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時代背景看《水滸傳》的忠義思想解讀一部古典名著應該持有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 《水滸傳》最早的名字叫《忠義水滸傳》，甚至就叫《忠義傳》。小說描寫了一批「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未能「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卻被奸臣貪官逼上梁山，淪為「盜寇」；接受招安後，這批「共存忠義於心，同著功勳於國」的英雄，仍被誤國之臣、無道之君一個個逼上了絕路。「煞曜罡星今已矣，讒臣賊相尚依然！」作者為這樣的現實深感不平，發憤而譜寫了這一曲忠義的悲歌。作者在以「忠義」為武器來批判這個無道的天下時，對傳統的道德無力扭轉，這個乾坤感到極大的痛苦和悲哀。以致於「忠義」這一批判武器自身也表現出了一種深沉的迷惘。水滸故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 第一，《水滸傳》所寫宋江起義的故事源於歷史真實。《宋史》中的《徽宗本紀》、《張叔夜傳》及其他一些史料曾提及，略謂徽宗宣和年間，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齊魏」，「轉略十郡，官兵莫被攖其鋒」，後被張叔夜設計招降。北宋末年，當腐敗的朝廷無力抵抗外族入侵的時候，各地的「忠義軍」風起雲湧，朝廷亦不得不頒布了忠義巡社制度。歷史上宋江起義的性質，有待於歷史學家去慎重討論，但它作為「街談巷語」在民間流傳，則越來越深地染上了「忠義」的色彩。龔開作《宋江三十六人贊》就稱宋江「不假稱王，而呼保義」。《水滸傳》的作者就沿著這一長期形成的思維格局寫成了一部「忠義傳」。 第二，明代宦官專權，黨爭不斷，忠良屢遭迫害的黑暗腐朽統治，使得人們期待有一批寄託著自己民族意識和反抗精神的英雄們橫空出世，來洗濯這汙穢的世界。於是宋江「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即使最後被毒死，也是視死如歸，大忠大義的壯烈之舉；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豪氣沖天，快意恩仇的綠林義氣，構成了對好漢的人格崇拜，也深刻地反映了由於城市居民、江湖遊民等隊伍的不斷擴大，社會道德正在悄然發生著變化，己經由傳統的封建倫理道德向自我意識的覺醒悄然轉變，而這種轉變，最集中地體現便是《水滸傳》。
有人曾經指出，最早的《水滸傳》本子，應當只有晁蓋、宋江等人的故事，就像《大宋宣和遺事》那樣，開頭就寫楊志賣刀，接下來便是智取生辰綱，晁蓋、宋江兩位主人公早早就己登場。《水滸傳》卻在此前加上了王進、魯智深、林衝等人的故事，從而使文本顯得十分獨特。這樣一種文本結構，對小說的意義有著重要的影響。 說來也怪，《水滸傳》最先登場的亮相的人物不是一百單八將的成員，而是王進。這位王進在許多方面和林衝一致，也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也同樣受到了高俅的迫害。但也沒有落草為寇，既沒反也沒亂，而是「私走延安府」。為什麼要去延安府？小說交待得很清楚：第一、「那裡是用人去處，足可安身立命」；第二、「那裡是鎮守邊庭，用人之際，足可安身立命」。王進三番五次強調去延安府的理由，就是要鎮守邊庭，這與後來梁山好漢受招安，破大遼用意完全一致。
可見小說一開頭就是定下了一個基調，那就是好漢如果受到迫害，最明智的選擇是避開當權奸佞，用尋找自己的用武之地，為國效力，而不是起來反抗。高俅逼走王進後，又將林衝逼上梁山，這是為了表明「亂自上作」。但有趣的是，在高俅設計迫害林衝之前，小說講述的是魯智深的故事。魯智深最突出的性格是急人所難，無拘無束，為了救素不相識的金老父女，他三拳打死鎮關西，又大鬧了五臺山。為救林衝而不惜得罪高俅，最後無處安身，只好去二龍山落草。因此，魯智深的落草與林衝不同，他的落草有些「好漢做事好漢當」的味道，小說肯定讚美的是他那「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的英雄豪氣。一部大書，以王進、史進和魯智深三人的故事開篇，強調的是到邊庭立功和對義氣的崇拜，顯然忠義觀念成為小說要表現的重要內容。
忠義思想是《水滸傳》的主旨思想，這種思想的最大負載者就是作者以全力塑造的宋江這個人物。宋江不僅是小說中的一個重要人物，而且也是小說中的一個特殊人物。說他重要，是因為作為起義軍領袖，他親手創建、發展、壯大了起義隊伍，使之成為宋王朝的心腹大患。說他特殊，是因為他既要委身於造反之列，卻又始終不能忘懷對封建統治階級的耿耿忠心，最終又親手葬送了起義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