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燕
有個問題一直深深地困惑於我：為何我以如此決然的方式脫離開故鄉，為何偏偏是我到達異鄉，成為遷徙者？而當我在故鄉的既定身份在異鄉遭到質疑和模糊時，我又如何費力地通過各種途徑試圖獲得新的身份。這個發生在我個人身上的巨變，是我寫作《工廠女孩》前後得以理解女工的情感基石。
在新疆，我是個囿於抒情的詩人，抵達嶺南後，如何描述女工，對我是個挑戰。因為我在2010年秋天的南遷舉動帶有突變性，所以事實上，我對我所到達的這片區域的地理、歷史、民俗以及業已形成的文學流派，都所知甚少。在一片混沌和茫然中，我努力尋找著切入點。於是，那個想法便冒了出來——與其採訪別人，不如自己去做。細細想來，當初促使我走進工廠的緣由，只是出於一種模糊的本能，完全匱乏精於世故的算計——我試圖用最笨的辦法來解決必須解決的難題。
在歷經了找工作、進車間、住宿舍等系列工廠生活後，2012年，我開始寫作《工廠女孩》。雖然敲打鍵盤的手掌還在劇痛，但我知道，「時代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我也不打算嘗試。我完全無意參與宏大敘事。我的出發點就是「小」——小地方、小場景、小人物、小事件。但所有的「小」，都必是我所見、我所體驗。我試圖在個人化的情景中，對大時代進行驚鴻一瞥的打量。
在樟木頭鎮的寶山上，我那間小小的居所裡，我陷入癲狂寫作：每日至少五千字。寫作過程異常順利，幾乎算得上酣暢淋漓，不帶一點磕絆。我寫了車間裡工作的年輕女工，下班後住在瓦房裡的老年女工，有著深刻矛盾的女工母女，懷揣菜刀的女工，試圖通過學習擺脫命運束縛的女工，為抵抗邊疆寂寞而置身喧囂的女工，我甚至還寫到三個不同類型的二奶，她們的前身皆為女工。對她們（包括二奶），我皆持著一種超越道德立場的同情，我的同情出於對生命本身的悲憫。我不只是為了呈現女工生活，我試圖通過對女工的實寫，來反觀我們自身的命運，因為我發現，我們每個人都是潛在的女工；在某些特殊的時刻，我們也許都會做出讓自己變成二奶的舉動。當我對人性進行挖掘時，我會感到自己並不孤獨，因為每個人都不敢保證自己是完全純淨的，像酒精一樣乾淨。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很多人都生活在體制內；到了八九十年代，單獨的個體和整個體制之間有了衝撞，並因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滋生出尖銳矛盾。而這個流變和遷徙的時刻，正是新舊道德相互糾纏和更替的時刻。傳統的倫理和價值觀遭到顛覆，舊東西在崩毀，新東西在滋長。面對生猛的生活現場，人們總感到哪裡不對勁，但置身其中時，又不致感到恐怖。2010年之後的我，亦加入遷徙大軍，從新疆南遷廣東。我和女工變得一模一樣，成了那種「企圖超越他出身的人」。如果沒有了這個前提，即便我寫出了《工廠女孩》，其韻味，也和現在大相逕庭。
作家是要表達和現實的對應關係，但如果總是從實際情感出發，便無法體會到更加冷靜的審美愉悅。故而我不喜歡那種呈現出明確善惡的寫作。我希望我的作品更現代，能贏得當代讀者的認同。而走向現代的第一步，便是在思維方式上「去道德化」：過濾掉簡單的是非善惡，使貌似神聖的、有著強烈道德律令的寫作向下運動，不再那麼強調主題，讓故事自身給予它所能給的，讓讀者汲取到他所能取的。
寫農民進城後的亞城市生活，並沒有統一模式。每個作家的出發點不同，個人境遇不同，寫作的趨向性便不同，但只要他的調式是嚴肅而深刻的，即便他用了貌似通俗的故事，都是可以行得通的。只要那種文學的氣味還在。寫《工廠女孩》時，我注重單個故事的完整性，整體推進的速度感，詞語嫁接的陡峭，現場氛圍的營造，以及首尾的連貫呼應。我喜歡用乾淨而犀利的語言，字詞間充滿信息量。我還借鑑了很多電影的表現手法：遠景、近景、特寫、長鏡頭。
我希望我的觀念在作品中以彌散的方式表達出來。我無意販賣底層苦難——我想表達的東西更晦澀。那種強烈的對階級的同情，在我這裡是不需要的，我需要的是一種間離：從現實的情感中抽離出來，建立起一個敘事人，由敘事人講述他所經歷的一切。這樣的作品可以調動讀者的理性，促使他去思考。我更在意普通人在現實中的具體選擇，以及選擇背後的困境，那些看不見的灰色曖昧，那些難言的困惑。我更在意人物之間的情感，他們的關係，他們和環境的張力。當我表達時，我力圖用一種平等的視角，以相對客觀的姿態來講述。我希望文字自身能去說明，這比事先擬定好主題再去採擷證據要好得多。
我並不覺得《工廠女孩》是在寫底層，不，它不過是呈現出當代中國一個普通二線城市的生活剖面。那種生活是很多人的常態生活。我很在意讀者的反饋意見，無論他們說了什麼，都清晰地顯現出這樣一件事：他們曾閱讀過這本書。對我，這是最珍貴的獎勵。當讀者進入閱讀時，能感受到作品的每一寸都是鮮活的，那才是作家最終的勝利。
2014年4月《工廠女孩》獲第九屆文津圖書獎；2014年8月，又獲得第六屆魯迅文學獎提名獎和第五屆徐遲報告文學獎。
2013年，當《工廠女孩》出版後，我開始籌劃《工廠男孩》。我選定東莞樟木頭鎮的工廠路作為觀察對象後，便搬進電子廠女工宿舍，夜晚去男工宿舍採訪，白天反覆行走於街道。從2014年年初春節後電子廠放鞭炮開工，到2015年年底春節前工人們買火車票準備回家，整整兩年，我在工廠路耗盡了我的周末和假期。2016年5月，《工廠男孩》出版了。可以說，如果沒有《工廠女孩》，一定不會有《工廠男孩》。2017年年初，《工廠男孩》獲亞洲周刊2016年年度十大好書。
從16歲發表處女作至今，已過去了太多年。那個葡萄園中的女孩已變成了工業園旁的母親，而我仍然在寫。我渴望通過書寫建構起一個小世界——我的世界。無論我身在何處，我的寫作永遠都是從葡萄園的根部開始的。葡萄藤在冬天被泥土埋起，到了春天「開墩」，再將枝蔓搭在架子上成長。對我來說，千裡萬裡的路程，都是那根藤蔓的延伸。
★本報擁有此文版權，若需轉載或複製，請註明來源於中國政府採購報，標註作者，並保持文章的完整性。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