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文性是西方後現代主義的標識性術語，表示在任何一個本文之中，都能不同程度地辨認出其他文本的某種影子。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也同樣與若干經典文本有著這樣的互文性。《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互文性集中在與《約伯記》的宗教寓意上、與《浮士德》的人物關係設置上、與《魯濱遜漂流記》的荒島生活描寫上。
關鍵詞：互文性 《約伯記》《浮士德》 《魯濱遜漂流記》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西方後現代主義、後解構批評的標識性術語，「表示任何一部文學文『應和』（echo）其它的文本，或不可避免地與其它文本互相關聯的種種方法。這些方法可以是公開的或隱藏的引證和引喻；較晚的文本對較早的文本特徵的同化；對文學代碼和慣例的一種共同積累的參與等。」[1]互文性這個概念最初由法國符號學家克裡斯蒂娃提出，「任何一個作品的本文都像許多行文的鑲嵌品那樣構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轉化」[2]已經成為經典表述。「克裡斯蒂娃把互文性定義為符號系統的互換，它可以是一個或幾個符號系統與另外的符號系統之間的互換。這樣一來，每一個指意系統就變成了『各種各樣的指意系統互換的領域』。這一概念指出任何一個文本都是在它以前的文本的遺蹟或記憶的基礎上產生的，或者是在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中形成的。」[3]隨後學者索萊爾斯也有定義：「每一篇文本都聯繫著若干篇文本，並且對這些文本起著復讀、強調、濃縮、轉移和深化的作用。」[4]也就是說，每一個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鏡子，每一文本都是對其它文本的吸收與轉化，它們相互參照，彼此牽連，形成一個潛力無限的開放網絡，以此構成文本過去、現在、將來的巨大開放體系和文學符號學的演變過程。[5]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無論是小說原著還是改編的電影同樣可以讓讀者和觀眾聯想到若干篇文學文本。因為電影版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有著電影導演的二次創作，突出的重心與小說原著會有些微的差別，所以暫不涉及小說原著，僅根據影片的表現內容來談。雖然電影和文學並不等同，但不可否認，二者有著許多的相通之處，並且本文展開論述的前提是僅關注電影的故事結構和主題思想，不涉及電影拍攝的技術層面。
一．宗教寓意：與《約伯記》的結構互文
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少了小說原著中的許多細節，解讀起來自然與原著不可能完全相同，電影中必將體現著導演李安個人對這個故事的許多詮釋。當然，電影的故事結構與小說原著還是基本一致的。信奉三種宗教的派，在和家人遷居加拿大的過程中在海上遇難，不得已與一隻孟加拉虎共同在海上生活數日，最終脫險回歸陸地生活。海上與老虎共處的部分是影片的重點，也是最吸引觀眾的地方。派在與老虎共處的海上漂流生活中，遭遇了種種的困難，在多次的努力後仍處於困境之中時，派對著空中像上帝發出了質問，質問得不到答案時，不再抱怨，準備接受一切，就在這之後，他們的小舟停靠在了一個島嶼旁。欣賞完這一故事，不由得聯想到《約伯記》。《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與《約伯記》無論是故事層面還是最終的寓意都有著相當程度的互文性。互文性，即是主體間性，亦是一種對話關係，在對話的過程中完成自證或彼此驗證。
首先，故事結構的互文。電影中的派雖然有著基督教、印度教、伊斯蘭教三種信仰，但其個人經歷與基督教《聖經·約伯記》中約伯的經歷極其相似。《約伯記》中的約伯是個義人，曾蒙上帝恩賜，因撒旦與上帝的一個賭約，約伯開始遭受苦難，約伯堅信自己沒有罪，於是質問上帝，作為一個虔誠的信徒，他為什麼遭受苦難，最後在上帝向他展示偉大的創造的過程中，約伯獲得頓悟，重新信奉上帝，也再次蒙恩。但再次蒙恩的約伯，所獲得的一切已不是原有的，而是一個新階段的生活。電影中派的生活也如此，本來幸福充滿希望的生活忽然間就發生了變故，舉家遷往加拿大的途中發生的變化更是驟然，不明原因地就失去了家人且離開了正常的人類社會，被拋棄在一葉扁舟之上，歷經海上磨難才重回到陸地。在影片的結尾，人們看到派如同約伯一樣，也得到了新的生活，仍是一家四口人的幸福生活。只是派的身份發生了一點變化，從兒子變成了父親。作為兒子身份存在的家庭失去了，迎來的是作為父親身份存在的家庭，派在成長，或說獲得了新生，這一點與約伯是一致的。
其次，結局寓意的互文。派在經歷了各種努力失敗後，向上帝發出質問，這質問與約伯對上帝的質問何其相似。派的境遇與約伯的境遇是相似的，都曾是虔誠的信徒，忠心侍奉上帝，忽然之間都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家人和曾經的生活，均處於茫然不知因何而遭此難的境遇下。約伯質問上帝，派也在質問上帝。在他們的質問結束後，上帝的顯現讓約伯重拾信仰，而派的獲救亦堅定了派的信仰。派在完成與約伯相似的對上帝的質問後，不再抱怨，默默地承受一起，就在其心中有了這個想法之後，他們的小舟停靠在了荒島旁。也正是這一結果使得派重拾信仰。在《約伯記》中上帝的顯現，讓約伯頓悟了，電影《少年派》中食人島的出現，讓派獲得了獲救生還的可能的同時，也堅定了信仰。
曾經處於苦難之中的約伯和派，都向上帝發問。在約伯的故事中，由於上帝的顯現，使得約伯意識到自己作為人類認識的有限，人類是不能理解整個世界的，也不會理解上帝的意圖，於是再次皈依。派在海上向空中發問之後，沒有得到上帝的回答，但是上帝以食人島的出現做了回答，自然也使得派認識到，上帝不是他可以完全理解的，就如同他不可能真正理解老虎帕克一樣，這裡老虎帕克與上帝有著怎樣的關係，也值得思索。除此之外，在派的故事中，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就是派的質問沒有得到回答之後，他決定開始承受一切，這說明派對苦難有了深刻的理解，這種理解也更符合宗教的理解，同時也與耶穌對門徒的要求一致。耶穌對門徒說「這樣，你們無論什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6]在心中放棄一切的時候，把自己全部交給上帝的時候，才是真正的信者，派也是在做到了這一點之後，獲得了拯救的。
無論約伯還是派，都在懷疑之後重新成為信者。似乎驗證了《浮士德》天上序曲中天主的那句話，「善良人在追求中縱然迷惘，卻終將意識到有一條正途。」 [7]
二．精神探索：與《浮士德》的人物關係互文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派與虎的關係引起了觀眾的熱議，出現了各種的解讀。早有多篇針對小說原著的研究文章在分析孟加拉虎的身份時，把它看做是派的他者想像，是派內心的另一自我。但不管第一個故事與第二個故事哪個是真實的故事，也不管孟加拉虎理察·帕克是否到底真實存在，在派的海上漂流旅程中，這隻老虎對於派最主要的一個功能無疑是使派能夠生存下去。從這個意義上講，也或許這隻老虎就是上帝或是上帝的使者。它來到派的身邊，採用自己的方式陪伴著派，激發著派的生存意志，成為派的生存意義。這樣一想，不由得會讓人聯想到德國文學中歌德筆下的經典組合，浮士德與靡菲斯特。於是，在人物的設置及人物關係的處理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與《浮士德》亦具有了互文性。當然，也曾經有人認為靡菲斯特是浮士德另一個自我，那麼這也無疑暗合了眾多人對派與虎身份的他者想像的討論。不過對於浮士德與靡菲斯特這對經典組合，更多人會花費精力去闡釋的是浮士德與靡菲斯特的辯證關係。
在《浮士德》中，靡菲斯特首先是引誘者的身份出現的，他要誘導浮士德墮落，但在誘導浮士德的過程中，他無疑又為浮士德的不斷探索提供了條件，他帶領浮士德走出書齋，結束知識悲劇，開始經歷愛情悲劇、政治悲劇、藝術美的悲劇、事業悲劇等，在一系列的事件中，靡菲斯特不斷催生浮士德的欲望，想通過浮士德對各種欲望的追求最終墮落，但浮士德也正是在不斷的追求過程中，踐行了其浮士德精神，成為一個永不停息奮鬥的人。浮士德與靡菲斯特之間的關係是辯證統一的，靡菲斯特對於浮士德來講既是敵人又是幫助浮士德實現願望的助手，與此對應的，派與老虎理察·帕克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老虎是威脅派生命的一個存在，但同時也正是因為老虎的存在，使得派在海上的生活有了意義。派在船中發現的海上遇難救生手冊中有一條就是遇難後在海上漂流時要找到事情做，此時對老虎的照料，維持老虎的生命，無疑成為了派可以做的事情，使得派的生活有了內容，由此支撐著派在海上每一天每一日的生命意義。
《浮士德》中，浮士德在靡菲斯特的帶領下展開了探索，尋找生命的意義。而派也是在與老虎的相處中，對於上帝、對於人生有了新的感悟。
三．派的回歸選擇：對《魯濱遜漂流記》中荒島生活的瓦解
隨著故事的發展，經歷了海上漂流磨難的派，終於停靠在一個荒島旁。荒島上充足的植物根莖以及漫山遍野的狐獴，使飢餓已久的派和理察·帕克都得到了食物滿足。荒島的夜晚如童話般夢幻，美麗。但伴隨著一顆人類牙齒的被發現，派認識到這是一個食人島。派首先發現，島上生物賴以生存取水飲用的湖泊在夜晚會變成具有腐蝕性的吞噬生命的食人湖，繼而根據這顆人類牙齒，派認定這個島是食人島，選擇離開荒島而回歸人類社會。在這裡，筆者認為，派對荒島「食人」的定性一方面基於現實的考慮，即食人湖的危險存在，另一方面則是荒島的孤寂生活，更會「食人」，會讓人失去人作為人的東西，包括語言能力、思維能力、情感能力等等。這些能力的培養與持有只能在人類社會中生活才會存在。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早就說過，「人是一種政治動物。一個在本性上並不是偶然性地脫離城邦的人，要麼是一位超人，要麼就是一個鄙夫。……城邦是自然的產物，而且先於個人，因為如果個人被隔離於城邦之外，就不再是自足的了，就像部分之於整體一樣。不能在社會中生存的東西，不是城邦的組成部分，它要麼是禽獸，要麼是神。」 [8]「人對共同生活的追求是天生的、必然的。」[9]人天生是要過群體生活的，否則不是人。此刻的派該是認識到了這一點，如果在荒島上生活下去，吞噬掉他生命的不僅僅是「食人湖」，還有寂寞的野人般的生活。這一選擇，無疑與另一個著名的漂流者的選擇不同，那位便是《魯濱遜漂流記》的主人公魯濱遜。
《魯濱遜漂流記》早就講述了一個海上航行者遭遇海難流落荒島成功生存的經典故事，這個故事中的荒島生活，基調是樂觀的、是充滿創造力的。《魯濱遜漂流記》中的魯濱遜從小生長在中產階級家庭，可以過上安穩富足的生活。可他不滿足現狀，有著一顆不安分的心，嚮往一種新的生活。於是選擇離家隨船航行。在海上多次遇險，多次倖免於難，無論遇到什麼情況，魯濱遜都沒有退縮放棄自己的想法。海難之後被迫在荒島上生活了28年，此時的他不是被動地生存，而是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作為人的主觀能動性，把一個荒島建成了有人居住的家園，稱其為「我的小王國」。28年的荒島生活沒有毀滅他，卻促使其成就了自己的事業，成為一個英雄。最初的魯濱遜也是沒有人類同伴，僅找到一條狗、兩隻貓為伴，孤寂地在荒島上生活，十幾年後才遇到了星期五，有了人類的同伴。十幾年的時間沒有讓魯濱遜變成野人，反而個人的事業得到大發展，獲得了巨大成功，成為一個創業神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同樣有遭遇海難的派漂流到荒島的情節，這一點無疑與《魯濱遜漂流記》有著互文性。可是這裡的互文與前面的互文又有所不同，這裡在互文的同時，又有一定程度的解構。當然這裡也有個細節，就是所有流落荒島的人都想回到人類社會的，只是有的人沒有機會和沒有辦法回來。這一部分內容大家都是共識，但是對於事件之後的發展以及最後結局的描繪則是大相逕庭的。笛福筆下的魯濱遜在荒島上開拓建設自己的王國，派則選擇立即回歸人類社會。派的不同於魯濱遜的選擇，即是一種對魯濱遜選擇的解構。
今天的讀者都知道，魯濱遜的故事是有原型的。真實故事是，1704年，一名叫亞歷山大·塞爾柯克的蘇格蘭水手與船長發生爭吵，被遺棄在位於智利第二大城市瓦爾帕萊索以西五百多海裡的浩瀚海洋中的一個荒無人煙的島上，四年後，他被伍茲·羅傑斯船長所救才回到人類社會。塞爾柯克一個人在荒島上生活時，也充分展現了自己的野外生存能力，可日復一日的生活，還是把他從一個文明人變成了一個茹毛飲血的野人。根據船長羅傑斯的記載，塞爾柯克在荒島上最初八個月，苦悶恐懼得想要自殺。當然，從記載中，也可發現，塞爾柯克在荒島上生活時，只是儘可能維持自己的生存，而不是像魯濱遜那樣積極主動地去改善生活環境以及創造出更多的生活資料與財富，相較而言，塞爾柯克是消極的，魯濱遜是積極的。哪個更真實呢？可能多數人都會認同，現實生活遠不能像笛福筆下的魯濱遜過得那樣愜意，現實是可怕的，長期的荒島生活必然會吞噬掉一個人的作為人的許多能力。魯濱遜的形象塑造體現著作者笛福的創作心態，有著笛福的藝術加工與創造，魯濱遜是一個不斷追求、探索，從不向命運屈服的形象，他代表了一個階級——新興資產階級的行動意識和思想意識，這個形象是時代精神的體現，但未必是真實的人生。真實的人生中，人是難以忍受長期荒島生活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的派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義無反顧地選擇回歸到人類社會中來，絕不在荒島停留。這不僅是派的認識，也是作品的創作者的觀點。更是對《魯濱遜漂流記》的一次解構。
結語：如上所述，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可以發現多部經典文學作品的身影，由於存在著這種互文性，在深入理解這些互文文本的基礎上，反而能更好地闡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同時在體會《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時，又重溫了那些經典。恰如羅蘭·巴特所言：「任何本文都是互本文；在一個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並以各種多少能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本文：例如，先前文化的本文和周圍文化的本文。」 [10]
參考文獻：
[1] [美]艾布拉姆斯：《歐美文學術語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00年，第373頁。
[2] 轉引自朱立元：《現代西方美學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947頁。
[3] 秦文華：《翻譯研究的互文性視角》，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第13頁。
[4] 轉引自[法]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頁。
[5] 趙一凡：《歐美新學賞析》，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142頁。
[6] 《聖經·路加福音》14:33
[7] [德]歌德：《浮士德》，楊武能譯，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18頁。
[8] [古希臘]亞里斯多德：《政治學》，姚仁權編譯，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3頁。
[9] [古希臘]亞里斯多德：《政治學》，姚仁權編譯，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43頁
[10] 王一川：《語言烏託邦》，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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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孫海英，女，文學博士，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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