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文網際網路上流傳的韓國在野史學作品中百濟版圖，控制區達到中國東南沿海及日本大部分地區。
文 | 楊津濤
近年來，中文網際網路上流傳著一些韓國歷史地圖。按照這些地圖，韓國在歷史上的疆域，曾包括中國境內的東北、山東，乃至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區。
這些違背史實的地圖，究竟是怎麼來的？
將女真、蒙古引為同族
眾所周知，朝鮮半島在歷史上同中國有著密切聯繫。
公元7世紀，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南部，「以夷易華」，大量引進中國文化。10世紀，高麗取代新羅，曾一度疏遠中國。14世紀，朝鮮王朝建立，半島又重回「中華文明圈」。
朝鮮王朝尊奉程朱理學，社會上層有強烈的「慕華」思想。政治上視明朝為正統，實行「事大主義」；文化上仿效中國，以「小中華」為自我定位。明清易代之後，朝鮮一度認為自己有責任「尊華攘夷」，考慮對「夷狄之清」發動北伐。
雖然北伐並未付諸實施，但與之相關的討論，很自然地激起了朝鮮知識界的領土野心。他們開始關注高句麗和渤海國的歷史，期待佔據遼東，與清廷決戰。
比如，著名的儒學學者成海應（1760—1839）曾主張恢復「高句麗之舊疆」：
「夫東北之部族所以為雄，得遼東故也……苟能取遼東，按高句麗之舊疆而有之，彼清人部落皆失巢穴而遠屏，夫然後可與爭衡於燕城之下矣。」
及至近代，列強勢力進入東亞，中、日、韓三國俱受衝擊。朝鮮半島上的文明開化派人士，逐漸取代了儒家知識分子的地位。他們收到西方近代文明的薰染，不再尊奉中華文化，且將之視為韓國（1897年，朝鮮王朝改國號為大韓帝國）轉型發展的阻礙。此後，韓國知識界也不再流行以「華夷之別」來區分清廷與中國。
為發揚韓國的民族主義精神，文明開化派批判了韓國歷史上的「事大主義」，竭力尋找本國的光輝歷史，某些時候也不惜作偽。
比如，其代表人物申採浩（1880~1936）曾聲稱，在傳說中的檀君朝鮮統治時期：
「江、淮沿岸和山東、山西、直隸等地都是朝鮮的殖民地，其餘為苗族和漢族的殖民地。」
他還認為：新羅、百濟曾在半島之外，有著廣闊的領土。比如，新羅曾佔領中國福建地區的泉州、漳州，百濟的領土曾包括中國的山東、浙江地區。
在傳統的華夷觀念時代，匈奴、女真、蒙古、鮮卑等部族，乃是朝鮮知識分子眼中的「夷狄」。申採浩、柳寅植等學者，則將這些部族俱視為檀君後裔，引為同族。如此一來，這些部族在歷史上所建立的政權及其疆域，也一併成了朝鮮的光輝歷史。
圖：申採浩
慶州在洛陽，平壤在長安？
上述民族主義史學，經過日治時期的發展，在1945年後得到了韓國「在野史學者」的繼承和發揚。
所謂的「在野史學者」，區別於「講壇史學」，意即學院外的民間歷史學者。另有部分學者，雖身處高等院校，但以國粹主義的非理性、非學術的態度治史，故也被韓國的「講壇史學界」稱之為「在野」。但這些學者對「在野」二字較為忌諱，一般將自己的研究定位為「講壇非主流史學」。
這些「在野史學者」，曾於1976年發起「國史恢復協議會」，倡導「國史恢復運動」，將矛頭指向在學院中佔據主流地位的「實證主義史學派」。
目前，在韓國，僅較有影響的在野史學者，即有林均澤、安浩相、林承國等數十位。
「在野史學者」最關註上古朝鮮史。他們依據現代人撰寫的《桓檀古記》《揆園史話》等偽書，力圖證明檀君不是傳說中的人物，而是真實存在的韓國人的始祖。
面對實證派學者的質疑，他們慣用的回應方式是：韓國原本存有大量關於檀君的史料，但都被日本人銷毀了。
「在野史學者」還提倡「大陸史觀」。他們相信，包括上古桓國（統治3301年）、倍達國（統治1565年）、檀君朝鮮（統治2096年），以及新羅、百濟、高句麗、渤海等，領土都不僅限於半島，是所謂「大陸時代」。直到高麗、朝鮮時期，韓國才走入「半島時代」。
按照他們的「研究」，新羅都城慶州在中國洛陽附近，高句麗的都城平壤則在長安。
圖：韓國在野史學作品認為平壤在長安
最極端者，當屬鄭龍石、金種潤等人。他們認為，高麗、朝鮮都曾統治中國大陸。金種潤在《古代朝鮮史與近朝疆域研究》中稱，日本、後金的侵略，都發生在中國大陸，而非朝鮮半島；朝鮮曾是一個疆域比清朝還要更大的國家。
概括起來，這些「在野史學者」的主要觀點，大致包括以下七點：
1、國史教科書中古朝鮮的歷史依據的是日本人的觀點，沒有找回喪失了一千多年的歷史。
2、檀君和箕子是真實存在的人物，其疆域曾擴展到中國北京地區。
3、王儉城位於中國遼寧省，樂浪郡位於北京地區。
4、百濟在3~7世紀曾統治北京至上海的中國東海沿岸。
5、統一新羅的國都曾在北京。
6、高句麗、百濟、新羅創造了日本文化。
7、女真也是韓國的種族。
如今的韓國，「在野史學」的影響，並不僅限於民間。學院中也存在著一些以國粹主義的非理性、非學術的態度治史的學者，他們召開學術會議時，也常會請一些「在野史學者」到場發表觀點。
圖：韓國在野史學作品中的「統一新羅」，疆域遠大於「唐」
在野史學與講壇史學的對壘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樸正熙、全鬥渙當政時期，大力宣揚民族主義，為「在野史學」的發展提供了政治契機。
1975年，「在野史學者」發起要求更改教科書的行政訴訟。
1981年，「在野史學者」促使國會召開了「國史教科書聽證會」，與學院內的「講壇史學者」辯論，得到多數議員的支持。民眾和媒體自此對所謂「偉大的民族歷史」產生濃厚興趣。
對於「在野史學者」上述非理性、非學術的歷史研究，韓國的「講壇史學者」進行了諸多反駁。
1978年，主持發掘武寧王陵（被「在野史學者」視為偽造）的金元龍教授，曾發表聲明：
「對於在野人士炮製的極度過分的偽說，此前學界並沒有予以理會，但得到文藝振興基金出版的《自由》 刊物卻在全國各地誤導國民，學界不能再袖手旁觀，必須予以澄清。」
「在野史學者」則攻擊「講壇史學者」是親日派、左派，給他們扣帽子，說他們的實證主義著作，是「賣國的親日殖民史學」。
經過約40年的發展，韓國的「在野史學」已具備相當程度的影響力。樸槿惠時代的文化政策，對「右翼民族主義史學」較為寬容，國會成立了「東北亞歷史歪曲對策特別委員會」。「在野史學者」利用這一機構，曾多次召開聽證會，與「講壇史學者」辯論，藉機宣傳「漢四郡在中國大陸」等偽學術觀點。
學者趙宇然（延邊大學朝鮮半島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與樸燦奎（延邊大學朝鮮半島研究院院長），曾如此評價韓國「在野史學」與「講壇史學」之間的這場對壘：
「經過以上幾次公開辯論會，非主流研究者就連基本的史料解讀能力也沒具備的事實暴露無遺，他們極其缺乏專業知識與訓練，並且其主張亦荒謬，毫無學術價值。但這些人的殺手鐧並不是嚴謹的學術論證，而是宏觀建構起的敵我陣營理論框架，即把現在的爭議視為殖民史學陣營與民族史學陣營之間的對抗，將自己定位為民族主義史學一方，以此佔據道義上的制高點。」
目前，韓國的「講壇史學者」在高等院校仍佔主流，也多次將上述「在野史學」斥為「偽史學」、「歷史法西斯」。不過，他們在韓國民間當下和未來的影響力，是否能夠蓋過這些「在野史學者」，仍是尚未可知之事。
圖：韓國在野史學認同的高句麗疆域（引自趙宇然、樸燦奎《韓國非主流「研究者」群體的高句麗史認識傾向》
參考資料：
①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商務印書館，2007年。
②王元周：《小中華意識的嬗變——近代中韓關係的思想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13年。
③趙宇然、樸燦奎：《韓國非主流「研究者」群體的高句麗史認識傾向》，《東疆學刊》2017年第4期。
④（韓）奇庚良、鄭永振：《偽史學與歷史法西斯主義》，《東疆學刊》2017年第4期；
⑤趙鐵峰：《韓國歷史編纂學中的民族主義》，2015年第4期。
⑥劉丹：《試論韓國歷史研究中的民族主義——以韓國古代研究為中心》，延邊大學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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