勳發現池上的光總在變化，破曉前是灰藍色，伴隨日出，綠色、黃色、紅色次第出現在視野裡。他恍然大悟，梵谷從荷蘭到巴黎、普羅旺斯，一直往南走是在找陽光，「生前最後兩百多張畫，全部是迸發出來的色彩」。
蔣勳從2016年畫展收入中拿出200萬新臺幣，匯給池上鄉文化藝術協會，用於資助當地大學生。他和蔡康永、陳文茜等五位文化名人，還拿出各自的著作或藏書供給那裡唯一的書店池上書局。十年來，隨著網購發展和人口流失，池上書局收入銳減八成。每年最暢銷的是農用日曆、字典、駕考手冊等工具書，其他圖書缺乏銷路，老闆索性不進貨。蔣勳等人提供的人文社科類書籍，成了池上罕有的精神食糧。
池上之後，更多臺灣鄉鎮行動起來。
2013年，苗慄中興小學的校園裡種起一片稻田。苗慄是臺灣的農業大縣，非常適合推廣有機農業，然而當地農民一直缺乏動力。經過調研，臺灣好基金會成員提議在學校裡種田。
老師們最初很困惑。「老師說：你開個田，孩子們可能很興奮。一個禮拜之後，他們熱度結束了，難道要我們老師幫你種嗎？」李應平執行長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校方最後答應以三個月為期限，如果稻田不能幫助教學，基金會就負責恢復原貌。只過了一個月，老師們就要求「一定要把田留下來」。稻田成了中興小學的戶外教室，「孩子們進到校田，整個人就醒過來，眼睛發亮」。老師則把課程搬到田裡，「一般的平面課程，孩子們覺得就是背，用校田做案例，他們馬上就覺得跟自己的生活有關係」。
自然老師教小學生實地認識土壤和昆蟲，了解不同土壤分別帶來什麼微生物，什麼微生物有助於作物生長，進而認識微型的生態系統。作文課只要說去田裡找題材，孩子們比誰都會寫，因為他們天天都在田上活動。攝影課上，孩子們拍攝的角度總超出老師的想像。
此後，當地老農被請到學校，幫助孩子們處理農事。孩子們真正體會到農業的科學和精細，覺得農夫這種職業非常值得尊敬，老農也感受到自己的價值。孩子們學習了耕務，回家跟父母的話題也變多了。一片田，就這樣把諸多群體串聯起來。
孩子們在學校體驗有機農業，回家告訴務農的父母，不撒農藥化肥，田裡也能種出稻子。許多父母由此轉變農法。「地方政府跟農夫講很久，他們都不會思考和參與有機農業。成人所受的教育已經定型，跟他們直接溝通比較困難。」李應平笑道，「從孩子去影響父母，其實才是更快的一條路。」
在中興小學種田時，菜園和果園也進入其他校園。孩子們不僅體驗栽種，他們的營養午餐也被換成有機蔬食。日積月累，孩子們就熟悉健康安全的土地長出的食物是什麼味道。「故鄉的味道凝聚著你對故鄉的認同，長大之後，無論你到全世界任何地方工作、念書，故鄉需要的時候你一定會回來建設。」李應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2015年，臺灣藝術家吳耿禎前往屏東縣潮州鎮，為小學生上了一堂剪紙課。
潮州鎮曾是臺灣西部鐵路貨運樞紐，所有木材、物產在此集結後再運往臺東。產業道路開闢之後，貨物不再在潮州鎮集散，小鎮從此沒落。
「只有這個地方的想像力出現了，我們才可能跟他們討論潮州鎮的下一步怎麼走。」李應平說，臺灣好基金會的突破口仍然是當地小學。
吳耿禎是臺灣著名剪紙藝術家，他在潮州鎮同安小學教剪紙，並不急著畫草圖、拿剪刀。他先帶著孩子們感受一張紙的材質、重量、觸感，讓他們拿著這張紙在校園裡奔跑，觀察它在風中飄揚時的流線。這些其實都是美學的基礎，最終剪成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從各種角度看事物。
來教課的還有臺灣原住民畫家優席夫。旅居英國的優席夫只要回臺灣，就被基金會請到潮州鎮。藝術家教繪畫，跟學校美術課的思路區別很大。優席夫教這些孩子怎樣辨識光影和石材，帶著他們玩各種材料，啟發他們對世界的想像。
每堂藝術課，老師們都來觀摩。他們意識到，原來美術可以這樣教。「當老師在觀念上受到啟發和翻轉，他們的教學方法就會更多元、更多變，孩子們回去跟父母討論的內容就更好玩。」李應平說。接下來，基金會打算在當地社區開設藝術工作坊，影響更多大人。畢竟，「每個鄉鎮的長相都不一樣，需要解決的問題也不一樣」。
（南瓜視業丘浩潤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