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裕榮大二時，通過蔡憲崇（蔡洪嬌娥子）介紹，時研社參與了郭雨新在淡水的競選活動，影響蔡裕榮與宋東文們的思想發展。蔡裕榮提及事後內部檢討，談到選舉雖有民主形象，罵國民黨也很痛快，但「如果沒有錢，要怎麼宣傳理念讓人理解？」他們總結「這是資本主義的民主，資本家才有能力選，而資本家在國民黨面前仍是小巫見大巫，所以我們完全沒想走選舉的路」。
因為建立了交情，蔡憲崇的母親蔡洪嬌娥於1977年投入縣議員選舉時，又找上蔡裕榮，即判決書所謂「意圖破壞選舉」的源頭。蔡裕榮熟悉瑞芳一帶，由他騎摩託車勘查地形、物色樁腳、安排宣傳計畫，並將戶籍遷至英專路住處以符合當時「助選員」的法定需求。蔡裕榮也找賴明烈參與開會，可是賴明烈沒有登記助選員。
地方議員的文宣較弱，蔡裕榮與賴明烈們確實希望能主筆政見。蔡裕榮強調「臺灣人民解放陣線內部雖然討論過傳單問題，畢竟選舉宣傳與我們的宣傳不一樣，只有擅改她的文宣，或者真正影響蔡洪嬌娥、說服她採用臺灣人民解放陣線的意見。無論如何還沒有開始試，也不知道是否有辦法影響，就案發了」。蔡裕榮於審訊時避重就輕，「我說我們想要夾傳單，就是我們主動」，目的是避免蔡洪嬌娥牽連入獄，事實上蔡洪嬌娥也真不知道。
蔡裕榮與宋東文們與王津平的交往中，王津平會介紹演講者，並時而傳遞校方「盯上」的消息來。蔡裕榮表示，王津平主編《淡江周刊》時期，在淡江大學也起了一定的帶動作用，影響不少學生。
蔡裕榮大三時，常在《淡江周刊》發表文章的李雙澤找上時研社社員周威仲，說想在演唱會上拋出「唱我們自己的歌」的議題。蔡裕榮說，因為認同「唱自己的歌」的社會意義，便去暱稱「動物園」的李雙澤賃居處商議。眾人討論，覺得臺下學生即使不喜歡也不見得敢公開倒彩，就決定安排人發動起鬨，再安排人制止。「李雙澤說他會帶可樂瓶上臺，唱到〈國父紀念歌〉時，我們就開始噓他」。事前安排與後來的發展一致，時研社幫忙佈置現場、動員了二十位左右的核心幹部擔任正反雙方。蔡裕榮們被捕後，在《淡江周刊》的推波助瀾下，可樂瓶事件逐漸釀成臺灣「民歌運動」的起點。
蔡裕榮與宋東文們反省大學生的生活，覺得自己所讀的私立學校學費也不算低，對許多家庭而言負擔不小，於是想到成立「工讀生聯誼會」。「當時除了家教就沒什麼打工機會，窮人家的小孩非常辛苦」蔡裕榮說。「工讀生聯誼會」目的是把家境較窮的人整合起來，幫忙找工作、獎學金，或薪資集體議價等各方面服務。這極可能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肅清後，臺灣最早的大學生自發勞動權益團體。然而課外組組長不準，給蔡裕榮的理由是「大學生不可以組工會」，故無疾而終。
回憶青年期，蔡裕榮與宋東文們亦覺不無青澀。知道要對抗統治機器，但「與勞苦大眾站在一起」卻沒這麼簡單。由於社團多次活動都引起校方壓制，他們也自知是校方的眼中釘。或許因為當局僅視之學生活動，或因成員篩選嚴、察覺嫌疑就驅逐，一直沒出大事卻也可能早被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