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的雪莉與戰死的庫德女兵

 

首爾時間10月14日下午，韓國藝人崔雪莉被經紀人發現在公寓內自殺，生前只有25歲。

 

文化工業的高度競爭壓力，經紀公司的殘酷剝削制度，娛樂圈對女性藝人的潛規則，來自男權凝視的網絡攻擊，長期生活在這種環境下產生的抑鬱症，都被認為是雪莉最終自殺的原因。

       雪莉引起爭議的照片之一

今年7月，雪莉在自己擁有百萬粉絲的Instagram帳戶上發布不穿胸罩的照片，隨後引起輿論關注。許多人指責雪莉的照片有炒作嫌疑，甚至對雪莉進行蕩婦羞辱。也有人認為雪莉是在響應韓國近年來掀起的女權運動，用No Bra的形式呼籲胸部解放。

 

雪莉隨後在一檔綜藝節目上面對公眾回應：

       

       

也許我們沒有意識到，當雪莉談到「no bra是個人自由」時，她其實缺乏這樣的自由，儘管她可以這樣去做，但必須承擔相應的代價，而有時這種代價可能是極其昂貴的。實際上，無論我們與社會保持什麼樣的距離，個人自由在方方面面仍然要受到主流社會規則的束縛。因為正是社會塑造著我們，社會就在我們身體內部，並製造著身體。因而，每個人的自由其實都與他人的自由息息相關。

 

雪莉的困境是具有普遍性的。和她一樣，今天我們大部分人作為公司/資本的僱員/奴隸，同樣受著殘酷的剝削和壓榨。受到監管的社交媒體則將整個社會都娛樂化，潛移默化地將用戶轉化為藝人。當我們上傳自己的照片和文字時，我們就必須接受來自權力規則的檢查，而同時所有數據隱私成為數字資本平臺牟取利潤的工具。在反覆的上傳與下載、分享與瀏覽當中，主流意識形態塑造出全新的人類主體，更加順服，不在意被綁架，享受著並不存在的自由。最可怕的還不是表演，而是自以為不在表演，並享受這種被給予的真實——一個楚門的世界。

     電影《楚門的世界》

 

而雪莉尤其是作為一名女性，在抵抗的過程中受到更大的阻礙，也受到多重的傷害，儘管她只是稍稍顯得不那麼循規蹈矩，往前邁了一小步。其實早在2018年3月8日國際勞動婦女節，就有許多韓國女性選擇更激烈的走上街頭，抗議韓國社會的男性霸權和性騷擾。隨著安熙正等知名公職人員性侵事件的曝光，醜行逐漸揭露，蔓延到文藝界、司法界、教育界，這表明男性對女性的侵害是系統性和結構性的。

 

我們甚至看到在韓國上下引起轟動的「張紫妍案」，儘管有文在寅總統下令徹查，最終仍以證據不足為由被法院宣布嫌疑人無罪。張紫妍生前作為三星旗下經紀公司的知名藝人，在遺書上指控公司逼迫她陪睡近百次，就連父母的忌日都無法避免，一旦不從就遭到虐打。不光是性侵，有調查顯示，韓國女性只能獲得男性工資的63%，這是當今29個發達國家中男女薪酬差距最大的。我們必須承認，儘管雪莉足夠勇敢——比大部分男性要勇敢，她仍然無法一個人去面對這一切，更難以改變。

       韓國首爾婦女節抗議現場     

 

今天的媒體也依然遵照著資本和權力的意志，選擇讓大眾看到什麼，不能看到什麼。就在雪莉自殺的消息刷屏的同時，地球的另一端有許多捍衛女性解放成果的庫德女戰士正在與來自土耳其的法西斯鏖戰。

 

庫德女性為抗議土耳其入侵而舉行持槍遊行

這些女戰士來自庫德人聚居區之一——北敘利亞。敘利亞戰爭期間，作為原住民的庫德人在戰火中組成自治政權，並嘗試在羅賈瓦自治區建立一套踐行合作社經濟、基層民主、婦女解放和生態主義的進步社會系統。2004年，旨在「為女性解放而戰」的自由婦女武裝（YJA-Sta）成立，並孕育了日後的女子護衛隊（YPJ），後者成為抗擊伊斯蘭國（ISIS）的重要力量。

 

紀錄片《古力斯丹：玫瑰之地》海報     

 

紀錄片《古力斯丹：玫瑰之地》的導演Akyol是一個隨父母移民加拿大的庫德女性。當她長大後，她重返庫德去追尋一位童年時的榜樣：女兵古力斯丹，卻發現她已戰死。於是她轉而記錄那些認識古力斯丹的女兵。索茲達（Sozdar）拉起額頭前的頭髮向鏡頭展示了一條隱藏的傷疤。「我希望它延伸到我的臉頰，這樣它會更美麗。」她說。索茲達同時認為資本主義是女性受壓迫的一個根源。另一位成員羅深（Rojen）對捨棄母親和妹妹而從軍感到遺憾，但她說加入部隊是她唯一的選擇，最悲慘的選擇是結婚，因為在土耳其「已婚婦女身處奴隸制，永遠不會幸福」。

   

紀錄片照片

她們還談到過去受ISIS威脅的村莊。在一個叫Sinjar的小鎮，被包圍的40名婦女為了不被ISIS強姦和販賣而跳下懸崖。類似的事件在庫德人中間引起傷痛。但相比痛苦，庫德女兵有更重要的使命。所幸，Sinjar現在已經被她們解放。

     

紀錄片照片

在羅賈瓦自治區則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頒行的民法禁止了強迫婚姻、一夫多妻制和未成年婚姻，並促進公證婚姻，保障女性離婚權和財產繼承權，這些舉措在封建教權興盛的中東地區顯得尤其進步。不僅如此，羅賈瓦憲法要求公共機構努力徹底消除性別歧視，婦女在每個選舉機構中至少佔40%，且女性在各級政府行政部門擔任共同主席。在具體實踐中，基層的「公社」還專設婦女委員會，並在涉及婦女權益問題時有權否決其他委員會所做的決定。鄉鎮設有婦女之家社區中心，為女性的經濟獨立和社會賦權提供服務。這些行動使得羅賈瓦在婦女解放方面走在全球最前列。

 

面對深深被捲入到不同民族糾葛當中的歷史，庫德人也逐漸走向一種弱化民族-國家體制的社群主義聯邦制。這種變化最初反映在主張獨立建國的庫德工人黨（PKK）及其創始人奧賈蘭的認識上。正是出於對父權制的反思，奧賈蘭開始審視傳統革命定下的奪取國家政權的目標，更重要的議題變為權力下放到基層的直接民主和自治機構的聯邦——沒有一個中心國家機器。這種政治構想在羅賈瓦的三個州得到落實，並為百年來中東各民族的和解也提出新的可能方案。這無疑是女權主義在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的碰撞中誕生的新貢獻。

 

然而，羅賈瓦當前已陷入到危險當中。曾介入敘利亞內戰的美國單方面撤軍使得一向仇視羅賈瓦政權的土耳其政府軍選擇公然入侵。這背後的交易又都是什麼呢？羅賈瓦政權的存續對於該地區任何既得利益者都不是個好消息。10月9日，土耳其入侵北敘利亞，截至10月14日，已有104名庫德戰士以及60名平民被打死，13萬人流離失所。庫德女兵在ISIS勢力偃旗息鼓之際，又一次面臨強大的反對力量。

     

YPJ的敘利亞庫德女戰士在閱兵中

 

羅賈瓦願意投入土耳其威權保守主義的執政政府的懷抱嗎？自2002年伊斯蘭保守派正義與發展黨（AKP）在土耳其上臺，總統埃爾多安就一直以女性應該回到家庭的發言而臭名昭著。他還曾敦促每個土耳其婦女都應該生至少3個孩子。在他任上，教權對家庭和婚姻生活的介入重新加深。比如為了讓宗教婚姻（許多是童婚）得到法律形式的承認，憲法法院曾廢除「兒童強姦法案」，該法案本來將針對15歲以下兒童的性行為歸為非法性虐待。面對嚴重的經濟下滑，土耳其可能愈發滑向黷武和教權庇護。而在羅賈瓦原本歸屬的敘利亞，涉及婦女權益的個人身份法仍然在基於伊斯蘭教法的伊斯蘭教廷法院實施，一夫多妻制和未成年婚姻均被法律承認。而報復婦女的「名譽殺人」（Honor Killing）行為也仍然在庫德周邊國家屢見不鮮。一些女性由於與配偶離婚、拒絕包辦婚姻、被性侵等原因就可能被家中的男人殺害或被迫自殺。在這種環境下，女性參與公職不被看好，入伍參軍更像是天方夜譚，令保守人士難以容忍。

 

土耳其向敘土邊境庫德地區大舉進攻，這是從土耳其 Akcakale看到的敘利亞城市Abyad遭轟炸後的情景。 路透社

 

當我們把自殺的雪莉與戰死的庫德女兵放在一起討論時，我們究竟應該如何來衡量兩者的異同呢？雪莉的遭遇提醒我們，資本主義社會所允諾的個性自由歸根結底不過是一個謊言，即便在所謂的發達地區，個體微觀性的抗爭也只能產生局部的改變，且意味著付出不應有的代價。那麼，集體主義的女權主義能夠幫助解決這個問題嗎？也許還不夠。我們會發現許多女權運動（比如metoo運動）主要集中於資本經濟較發達的地區，並由一部分精英女性所主導，而缺乏話語權力的全球底層女性非常容易被遮蔽。這正是戰死的庫德女兵的遭遇。

 

雪莉和庫德女兵本不該成為敵人。但如果我們足夠誠實，也許要承認雪莉爭取的自由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犧牲庫德女兵自由的基礎之上的。這就像德國金屬行業工會的工人開始實行每周4天的工時制度，而血汗工廠仍然在東南亞等地區盛行。這是今天我們身陷資本主義的全球剝削體制中不可避免的結果。而如果進入庫德的歷史，我們也應該意識到庫德人所遭受的苦難與殖民主義者百年來從未中斷的幹涉脫不開關係。

 

因而，女權主義者不僅必須為社會提供一個整體性的解放方案——父權制的家庭-民族-國家總是與資本主義全球秩序和複雜的地緣政治嵌合在一起構成壓迫的，而且這種方案在吸納國際主義的同時要求考慮到歷史和地域性的差異，正如庫德人在羅賈瓦思考和踐行的那樣。我們看到，反而是在地緣強權的縫隙當中，庫德人抓住壓迫鏈條中的薄弱環節，迸發出社會解放的驚人活力。我們在女性解放（也正是人的解放）的問題上比庫德人更深刻嗎？很可能不是，恰恰相反。這就是我們在悼念雪莉的同時，一定要紀念庫德女兵的原因。人們如果對庫德女兵有更多理解，給予她們更多支持，也許能在未來挽回缺乏武器的雪莉的生命。

 

但儘管生命脆弱，庫德女兵卻不是用來被紀念的。相比紀念雪莉，紀念庫德女兵也更讓現行秩序難以容忍。如果在強權的利益交易之下，庫德自治區作為一塊先鋒飛地註定是要被犧牲的，我們應該原地等待下一個庫德的自發出現嗎？無論是庫德女兵還是雪莉都不容許我們這麼做。就在我們身邊，應該有成千上萬的庫德時間被開啟。在那樣的時間裡，女性不僅爭取為自己穿什麼、怎麼穿做決定的權力，而且爭取為整個社會的癥結把脈和治病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