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起，王勇博士對老上海音樂文化研究頗為關注，花費了十年時間，從八千餘張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唱片中，編輯、整理、修復、出版了《上海老歌1931-1949》共20張CD、400首原人原唱，完成專著《上海老歌縱橫談》，主編了《上海老歌金曲100首》，是目前華人地區最有影響的老上海音樂文化研究學者之一。
從音樂家黎錦暉1927年發表《毛毛雨》起，到1949年，前後二十餘年，有8000餘首被稱之為「時代曲」的流行歌曲在上海誕生，平均日產一首。前輩音樂人們，憑著「奇異的智慧」創造了奇蹟，使上海成為名副其實的華語流行歌曲重要發源地。
這些優美動人的歌聲曾繚繞在車水馬龍、萬家燈火的申城上空，「從小煙紙店那抹閃著蜜黃燈光的窗口到夜夜歡宵的舞廳歌壇」，曾經喧鬧地裝飾過一個繁華的時代，見證了這流行樂壇上一代海派文化的輝煌。
她餘韻嫋嫋，其中不少優秀之作傳唱至今，成為華人世界中永恆的「懷舊金曲」。而眾多的歌手，像周璇、白光、王人美、白虹、姚莉、歐陽飛鶯、吳鶯音……將她們的聲音抒寫了中國流行音樂的歷史。
中國流行音樂的開端基本上與海派音樂是重合的，它們都誕生在上海，黎錦暉先生最早寫兒童歌曲，比如「小兔子乖乖，把門兒開開……」就是他的早期作品，後來還寫了不少家庭愛情歌曲。黎錦暉先生是中國兒童歌舞劇的鼻祖，也是中國新歌劇的鼻祖，又是中國爵士音樂的鼻祖、中國流行音樂的鼻祖。
無論是旋律、演唱還是錄音技術，歐陽飛鶯的這首《香格裡拉》基本上跟今天的流行音樂差異度已經不很大了。可能讓我們今天更加佩服的，倒是他們的樂手和歌手的水平。當年由於技術條件的限制，都是一次進棚全部完成的，沒有「分軌」一說。錄出來的聲音後期幾乎是不能改的，只要有一個人出現差錯，就只能全體重來一遍。
尤其是一些音準很難把握的旋律，是很顯歌手素質的。到1940年代末，這個行業的水準已經到了與今天的審美完全可以融合的狀態。有了這樣的樂隊和歌手水準的保證，一批好歌就不斷被演繹出來。
在短短的十多年間，唱片這個行業在上海開始有了非常大的飛躍。不僅是技術，在傳播、市場、經營管理，以及創作，都有了巨大的變化。也許這是我們今天更應該關注的。
我們的音協做的主要工作其實還是側重於創作這一塊，我們兢兢業業做海派歌曲徵集活動，這些獲了獎的歌曲接下來是否能夠傳唱出去？是否能造成比較大的社會影響？這就不僅是創作層面的事了。
當年前輩們都是怎麼幹的？
一是有好的載體才能呈現這麼大的場面，唱片公司就是最好的載體。當年在上海有一堆國際唱片公司的上海分公司，我們津津樂道的第一家肯定是「百代」，因為它來得比較早。
那時候在歐洲有很多指揮家不願意自己的樂隊錄唱片，因為他們覺得有了唱片就沒人來聽現場了。當時中國的一幫梨園老闆卻很有遠見卓識，他們反而覺得錄唱片可以擴大影響力。唱片公司老闆看到了上海的唱片市場的需求，逐漸開始在上海做唱片的生產車間，於是「百代」在衡山路買了一塊地，把當時亞洲最大最好的錄音棚建在了那裡，那個棚一直到1980年代都還很牛。
唱片的生產規模也就隨之迅速擴大，當年一個工廠最高年產量號稱可以達到300萬片唱片，有的時候加班加點地運作，都無法滿足市場需求。產業一旦起來了，就會進入良性運轉。有了錢事情就好辦了，那時唱片公司有的是錢，誰寫歌我就給誰錢，那個時候還沒有獨家籤約，其實就是「買歌」。但是你寫歌給唱片公司，在歌沒錄成唱片之前對方是不會給錢的。通常是一首歌來了，唱片公司裡有一堆歌手來挑歌，誰適合誰拿去唱，再編配樂隊，最後錄完了，大家分鈔票。
因此那個時候的歌曲創作者，不管是曲作家還是詞作家，都跟歌手之間往來密切，他們是要去「求」歌手「幫忙唱我的歌」，只有歌被唱了出版了，寫歌的錢才能拿到。但即便如此，那個年代詞曲作者的日子還是很好過，因為絕大部分歌都會被演唱和錄製。當時百代唱片公司掛在最顯眼的位置的是黎錦暉的大頭像，因為他寫的歌最多，是臺柱子。
所有歌手中最受歡迎的、產量最大的毫無爭議屬於周璇，王勇博士整理的唱片中有她的歌曲200多首（她的歌曲總量大約在280首左右）。按照現在的算法，這些歌的數量就相當於近30張專輯。哪個歌手在她那樣的年紀就錄過那麼多歌？即便今天，能發行30張專輯的歌手也是鳳毛麟角，臺灣的蔡琴可能有的，但她已經60多歲了，周璇38歲就過世了，她的主要唱片的灌錄都在33歲之前，那時她還要兼顧拍電影。
周璇是中國所謂氣聲唱法第一人，後來很多歌手都非常敬佩她，包括鄧麗君在內，都把她視為偶像和老師。
周璇的聲線本身並不豐富，音量也非常之低。這要感謝當時衡山路的錄音棚，因為那個棚很大，錄音的時候，樂隊在房間對角線的一頭，周璇則在另一頭，整個錄音棚裡只有一支話筒，離周璇很近，離樂隊很遠，目的是使樂隊和周璇的音量達成某種平衡。由於離話筒近，就很容易造成歌手的呼吸聲和演唱時的噴口聲都一起被錄進去的問題，周璇必須面對和避免這個問題，時間長了，使她練就了對話筒極高的掌控水平。
當年樂隊的一位貝斯手說，我們跟周璇錄音，都聽不見她唱什麼，只能看她的口型。雖然周璇的聲音很輕，但通過擴音技術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也真正體現了唱片作為一個產品的獨特藝術性，和舞臺演出的效果是不一樣的。所謂錄音棚歌手，很多時候就是指像周璇這樣的。
這樣的聲音到今天依然是好聲音的範疇，當然當年也有很多助推的方法，跟今天其實也很像。電臺一定是最強有力的推手，電臺舉辦各種各樣的播出、比賽，白虹就拿到過當年比賽的金獎，在她全盛時期真可謂上海灘上第一號大姐大。當年黎錦暉把她從北京招來，是因為她的國語好，周璇、姚莉她們都是江南人，都喊她白虹姐姐，向她學國語。那個年代的上海流行音樂圈，真的還是一個很講規則的圈子，很講究輩分，姐姐沒有開過個人獨唱音樂會，妹妹們即便名聲再大也不敢開。所以中國第一個開個唱的就是白虹，1945年她開了兩場個唱。
原來大家聽歌是不花錢的，你讓大家花錢去一個劇場聽一個人唱全場，這個粉絲的儲備得到一定的程度。所以這大概也是最早的粉絲經濟時代。白虹開完兩場之後，周璇才敢開，一開就開了三場，場面也更大。很多老歌手，像是姚莉就曾經感慨，那個年代業內歌手之間的互相幫襯是現在所看不到的。
除了白虹，在電臺中很厲害的還有姚莉，她當年就是唱電臺唱出來的。那時上海有很多電臺，電臺有很多直播節目，那時比現在狠，現在我們電臺播歌播的就是碟，當時則是找兩三個人，加上一個歌手，你要聽啥，就現場唱，現場直播。因為是現場版，所以就可以收錢。今天你放唱片，是沒法收錢的。
不少歌手就成天「跑電臺」，一天不只呆在一個電臺，厲害的要跑四五個電臺，也是當時歌手的一個活法。
姚莉成名前唱電臺一個月五塊錢，當時一個普通工人家庭一個月三四塊大洋就能度日了，五塊錢已經是高收入了，但是跟腕兒還是不能比。周璇也唱電臺，唱一首五塊錢！
有一次周璇和嚴華在電臺偶然聽到姚莉的歌聲，覺得小姑娘的聲音不錯，後來姚莉進百代，也是因為周璇和嚴華的推薦。那個年代，歌手們都覺得自己是弱勢群體，不會覺得自己是歌星、是大腕兒，互相之間大多幫襯。姚莉一輩子感謝周璇，她說，當年她不給我這個機會，我就是個唱電臺的，因為她給了我這個機會，才有了今天變成一代知名歌手。
姚莉今年7月19日去世，基本上是那個時代的知名歌手中的最後一位，老太太長壽，關鍵在於心態好。她從來沒把自己當腕兒，要的東西比較少，對物質生活沒有太多要求。一輩子低調，很知道我是誰，我要幹嘛。
徐小鳳開個人演唱會把她請去，對觀眾說，今天我把我的偶像請來了，當年我就喜歡聽她的歌。老太太情商很高，對徐小鳳說：現在，我是你的粉絲。
電影也是重要推手，王人美唱《漁光曲》，不僅影片得到大獎，而且唱片銷量爆棚，影片在上海本來只計劃放映一個月，結果放了80多天下不了檔。
最有意思的是白光，她是個女中音，她唱功絕佳，電影演得也好，人生更傳奇。十八歲結婚，十九歲離婚；1937年遠渡日本留學，回國後進入娛樂界，演電影、唱歌，很快走紅。四五年後再去日本，跟一個美國飛行員結婚，幾年後又離婚，回到香港。開始擔任電影製作人，後來又嫁給了一個比她小十來歲的馬來西亞富二代，終於過上了白頭到老的安穩生活。
白光的墓很有創意，整個造型是一架鋼琴，墓碑邊還有一個按鈕，只要你一按，《如果沒有你》等白光生前演唱的著名歌曲便會輪流播放。
白光既是著名的電影演員，又是著名的歌手，當年演電影主要以演反派為主，所以很多爹媽覺得這個演員演得太好，但是反派演得太像了，不讓自己的孩子看白光的電影，但他們自己卻很喜歡看。
聽了這些老歌和歌手的故事，我們只能說華語樂壇的第一個高峰是屬於上海的，第二個、第三個高峰呢？今天我們做海派歌曲徵集，就是在為海派歌曲的發展前景思考和探路。當年前輩們創立的海派歌曲，最關鍵的因素是人無我有——中國沒有第二個地方有這個條件做這個事。
上世紀50～70年代，上海有沒有好作品？有不少好作品。但是這些作品與「海派」兩個字或許難以掛鈎。上海的作品和北京的、其他地方的作品似乎沒有明顯的差異，例如《梁祝》《紅旗頌》《黃河》……怎麼區分？歌曲就更多了。1950年代上音還組織過一批同學下鄉創作，再往後面走，主題基本上是相近的，內容也是相近的，演唱方式也很類似，所以當你失去「特徵」的時候，就沒有資本去談「海派」了。
所謂「海派文化」，今天在民間講得通俗一點，就是「混搭文化」，單一的一定不是海派的，兩種或三種以上的文化混在一道，才可能是海派文化的代名詞。海派文化最終的定義，還是要找到N個不同文化特性的交融點，因為在上海這塊土地上形成了交融，我們才能夠提出上海所特有的文化形態。
通過一個歌曲來營造一個時代，那麼就會牽涉到，到底哪些部分是適合用歌曲這種藝術形式來打造的，哪些方面或許並不太適合，到底要營造到一個什麼樣的地步。這個對於我們的詞曲作家在新的時代裡面要凸顯某一個你想抓住的時代特徵，這個難度還是有。
往往我們評價一個作品的好壞，就是在創作那首歌的年代裡，它具有極強的時代性，但是過了20年你再聽，時代性已經過去，藝術性仍然存在。最好的詮釋就是那首《我和我的祖國》，當年這首歌的創作是很有針對性和時代感的，但是今天回頭看，這歌似乎時代感不強啊，就是這幾十年你幾乎每年都可以唱，再唱三十年問題也不大。
現在這個時代有極大的寬容度和開放度，這個時代也有一個非常鮮明的主題性，我們在這個時代，你想留下什麼？或許要把你個人的人生經歷要跟大的環境、跟現有的技術手段放在一道考量，尤其當今天多媒體、全媒體時代的到來，這項工作就變得更具挑戰。
另外傳播的廣度往往是一個作品最後能否變成一個強勢作品和流傳作品的一個關鍵的因素，這也對我們的文藝組織提出了某種希望，音協和各專委會能否搭建一個更大的平臺？
今天我們講了很多過去的故事，所謂以古為鏡，目的是打開一扇窗，了解一下當年我們的前輩曾經打造的海派音樂文化或者說華語樂壇的第一個高峰，接下來，我想我們要共同思考的問題就是，我們能做些什麼，才能無愧這個最好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