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佳作
阿諾德·湯因比曾寫到，「在世界與西方長達四五百年的衝突中，到目前為止有重大教訓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擊，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擊——狠狠的打擊。」然而，從西羅馬帝國崩潰到11世紀的數百年間，歐洲還遠不足以對世界造成什麼打擊，恰恰相反，它卻在四方強鄰的蹂躪下喘息呻吟，危在旦夕。對於這種戲劇性反差，人們自然將目光投向所謂「歐洲的誕生時期」，這也構成了《羅馬帝國的遺產》（TheInheritanceofRome:AHistoryofEuropefrom400to1000）一書的主題。
作為「企鵝歐洲史」（ThePenguinHistoryofEurope）承上啟下的關鍵部分，無論從長達六百年的時間跨度來說，還是從囊括三大洲的空間範圍而言，《羅馬帝國的遺產》都展現了克裡斯·威克姆（ChrisWickham）重新闡釋由古典向中世紀過渡階段的雄心抱負。對於歷史學家而言，這從來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誠如菲迪南·羅特（FerdinandLot）所言，「羅馬帝國覆滅的原因可能是世界歷史中最重要也最令人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是呈現在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面前最令人震顫的景象之一。」
對於羅馬帝國的覆滅，人們的看法往往陷入兩種極端：出於對中世紀的偏見，古典文明的衰亡便充滿道德批判色彩；而近代西方的興起，又使許多人過高地估計了中世紀歐洲的發展。紛繁複雜的學術觀點，便如同搖蕩的鐘擺，在兩個極端之間循環往復。
克裡斯·威克姆當然不滿足於這種狀況，他在卷首即開門見山地反駁了兩種宏大敘事對理解中世紀早期的誤導，即民族主義和現代性，而這兩者恰恰是當今許多史學類著作的共性。19世紀初以來的民族主義思潮，使中世紀早期歐洲的真實圖景被民族起源和身份認同的敘事所裹挾，這導致人們從橫向上誤以為歐洲的認同是由來已久的，從很大程度上而言，今天的歐洲地圖對於理解中世紀早期的地緣政治不僅少有助益，甚至會產生誤解。與此相對，現代性的敘事從縱向上割裂了中世紀最初數百年與羅馬世界的延續性，對於古典時代和文藝復興而言，中世紀的存在似乎只是為了襯託前兩者的光輝，至於它自身似乎不過是人類歷史上的某種「異類」。
當然，從20世紀後期開始，長期的偏見在西方學界已得到了顯著糾正，肇始於彼得·布朗（PeterBrown）的「古代晚期」（LateAntiquity）傳統使人們相信，古典文明在帝國晚期經歷了深遠的蛻變，中世紀早期也遠沒有那麼不堪。正是出於上述種種關懷，《羅馬帝國的遺產》不僅以其宏大的時空架構成為各卷中體量最大的一部，同時它精湛的分析無疑為我們觀察中世紀歐洲提供了極富啟發性的視角，畢竟在中國學界，扭轉對中世紀的偏見依舊任重而道遠。
比較視野下的解釋框架
中世紀早期的歐洲，由於總是和「黑暗時代」或「封建主義」等描述相聯繫，長久以來顯得聲名不佳，這種現象並不難於理解。《我們必須給歷史分期嗎》是雅克·勒高夫的最後之作，他在其中極富洞見地說「新時期的一種觀念總是反對前一時期的觀念，後者總被認為是黑暗的階段並理應讓位於光明。」對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而言，中世紀的「汙名化」尤其如此。然而，如果認為威克姆的《羅馬帝國的遺產》旨在全面「洗白」中世紀，那就大錯特錯了，批判民族主義和現代性的敘事本身並非目的，對中世紀的過分高估和人為貶低，在本質上如出一轍，因而他在書中多次強調，對歷史採取「事後諸葛亮」（原文是 hostilitytohindsight）的目的論完全無助於正確認知，將研究建立在更堅實的史料基礎上，使歷史解釋框架更為精緻、複雜才是作者的初衷。
那麼，作者不帶「目的論」的目的完成得如何呢？至少從各篇和全局的結論來看，完成得相當成功。作為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威克姆使用的許多方法對中國讀者而言並不陌生。事實上，早在2005年出版的《構建早期中世紀：400—800年的歐洲和地中海》（FramingtheEarlyMiddleAges:EuropeandtheMediterranean,400-800）一書中，威克姆就將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結構分析和比較視野運用於早期中世紀史的闡釋。
歐洲從羅馬來
這一特徵在《羅馬帝國的遺產》中得到延續和發揮，這首先體現在他將考察的時段向下延伸到公元1000年，雖然威克姆也承認這種劃分有忽略各地多樣性的不足，但是從總體而言，在政治變遷的意義上，以公元1000年作為中世紀的分水嶺依舊是站得住腳的。關鍵在於，800至1000年這段時期正是加洛林王朝的霸權崩潰、地方貴族崛起和封建主義成型的階段，站在11世紀的門檻上能夠對公元第一個千年歐洲的政治變遷做整體的回顧。
更重要的是，雖然屬於「企鵝歐洲史」系列，但是威克姆也將地理範圍擴展到包括西亞和北非在內的前羅馬帝國疆域，尤其拜佔庭和阿拉伯諸帝國佔有相當重要的分量。如果說威克姆重視中世紀早期西歐三巨頭——西哥特人的西班牙、法蘭克人的高盧和倫巴第人的義大利——之間的差異的話，那麼，他對於更大範圍內的加洛林王朝（西歐）、拜佔庭帝國（東歐）和哈裡發國家（西亞與北非）之間的比較研究，絲毫不亞於對前者的重視。威克姆相信，在統一的羅馬帝國解體後，地中海世界的各政治體走上了既迥然有別又保留某種共性的道路，如果沒有加洛林王朝和東方諸帝國的比較，便不會清晰地發現，稅收體系的延續如何在拜佔庭和阿拉伯維繫了強勢國家（strongstate），而稅收體系的崩解和土地日益成為權力的來源，如何在西歐造就了弱勢國家（weakstate）以及後來的封建主義。這種比較研究揭示了羅馬帝國的繼承者們在共同傳統的背景下分道揚鑣的深層結構，這也是本書命名為《羅馬帝國的遺產》的重要原因。
《構建早期中世紀》側重於中世紀歐洲的政治和經濟基礎，宗教文化領域則相對薄弱，《羅馬帝國的遺產》彌補了上述缺陷。基督教世界的文化和信仰的內容雖然散布於各篇，但實際上所有相關章節仍可單獨析出組成連貫的整體，可謂「形散神聚」，也從側面印證了中世紀早期與古代晚期的延續性。
2016年，耶魯大學出版了威克姆的最新力作《中世紀的歐洲》（MedievalEurope），這次他將整個中世紀作為考察對象，涉及羅馬在西方的繼承者、東部的危機與轉變、11世紀開始的經濟擴張、中世紀盛期的政治重組和貨幣、戰爭及死亡等問題，如何在不足300頁的正文中概括一千年的歷史，無疑是一項挑戰。這部書和《構建早期中世紀》、《羅馬帝國的遺產》構成了威克姆學術思想發展軌跡的「三部曲」。
可貴的多樣性
支撐上述政治與文化變遷的深層結構，隱藏於400至1000年的社會與經濟體系之中。多樣性歷來是歐洲的重要特質，它不以羅馬帝國的強弱盛衰為轉移，它是中世紀各個階段發展趨勢的基礎，近代以來歐洲的迅速崛起，也同樣受益於這種多樣性，實際上，它也是歐洲歷史豐富而迷人的核心要素之一。為了更接近中世紀早期的真實情況，必須小心翼翼地處理這些多樣性，正如書中強調的那樣，作者所做的工作大多是對比，而不是歸納，目的就在於尊重這些差異性並指出其意義。對於中世紀早期這樣劇烈變動的時期來說，多樣性的意義首先在於，任何趨勢都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地定性為進步或者倒退，但由於史料的匱乏，定量分析又很難實現，這種情況下多樣性的作用便凸顯了，它至少可以不斷修正我們對某些趨勢的把握。
羅馬帝國的分裂尤其是西羅馬帝國的滅亡，使原先統一的地中海經濟體變得支離破碎，5世紀以後的兩百多年間，西地中海的貿易路線無疑是衰落了，由於汪達爾人佔領了北非和西西里島，而這兩地恰恰是羅馬最大的糧倉，對海上貿易的打擊是毀滅性的。但是問題在於，東地中海世界由於拜佔庭帝國的穩固統治，其貿易網絡不僅得以延續，而且更為繁榮密集，所以整體而言地中海貿易網絡依舊存在，只是範圍縮小了而已。7世紀前期拜佔庭的衰退和隨後阿拉伯人的擴張，再次導致地中海上的貿易跌至谷底，但是很快在8世紀中葉再次復興，雖然規模和繁榮程度不可與帝國時代同日而語，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此時的地中海貿易在性質上已發生了悄然變化：隨著統一的羅馬帝國不復存在，由官方主導的貿易網絡逐漸被各地區間自發交換的貿易路線所取代，簡而言之，8世紀的地中海貿易雖然不如4世紀以前那樣聲勢浩大，但卻變得更為市場化，也更具有商業活力。
「黑暗時代」的汙名
當我們將目光轉向歐洲的內陸地區，差異性同樣使我們對農業社會的圖景做出某些修正。中世紀早期的農奴制，無疑為「黑暗時代」的汙名增添了合理性，無論這種機制在當時社會中是出於多麼不得已的安排，它在今天的現代價值觀念中都是不可饒恕的。但是問題在於，過去我們認為是歐洲普遍現象的農奴制度，可能並不是那麼典型，甚至可以說只是極少數地區的常態。威克姆通過對帕萊索（Palaiseau）、古爾斯多夫（Gaers－dorf）和呂菲阿克（Ruffiac）這三個農民社會的比較研究，揭示了領主與農民群體以及農村社會內部的不同關係，不同地區的不同類型的農業社會，使得西歐很少有某個地方能夠削足適履地符合人們對農奴制的想像。
當然，這並不是說農奴制在中世紀的歐洲無足輕重，只是對農奴制全盛時期的認知存在錯位。誠如威克姆總結的那樣，公元500至800年間西歐貴族的權勢可能是相對最弱的，與之相對的是，地方社會的自治程度相對最強。其原因可能要追溯於前面提到過的「弱勢國家」，統治者財富的來源由稅收轉向土地，的確削弱了國家政權整體的控制力，但是當時的經濟結構乃至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同樣深刻地影響了領主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關係。對於這個時期的領主而言，他們的財富既不能與羅馬帝國時期的前輩們相比，而他們對鄉村社會——實際就是對人——的控制力又遠不如他們的後代們。這樣反而形成了農民的「黃金時期」，究竟是做喪失自由但至少能獲得基本生存條件的農奴，還是做不得不為生計和收成而操勞且有破產風險的自由農，這個問題至少在10世紀以前還是有選擇權的。伴隨著11世紀的經濟擴展和人口增殖，農民在這類問題上選擇權逐漸喪失，以至於後來這已不再是個問題，農奴制的全盛期便到來了。
現在回過頭重新審視中世紀早期歐洲的趨勢，尤其考慮到上述多樣性，就很難再給這個時期武斷地貼上「黑暗時代」的標籤了。必須承認這數百年中存在著種種衰退和崩潰，但遠不是從前所想的那樣不堪，一系列新的社會因素在萌發，雖然時常被內部混亂和外部入侵打斷，但是終究步履蹣跚地走出晦暗。中世紀早期的歐洲有其自身的閃光點，從這個角度而言，它是被點亮的而非照亮的，只不過點亮之後，仍有許多部位處於陰暗之中。麥可·麥考密克（MichaelMcCormick）很好地總結過這種轉變：早期中世紀已經不再是羅馬帝國崩潰後的黑夜，它更像是一個漫長的清晨，為後來的發展積蓄著基礎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