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說三千多年前周武王姬發來過現在的陽泉，你相信嗎？如果我說周王朝建立以後的一百多年，從周武王到周宣王，歷屆周天子每年春天都要來陽泉千畝坪這裡舉行隆重的農耕祭祀活動，你相信嗎？我也不敢相信。然而，諸多文獻記載，諸多地望所在，諸多苦苦追尋，這恐怕不是巧合，更不是牽強附會，而是確鑿無疑的事實。否則，在平定古州這塊「半田半水九分山，四驛百關千道連」的崇山峻岭之地，何以會憑空冒出一塊方方正正的千畝平地？是的，我說的就是歷史上大名鼎鼎的千畝，以及陽泉古道邊上的古老村莊——千畝坪。
籍田千畝，敷政天下第一地
千畝坪有一通大魏武定八年的《關勝誦德碑》，這絕對是陽泉境內最早的碑刻之一，據今1500多年了。在光緒版《山右石刻叢編》第一卷中，此碑名列第十二位，可見此碑也是全山西境內所見較早的碑刻之一。在叢編中我見到了此碑文，文後編者「按：《平定州志·東魏》，關寶顯墓在州北千畝坪，有武定八年《紀德碑》云：石艾人，冀州刺史。字跡剝落，不可辨認。」是啊，從公元550年到現在，風雨剝蝕一千多年，到清朝光緒年間已不好辨認，自是情理之中。
然而，1915年12月5日下午，魯迅在北京琉璃廠古玩市場上，購得一枚《關勝誦德碑》拓片，之後親手將碑文抄錄下來，這些都收錄在了《魯迅大全集23學術編·魯迅輯校石刻手稿碑銘（中）》之中。此拓片，正是來自山西陽泉千畝坪關寶顯墓碑所拓。對照魯迅所抄錄之碑文內容，《關勝誦德碑》記載道：「三都東南八裡千畝坪」，「東南囗囗土囗囗囗囗谷，地勢東頃，東帶長望，西界塹邢，北略三交，南詣蔭營，其中坺壤……」公元550年的這塊碑上，赫然寫著「三都」「蔭營」「三交」（郊）「千畝坪」這幾個地名，而且還可以辨認，這與一千五百年之後千畝坪村及其周圍村莊地望的今天面貌絲毫不差。而這「其中坺壤」，不就是千畝坪上的千畝沃壤嗎？這地理位置何其明確啊！
其實，在離千畝坪不遠的關家峪村，還立著一通元朝左丞相呂思誠所撰寫的《關氏世系碣》碑，此碑文收錄在光緒版《山右石刻叢編》第三十三卷中。從碑文中，也可清晰地看到「平定南窯關」「三都」「千畝坪」等地名，並提到「冀州刺史關勝」「墓於千畝坪，魏武定八年碑也」。可見，這塊碑元朝中書左丞呂思誠也是見過的。雖然是距呂左丞已八百餘年的石碑了，但我相信他看到的碑文要清晰的多，最主要的是八百年後的呂左丞又一次證明了公元550年的《關勝誦德碑》就坐落在千畝坪上！
一千五百多年前就存在的千畝坪，由來已久矣！
我幾次到千畝坪尋找，幾次在千畝坪的街頭徘徊，還在千畝坪的制高點上望遠深思。
現在的千畝坪，已經一分為二了，西為上千畝坪，東為下千畝坪，這是兩個美麗的大村。
坐在新建未成的張飛廟山頂上，上下千畝坪一覽無餘。這真是一個平坦廣闊的大村莊啊！
突然，一個念頭從心底滋生蔓延，讓我激動不已。如果隱去眼前的村落，隱去眼前的一切現代物件，這不就是讓歷史學家苦苦尋找了幾千年的「千畝」嗎？這平定古州萬山之中的千畝平地，何其難得？這悠悠千古，風風雨雨三千年的千畝平地，竟然幻化成了一個村莊，而這兩個緊密相連又背而分之的兩個村，竟同時擁有著「千畝」之名，只是上下而分，這裡就是千畝，這是三千二百年前的「千畝」！這是周武王的「帝籍千畝」，也是周天子的「籍田千畝」！到周宣王「不籍千畝」，導致歷史上的兩次「千畝之戰」就都是發生在這裡！這與西周王朝興衰成敗緊密相連的千畝、歷史上大名鼎鼎的千畝，竟然就在我眼前，這怎麼可能？這怎麼不可能？！
清華簡《系年》第一章寫道：「昔周武王監觀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畝，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這清華簡《系年》是繼西晉發現《竹書紀年》1700多年之後，又發現的秦代以前的完整史書，於2008年7月入藏清華大學。《系年》的發現，填補了許多先秦史的空白。感謝《系年》，讓古老的「千畝」有了著落。
一個地方的地名，三千多年不變，而且承載了極其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難道就不是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是一種歷史文化資源？這不應該！而《系年》，使陽泉千畝坪，在全中國具有了唯一性！
原來，這帝籍千畝，是周武王滅亡商王朝之後專門為監視商族，防止叛亂，治理天下，祭祀帝神的地方。原來我們讀《史記》，一直以為「籍田千畝」，只是井田制當中天子祭祀土地、象徵性地重農耕田的一種儀式，現在看來，絕沒有那麼簡單。
井田制，是將九百畝土地平均分割成九塊，由八戶人家耕種，每戶一百畝，那中間的百畝，就是公田，八家共同種好，將這百畝所得，全部上繳貢賦。《國語·周語上》說：「天子籍田千畝，諸侯百畝。」注釋也說：「籍，借也，借民力以為之。」也就是說，這一千畝土地是周天子名下的土地，是「帝籍」，但是要借民力來給耕種。所以，每年春天，天子都要率文武百官來此籍田，舉行儀式，以示重農親民，以祈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然而，周武王設立「帝籍千畝」的初心，難道只是重農親農嗎？未必！
我們翻開《竹書紀年》，看看周朝創立之初的南徵北戰，也許更能體會到在此地設立籍田千畝的初衷本願。
《竹書紀年》載：「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商湯建立商王朝的時候，最早定都在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在爾後的三百年間，都城遷徙了五次。這主要是因為王族內部爭奪，發生內亂，加之黃河下遊水災不斷，導致商王朝混亂不堪。自盤庚遷殷之後，商族才最終安定下來，從此政局穩定，諸侯來朝，一個王朝才逐步強盛起來。殷，就在今天的河南安陽，在遷都殷之後的二百多年裡，這裡發展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榮的都城，所以商朝又稱之為殷商，今天的「殷墟」，足以證明那個王朝的偉大。只是到了商朝末年紂王時代，城邑範圍稍微擴大了些，南面到朝歌，北邊在邯鄲與沙丘，而且，都建有離宮別館。
可以這樣說，到紂王受統治的時候，邯鄲、沙丘的離宮別館，就都是紂王時常居住並活動的地方，而邯鄲、沙丘，也正在井陘古道的東南端，距離陽泉千畝坪也就二百餘公裡的路程。
再從周文王姬昌之父季歷開始的一些政治活動來看，這些問題就更加一目了然。《竹書紀年》載：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歷來朝，武乙賜地三十裡，玉十珏，馬八匹。」從岐山到殷都來朝，經過井陘古道是必然的。
《竹書紀年》接著連續記載道：「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歷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這個翟王的翟字，讀狄，其實也就是狄的意思，今天的太原市中心還有一個城中村，叫狄村，就是狄仁傑的故裡，只是我們說不清季歷這次徵伐的西落鬼戎是不是狄仁傑那一支，但可以肯定他們是居住在山西中北部地區的北狄。《括地誌》云：「并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戎翟之國也。」
「太乙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這燕京之戎，即是居住在山西寧武縣境內管涔山的戎族。
「太丁四年，周人伐餘吾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而這餘吾之戎，就分布在山西屯留西北、壺關東南一帶。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這是西域戎族的一支。
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這次攻伐的仍然是一支西域戎族。
然後載：「文丁殺季歷。」可以這麼說，周文王父親季歷的一生，就是在山西境內討伐各種戎狄的一生。然而，就是這麼一位南徵北戰，出生入死的幹將，最終還是被商王文丁給殺了，為什麼要殺？語焉不詳。
只是季歷死後，姬昌被立為西伯侯，後人稱之為周文王。《史記·周本紀》說：姬昌「陰行善」，「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看來，周文王這種禮賢下士的精神，直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姬旦，都一脈相承。然後，周文王「伐犬戎」，「伐密須」。「敗耆國」，是為「西伯戡黎」。然後又「伐邘」，「殺鄂侯」。「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商紂王的左膀右臂大臣三公被西伯侯殺得只剩下了自己。姬昌的這些徵伐，竟全部是在今天的山西境內。
其實，文王父子的一生，就是在山西境內與商王朝的各種戎狄勢力相徵伐的一生。相對於周朝發跡的岐山來說，秦嶺寶雞距離殷商都城太遙遠了，要想控制住中原地區的商族，扼不住要害，恐怕都無濟於事。因為姬昌廣得人心，終於遭到崇侯虎之流的陷害，商紂王囚文王於羑裡，在今天的河南安陽湯陰縣。如今的羑裡城，已藉助周文王的賢名，打造成我國歷史上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座國家監獄，以及風靡全球的《周易》發祥地。以「劃地為牢」、「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歷史典故，著力塑造「逆境發憤」、「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羑裡城終於成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AAAA級旅遊景區，安陽市優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西伯侯姬昌被囚，總要營救。司馬遷寫道：「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通過寵臣費仲而獻給了商紂王。再看商紂王的嘴臉，「紂大悅，說：『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徵伐。」當紂王以一個商販的心理這樣討價還價的時候，帝國的天平大概早已傾斜，只是自己還以為逮了個大便宜。《史記》說姬昌是被救出來了，可種種跡象表明，姬昌不僅沒有被救，而且還死於非命，並被商紂王擺上了祭壇。否則，我們對姬發戰車上拉著自己父王的木主去滅商，就不可思議。
西伯侯即位五十年「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周武王姬發橫空出世，歷史將由其改寫。
《竹書紀年》載：「紂王五年夏，築南單之臺。」
「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周武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於牧野。」
「武王親擒帝受於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戰，它宣告了商王朝的滅亡和周王朝的崛起，這一年，是公元前1070年。然而，讓我深感疑惑的是牧野之戰是在朝歌之牧野，那「南單之臺」就是人們所說臭名昭著的鹿臺嗎？我認為不是，這「南單之臺」極有可能是在邯鄲，或者說是在沙丘。沙丘是歷史上著名的「困龍之地」，它不僅困住趙武靈王在此被活活餓死，而且也說是秦始皇的死亡之地，其實更傳說是商紂王的葬身之地。沙丘在今天的河北廣宗縣，當地老百姓一直傳言第一個被困而死的真龍，就是商紂王，只是年代久遠，又沒有出土文物佐證，只好任憑眾說紛紜。否則，《史記》中赫赫有名的鹿臺，不會在《竹書紀年》中就變成了「南單之臺」，畢竟《竹書紀年》是魏國史書，比《史記》更早，更接近周代。我相信「南單之臺」應該更接近井陘古道。而這井陘古道，顯然是把控中原的咽喉要道。
非常詭異的一件事情是，唐國公李淵太原起兵，一舉拿下長安，建立大唐王朝之後，武德三年，也就是620年，在今天的盂縣建起了受州，領盂、樂平、石艾、受陽四縣。六年移治受陽縣，八年再移治石艾縣塞魚城。貞觀八年，即634年廢。而《元和郡縣誌》第十六卷載：「廢受州城在縣西北三十裡，舊名塞魚城，武德八年，因故跡築，移受州治此，貞觀八年廢。」「貞觀十一年，更名為壽陽。」這本書由唐李吉甫撰，是唐代的一部地理總志，對古代政區地理及沿革有比較系統的敘述，也簡稱為《元和志》。
這是不是很弔詭，如果古代塞魚城就是廢受州城，這意味著什麼？受，就是商紂王的名字啊！難不成說這受州真與商紂王有聯繫？從古至今，名字為受的帝王只有商紂王一人，而塞魚廢受州城，自古以來獨一無二。我怎麼突然覺得那座「南單之臺」與千畝坪近在咫尺呢？按照《封神演義》的說法，帝乙彌留之際，懇求大臣匡扶三子壽王登位。帝乙駕崩，子受登基，是為帝辛，後人稱之為商紂王。要是按這個邏輯推下去，那商紂王在當王子時的封地就應該是壽州，否則，就不會稱之為壽王。那麼，壽陽就應該是最接近壽州的當然封地，可惜這是文學作品。
但是，要聯繫文獻《元和志》的記載，那麼，這個受州初始在盂縣，三年以後移到受陽，又兩年之後固定在石艾縣的塞魚故城，又過了九年，將此受州廢掉。即便如此，我們也可以推斷出唐朝受州政區的立廢之舉，絕對是對歷史的某種再現，甚至我敢斷言，這受州就是商紂王最初的封地，領域包括現在的陽泉市與壽陽縣，治所就在塞魚故城。今天，我們把塞魚改成了賽魚，賽魚到千畝坪也不到30公裡，中間只隔著一座劉備山，是山東北與山西南的關係，賽魚也是平定古州井陘古道通往壽陽、太原的必經之地。那麼，這千畝坪的「籍田千畝」，正處於井陘咽喉要路之喉結之處，何其要哉！更是處在商紂王當年苦心經營的封地心臟部位，豈止是要命啊！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周武王滅商，拉開了八百年周王朝序幕。一個王朝的確立，當務之急是什麼？鞏固政權啊！鞏固政權的第一要務是什麼？鎮壓一切反動派，讓人民安居樂業。簡單說，就是維穩！維穩的第一步就是分封、就是鎮壓反動派。
周武王根據當時人們「滅國不絕祀」的原則，保留了殷人的祭祀。周武王把紂的兒子武庚封在殷商故地。武王又安排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駐守在殷都周圍的衛、鄘、邶三國，監督殷商遺民以防其造反，史稱「三監」。《史記》載：「武王追思先聖王」，於是，封神農之後於焦，在陝西；黃帝之後於祝，在東海郡；帝堯之後於薊，在北京；帝舜之後於陳，河南淮陽；大禹之後於杞，河南杞縣。封功臣謀士，姜子牙首封營丘，為齊；弟周公旦於曲阜，為魯；召公奭於燕；弟叔鮮于管；弟叔度於蔡。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周武王才在平定古州萬山叢中闢出這麼一塊千畝之地，把這裡作為天子的「籍田千畝」，每年來這裡舉行儀式，祭祀上帝天神，最主要的是「克反商邑，敷政天下」。那麼，這個位置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鈃山之隧」是周穆王周行天下的時候所經之周道，「觴天子於盤石之上」的盤石關，就和千畝坪一樣，都在古州平定境內，只是一個在州東，一個在州北，相距不超過25公裡。由此可見，是這條重要的古道把周武王吸引了過來。是的，要想徵服商王朝，不佔據這條古道，是難以取勝的。因為這是太行八陘當中，戰車可以出入的唯一通道，是進攻中原的最佳通道，佔據了這條通道，進可攻，退可守，居高臨下，可鳥瞰中原。也正是這條古道，也正是這個位置，才可以更有效地匯集四面八方的諸侯，迅速積聚在這裡，舉行籍田儀式，讓四面八方的商朝遺民感受到周王的文治武功，以及禮儀之邦的頂級文明。
還是這條古道，又是周王朝重要物資的捷徑通道。當趙武靈王真正擁有這條通道的時候，他才意識到「代馬戎犬崑山玉」這些強國物資可以源源不斷地經此道匯入中原與三晉三秦大地，這是比絲綢之路要更加古老的「玉馬之道」。在當時，要想越過黃河天險，出入古道經雁門關，河套地區，進入大漠，這是最佳選擇。後來的歷史告訴我們，騎在馬背上的強悍民族，也是沿著周穆王會見西王母的路線奔騰而來，而他們的到來，不僅僅是文明的碰撞，更是血肉的融合。井陘古道，絕對就是這條「玉馬之道」的咽喉所在。
武王崩，成王姬誦尚未成年，周公攝政。果然，武庚蠢蠢欲動，隨即三監叛亂。這樣，小王子心有疑慮，三監更以為周公篡位，一時間商朝復闢暗流湧動，三監擁武庚公然叛亂，新生的周王朝政權遇到了嚴峻挑戰。是創立《周禮》的周公，毅然東徵，領兵平叛。經過三年艱苦卓絕的徵戰，終於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廢霍叔為庶民，周公平定了「三監之亂」。周公「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將殷商餘民集中在宋國，也就是今商丘一帶。又封武王少弟封為衛康叔，封成王的弟弟叔虞為唐叔虞，後稱為晉唐叔。周公行政七年，然後還政於成王。在周公、召公的共同輔佐之下，成王繼續「遷殷遺民」，「東伐淮夷」，「既伐東夷」，「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息慎來賀」。成王崩，康王立，《史記·周本紀》寫道：「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是為成康盛世。
再看千畝坪村這千畝之地，平平展展，方方正正，並且顯然是高出於四周的一個大平臺。周武王命名的這個「千畝」，達到了維穩安定的目的，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促進了多民族人民的進一步交流與融合，是一塊名副其實的敷政之地、穩定之地、團結之地、興盛之地，可謂周王朝建立之初的國之重器。籍田千畝，也是吉田千畝，更是吉祥千畝啊！籍田千畝，是周王朝「敷政天下」第一地，更是華夏穩定第一地！後來的歷史發展，更加證明了這一點。
河朔千畝，同心同德吉祥地
從周文王父子在山西這塊土地上與戎狄一生徵戰的經歷來看，他們對山西這塊土地再熟悉不過了。西伯侯苦心經營四十年，天下三分已有其二，山西當然地成為西周滅商的主要根據地。《史記·齊太公世家》說：「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太公，就是姜子牙。姜子牙輔佐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直至周成王時去世，高壽139歲。
去過山西省博物館參觀的人，應該都見過那件國寶級文物「龍紋兕觥」，那是1959年在山西石樓縣義牒鎮桃花莊出土的考古文物，古墓一共出土了53件商周青銅器，其中編鐘一套13件、大鼎7個和零散青銅器33件。根據墓葬形制和出土青銅器上的銘文，專家推斷這是一座商代晚期大墓。據介紹，這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龍紋兕觥」，就是姜太公送給老嶽父的禮物。一位研究商周歷史的專家向人們講述了關於姜子牙「龍紋兕觥」的故事：
據說，姜子牙投奔周文王之後，有一次，兩人商量討伐商紂王的事情。吃飯的時間到了，姜子牙就在家中擺宴接待文王。酒菜呈上來之後，文王被一隻造型獨特的酒器所吸引。只見這件酒器狀如小舟，身長數尺，背上蓋著一隻弧形長蓋，蓋面的中央是一個蘑菇狀的小鈕，腹部兩側還雕刻著神秘的花紋，兩側各有一對貫耳，正好用繩子將其懸掛在酒席中央。翹起的首端被塑造成龍的模樣，高傲的姿態中充滿威嚴，只需輕輕抬起它的尾部，美酒就從這微微張開的龍口中流出……
面對這件好似蛟龍的酒器，周文王喜歡的不得了，就問姜子牙從哪裡得到的這件寶貝。沒想到姜子牙卻找各種藉口不說，周文王很不高興，要起身離開。迫不得已，姜子牙才道出其中的原委。由於商紂王發明了一種酷刑，將活人推進鱷魚坑受盡折磨，苦痛不堪言說，而紂王竟以此取樂，天下人敢怒不敢言。桃花女的父親是一位隱士，姜子牙就作法製作了這件酒器來詛咒殘暴的商紂王，同時作為禮品送給老嶽父喝酒解悶，並藉此為天下百姓祈福。
周文王聽了，大為高興，表示絕不奪人所愛。後來，姜子牙的嶽父去世後，其將這件寶物隨葬在了墓中。
三千年後的我們，能在龍城太原見到「龍紋兕觥」，真是三生有幸啊！這個「龍紋兕觥」上，全身布滿了華麗紋飾和圖案，線條流暢而優美。蓋子上面描繪著逶迤騰挪的龍身，與龍頭巧妙地融為一體；空隙間遍布旋渦紋和雲紋；兩側雕飾的是夔龍紋，更讓人稱奇的是上面竟然出現了鼉紋。鼉紋，就是鱷魚紋的古稱，具體指代為揚子鱷，是長江流域的保護動物，現在的黃河區域並無野生。器型上的鼉紋頭向和龍頭相反，兩兩對稱，頗具力量感和動感，它的比例精當，描繪也準確，這在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上還是第一次。
據史料記載和墓中出土的國寶「龍紋兕觥」，考古專家鑑定，這個墓的主人就是姜子牙的嶽父！姜子牙的夫人桃花女，就是石樓縣桃花莊村人。姜子牙是炎帝神農氏後裔，炎帝是姜氏始祖。姜子牙，姓姜，名牙，也稱呂尚，其先祖曾任四嶽之官，輔佐大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呂尚，及其後也。歷史上有呂州，在唐朝李泰編纂的《括地誌·呂州》中明確表述為：「呂州，霍邑縣，漢彘縣也，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時霍伯國也。按唐呂州，武德元年置，領霍邑、趙城、汾西、靈石四縣，貞觀十七年廢呂州。」從《括地誌》的記載中，我們基本準確了當初呂州的範圍。而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有記載：「霍邑廢縣，隋開皇中為汾州治，尋為呂州治，又改縣為霍邑縣。大業初州廢。唐初亦為呂州治，州尋廢，而霍邑不改。」「呂城，州西三裡。故呂鄉，晉呂甥邑也。今有呂陂，在州西南十裡，亦以呂甥名。隋因置呂州，亦曰呂州城。唐武德二年世民破劉武周將尋相於呂州，即此。」晉國始祖唐叔虞是邑姜的兒子，邑姜是姜子牙的閨女，那麼，唐叔虞及其後代們，當然就是呂尚的外甥了。而「以呂甥名」，這歷史上的呂甥，就說明這個地方與姜子牙及其家族的領地是有淵源的。
西漢史學家劉向所著《列仙傳》說：「呂尚者，冀州人也。……至武王伐紂，嘗作陰謀百餘篇。」《史記·齊太公世家》開篇也寫道：「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毛詩正義·卷十八》孔穎達在註疏《崧高》之詩時也談到：「當堯之時，有姜氏者，為四方王官之伯，掌此四嶽之祭祀，述其嶽下諸侯之職，德當嶽神之意，故此嶽降神，助其子孫，使之歷代有國。」這就非常明確了，姜子牙，即呂尚的先祖曾經是四嶽之一輔佐大禹治水有功，本是炎帝後裔，所以姓姜，被分封在呂國，所以從其封地名，而又姓呂，這才又稱之為呂尚。而從晉國的梁山來看，與黃河自北向南相依相伴，被稱之為「呂梁山」，說明其先祖一直就是四嶽之一之梁山的負責人，也說明至少在堯帝時代，山西的梁山還是西嶽。正因為這樣，所以人們也就將梁山冠之以呂姓，於是，才沿襲為我們今天的「呂梁山」。
當武王滅商建立周朝後，把姜子牙分封在了齊國，於是，姜子牙又把梁山帶到了山東作為呂氏家族的地標徽號，就再順理成章不過了。而如今，在呂梁山中部、黃河乾坤灣所在石樓縣，至今仍有「太公祠」遺蹟，現在又發現了姜子牙嶽父所居地，呂梁山，絕不是空穴來風。那麼，姜子牙與桃花女所生的女兒邑姜，當然就與山西石樓有密切關係。邑姜是周武王姬發的王后。去過太原晉祠的人都知道，正殿裡面所供奉的聖母娘娘就是邑姜，她是「桐葉封弟」周成王姬誦和唐叔虞的母親。這樣看來，姜子牙是山西呂梁人，應該是不會錯的，石樓縣發現的古墓是姜子牙老嶽父的，而姜子牙是周武王姬發的老嶽父。
周武王尊稱姜子牙為「師尚父」，劉向《別錄》說：「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也。」其實，在武王伐商之前，姜子牙就輔佐周武王搞過一次伐商演習，那就是著名的「八百諸侯會孟津」。《史記·齊太公世家》載：「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
這既是一次民心測試，更是一次戰前動員與演習。從《尚書·牧誓》「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鄧、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等參與誓師的人員來看，證實了來自「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西方盟軍，顯然是後來牧野之戰的主力大軍。我更感興趣的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這也充分證明了一點，最初的文獻典籍《尚書》，大概就出自姜子牙呂尚之手，所以才被稱之為《尚書》。
姜子牙輔佐武王伐紂建立了周朝，是齊國的締造者，是武王克紂的首席智囊、軍事統帥與周朝的開國元勳之一，是齊文化的創始人，亦是中國古代一位影響久遠的傑出韜略家、軍事家與政治家，著有《六韜》。歷代典籍都公認他的歷史地位，儒、法、兵、縱橫等諸子百家皆追他為本家人物，被尊為「百家宗師」。就連山西人最喜歡喝的「酸湯」，也被冠之以「姜水」，說不定還真與姜子牙有淵源。
姜子牙來過千畝坪嗎？肯定來過，這裡曾經是武王伐商的河朔根據地，千畝之地，是武王起兵的吉地，所以才被命名為「籍田」。
周武王在《尚書·泰誓中》說：「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在周武王看來，周朝之所以能夠奪取天下，並最終坐穩江山，既是商紂王盡失民心眾叛親離的結果，更是與這十位平亂能臣齊心協力的輔佐分不開。這十個人分別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邑姜。這其中的太公望就是姜子牙，邑姜就是姜子牙的女兒。十大元帥，姜家佔其二，可謂功高至偉啊。
周武王當年推翻商王朝的作戰部署，應該是兵分兩路。一路是八百諸侯會孟津，這之前都演習過一次，效果不錯。一路就是周武王親自率領的「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呂氏春秋·簡選》）的特種兵，這是實施斬首行動的突襲部隊，而這支部隊並沒有去孟津集結，而是進入了山西腹地。為什麼這樣肯定呢？司馬遷記錄過一段「叩馬而諫」的故事，讓我們看出來端倪。《史記·伯夷列傳》載：「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幹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者。』扶而去之。」伯夷、叔齊本是商朝孤竹國君的兩個兒子，其父欲立叔齊繼位。到其父卒，叔齊讓於伯夷，而伯夷不違父命，於是就逃跑了。叔齊一看老大伯夷逃走了，自己是老小，也不願繼位，於是就也逃跑了。孤竹國人只好立中子繼位。伯夷、叔齊聽聞西伯昌善待耆老，於是，就想去投奔周文王姬昌。
然而，在半路上，他們就聽說西伯昌被商紂王殺害了。不僅殺害，大概是連屍首也沒有留下。這不來報仇的周武王姬發，竟然在自己的指揮車上就載著周文王姬昌的木主，要東伐商紂王去。正好在路上就遇到了伯夷、叔齊兄弟二人，牽住馬韁，向武王姬發進諫說：「父親去世你不打發安葬，而是大動幹戈，這就是你們周國所說是孝嗎？身為臣子，卻要起兵弒君，這就是你們周國所講得仁嗎？」左右將士不明就裡，就想收拾這兩個人。而姜子牙姜太公說：這是道義高人，放過他們吧。於是，伯夷、叔齊並沒有受到任何傷害，而是就近隱居首陽山。當武王滅商之後，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卻以此為恥辱，「義不食周粟」，直至餓死首陽山。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山西·雷首山》：「一名中條山，在平陽府蒲州東南十五裡，首起蒲州，尾接太行，南跨芮城、平陸，北連解州、安邑及臨晉、夏縣、聞喜之境……延長數百裡，隨州郡而異名，一名中條山，一名首陽山，又有蒲山、歷山、薄山、襄山、甘棗山、渠瀦山、獨頭山、陑山、吳山之名。」由此可見，周武王的特種部隊確實是進入了山西，直至來的陽泉境內蔭營、千畝坪一帶，才停留下來。
四川有位學者何焱林根據萬年曆精確推算出武王滅商的每個時間點：
周武王伐紂日期為農曆辛未年庚寅月壬辰日，夏曆正月初二。也就是公元前1070年2月23日，伐紂大軍出發。
第二天，也就是初三癸巳日，即2月24日，周武王的特種部隊自周出發，於徵伐商。
農曆辛未年庚寅月戊午，夏曆一月二十八日，即3月21日，「王次於河朔。」周武王的部隊在河朔駐紮了幾天？一個「次」字，告訴我們至少三天，何以見得？《左傳·莊公三年》有這樣的記載：「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這說得很清楚，古人把住兩晚上稱之為「信宿」，超過兩晚上，就稱之為「次」。而同一天，從西而來的各路諸侯大軍，也全部集結在了黃河北岸，「群後以師畢會」。（《尚書·泰誓》中語）
農曆辛未年辛卯月甲子，夏曆二月初四，即3月27日，戰於牧野，一戰克商。「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呂氏春秋·簡選》）
老先生的推算，得出來一個結論，那就是證明了《尚書》獨有之古文篇目《泰誓》上、中、下三篇及《武成》所提供之時間準確無誤，從而證明《尚書》古文獨有之二十五篇不是偽作，所謂漢烈宗劉聰攻破洛陽，致今、古文《尚書》掃地無餘，及梅賾獻書，史傳無徵，純屬傳說，不足為信。
而《尚書》之《泰誓》、《牧誓》、《武成》、《洛誥》所示時間節點，與萬年曆如此密合，除當時即錄，後世追述，尤其在無編年史時期，不可能如此精準，故此諸篇之原始文件，必出姜子牙之手，後藏為西周早期史官檔案。否則，承載著中華民族文明源頭的文獻巨著《尚書》，就憑一些虛妄學者的所謂斷言，就批為偽書，這大概也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我相信老先生的推算，我也認同老先生的結論，我更維護《尚書》的歷史地位與權威，否則，三千年前的這一段歷史，將一片黑暗。
那麼，我就格外關注《尚書·泰誓》中篇的記錄。公元前1070年3月21日，「王次於河朔。」這一天，周武王的特種部隊駐紮在河朔。這河朔在什麼地方？史書注釋，五花八門。有說黃河北岸的，有說包頭一帶的，還有說河北中、北部的。平定縣柏井村淮陰寨有一通《唐宋柱石題名》柱中書：「天寶十五年六月，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從此入井陘，定河朔。」非常明確，這河朔是今天的正定無疑。《舊唐書·裴度傳》寫道：長慶「二年三月，度至京師。既見，先敘克融、廷湊暴亂河朔，受命討賊。」此河朔之亂，即是指唐朝安史之亂後發生在正定的王廷湊「河朔暴亂」，也說明河朔在歷史上就是指包括今娘子關所在平定縣的正定地區。同樣的事件，光緒版《平定州志·兵事》記載：「長慶初，河朔之亂，裴晉公駐兵承天軍。」光緒版《平定州志補·詩》中，「冠山院長曆城李兆勖《承天山訪古詩十首》之《唐裴晉公韓文公題名》」有「晉公昔討河朔賊，昌黎繼撫鎮州亂」這樣的詩句，也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而清代《嘉慶重修一統志》在描述上黨地理位置的時候，也說到了河朔：「上黨四塞之固，東帶三關，據天下肩脊，當河朔咽喉，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太行瞰其面，並門負其背。」這顯然是把井陘古道稱之為「河朔咽喉」。
清代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有這樣明確的論述：真定「府控太行之險，絕河北之要，西顧則太原動搖，北出則範陽震懾。若夫歷清河，下平原，逾白馬，道梁宋，如建瓴水於高屋，騁駟馬於中逵也。蓋其地錶帶山河，控壓雄遠。」寥寥數語，真定據南北通衢，扼冀晉、控中原的戰略要地形勢表露無遺。正因為如此，「河北有事，滹沱、井陘間，馬跡殆將遍焉」，真定成了兵家必爭之地。因為井陘古道的重要，歷史上的平定長時間歸常山真定管轄，從趙簡子開始，到韓信下趙，從唐朝平安史之亂、河朔之亂，到宋朝下河東統一中原，井陘古道將真定與平定這塊土地，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從來都不曾分割。《平定州志·與地沿革》載：平定，「戰國時三卿分晉，屬趙。」「東漢屬常山國。」「宋太祖徵河東首下之，置平定軍，屬鎮州。」可見，歷史上的平定，很長時間都與正定為一體。
可以這樣說，從春秋戰國時期，到秦漢唐宋大一統後的歷朝歷代，在諸侯爭霸、群雄並起、金戈鐵馬的歲月裡，誰佔據了真定（包括平定），誰就佔據了先機。正如宋代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承旨宋祁所說：「河朔天下根本，而真定又河朔之根本。其地河漕易通，商賈四集，屯田瀦水，限隔敵騎，進戰退守，綽然有餘，故常倚為北面之重。」由此可見，河朔就是井陘古道所連接的真定平定這塊戰略要地，真定是河朔根本，而井陘古道是河朔之咽喉。
那麼，這河朔之河，就是桃河之河，是綿河之河；河朔之朔，就是桃河之北，綿河之北。而在桃河、綿河之北，能與周武王伐商有文獻記載的唯一重合，只有陽泉郊區千畝坪之「千畝」與其絲毫不差，這裡也正處在井陘古道咽喉之地。這難道不是確鑿無疑的結論？！「王次於河朔」，翻譯過來就是「周武王大軍駐紮在河朔千畝之地」，不是駐紮了一晚上，而是駐紮了兩三天，這就是結論。
因為那「敷政天下」的「千畝帝籍」是周武王相中的，是周武王親自命名的，周武王沒來過這裡，沒親自踏上過千畝之地，怎麼可能把這塊吉田寶地當成自己的「千畝籍田」呢？
既然「王次於河朔」，井陘之道就在河朔，而周武王命名的「千畝」也在河朔，那麼，我們完全可以判定，周武王的鐵甲雄師，就駐紮在今天的千畝坪一帶。千畝坪南的古村蔭營，就應該是周武王伐商大軍將士們的軍營。以及三都，三郊，三泉，這些地方水源充足，給養豐富，是天然的後勤補給之地。河朔千畝，這裡進可攻，退可守，是周武王伐商當然的最佳根據地，可以說，這裡是周王朝的搖籃。
完全可以想像，公元前1070年3月21日，那是一個春天，在今天的千畝坪上，周武王站在高處，下邊站著姜子牙、周公旦等，也站著自己的夫人邑姜，三千虎賁軍與三百輛簡車，整齊列隊。在這裡，周武王姬發又一次向他的將士們發出了戰前動員，「嗚呼！西土有眾，鹹聽朕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維揚，侵於之疆，取彼兇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尚書·泰誓》中語）那錚錚誓言，既是討伐無道昏君的正義之聲，更是凝聚人心同仇敵愾的必勝信念。站在古老的千畝坪上，我們仿佛都能聽見那響徹雲霄的戰地怒潮。
也正是在這一次誓師中，成就了直到今天我們還非常喜歡使用的那個成語：「同心同德」。千畝坪，是成語「同心同德」的發源地。
這樣，武王伐紂，是「次河朔」，入井陘，然後直奔「南單之臺」。
出發的時候，桃花女和邑姜親自送姜子牙和姬發來到漾泉五渡河邊，桃花女拉著姜子牙的手，是一千個不情願，一萬個不捨得。她說：老頭子，你們要是失敗了，我和女兒也不活了，就從這裡一頭栽進河裡去。
姜子牙哈哈大笑道：桃花女要是跳到這河裡，那不就成桃花河了？你們放心，我們一定能夠成功。你記住，當我們取得勝利的時候，這裡將桃花盛開，到那時，這河才是名副其實的一條桃花河。老婆子，你和女兒就等我們的好消息吧！
姜子牙和姬發與大軍出發了。
於是，桃花女與邑姜就在這河邊天天等著……
與此同時，商朝殷都朝歌的周圍，甲士四萬五千人也已集結完畢，嚴陣以待。
周武王姬發的隊伍，乘著夜幕發起的夜襲戰，神不知，鬼不覺，摸到了商紂王受的寢宮。古本《竹書紀年》寫道：「武王親禽帝受於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這說明在南單之臺，連商紂王自己都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就被周武王姬發擒住了，也就在這時，天色才剛好蒙蒙亮。
失去最高統帥的70萬商軍，被周軍如雷貫耳的吶喊聲所驚醒，像無頭蒼蠅一樣亂闖亂衝，前徒倒戈的商軍，簡直亂成了一鍋粥，自相殘殺，血流漂杵。正在這混亂不堪之際，周武王的三百輛簡車與三千虎賁軍押著商紂王受來到了鹿臺，頓時整個戰場安靜了下來。
只見商紂王「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然後「周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史記·殷本紀》語）這是公元前1070年3月27日發生的牧野之戰，短短一天，戰鬥就結束了。
呂不韋編撰的《呂氏春秋·古樂》中這樣寫到：「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這就完全證明了周武王滅商，確實是在「六師未至」的情況下，靠特種部隊「銳兵」實施了一次漂亮的斬首行動。
也就在那一天，邑姜在五渡河北岸等著，桃花女在五渡河南岸望著，太陽從東方冉冉升起，只見百裡河岸，桃花盛開，百裡桃花，落英繽紛，鳥語花香，美不勝收。這裡的坡，是桃坡，桃葉坡；這裡的溝，是桃林溝，桃花溝；這裡成了桃花盛開的海洋。
勝利了——邑姜向母親喊著。
勝利了——桃花女向女兒喊著。
從此，這條母親河就被親切地稱之為桃花河，簡稱桃河。邑姜望夫的地方，就被稱之為王壠。而桃花女望夫的地方，則尊稱之為王母堖。
塵埃落定，周武王姬發則非常感念河朔千畝，千畝之地，吉祥如意。於是，周武王就將這萬山叢中的這塊平地，命名為「千畝」，並封之為帝籍，成為屬於周天子自己親自耕種並維護的一塊吉地。
以前我不明白，平定這地方怎麼就不分封呢？難道是「名山大澤不以封」（《禮記·王制》語）嗎？可咱這地方是名山大澤嗎？盂縣有仇猶國，昔陽有肥子國，井陘有鮮虞國，後來還有中山國，雖然這些小國的命運都不好，可畢竟還是有所分封啊。現在我明白了，原來古老的石艾這塊土地，因為有周武王命名的「千畝」之地在，所以，這裡包括那條極其重要的井陘古道，都是直屬的，是直隸的，是直轄的。這「千畝之地」，本就是周王朝周天子直管的一個特區！
王耕一坺，千畝帝籍成國禮
籍田千畝，是周王朝春天的大禮。一年之計在於春，在這萬物復甦的時候，舉行這樣大規模的祭祀慶典，既是對五穀豐登的期盼，更是對那個春天、在桃花盛開的季節打敗商紂王，建立周王朝的一種隆重紀念。
《禮記·月令》記載了天子行「籍禮」的要求與盛況，說：「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天子居青陽左個，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這是一支多麼富有畫面感的迎春隊伍啊！
七九河開，八九雁來。九九又一九，犁牛遍地走。人們行進在浩蕩的春風裡，我們甚至能想像到那時候桃河兩岸的盛況。河水解凍了，蟲鳥也多起來了。為準備籍禮的人們忙碌著，砸冰塊，捕祭魚。這時，周天子的鸞隊映入人們的眼帘，周道如砥，鸞駕逶迤。青色的旗幟飄舞，青色的裙裾迤邐，蒼龍駿馬迪迪，環佩倉玉錚錚，那儀仗隊伍好不優雅，綿延蜿蜒，給肅靜了一個冬天的桃河峽谷，平添了一抹靚麗的春色。千畝，就在眼前。
周天子究竟是如何一年一度修籍田之禮的？史料記載雖不充分，但還是有跡可尋，大致可覓端倪。
《國語·周語上》記載了虢文公諫周宣王的一段話，從中我們更加詳細地知道了周代「修籍千畝」是一個非常隆重的儀式，而且每一步驟都有著特定而深刻的含義。
為什麼要行籍田之禮呢？因為周王朝是以農立國的，農耕是周王朝的命脈。所以，虢文公首先就給周宣王講：「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庬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就是說農耕是民生大事，供奉上帝的祭品出於農耕，民眾生息繁衍生於農耕，國事財政供給依靠農耕，有了農耕，和諧協調、凝聚親睦的風尚才可能興盛，有了農耕，財用增長才有可靠的保障，搞好農耕，敦厚淳樸忠誠不移的民風才能養成。所以，周人始祖棄，也就是堯時代負責農耕的后稷，自古就充任天官。正因為農耕如此重要，所以，周天子必須每年在春耕時節舉行「修籍千畝」的農耕儀式。
提前九天行「告禮」。古時候，要由太史官順應時令察看土地情況，陽氣上升，土氣發動，春天來了。每年在立春的前九天，由太史官把天氣和土壤的變化情況報告給農官稷說：「從今天到立春陽氣都已升騰，肥沃的土地已經開始萌動，此時如果土地得不到翻動與輸洩，那麼土地氣脈就會鬱結不出，滿塞成災，穀物就不會生長了。」然後，由農官稷向天子匯報，說：「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就是說再過九天就是立春了，土地氣脈也已發動，到時候請陛下恭行祓儀，以督促農務不致荒廢。於是，天子派司徒通告公卿、百官和農夫百姓，做好行禮的準備。命司空在籍田上修治祭壇，並命令農大夫準備好農具。這種太史告稷，稷告天子，天子告百官百姓以至天下的行告程序，就是籍田儀式的前期準備工作。
齋戒三日行「饗禮」。虢文公說：「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就是說開耕前五天，由盲人樂太師稟報有當令的和風吹來，天子於是蒞臨齋宮，百官治事人員各自住進自己的齋宮齋戒三日。天子還要沐浴飲甜酒。到了籍田那天，由官員鬱人進獻香酒，並陳列在祭壇上，由犧人進獻甜酒，並陳列在祭壇上，天子於是以香酒灑在地上祭神，再用甜酒灑在地上祭神，饗禮結束。然後，天子走近籍田千畝，眾卿百官、農夫百姓也都跟隨在天子身後，貴賤長幼，秩序井然。
王耕一坺成「籍禮」。這也是天子「躬耕帝籍」的主要環節。虢文公說：「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坺，班三之，庶民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到籍田典禮正式開始的時候，農官后稷充當監禮人，膳夫、農正負責安排布置籍禮，太史在前面引導，天子恭敬地跟在後面。天子耕一坺，公耕三坺，卿九坺，大夫二十七坺，百官按爵位次序依次耕坺，直到庶民全部耕完整片千畝籍田為止。同時，由農官后稷負責檢查質量，太師負責督察；司徒檢查民眾的耕土，由太師負責督察。在嚴加監督和檢查合格之後，籍禮終了。
終於千畝行「宴禮」。耕完千畝籍田之後，「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這時候，宰夫將會把所有的祭品全部陳布出來，以設宴席，展開宴會，膳宰負責監察。膳夫前去引導，以便天子享用牛、羊、豬三牲太牢祭品，其主要禮節只是由天子先聞一聞三牲太牢的香味，然後公卿百官依次品嘗一下滋味，最後由耕籍田的農夫們將太牢全部吃完。
唯農是務行「巡禮」。籍田儀式這一天，肯定還要舉行一個動員總結表彰大會，以便對全天下的農耕工作有一個良好的導向作用。先是農官后稷會廣泛動員全天下的百姓，要他們按時處理農事，共同致力農功，同時繼續強調春耕播種不誤農時的重要性。同時也告誡百姓，如果土地得不到充分耕種，那將由司寇來治罪。
然後，由天子發布命令。號召百官公卿要唯農是務，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可幹擾農事，千畝籍田上的官員以及百姓，要「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推而廣之，也只有這樣，我們的王朝才「徵則有威，守則有財。」也只有這樣，我們才有能力「媚於神而和於民」。虔誠地祭祀上帝，才有天神護佑；百姓安居樂業，才能政通人和。於是，天子命令隨行的官員說：巡視天下的農耕去吧！農師為首批巡視官員，農正為第二批，后稷為第三批，司空為第四批，司徒為第五批，太保為第六批，太師為第七批，太史為第八批，宗伯為第九批，本王也要親率公卿大夫前去巡視。我們不僅要履行親耕儀式，日後除草和收穫季節也要這樣做。
於是，在籍田千畝儀式的帶動下，各級官員分批不斷地出動巡查，嚴厲監督庶人的耕作，全天下的農具都動用起來了，大家都勤奮地從事耕作，整治田界，天天拿著鋤具，不錯過農時。這樣，國家的財物因此而不缺乏，百姓因此而和睦相處。
同時，在舉行籍田儀式這一天，我們看到盲人樂太師也沒有閒著，而是率領樂官們前去省察風氣與土氣。在千畝籍田的東南方，建造糧倉，將農作物集中收藏在裡面，以便按時令分發種子，適時播種。
從虢文公講得這個籍田儀式上，我們可以切實感受到當時這個典禮活動的規模之宏大，規格之高雅，人數之眾多，禮儀之繁多，不愧是禮儀之邦啊！
《禮記·月令》對天子修籍田之禮是這麼說的：「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從這個記載來看，虢文公所言不虛，當就是籍田之每一步及其實況。千畝坪當時的熱鬧場面，你就是怎麼形容與估計，都不過分。因為那是一個王朝的國禮，是一個王朝的慶典！
當我們看過這籍田之禮後，再回過頭來看《關勝誦德碑》，那漫漶不清的字跡當中，竟然就這樣描述「三都東南八裡千畝坪」，「東南囗囗土囗囗囗囗谷，地勢東頃，東帶長望，西界塹邢，北略三交，南詣蔭營，其中坺壤……」這還不夠嗎？這「其中坺壤」的「坺」字，竟然就是《國語·周語上》記載的「王耕一坺」的「坺」字，這難道只是一種巧合嗎？我甚至認為在中國歷史上，這個「坺」字就是王耕籍田的專用字。在周初，籍田千畝是唯一的，而古州千畝坪在全國也是唯一的，那麼，《關勝誦德碑》所記載的「坺壤」，當就是「王耕一坺」的千畝籍田無疑。
按理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區區千畝土地，何以如此揪心呢？問題是插在商王朝心臟部位的這千畝之地，是一個象徵，是一把尺子，更是一面鏡子，其命運必將與周王朝的興衰緊緊相連，此地觀天下，此地關天下啊！當然，周武王在這塊千畝帝籍上寄予了太多的期望，豈止是風調雨順，五穀豐登，更多的是民族團結，國泰民安，還有千秋萬代，幸福安康吧？
所以，從周武王創立周朝開始，就立下了這樣一個規矩，從此以後，周朝的每一位天子，每年都要在春天的時候，到這塊「千畝帝籍」之上舉行祭祀活動，風雨無阻，雷打不動。古州千畝坪這塊土地上的迎春籍田儀式，是一個王朝的迎春儀式，也是一個王朝的農耕儀式，這將極大地促進中國農耕文明的充分發展。
《史記·魯周公世家》中記載：「天降福祉，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饋周公於東土，作《饋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從「異母同穎」的典故，我們能感受到唐叔虞的那份喜悅。當唐叔虞在山西地界上發現一顆莊稼竟然結出兩個顆粒飽滿的穗子來，他認為這是從天而降的福祉，所以趕忙將這個喜訊報告給天子哥哥周成王。周成王也非常高興，並且欣然作了《饋禾》一詩，而且立即又將此喜訊傳遞給遠在東方平定三監之亂的攝政王周公，周公捧著這顆禾苗，也認為是上天對周天子的一種嘉獎，於是，也愉快的寫了一首《嘉禾》詩。可見，開國之初的周朝王公大臣們，對農耕是多麼重視啊！
周天子「修籍千畝」「躬耕帝籍」儀式，是一個創舉，後來就演變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籍田儀式，不僅皇帝親自參加，各地方各級官員也要舉行「籍禮」，這才有了遍布全國各地的「先農壇」。乾隆版《平定州志·壇廟》載：平定「先農壇，在東郭外關帝廟西，雍正五年知州青阿立建。雍正十二年，知州郭一裕修。乾隆三十三年重修，籍田四畝九分。」「樂平先農壇，籍田四畝九分。」「盂縣先農壇在縣治東裡許，籍田並廟基五畝。」不一而足，可見各地方的籍田儀式都是在自己的先農壇裡舉行，籍田規制也基本都是四畝九分。
我國原始社會末期，村社實行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這些田地分「公田」和「私田」，屬共同佔有、耕作的田地稱「公田」，其收入是用來支付祭祀、救濟、嘗新等公共費用的，也稱「籍田」。「籍」就是藉助之意，籍田也就成了借民力耕種的田；私田指分配給各戶的份地，是按勞動力平均分配的，且有一定的年齡限制。《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載：「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妻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也就是說，五口之家有田百畝，八家耕種八百畝，同時，要將八家所包圍之中的一百畝公田耕種好，作為祭祀、救濟、嘗新等公共費用。受地形的限制，井田制在平原地區實行，山林沼澤地區不實行井田制。
《禮記·月令》載：「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每年春耕時，周王都要在自己的千畝籍田上舉行籍禮，並把它作為一件大事，從立國後一直延續下來。之後，我國歷代王朝的帝王，也基本都按照禮儀舉行「籍禮」，以表示對農業生產的重視，只是他們的籍田都已規範成先農壇的規定動作了。
那麼，處於山谷地帶的千畝籍田是如何運行的呢？我們不妨看看《詩經》裡面的詩歌，也許就能明白一二。
在《詩經》裡，就收錄了兩首周成王舉行「王耕籍田」之禮時在宴會上所唱的樂歌，彌足珍貴。一首是《周頌·臣工》：「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諮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這是周成王的告誡：群臣百官們，你們辛苦了！對你們謹慎而勤勉地為公家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謝。君王我對你們當中那些做出巨大成績的人，要進行賞賜和表彰獎勵，在《周禮》成法實施過程中，你們有什麼問題，就趕快來請示諮詢。各位農官，你們也辛苦了！在這陽春三月春耕時令，你們有什麼要求也說來聽聽？咱今年的生田熟田該如何輪種？啊，快把那顆粒飽滿的大麥小麥種子呈上來吧，讓我親自交到農夫們的手上趕快去播種。光明正大、無所不能的上天啊，請賜給我們一個豐收的好年景吧。現在我命令所有在場的人們，拿起你們的鋤頭、鐵鏟和各種農具來，讓我來看看咱們一起耕種的情景！
另一首是《周頌·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嘏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裡。亦服爾耕，十千維耦。」這是周成王對農夫們的動員令：啊，上天之子周成王，我已誠心祭上天。我率領農夫們來到我的千畝籍田，大家播種百穀都要爭先。趕快把這周圍三十裡，也都開發成你們養家餬口的私田。也和在這千畝籍田上服務耕種一樣，再開出十個千畝農田供你們耕種去並肩。
這就是說，替天子耕種千畝籍田的酬勞，就是在千畝附近方圓三十裡的範圍內，再開墾出十塊千畝之地來，也就是一萬畝土地，供兩千戶人家無償耕種。由此我們可以推斷，那時候的千畝周圍，應該有居民一萬來人，較大一些的村落應該就是三都、三郊、三泉、白泉、巨城等。
是啊，從周武王開始到周宣王繼位為止，在古州千畝坺壤上，這樣盛大的萬人耕作勞動景象，一直持續了二百四十二年，這塊千畝籍田，深深地影響了古州的變遷，也為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寫下了輝煌的篇章。
邦君三都，龍天氣派難遮掩
從周武王建立周王朝開始，經過成康盛世，到周穆王繼位時，籍田千畝的存在，已整整一百年了。周穆王來過古州平定，那是我們在《穆天子傳》裡看到的，「觴天子於盤石之上」，盤石古道上的盤石村，盤石關，以及「鈃山西阿」馬山村的「馬齒巖寺」，都與穆天子及其「八駿馬」有關。而當我們看到千畝坪有「千畝籍田」的時候，說周天子來過古州平定，就更不用大驚小怪了，因為從周王朝以農立國的禮儀之邦來看，足足有二百四十多年的時間，每年春天，周天子都要來千畝坪的千畝籍田之上，舉行隆重的籍田之禮，以此推動整個周朝的農耕發展。二百四十多年間的每個春天，古州大地該是何等的熱鬧景象啊？！
禮失求諸野。古州大地無處不在的廟宇，還是能給我們以諸多啟迪。
平定古州，最大的財富就是古道悠悠，古關林林，古廟巍巍，古村落綿綿不絕。以前我不理解古州何以有這麼多古廟呢？是古道寂寞，禍福不測，脆弱的心靈需要隨時隨地的溫暖與呵護，於是，古道邊上藥王廟、鵲王廟、三義廟、馬王廟等等舉不勝舉？還是名門望族甚多，聖賢豪傑雲集，所以，宗祠林立，廟宇莊嚴，以生生世世敬仰，歲歲年年流傳，於是，大村小鎮五花八門的廟宇不勝枚舉？似乎也不盡然。
比如現如今郊區蔭營鎮周圍的諸多廟宇，就一直困擾著我，不可思議。蔭營有遇真觀，林裡有萬歲寺、關王廟，三郊村有龍天廟，漢河溝四角山頂上有天子廟，柳溝村有六泉廟，白泉有雙聖祠、祈報祠，千畝坪有龍天廟、張飛廟，三都有壽聖寺，瑞雲觀，五龍聖母廟，龍天土地廟，白羊墅有壽聖寺、龍王廟等等。還有許多巧合，也百思不得其解。比如千畝坪的周圍，北有三郊，西北有三都，南有三泉。這些地方怎麼都是和「三」有關啊？更加巧合的是在百裡之遙的娘子關附近，也就是千畝坪的正東方，古州的東邊，竟然就有一個村叫三星。這怎麼可能呢？難道它們真的都與千畝坪的千畝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嗎？在三都與三星村的中間，就赫然立著一座巨城。按照周禮，「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史記·集解》王肅語）直到有一天，我似乎恍然大悟。
水是龍脈，字是文脈，廟是血脈。只有回到三千年前的千畝坪，你才能理解今天的一切。當每一個春天來臨的時候，周天子率百官公卿前來這裡舉行「籍田之禮」，我們可以想像古老的周道上，車隊綿延逶迤，那是何等的壯觀啊。《禮記·月令》記載了天子行「籍禮」的要求與盛況，那是一支多麼富有畫面感的迎春隊伍啊！只要你想一想那時的盛況，這麼多官員的吃穿住行，後勤供應，安保武衛，車馬行船，祭祀供品，禮樂慶典，無一不是充分醞釀、充分準備、充分熟練之後的結果啊。
我似乎能理解移穰村就得那麼從容，白羊墅村就得那麼莊嚴，桃河岸邊的五渡平波，就得有北岸的王壠迎候，更得有南岸的王畝堖守候。一邊叫王壠，一邊叫王畝堖，這似乎不是巧合，難道是路標，抑或是一種暗示？沿著古道行至五渡平波，這一北一南的王壠王畝，就像桃河峽谷上兩位指路的鄉民，是不是告訴前來參加籍禮的人們，此去不遠，就是千畝籍田啊？光緒版《平定州志·驛鋪》說：「北路，自在城鋪，由西路之腰鋪溝十二裡至桃坡鋪，又二十裡至千畝坪鋪（鋪兵兩名），又二十五裡，至盂縣之牽牛鋪出境。」這就是平定古州北路驛道的線路。從五渡，經桃坡，至千畝坪也就三十裡，從千畝坪到三都，八裡地。這條驛道的兩邊，應該都是些古老的村莊吧？
移穰村，是盤石古道上的大樞紐。據說在好長時間段內，人們根本理解不了這「移穰」二字的含義，甚而至於連這二字的發音也拿不準。直到明末清初傅山先生來此避居，才拍板定案稱之為yi zhang。其實，我認為這個村名與千畝籍田有必然聯繫，既然「帝籍千畝」被後人稱之為「其中坺壤」，那麼，來參加籍田儀式的各路官員，來到桃河岸邊的這個村莊時，略作停留小憩，就該移駕千畝坺壤了，於是，就把這裡稱之為「移穰」，只是陰差陽錯，將「壤」寫成了「穰」，將「穰」讀成了「zhang」。而在移穰村向東北行走四公裡的村就叫前壤，五公裡的村就叫槐樹壤，偏東北方向九公裡的村就叫偏壤，是啊，這是去往娘子關的方向，與千畝方向正好相反，所以就叫偏壤。只不過是這三個村在歷史變遷中，將「壤」字改成了「埌」字，有時又寫成「琅」，而槐樹壤村現在乾脆叫成了「槐樹梁」，顯然是不知所云，才如此多變。
三泉，原是三川，這裡有三個平地泉形成的三條小河。三郊，原是三條小河交匯之地，所以謂之三交，後來演變成三教，三郊。柳溝有六泉，那也是譁啦啦的流水啊。林裡及其玉泉山，更是泉水集中之地，我甚至一直懷疑林裡的玉泉山，本不叫玉泉山，而是叫俞泉山，只是宋朝平定軍的軍爺們順水推舟，將本來的俞泉及其廟宇，天衣無縫地乾坤大轉移，把關羽老家解州的玉泉山及其關羽塑像搬了進來，改頭換面，成為了後來的關王廟，而他的前世卻隱進了歷史的歲月，只有關王廟對面的萬歲寺清楚發生了什麼，而萬歲寺也固執地堅守著什麼，只是他那高傲的龍天氣派，還在讓人費解著，直至俞泉的泉水乾涸，失望甚至絕望地蔑視著麻木而勢利的人們，任其曲解誤解，直至有一天轟然坍塌，俞泉的最後一滴水，應該是紅的。
曾經的三都西川，被人們稱之為龍的家鄉，水的世界，到處都有趵突泉平地噴湧。泉湧成湖，湖波蕩漾，四季不息，蔚為壯觀。西川泉流，匯湧成河，日夜歌唱，向東奔去，出村不遠，在楊家井附近潛流匿跡，戛然消失，於是在老百姓的嘴上流傳著西川大河只惠三都，不澤三郊的傳言，世人千古稱奇。想那三都，也是西周天子的邦都，是能掐會算的姜子牙也罷，還是料事如神的周公也罷，最終應是由周武王拍板定案，相中了千畝籍田與三都這塊風水寶地的，爽朗的西川怎麼會如此小家子氣呢？不會的，泉流匿跡，不過是在千畝籍田之下默默潤澤，心甘情願地充當潤物細無聲的無名英雄去了。敬畏自然，就要懷揣一顆感恩之心，不為己有而沾沾自喜，也不為人無而幸災樂禍。大自然的厚恩，就像娘子關的甘泉一樣無私，普惠著每一個人，只有貪婪的人不知珍惜，才肆意揮霍罷了。當自己也最終失去的時候，欲哭無淚都沒有人同情，仇恨的最後才發現，仇人都是自己人。
千畝籍田周圍的泉水與井，村莊與樹，青山與廟，還是告訴了我們許多。萬歲寺，六泉廟，天子廟、壽聖寺、龍天土地廟，他們的建築風格都不一般，規格很高，也很古老，看龍頭與底座、梁柱，怎麼可能是普通廟宇呢？怎麼敢動不動就叫龍天、萬歲、天子呢？今天的國道307複線穿過四方山的時候，為隧道仍然命名為「天子廟隧道」，只是山上的古廟早已無存。可在古代，如果不與天子有關，誰敢在這裡建造「天子廟」呢？特別是林裡萬歲寺，那巨型石頭柱礎，是寶蓮花青石底座，3.65米高的六根八稜砂石簷柱，4.35米高的四根牆柱，直徑均為0.6米，還是極為少見的，如果你認為這些柱石與廟宇都同齡，恐怕不會那麼簡單。而這些廟宇，大多有極其罕見的巨石稜柱，一看就是一種風格，怎一個普通廟宇了得？
不過，三都這個古老的村名，還是能解讀出許多讓人驚訝的歷史文化內涵。為什麼是「三都」呢？這還得從舜帝說起，《史記·五帝本紀》載：「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大舜是咱們山西人，這就是說大舜在歷山耕作，歷山人就都能互相推讓地界；大舜在雷澤捕魚，雷澤的人就都能推讓便於捕魚的好位置；大舜在河岸邊製做陶器，那裡就完全沒有次品了。結果，一年的功夫，他住的地方就成了一個村落，二年就成了一個小城鎮，三年就變成了一個大都市。「三年成都」這個美好的傳說應用到四川人身上，就有了成都，而應用在太行山上，就是三都，這都很美好。這就是華夏文明中，「三都」的緣起。再者說，周朝有宗周鎬京，是為首都；成周洛陽陪都，是為二都；千畝帝籍，此為邦都，當然是為「三都」了。
如果單就「都」字來講，也不得了。《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寫道：「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就是說，凡是城邑，有宗廟和先君神主的，就叫「都」，沒有的叫「邑」。建造邑叫「築」，建造都叫「城」。這說明能成為都的前提條件，就是必須要有宗廟和先君神主，莫非咱三都村的眾多廟宇，都應該與周武王及其宗廟先君有關？《周禮·大宰》說：「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古人對這其中的「邦都」注釋為「四郊去國百裡，邦甸二百裡，家削三百裡，邦縣四百裡，邦都五百裡。」而《周禮·大司徒》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註解為:「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採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都，在周代，就是「公之採地與王同母弟及王之庶子所食邑。」《太平御覽·周郡部·卷一》說：「距國五百裡為都。」這些還不夠嗎？不管怎麼說，這都，絕對與西周天子有關。
那麼，當周武王相中千畝坪「千畝籍田」的時候，時至今天人們還稱之為「小江南」的三都，也就被選為距離王畿五百裡之地的屬於自己的「邦都」，這與《周禮》的記載完全吻合。那麼，在此建造宗廟，樹立先君神主，就再自然不過了。難怪三都村到現在還有氣度非凡的十三座廟宇，恐怕都不是附庸風雅之作，而是起自西周的血脈之作。看看三都的壽聖寺、瑞雲觀，特別是氣勢非凡的五龍廟，絕對是皇家風範，帝國氣派。既然邦都是「三都」，那麼都外有郊，三郊也就順理成章。郊外有裡，林裡也就自然而然。裡就是邑，邑就是裡，只不過邑與都的區別只是邑沒有「宗廟和先君神主」罷了。裡必有泉，三泉也就在情理之中。那麼，蔭營的軍營，餘積糧溝的糧倉，桑堰，落姑堰，以及周圍一切有泉有河有水有樹有道有村的地方，就變成了一個圍繞「籍田千畝」而鋪展開來的千畝畫卷，這文章可是耐人尋味多了啊！
行文至此，書房裡突然傳來震耳欲聾的電鑽聲。我趕緊起身去關窗戶，初入伏的天氣格外悶熱，這兩天陰雨，我正好打開窗戶透些風進來，好將發燙的座椅背後稍微涼快些。我尋聲覓去，忽然在我臥室的紗窗上面，是一隻知了在盡情歌唱，我趕快拿起手機給知了立此存照，然後，那聲音就停止了。知了，知了，這麼高的樓房上你都能找見尋覓「籍田千畝」的我，難道冥冥之中，你是在告訴我什麼知了了？我改變主意，不攆你了，你就繼續唱吧……
知了這一唱，還真啟發我。古州郊區，都有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社火，迓鼓，麵塑，紅白喜事吹吹打打的禮曲，以及祭祀的三牲，排場成一塌糊塗的供品……這些我都仿佛看到是三千年前這千畝籍田上傳承下來的籍禮。我知道，什麼都可以毀滅，唯有融化在骨子裡與血液中的文脈，不可毀滅。小喇叭一吹，我們可以不知道它源於何時，出於何地，可那一腔熾熱的情感就那麼熟悉，就那麼似曾相識，就那麼妥帖舒坦，與這山水林田就那麼融洽，這難道不是一種力量？風土人情，那是根脈，根脈不朽！
可惜能證明籍田千畝身份的實物證據，早已消失的無影無蹤了。根據《平定州志》記載，千畝坪有一座龍天廟，三都村有龍天土地廟。為了尋找到龍天廟，我在千畝坪與雞窪村之間往返徘徊，終於在被挖掘成絕壁孤崖的一座峰頂上，找到了那座龍天廟，兩塊清代的碑刻尚在，一樣說不清來歷的龍天廟，在這裡竟然就一個字都不說供奉哪路神仙。不說，也就是說過了。
龍天廟，是山西獨有的廟。龍天廟的分布，基本是在太原、陽泉、晉中與呂梁地區，即北緯37°——38°之間，這很特殊！而且，現在基本都說不清龍天廟裡供奉的應該是哪一尊神，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在汾陽市粟家莊鄉石塔村龍天廟，有一通清道光年間的《重修龍天廟碑記》說：「世敬龍天，乃后稷之神，教民稼穡之祖也。」這裡供奉的是后稷之神，負責稼穡。在民國十八年《舉修大殿碑記》中又說：「甚矣，名分有尊卑之別，位置定高下之宜，人事且然，而況將乃心以奉神明也哉！我村自昔有龍天大廟，所以奉祀后稷，追農事之所由來也。創建之初，遠莫能考……」在汾陽市田屯鎮龍天廟，光緒版《汾陽縣誌》記載的《重修龍天廟碑記》稱：「顧龍天之神，前人辨之，究無確據，有稱神為勾龍者，有稱神為后稷者。」勾龍是共工的兒子，主要負責土地丈量。
而太原的龍天廟，有供奉劉恆的，還有供奉劉淵的，有供奉劉知遠的，因為都是劉姓皇帝，所以，人們也把當地的龍天廟稱之為劉王廟。而介休龍天廟供奉的是介休縣令賈渾，竟然就是劉淵的死對頭……不一而足，莫衷一是。我敢說，當有一天，人們在千畝坪或三都，把龍天廟解讀清楚了，那麼，全山西的龍天廟就真相大白了。因為有籍田千畝在這裡，千畝就是龍天廟的根脈。龍天，龍天，難道不是真龍天子？如果單從字面推測，這龍，這天，更應該是周太王、周王季，周文王，或者就是周武王才對。不過，周人以后稷為自己的祖先，那麼，龍天廟裡供奉農神后稷，也是天經地義。
《史記·周本紀》載：「周后稷，名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可見，周人把后稷視為始祖，後人把后稷視為神農，神農氏又被奉為炎帝，由此可見，這龍天廟絕對來歷不凡。
就在千畝坪周圍，也有許多龍天廟。三郊村龍天廟尚存，千畝坪村、雞窪村龍天廟尚在，三都村、白泉村龍天廟已經易名，三泉村、馮家莊龍天廟已蕩然無存。馮家莊的龍天廟，曾經規模很大，在林裡萬歲寺康熙丁卯《裝修佛像碑記》中，有「馮家莊龍天廟僧人慧登，門徒通靈、通玉、同理」的記載，可見一斑。現在平定縣的梨林頭村有三官龍天神祠，史家山村也有龍天廟，有人統計，單單是平定古州，就曾有過五、六十座龍天廟。民國版《平定縣誌·疆域略》載：「千畝坪，縣北四十裡，東至龍天廟，西至大石坡。」這說明至少在民國時期，千畝坪的龍天廟還是村界東端的地標性建築。而據徐本英撰文回憶說：他的外祖父王鹹德是山西太谷人，民國十五年（1926年）從山西農業專門學校畢業後，曾經在平定州蔭營區，即龍天廟裡區公所工作，是專搞農業技術的區長。可見，這裡的龍天廟已不只是一個廟，而且是成為了一個行政區的代名詞。
問題是，龍天廟和廟裡的碑，都哪兒去了呢？怎麼就統一消失了呢？
好在我們還有浩如煙海的正史。《漢書·志·郊祀志》就有這樣的記載：「《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以上祀以為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為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為稷。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這說明這些郊祀場所古已有之，就是所謂的社稷壇，而這樣的社稷壇，是不是與各地龍天廟碑文的記述相一致呢？
而在《晉書·志》中說：「《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為立社者，為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谷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又說：「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天子為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裡社是也」。這樣的記錄就充分證明了千畝坪上的龍天廟與三都五龍祠、林裡萬歲寺，都屬於太社，即天子社。白泉村的祈報祠，就屬於王社。而散布在山西中部其他地方的龍天廟，就屬於置社，也就是裡社。《晉書·志》又說：「《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為群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這就完全證明了千畝籍田的附近，是有「封人」掌管王社，並有軍隊駐防。現在的陽泉郊區政府所在地就是蔭營鎮，從這個古老的名字來看，就知道是從駐守千畝籍田的軍旅軍營所演變而來的。
至於躬耕帝籍，《晉書·志》給我們勾勒了一個簡單的路線圖：「至秦滅學，其禮久廢。漢文帝之後，始行斯典。魏之三祖，亦皆親耕籍田。」西晉武帝司馬炎泰始四年（265年），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以來，耕籍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群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自惠帝之後，其事便廢。」其餘偶爾也有這樣的活動記載，但都語焉不詳，不明其理。
倒是在《晉書·志》中詳細描述了與「帝籍千畝」緊密相連的在「先蠶壇」上「後躬蠶桑」之「蠶禮」大典：西晉武帝司馬炎太康六年（公元285年）詔曰：「昔天子親籍，以供粢盛。後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蠶禮不修，由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修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蠶於西郊，蓋與籍田對其方也。」隨後，對後躬蠶桑之蠶禮做了全方位的概括：
「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為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室生蠶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撤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縣鄉君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絹各有差。」
這先蠶壇，就在千畝籍田附近，而且有配套的祠堂。其東南不遠處，還有一座採桑壇。想像一下，每到春天，除了千畝坪上熱鬧的「躬耕帝籍」儀式之外，還有一場風光旖旎的「後躬蠶桑」活動，《詩經》裡面有許多採桑子的詩歌，美不勝收，應該與這樣的蠶禮有極大的關係吧？問題是就在千畝坪往南不遠的地方，就有一個桑堰古村，桑堰村有一塊酷似先蠶壇的土地叫七畝墳，方方正正，高出四周，站在新建的漾泉大道上遠遠望去，還以為是頹圮的一座金字塔呢！原來，這是桑堰上面舉行蠶禮的「先蠶壇」，你說西周那時候，桑堰上面該有多少桑樹啊？遮天蔽日，大概絕不為過吧！一直蔓延至落姑堰、大小西莊，柳溝、長嶺一帶，只不過與西晉所不同的是，周代的先蠶壇，是在千畝籍田的南郊。
《魏書·帝紀第八·世宗紀》也簡略地記錄了北魏宣武帝新建千畝與躬耕儀式：景明三年，也就是公元502年，「十有二月戊子，詔曰：民本農桑，國重蠶籍，粢盛所憑，冕織攸寄。比京邑初基，耕桑暫缺，遺規往旨，宜必祗修。今寢殿顯成，移御維始，春郊無遠，拂羽有辰。便可表營千畝，開設宮壇，秉耒援筐，躬勸億兆。」北魏從大同遷都洛陽之後，百業並舉，宣武帝認為宮殿新成之後，當務之急就是「營千畝」，「設宮壇」。這新闢的千畝籍田，顯然就在洛陽近郊。於是，「四年春正月乙亥，車駕籍田於千畝。」於是，「三月己巳，皇后先蠶於北郊。」
有意思的是在中國歷史最鼎盛的唐朝，其籍田儀式給我們留下了詳細而深刻的印象，如一道光芒，照亮了千古籍田的整體風貌。《舊唐書·儀禮四》中有如下記載：「太宗貞觀十四年春正月庚子，命有司讀春令，詔百官之長，升太極殿列坐面聽之。開元二十六年，玄宗命太常卿韋絛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每孟月視日，玄宗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面置案，命韋絛坐而讀之。諸司官長，亦升殿列座而聽焉。歲餘，罷之。乾元元年十二月丙寅立春，肅宗御宣政殿，命太常卿於休烈讀春令。常參官五品已上正員，並升殿預坐而聽之。」由此可見，無論是唐太宗，還是唐玄宗，抑或是唐肅宗，他們在早春時節，都要命傳一些專家來專門講解《禮記·月令》中有關籍田儀式的內容，從思想上武裝大家的頭腦，提高認識，不可馬虎。
然後，又記載了唐朝籍田儀式的具體情況：「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躬御耒耜，籍於千畝之甸。初，晉時南遷，後魏來自雲、朔，中原分裂，又雜以獯戎，代歷周、隋，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於是秘書郎岑文本獻《籍田頌》以美之。」初，議籍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籍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於城東置壇，不合古禮。」太宗曰：「禮緣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書》雲『平秩東作』，則是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輅、推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知合在東方。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矣」於是遂定。自後每歲常令有司行事。武則天時，改籍田壇為先農。神龍元年，禮部尚書祝欽明與禮官等奏曰：「謹按經典，無先農之文。《禮記·祭法》云：『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為社在籍田，《詩》之《載芟篇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永徽年中猶名籍田，垂拱已後刪定，改為先農。先農與社，本是一神，頻有改張，以惑人聽。其先農壇請改為帝社壇，以應禮經王社之義。其祭先農，既改為帝社壇，仍準令用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勾龍氏配。」制從之。於是改先農為帝社壇，於壇西立帝稷壇，禮同太社、太稷，其壇不備方色，所以異於太社也。睿宗太極元年，親祀先農，躬耕帝籍。禮畢，大赦，改元。」
由此可見，自周武王開創籍田千畝儀式之後，這隆重熱烈的農耕大典早已深入人心，伴隨著井田制的全面推開，也把中國的農耕文明推上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然而，隨著西周的滅亡，此等國家大典，也早已被淹沒在歷史長河中日漸遺忘。偶爾也有一些舉行籍田儀式的天子，比如漢文帝、曹魏父子、西蜀劉備等，但也都是一帶而過，不知所以。直到唐太宗李世民時期，才重新將此國禮隆重恢復。其中的變化，也是顯而易見。比如唐朝時候的帝籍，已不再是在今天的千畝坪上了，而是改在了首都長安的東郊。難怪後來的學者們找不到千畝時，總認為帝籍千畝就在都城近郊。殊不知真正的帝籍千畝就在這千畝坪上，只不過這裡早已成為了歷史的盲點。武則天時期，又把籍田壇改成了先農壇，而且這樣的改革也影響了後來的歷史，直至清王朝滅亡，幾乎每州、府、縣，都有自己的先農壇。如今的北京市，還保留著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先農壇。同時，我們也看到，躬耕帝籍的唐朝，又把先農壇改成了「帝社壇」、「帝籍壇」，祭祀先農，「祠后土，以勾龍氏配」，祈禱社稷。
同樣，《舊唐書·儀禮四》還記載了唐玄宗躬耕帝籍的情況：「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冬，禮部員外郎王仲丘又上疏請行籍田之禮。二十三年正月，親祀神農於東郊，以勾芒配。禮畢，躬御耒耜於千畝之甸。時有司進儀註：『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畝。』玄宗欲重勸耕籍，遂進耕五十餘步，盡壠乃止。禮畢，輦還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等級賜帛。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又親往東郊迎氣，祀青帝，以勾芒配，歲星及三辰七宿從祀。其壇本在春明門外，玄宗以祀所隘狹，始移於滻水之東面，而值望春宮。其壇一成，壇上及四面皆青色。勾芒壇在東南。歲星已下各為一小壇，在青壇之北。親祀之時，有瑞雪，壇下侍臣及百僚拜賀稱慶。」此時，我們在看到唐玄宗躬耕帝籍的同時，太社祀神農之禮在完備，而籍田壇場也在逐漸隆崇。
經歷安史之亂的唐肅宗，對躬耕帝籍更是格外用心。失去過，才懂得擁有的珍貴：「肅宗乾元二年春正月丁丑，將有事於九宮之神，兼行籍田禮。自明鳳門出，至通化門，釋軷而入壇，行宿齋於宮。戊寅，禮畢，將耕籍，先至於先農之壇。因閱耒耜，有雕刻文飾，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樸素，豈文飾乎？」乃命徹之。下詔曰：「古之帝王，臨御天下，莫不務農敦本，保儉為先，蓋用勤身率下也。屬東耕啟候，爰事籍田，將欲勸彼蒸人，所以執茲耒耜。如聞有司所造農器，妄加雕飾，殊匪典章。況紺轅縹軏，固前王有制，崇奢尚靡，諒為政所疵。靖言思之，良用嘆息，豈朕法堯舜、重茅茨之意耶！其所造雕飾者宜停。仍令有司依農用常式，即別改造，庶萬方黎庶，知朕意焉。」翌日己卯，致祭神農氏，以后稷配享。肅宗冕而硃紘，躬秉耒耜而九推焉。禮官奏陛下合三推，今過禮。肅宗曰：「朕以身率下，自當過之，恨不能終於千畝耳。」既而佇立久之，觀公卿、諸侯、王公已下耕畢。」萬般皆辛苦，勞動最光榮，其實，勞動也是最快樂的事情，你看唐肅宗樂此不疲的樣子，認真極了。至少說明天子還是懷揣一顆虔誠之心，期盼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啊！
從唐肅宗時期可見，祭祀對象又改成了神農氏，並由后稷配享。不難看出，千畝是天子的籍田，稱之為帝籍。舉行籍田儀式的時候，天子必須要到「帝社壇」或「帝籍壇」去祭祀，也就是說，這個祭祀壇，就是千畝籍田之標配。那麼，千畝坪上的「龍天廟」，就完全可以看成是西周時期舉行籍田儀式祭祀活動的必備場所。同樣，分布在山西中部的那麼多「龍天廟」，也就是西周時期二百四十多年千畝坪上的籍田儀式所帶來的副產品，是西周各地臣民春祈秋報的精神寄託所在。白泉巨鎮的全神廟，現在稱之為「祈報祠」，可見也曾經就是一座「龍天廟」。
清光緒三十二年平定縣史家山《重修龍天廟戲樓碑記》載：「嘗聞：廟也者，神靈之所依託也。神也者，人民之所奉祀也。使立廟而無祭廟之禮，廟亦終屬空設。事神而無妥神之地，神亦未必來享。是廟之所在，即神之所在也。我史家山村，舊有龍天聖廟，由來久矣。春祈必於是，秋社必於是，祭風禱雨必於是。……考其伊始，不知創建何年。究其遺記，自前嘉靖可述。由昔至今，則數百餘年矣。」可見，這裡的龍天廟，就是全村人祖祖輩輩春祈秋報之所在。
同樣的情況，在大陽泉村清道光六年李日茂撰寫《重修嘒愉樓新建遏雲樓記》中也有類似的描述：「王者，父天母地。而郊社之禮興，所以報兩大之德，亦即神道設教也。顧郊，非天子不得舉社，則並使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者，父為之後者惟一人，母則眾子皆母之，故教民美報焉。雖黨祭崇族，祭酺祭之大小，義起於民之眾寡，實則裡以上皆有社，所謂惟為社事單出裡是也，特其儀或不傳。《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蠟，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夫《豳詩》為王業之本，而不陳於宗廟，以其非王者之樂。故用以索饗萬物，協天時，勸民事，亦猶二南為風教之原，故以為燕樂也。二南既可用之鄉黨邦國，則《豳詩》或亦可通用與。擊鼓龡豳裡社，或一如祈年祭蠟與。古禮，多不可考。社之名，則漢以來皆沿其舊。以今曆書觀之，近二分前後戊日特書社，蓋擇元日命民社之遺法也。平定俗以春社各設俎豆，於裡社必招優人演劇，名曰祭烖。秋社亦如之名，曰秋報。祭烖之義，或因周官祭酺以起與。秋報，即所謂美報與。而招優人演劇，必擊土鼓，龡豳詩之遺意與。陽泉，故有廣育祠，祠之前建嘒愉樓，每春社演劇於此。……秋社，則演劇於裡之南，偏五龍宮之石臺，……而覆以宇，顏曰遏雲。……蓋社，所以報本反始。報本，故禮無弗達；反始，故心無弗齊。觀於此者，孝弟之心可油然而生。是即聖人之所以神道設教，而且足以見聖天子修齊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休養生息。沽濡百餘年之久，於以歲時祭祀，歌頌太平，亦所謂和殼以鳴盛也。」足見裡社的祭祀主題，也是春祈秋報。而從李日茂撰文來看，此一切祭祀之禮樂，皆源自《周禮》與《詩經》。
最真實的證據，還是千畝坪《關勝誦德碑》記。那一句「其中坺壤」的記載，至少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事實，到公元550年的時候，千畝籍田還是「坺壤」，至少還不是村莊。現存上千畝坪村舊戲臺處還有一通元朝至順四年（1333年）的《張氏先塋之志》古碑，曾立於千畝坪張氏老墳，碑文開篇就說：「榆關之北，千畝之平，山川勝概。」也說明了一點，至少在公元1333年的時候，千畝之地還是平定古州的一處山川名勝，「千畝之平」上，應該還沒有村莊。從這塊殘碑僅有的信息來看，也只似乎是張家要在「方山泉彎之地脈豐隆」處選地立邑，或是為「廬墓」而已。今天的上下千畝坪村，就是以張姓居民為主。《陽泉市地名志》載：上、下千畝坪，「今村民定居最早的是明成化年間遷此的張姓，今傳21世，佔全部人口的95—97%。」這樣看來，至少在元朝之前，這裡的「千畝之平」，頂多在東段有關勝墓地，還有北齊「太原長公主」的公主墳。明以後才有了千畝坪村，清代分為上下千畝坪兩村，爾後時合時分，繁衍至今，比起古州那些動不動就是三千年以上的古村來說，千畝坪村實在是太年輕了。
千畝坪註定是一個神奇的地方。在上千畝坪村竟然還保留著一個地名叫「灞陵橋」，村中老者都還記著那座古老的橋與橋的位置。在下千畝坪村東段，還有一個古老的烽火臺，至今遺址猶存。站在烽火臺上，東邊的大驛站「白泉之置」以及南面的林裡玉泉山和蔭營背後的四方山，都能一覽無餘。據現在村裡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們說，他們小的時候，烽火臺這邊還有非常高非常高的大墓碑，碑就立在一個很高很高的臺子上，被人們稱之為「王兒碑」「王兒臺」，可惜這些都消失了，我們都看不到了。這個高高在上的臺子，也正好印證了「太社」龍天廟附近就有「籍田壇」，也就是武則天以來稱之為的「先農壇」。在這千畝「坺壤」上，關家人肯定能見到龍天廟及其周邊相關的碑刻資料，他們也許也說不清這裡就是周天子的籍田，但他們真實地記錄了千畝籍田當時的真實狀況是「坺壤」。而在這塊「坺壤」上，以及圍繞在這塊「坺壤」周圍的都、城、郊、裡、泉、井、營，似乎一下子都變得那麼合情合理，古州古道，古村古廟，也因此一切都順理成章。
許多人還特別關心：千畝坪上，真的有一千畝大的土地嗎？上千畝坪村的《古村驛行圖》石刻上，赫然鐫刻著「千畝坪坐落在劉備山東麓的千畝黃土之上，這裡土地肥沃，區位優越，歷史悠久，人文深厚。」千畝土地，應該不假。但是，古今畝制並不相同，甚至差異很大。如果以今天的畝制來看，一千畝地，大約有一百個足球場來大。而當我們回到周代的畝制上來看時，卻大不相同。《晉書·傅玄傳》曰：「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宋朝大儒程頤曰：古者百畝，止今之四十畝。今之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這說明古代的畝制，比現在要小得多。滿打滿算，古代的一百畝，只相對於宋代的四十畝，一千畝地，也不過就是宋朝的四百畝地而已。而「一畝」按出土的「商鞅方升」測算，約相當於0.2907市畝，那麼，秦朝的一百畝，也只相當於現在的29.07市畝。那麼，秦朝的一千畝，連現在的三百畝都不到。由此可見，越是古代，畝制就相對越小。假如周代的畝制與秦朝持平，那麼，周代的千畝，也不過就是約二百九十一畝。上、下千畝坪村的「其中坺壤」，按照周代的畝制推算，三百畝地的面積那是綽綽有餘的，周武王的「籍田千畝」，名副其實！圍繞著千畝籍田，分布著那麼多年代久遠的高規格廟宇，仿佛也標註著千畝的不一般。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陽泉最主要的寺廟，竟然是從北向南分布在一條中軸線上。北起章召村的禪智寺，葦泊村的天齊廟，三都村的壽聖寺、五龍廟、瑞雲觀，中間是千畝坪的千畝籍田和龍天廟、張飛廟，向南有林裡村的萬歲寺、關王廟，漢河溝村的天子廟，小陽泉的新泉觀，直到大陽泉村的廣育祠、五龍廟，這些廟宇均不一般，年代極其久遠，規模與規格極其高大，這應該是陽泉這塊古老土地上的一條昂揚龍脈，更是一條講述前世今生的輝煌文脈。這條陽泉中軸線，值得我們拂去歲月的塵埃，再現漾泉春色、五渡平波與千畝坺壤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理清民族的根脈和膊動的血脈。
只是在滄海桑田中，三都，三郊，三泉，都把證明自己以及千畝籍田的身份證給丟了，以至我們站在千畝坪上，也找不見史書記載的「千畝」在哪裡……
千畝坪，千畝，有這塊幾千年不曾更名改姓的地望在此，這就夠了，這就是史學家們苦苦尋覓的千畝！
千畝，千畝坪，欲說當年好睏惑。失而復得的千畝，我們要格外珍惜！
荒服不至，不籍千畝有淵源
盛極而衰，否極泰來，這應該就是最古老的辯證法。千畝籍田的興衰變遷，也恰恰證明了這樣一個樸素的道理。
當周宣王姬靜繼位周天子的時候，他做出了一個西周分水嶺式的決定，叫「不籍千畝」，也就是說，從周武王建立周王朝並破天荒開創籍田千畝制度以來，到周宣王繼位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老祖宗留下來的規矩給推翻了。《史記·周本紀》載：「宣王不修籍於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同樣的史實，《國語·周語》也記錄道：「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這些史料，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虢文公勸諫宣王繼續修籍千畝，宣王未採納；其二：因為拒諫，最終導致在宣王三十九年爆發千畝之戰，並且在此千畝之戰中敗給了姜氏之戎。為什麼會這樣呢？突然的「不籍千畝」，這對以農立國的周王朝來說意味著什麼呢？國策變了，周宣王要改革，歷史上的「宣王中興」就在虢文公苦口婆心的勸諫聲中拉開了帷幕，只是周宣王姬靜自己也未曾料到，改革是一把雙刃利劍，你動誰的奶酪，誰就會跟你拼命，拼命的結果，往往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西周末期風雨飄搖的局勢中，渾水摸魚的往往都是那些後來埋葬周王朝的漁翁們。
雖然說「籍田千畝」只是一個轟轟烈烈的迎春農耕大典，可是這在將近兩個半世紀的歲月中，對周初政權的穩定以及成康盛世的確立，尤其是對周朝「井田制」土地制度的深入人心，還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催化作用，千畝穩，天下穩；千畝興，天下興；周武王的千畝風水寶地，曾經就是這樣牽動著一個王朝的神經。
成康盛世，「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史記·周本紀》說：「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周昭王姬瑕的時候，王道就開始出現衰微跡象。據古本《竹書紀年》載，「昭王十六年，伐荊楚，涉漢，遇大兕。」「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周昭王也是胸懷抱負之人，一心要徵服荊楚，對大自然的一次次異象也是不管不顧，第一次渡漢水，遇到了大犀牛，無功而返。第二次渡漢水，天空陰暗，不見天日，連野雞、兔子都為之驚恐，周昭王卻執意要宗周主力軍渡河，結果，大軍全部葬身於漢水。時至今日，湖北人還流傳著一句非常經典的口頭語，就叫：不服周，老子就是不服周。
周公信命，姜子牙也信命，大概姬瑕不信命，或者也信，但總是想與命一搏，豈不知姬瑕之命就在漢水。「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薇。其年，王南巡不返。」姬瑕最終也還是沒有逃脫葬身漢水的命運。這一次的記載，就連《竹書紀年》都懶得多寫一個字。倒是晉朝皇甫謐在他的《帝王世紀》一書中，讓我們較為詳細地知道了周昭王姬瑕，究竟是怎麼在漢水上度過他人生最後時光的。《帝王世紀》載：昭王「德衰，南徵及濟於漢，船人惡之，乃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解，王及祭公俱沒水而崩。」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誰能想到痛恨周昭王的船家們，竟然是用這等膠水粘合的船來運送周昭王？結果船到江心，膠溶船解，周昭王姬瑕一干人等，全都葬身漢水。後世的帝王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悟出了這個道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從周昭王姬瑕沒身漢水的悲劇中受到的啟發。總之，這樣一件羞於啟齒、難以告人的事情，「國人諱之，王室於是乎大微。」這連天子崩於漢水都不敢昭告天下，只好把這件事情塵封在歷史的長河中，不便細說。
周昭王姬瑕的王后，祁姓，世稱房後，是唐堯的長子丹朱的後裔。丹朱被堯帝封在晉東南，那裡直到現在，還叫長子縣。就因為丹朱是堯帝的長子而得名。相傳房後因為祭祀丹朱，所以在夢中「授靈而孕」，之後就生下了太子滿，就是後來的周穆王姬滿。要這麼說起來，周穆王該是長子縣的外甥輩兒後裔啊！
周穆王姬滿，絕對是周天子當中的風雲人們，更是當年井陘周道上的風雲人物。史書記載了周穆王當年的東徵、西徵、南徵、北徵，那裡有不服，那裡就有周穆王。周穆王的輝煌是巡遊天下，西徵見到了西王母，東徵平定了徐偃王。而最令周穆王沮喪的一件事，則是其北徵伐犬戎。而且，在周穆王伐犬戎之前，祭公謀父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苦口婆心地勸說過周穆王，這在《史記》與《國語》中，都是非常著名的篇章。打開《國語》，第一篇就是《祭公諫穆王徵犬戎》，祭公說：「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是啊，不要動不動就武力威脅，雖然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江山都是打出來的，但是，周文王以文修德，以德服人；周武王伐商擒受，那也是恤民除害，武力徵服，不服不行。我想，祭公謀父也是不好直說，繞著圈子在告訴周穆王，不要窮兵黷武，不要忘記你的父親還屍沉漢水，屍骨未寒的悲劇，要以德治國，以民為本啊！可是這圈子繞大了，天子是不是就聽不懂啊？
於是，祭公謀父又說了這麼一番讓我們醒腦的話：「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徵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闢，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這是什麼？這是規矩！這是老祖宗定下的規矩，也是無數血的教訓和淚的控訴換來的規矩。從這段話裡，我們至少讀出來周王朝立國之初的一些惠民政策。比如這「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就是說屬甸服的供日祭，屬侯服的供月祀，屬賓服的供季度時享，屬要服的供一年一歲貢，屬荒服的則有一生一次的朝見天子的義務。按照周代的五服規定，今天的太原、井陘一帶，歷來被視為戎狄之地，當然是屬於荒服地帶，這裡的戎狄之王，只要一生之中朝見一次周天子，表示臣服，就可以了，不需要向天子繳納什麼貢賦。這顯然是得民心的惠政了。
其實，千畝坪，就位於戎狄居住地帶，正常情況下，除了為天子耕種千畝坪上的這千畝籍田可以享有周圍三十裡範圍內十塊千畝之地的免費耕種外，從呂梁，經太原，過盂縣，到井陘中山這一帶，都是戎狄活動區域，不需要繳納任何貢賦，只要戎王狄王朝見天子一次，這裡就是他們的世外桃源。說到底，這是周初的聖賢統治者們為贏得民心而實施的惠民政策。
得民心者得天下。周武王設置千畝籍田，其初心就有「禋祀天地，克反商邑，敷政天下」這三大本願，這也是「千畝籍田」的三大功能。說穿了「登祀上帝天神」，就是為了順民心；「克反商邑」，就是為了服人心；而「躬耕籍田」的盛大儀式，也都是為了井田制在全國範圍內的全面推開，說千畝是「敷政天下第一地」，一點都不誇張，這對於一個農業王朝來說，春祈秋報，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國泰民安是多麼重要啊，而這又都是為了暖人心、得人心！這是從周文王到周武王以來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的解放，也是最好的統一戰線政策，最大限度地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人。
接下來，祭公謀父告訴了我們周穆王這次伐犬戎的直接原因：如今，自從大畢、伯士去世以後，犬戎的君長一直還按照荒服的職責來朝見，而天子卻說「我一定要以他們不朝貢的罪名去討伐他們。」並且還以此向他們炫耀武力，這難道不是在廢棄先王的祖訓而使王朝大業敗壞嗎？
這還說得不透徹？夠尖銳的了。看來這不忘初心，歷來就是一個非常艱難的課題啊！由王者來朝則可，突然就要變成讓你朝貢；你不朝貢，我就前去討伐，治你的罪。這還講不講道理了？規矩定好了，大家都得遵守；你老壞規矩，大家也就沒法遵守了。
難能可貴的是祭公謀父又這樣評價了一句，讓我對犬戎之人刮目相看：「吾聞夫犬戎樹惇，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御我矣！」什麼意思？就是說我聽說犬戎之人，性情一向敦厚淳樸，從來都能遵守先人的德行，能夠操守始終，忠貞不渝，真要前去徵討他們，他們恐怕還是有能力抵禦我們的。祭公應該無怨無悔，該說的都說了，正說反說，擺事實，講道理，既危言聳聽，又言明利害，也入情入理。職責所在，忠心可鑑，聽不聽由你，是非曲直，自有公論。
果然，「王不聽，遂徵之。」
這個世界，不打則已，打就打出個真理來，你得讓他跪在你面前才行。否則，別打。周穆王打了，結果是「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我就想問一問周穆王，你這戰打的，難道就是鬧著玩兒呢？不是去打獵的吧？
可怕的是這一戰帶來了一個難以癒合的惡果，「自是荒服者不至。」從此以後，荒服戎狄再也不來朝拜周天子了，直接激化了民族矛盾，得不償失，這成了周王朝後來永遠的痛！
是的，周穆王巡遊天下，已經是一個王朝的沉重負擔了，以至他的後幾任也是囊中羞澀，不堪重負。再加上窮兵黷武，財政支出更加增大。這時候需要的是休養生息，以德服人。可恰恰是相信權威的人，急功近利，更想肉體上徵服，靠一種恐怖來維持一種色厲內荏。可一旦不能徵服，那就只剩下不服了。
百歲老人周穆王離開人世的時候，也肯定是心有不甘吶！
到周夷王姬燮的時候，有兩件事情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件是古本《竹書紀年》載：「三年，致諸侯，烹齊哀公於鼎。」為什麼呢？這得犯多大的罪，才會把天下諸侯都叫來，並在眾目睽睽之下將齊哀侯扔進青銅巨鼎活活烹煮啊？齊國史官寫的《公羊傳》給出了答案，即：「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是紀侯在夷王面前說了齊哀公的壞話，誣陷而致。不僅如此，夷王還不顧《周禮》之嫡長子繼承制，專門立齊哀公之弟即位，把太子晾在一邊，從而拉開了齊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權位之爭。
是的，當你掌握著他們的生殺大權時，聚眾欣賞一種恐怖在肉體上蹂躪時，恐懼油然而生，恐怕被消滅的徵服感碾壓下來，不服不行，就怕那顆心臟碾碎之後，卻鋪了一地的不服，不服，還是不服。可惜姬燮還沉浸在大家都誠惶誠恐之中，無限陶醉。
另一件事，古本《竹書紀年》是這樣記載的：「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看來伐犬戎，已經是王朝的常規動作了。
這太原之戎，就在戎狄之地，當就在今天的太原盆地。而這俞泉，一直困擾著史學家們，上下求索而不見。聯繫即將到來的千畝之戰，我越來越覺得這個「俞泉」，就在千畝坪附近。說得明白一些，就應該是千畝坪南距離不足三公裡的林裡村俞泉山一帶，否則，我們怎麼越來越感受到摧毀千畝的千畝之戰，就像鋪天的黑雲一樣，正在向千畝坪上空聚集而來呢？
誰能想到，那不籍千畝，就會把周文王、周武王開創的王朝大業最終推進了死胡同呢？
料民太原，千畝之戰千畝散
「至於厲王，厲王大虐於周。」清華簡《系年》這樣評價周夷王的繼任者周厲王姬胡。應該說，到周厲王時代，西周社會已矛盾重重，乾柴灼烤，只待火星。
為了解決日益疲憊的國家財政，周厲王採信了榮夷公想出來的一個辦法，就是「王室專利」，以國家的名義壟斷山林川澤，不準國人——也就是工商業者們依山澤而謀生，否則嚴懲不貸。以此盤剝工商業者，這也直接違背了周人共同享有山林川澤以利民生的典章制度。規矩，又一次被踐踏。
世界上任何一個與民爭利的政府，都不會長久。當時芮良夫就對這種惡政嗤之以鼻。《國語·周語·芮良夫論榮夷公專利》記載了這場觸及人性與良心的爭論。芮良夫說：「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原來，天地百物，大家都是可以隨意取用的，就像陽光、空氣、水，森林、花草、魚等等，誰也離不了，可他們恰恰又都是免費的。如果有一天，你發現這些東西都被王室專利，百姓不可隨便取用了，這將激起百姓多麼大的怒火與仇恨啊？何況管理難度該多大啊？這樣的制度，怎麼能讓王朝長久呢？
芮良夫繼續說道：「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芮良夫肯定是一位睿智的親民善政者，他能認識到一個得民心的政府，是「導利而布上下」、人人都能享有實惠的政府，是既要懷揣感恩、物盡其用，還要隨時警惕所帶來的不公不平導致怨恨的政府，不愧是文武成康薰陶過的卿士，更是中國民貴君輕思想的先聲！
最後，芮良夫發出振聾發聵的警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話都說到就差破口大罵的份兒上了，裝睡的人，你別指望誰能叫醒。不聽，周厲王也不聽。這讓我深切感受到周王室難道已經爛到不可回頭的地步了嗎？
果然，這等惡政一出臺，就遭到了國人的痛恨，「厲王虐，國人謗王。」是啊，老百姓一般都只能是忍，再忍。實在忍不住了，就只好想著法子罵一罵周厲王。
你罵我？王可不高興，後果很嚴重。於是，「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
不讓你說話，你就得把嘴閉上。有衛巫監督誹謗者，你要胡說，我就讓你永遠再沒機會張嘴。
終於，「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這是什麼國度？當年，在秦國暴政的時候，我們見到過這種恐怖，其實，這是一脈相承，周厲王才是始作俑者。我們知道這種恐怖不久，秦國就滅亡了。那麼，周厲王當年把國人的嘴封上，是不是就能躲過一劫呢？
《國語·周語·邵公諫厲王弭謗》說：「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是啊，看把周厲王高興成什麼樣子了，喜不自禁地跟邵公說，他能阻止國人的誹謗，讓國人閉上嘴，再也不敢說話了。原來這邵公還是個明白人，聽了周厲王的話，邵公卻語出驚人，留下了那句震撼人心的警世名言：「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是啊，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大禹治水，就是教給人們「不要堵，要疏導」這麼一個簡單的道理，中華民族要付出多少沉重的代價，才能記住啊？至少周厲王沒記住，或者記住了，也不相信。
邵公的話，就不是一般的有道理，而是揭示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問題是真理面前周厲王也不願意低下尊貴的頭，他相信手中的權力。周厲王還提拔榮夷公當上了卿士，諸侯的意見，更是一概不聽。
「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總有忍不下去的時候，忍無可忍，就毋須再忍。公元前841年，這是中國歷史有確切紀年的開始，也就是在這一年，周王朝的都城鎬京，發生了「國人暴動」，憤怒的人群終於不管不顧，手持棍棒、農具，圍攻了王宮，必欲殺周厲王而後快。周厲王狼狽不堪，帶領親信，沿著河岸，一路逃奔到一個叫「彘」的地方，才安頓了下來。從此，再也沒有回到屬於他的王宮，再也沒有拿回屬於他的權力，十四年顛沛流離後，周厲王死在了這裡。這個叫「彘」的地方，就在今天山西的霍州。
霍州，有霍山，在周之前，這裡一直就是非常神聖的霍神山。正是這座山橫亙在中間，才將太原盆地與臨汾盆地北南分開，也正是這座山，又將肥沃的晉中平原與晉南平原連在了一起。問題是周厲王怎麼可能跨越千山萬水逃亡到這裡呢？或許周朝的政治中心本就離此地不遠，這裡也是歷史上著名的避難天堂。當年，商朝公卿、趙氏先祖蜚廉至此，聞知武王滅商，終命於此。周武王姬發將自己的八弟姬處封在了霍地，建立霍國（今山西霍州），成為周朝諸侯國霍國始封君，也是霍姓始祖，人稱霍叔處。並與管叔鮮、蔡叔度協助、監督商紂王之子武庚，一同治理商朝遺民，史稱「三監」。
周武王死後，其子周成王繼位。周成王年幼，由霍叔處四兄周公旦攝政。霍叔處與管叔鮮、蔡叔度因不滿周公旦攝政，於是挾持武庚發動三監之亂。不久，周公旦平定叛亂，誅殺管叔鮮和武庚，流放蔡叔度，將霍叔處廢為庶民，三年不得錄用。霍國滅亡後，霍叔處的後代子孫以國為姓，稱霍氏。這也說明了當時的霍州絕對是商朝貴族聚居區之一，監商維穩形勢極其嚴峻，任務極其艱巨。
到如今，周朝的一代天子逃亡到了這裡，一呆就是十四年，這不奇怪嗎？如果逃而不亡，為什麼不追殺？下落不明唄。如果是不明下落，為什麼不另立天子呢？周召共和啊！為什麼周召共和了十四年，又將王位傳給了姬靜呢？因為這時候周厲王死在了彘地！你怎麼知道呢？他怎麼能不知道呢？原來這麼多年，只有傻子才被蒙在鼓裡呢！
終於，王位虛懸十四年，在周召共和與諸侯幹位的紛亂中，周厲王兒子姬靜即位，是為周宣王，周天子才又一次獲得天下共主的地位，西周歷史也隨之拉開了「宣王中興」的序幕。然而，周宣王一登基，就決定「不籍千畝」！清華簡《系年》載：「宣王是始棄帝籍田。」取消自周武王開創的籍田制度。千畝，不要了，直接放棄！
規矩，就這樣在輕描淡寫中，再一次被踩在了腳下。
周宣王為什麼就「不籍千畝」了呢？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飢，周宣王姬靜即位時，面臨的內憂外患也是前所未有的，不只是國庫空虛，不只是「荒服不至」，更有許許多多的不服接踵而來。這世界，本就是用來徵服的，要麼徵服臣服，要麼心服口服，只要不是心悅誠服，那麼裡裡外外上上下下前前後後左左右右時時刻刻湧動的就全都是各式各樣的不服。
老規矩是不要了，關鍵是周宣王還要立新規矩。這就是周宣王引火燒身的「料民太原」。什麼是「料民」呢？就是要查點清楚太原地區的百姓人數，有人說這是周宣王為下一步按人頭徵稅在做準備。問題是在周代，不要說按人頭徵稅了，你就是普查一下人口，那也是非常不得人心的。
《國語·周語·仲山父諫宣王料民》記載中，我們就看到這個仲山父就曾勸諫周宣王說：「民不可料也！……王治農於籍，蒐於農隙，耨獲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知道民之多少，是職能部門失職。而在日常事務中，天子在籍田上督促農耕，春閒時田獵，鋤草、收割時仍去籍田督促，秋收和冬季農事完畢後，都要舉行大規模的狩獵，這些就都能熟悉了解百姓數目，何必還要查點呢？
「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總之一句話，料民效果不會好，只會傷天害理。
不聽，周宣王照樣不聽！
周宣王最終還是查點了太原地區的戶口，查點了百姓的情況。這太原，是不是現在的太原呢？不是，也差不多。你知，或者不知道，太原就在那裡，不動不移；你信，或者不相信，太原就在那裡，不離不棄。至關重要的是，太原的地望就在那裡。地望大於天，太原地望，不容懷疑，更不容混淆，料民太原，就在今天山西省太原地區！
國學大師範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簡編》中寫道：「漢以前人相信黃帝、顓頊、帝嚳三人為華族祖先，當是事實。」史載，帝嚳高辛氏，有四後，俱產奇男。元妃姜原生棄，後代建周朝；次妃簡狄生契，後代建立商朝；三妃慶都生堯；四妃掌儀生摯。摯立九年，不修善政，諸侯廢之，而尊堯為天子，是為堯帝，而後堯、舜、禹三代聖君，開創華夏盛世，然後，中國歷史才進入夏朝。
太原，本就是堯之封地，夏禹之都。唐《元和郡縣誌》卷十六載：「太原府，并州：《禹貢》冀州之域。《禹貢》曰：既修太原。注曰：高平曰原，今以為郡名。《舜典》曰：肇十有二州。王肅注曰：舜為冀州之北太廣，分置并州。至夏，復為九州，省并州合於冀州。周之九州，復置并州，《職方》曰：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藪曰昭餘祁，川曰滹沱漚夷，浸曰淶易。釋名曰並，兼也。言其州或並或設，因以為名。《春秋》：荀吳敗狄於大滷。即太原晉陽縣也。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滷。按：晉太原，大滷，大廈，夏墟，平陽，晉陽六名，其實一也。……今州又為唐國，帝堯為唐侯所封，又為夏禹之所都也。《帝王世紀》曰：帝堯始封於唐，又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平陽，即為晉州；晉陽，即今太原也。」
這就非常清楚了。太原，古已有之，那裡曾經是堯的封國，就叫唐國。正因為如此，太原才與唐結下了不解之緣。最初的太原，是堯的唐國封地；後來的太原，是李淵、李世民起兵之地，大功告成之際，就把那個輝煌王朝命名為唐朝，以示對太原的無比敬仰。唐國是什麼時候滅亡的？《竹書紀年》載：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是周公旦消滅的唐國。不久，《竹書紀年》又說：「十年，王命唐叔虞為侯。」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桐葉封弟」之典故。唐叔虞始封之地，絕對就是堯帝的唐國，也就是在太原。可是，不到四十年時間，唐叔虞子姬燮父給自己繼承的封國更名為晉之後，離開了太原。《竹書紀年》載：康王「九年，唐遷於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這離開太原之後的晉國，又定都到哪兒去了？史書沒有明確記載。莫名其妙的事情背後，往往都有巨大的隱情，唐易晉而遷都，大概就是其一吧。
其實，禹別九州時，就有太原，而且地望非常之明確，就是現在的太原。太原之名與地望從未模糊過，不知後來的人們，怎麼就找不到「料民太原」之太原呢？
上有好之，下必效之。周宣王的「料民太原」雖然不得人心，有識之士也竭力反對，但是，總有急先鋒衝在前面，以撈取不可多得的政治資本，晉穆侯就是這麼一個人。你不籍千畝，別人反對，我就說好，絕對正確，堅決支持；你敢料民太原，別人說不可造次，我就說你等著，我先給你收拾他。晉穆侯七年，即公元前805年，晉穆侯發起了「條之戰」。當時，晉穆侯的夫人齊姜正懷有身孕，他卻率軍去討伐條戎，沒想到晉軍吃了敗仗，慘敗而歸，晉穆侯深以此戰為恥。這還真是巧，晉穆侯打了敗仗，臉上無光。灰頭土臉歸家之時，正好自己的夫人臨產，兒子呱呱墜地，晉穆侯就氣不打一處來，竟然就給兒子起了一個名字叫仇，還將其立為太子，以示不忘條戎之恥，有朝一日報仇雪恨。這仇，就是後來直接改變過周朝與晉國命運的晉文侯姬仇。
這個「條」在什麼地方？幾乎沒有人能講清楚。有說是在中條山，就因為有一個「條」字嗎？純屬無稽之談。因為這「條之戰」是在宣王「料民太原」之後發生的，所以，我認為這「條」應該就在太原境內，至少離太原不遠，否則，也起不到敲山振虎的作用。而在清道光二十三年修《陽曲縣誌·山川》中，有這樣的記載：「陽曲，山多而水少，東、西、北三面皆山，中間汾水經流，為合邑群水之浸。夫表識山川，期於辨疆域，奠民居。《禹貢》導山，分南北條，而以江河為紀。爰祖其義，為總其脈絡，分其支派以志之。汾水東條之山，自臺山來龍……；汾水西條之山，來龍有二……；汾水北條之山……如天塹然。汾水源發寧武……至南屯村入太原縣，會於晉北條入汾之水……；西北條入汾之水……；東北條入汾之水……；西南條入汾之水……；縣城入汾之水……。」汾河在陽曲縣境內拐了一個大彎，才將此地命名為陽曲。也正是這一拐，使境內的山川河流有了東條、西條、北條、西北條、東北條、西南條之稱，這是非常獨特的一種現象。陽曲人從大禹治水之後，就把這裡的山稱之為「條」，可謂古老久遠矣！
如果將此各條匯總在一起，這不就是活脫脫一個「條」嗎？條戎分布在這些山川之間是再妥帖不過了。何況在這些條之間，就夾著一個大盂鎮。而這個大盂鎮也曾經是盂縣的前生，而盂縣的前生竟然就叫仇猶，或叫仇由。難道晉穆侯就是在這裡打得條戎嗎？吃了大敗仗，一氣之下，給自己的太子起名字為姬仇。而也正是因為晉穆侯的兒子叫仇，這仇後來還成為了大名鼎鼎的晉文侯，所以此地才被人們稱之為仇猶，翻譯過來不就是「如同是仇」？或者是「仇的根由」？原來，古老的仇猶國，一直在用這麼婉轉的方式提醒我們是這時候與晉國結下的梁子，即使後來這部分條戎遷居到了現在的盂縣，並以仇猶國的面目出現，也還是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公元前457年，仇猶國最終還是被自己的老冤家晉國所滅，這不是仇，是什麼？不要以為把仇猶，讀為「qiú猶」，就會把仇恨抹殺。再怎麼「qiú」，那也是一段仇！看來，晉穆侯給兒子起名字，絕對是以定國策的標準來命名的。
晉穆侯讓大兒子把此仇銘記下來的同時，他也一直在尋找挽回頹勢的一切機會。果然，晉穆侯就最早先來千畝坪搞了一個突然襲擊，打了一個「千畝之戰」，而且，還打了個勝仗。
《史記·晉世家》中，太史公記載了這麼一條信息：晉穆侯「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是說公元前802年，晉穆侯曾經討伐過千畝之地，打了勝仗，在天子面前立了功，得勝還朝之際，夫人恰好給自己生了一個兒子，雙喜臨門，一高興，就給這個兒子起了個名字叫成師。
反正周宣王已經將千畝籍田放棄了，這麼多年，籍田儀式也不搞了，田地是荒蕪了，還是一直有人種著？如果種著，這一千畝地的收成是不是也一直沒著落呢？以此為藉口，晉穆侯對千畝發起進攻，好像也說得過去。不管怎麼樣，晉穆侯都能在千畝之地打勝仗了，如果天子御駕親徵，再收拾一回千畝之地的姜戎，應該也不成問題。
徵服徵服，就這樣將他徵服。
唉，喚醒沉睡的靈魂，絕不能靠親吻，猛擊一掌，有時候都無濟於事啊！
終於，又一次千畝之戰爆發了。
清華簡《系年》載：宣王「立卅又九年，戎乃大敗周師於千畝。」《史記·周本紀》記載：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這是公元前789年的一場大戰，司馬遷這一記載的依據是《國語·周語上》，這一戰中，周宣王不僅是戰敗的一方，「喪南國之師」，即使是周宣王也身處險境，面臨不測。《史記·趙世家》載：「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是啊，造父是周穆王的御駕，造父的六世孫奄父，又是周宣王的御駕，而且在千畝之戰中，要不是奄父御駕有術，後果恐怕不堪設想。奄父生趙叔帶，趙叔帶是回到晉國封地趙城的趙家第一人，是趙氏始祖，誰能想到這個在千畝之戰中救過周宣王之命的車把式的後代，最終會成為千畝之地的主人，三家分晉的急先鋒趙國之君呢？
我們決不能低估這次千畝之戰的失敗給周王朝以及晉國的負面影響。據《晉國史綱要》記載，晉國在晉穆侯時遷都。如果是在這次千畝之戰後而遷的都，那麼，完全可以推出這次戰爭的失利直接給晉國帶來了滅頂之災，以至於不得不離開已苦心經營了二百四十多年的國都，而遷往現在的翼城。雪上加霜的是千畝之戰四年之後，晉穆侯去世。其弟殤叔自立為君，史稱晉殤叔。太子姬仇出國逃亡。晉殤叔三年，周宣王被杜伯的冤魂一箭射中心臟而亡，其子周幽王姬宮湦繼位。晉殤叔四年（公元前781年），太子仇率領其同黨襲擊晉殤叔而自立為君，是為晉文侯。晉文侯十年（公元前771年），申侯聯合犬戎等攻下西周都城，殺死周幽王，西周從此滅亡，進入二十一年隱秘的二王並立時代。距離周宣王不籍千畝也就六十年，而距離周宣王的千畝之戰才二十年，一個王朝的土崩瓦解，何至如此迅忽？而晉文侯襲殺周攜王，又擁周平王東遷，這也是功高至偉的業績，何以在他的身後爆發了長達六十七年的「曲沃代翼」事件，其弟弟成師一支小宗，最終將哥哥姬仇一支大宗，全部消滅乾淨，晉國才走上了春秋爭霸的道路？這不發人深思嗎？
歷史上對千畝之戰大都說不清，最大的困惑當是不能確定千畝之地望。
有人說，千畝在京畿之地，鎬、豐附近。這怎麼可能？就是借一百個膽兒給晉穆侯，他也不敢率軍隊到京城附近討伐吧？「京畿附近說」，絕對是西晉、唐朝在京城東郊舉行籍田儀式之後，給後世留下的一個錯覺。
杜預在《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千畝之戰」的時候，就注釋為「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由此，就有人說在今天的介休縣南，甚至還有人解讀為是在今天的山西萬榮、聞喜一帶，其實，這些地方都和周武王當初建立「帝籍千畝」的初衷並不相符。帝籍千畝，如果只是井田制的一部分，那麼，遍布全國各地的社稷壇就足夠了，何必要千畝呢？《史記·周本紀》說：「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夜不能寐。周公旦問原因，武王認為，紂王雖死，天下未定，監視商民，任重道遠。最主要的是清華簡《系年》第一章寫的「昔周武王監觀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畝，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這「克反商邑，敷政天下」的帝籍功能，在遠離華北平原的西河、河東地區，怎麼可能？
同樣道理，侯馬就在晉國都城身邊，也不具備監視商民的便利條件。還有一種說法，是在嶽陽縣，也就是今山西安澤縣境內，因為縣北九十裡有千畝原。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山西·千畝原》說：「縣北九十裡。《左傳·桓二年》『晉穆侯夫人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蓋晉侯嘗破狄於是原也，今原下為沁水所經。」唐《元和郡縣誌》卷十五嶽陽縣條目下說：「千畝原在縣北九十裡，周回四十裡。」難道說，周朝的畝制都大到千畝等於「周回四十裡」了嗎？牽強附會之說，不足道也。
千畝在山西，這幾乎沒有任何異議。但在山西什麼地方，由於人們對《史記》《左傳》註解中「西河界休縣」的誤讀，時至今日，就連這些地方的人們，仍對千畝之地望也是不知所云，更是不知所蹤。
排除各種可能，陽泉千畝坪上的這塊千畝之地，三千年來，一直稱之為千畝，或千畝坪，當是周武王欽定帝籍千畝無疑！在此戎狄交會之地，在此監觀商王之地，在此王次河朔之地，在此千畝坺壤之地，必是千畝之戰之地無疑。地望在此，就像太原一樣，有什麼可疑惑的呢？何況還有一千五百年前的《關勝誦德碑記》佐證，千畝在此，諸神退位吧！
千畝立，西周立；千畝盛，西周盛；千畝衰，西周衰；千畝亡，西周也亡。周幽王雖然停止了料民措施，可他更是將西周王朝直接送進了歷史博物館。一塊地，一個王朝，留給我們的思考，是無窮的。
帝籍千畝的歷史，再也返不回去了，可千畝坪的未來，好像才剛剛繪製出藍圖，美好的明天，不應該辱沒先人與賢人，美好的明天，更應該有更加美好的千畝畫卷。
千畝，是西周的根兒，也是千百年來華夏農耕文明敷政天下的根兒。把千畝坪這塊「千畝籍田」名之曰「天下第一地」，當之無愧。
此文發表在2019年《娘子關》雜誌第4、5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