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1909－1948），本名津島修治，出身於青森縣的一個地主家庭。父源右衛門為當地鄉紳名流，後當選眾議院議員；太宰在其十一名子女中排行第十，自幼由姨母及家中女傭撫養照料。
少年時期的太宰成績優異，自中學時代起接觸文學並嘗試創作。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後，生活日漸糜爛，思想頗有起伏，甚至數次嘗試自殺，但最終於26歲時（1935）發表處女作且入圍第一屆芥川獎終選，成功步入文壇。
太宰的作家生涯早期並不順遂，連續三次與芥川獎失之交臂，私生活亦充滿波折，直至30歲時，經恩師井伏鱒二做媒，與一大家閨秀成婚，方才進入穩定期，創作出一系列優秀的作品。
戰爭期間亦筆耕不輟，戰後與坂口安吾、織田作之助等人並稱「無賴派」，隨著代表作《斜陽》的出版，一躍成為文壇新寵。1948年，在《人間失格》創作完成後，與情婦投水自殺， 其原因至今撲朔成謎，終年39歲。
本書收錄太宰作品兩部。日記體長篇小說《正義與微笑》創作於1942年，通過中學生主人公的口吻，描繪出一個洋溢著青春氣息的故事。書信體中篇小說《潘多拉之盒》創作於1945年，以戰後一家療養所為舞臺，表現主人公「雲雀」的成長及其身邊的眾生世態。
之所以將以上兩部作品結成一冊，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一個共同點：兩作一掃太宰在大眾認知中的頹廢憂鬱風格，呈現出一種不失希望的積極面貌。同時，兩部作品都存在現實中的素材來源——與其他許多作品一樣，依然是旁人的日記。兩作雖體裁有別，而在創作手法上實有一定的相通之處。
《正義與微笑》主人公芹川進的形象，取材於太宰治大弟子堤重久之弟堤康久。太宰與重久閒談時，得知其弟康久讀中學時常寫日記，便將七冊日記借來，以此為基礎創作出 《正義與微笑》。
現實生活中，康久從立教大學中退，參加名為「前進座」的劇團；有一個讀帝大、有志從事文學創作的兄長；兄長得到一位亦師亦友的前輩作家提點，那作家的姓氏以「津」字打頭。與小說中芹川進的經歷十分接近。至於小說中芹川兄弟為之心醉的《聖經》，則完全屬於太宰的偷天換日；實際上堤氏兄弟當時沉迷的是馬克思主義，原日記中絲毫沒有基督教色彩。太宰年輕時曾投身左翼活動，後在家人的軟硬兼施下宣告脫離，自此對左翼思想的態度始終比較曖昧。況且，當時日本的局勢也不利於大談馬克思主義的小說出版，太宰其時正對基督教興趣頗濃，改換內容實屬情理之中。
從某種角度上講，《正義與微笑》非常適合與太宰的另一篇小說《女生徒》一併閱讀。兩者都取材於中學生的日記，主人公具備典型的青春期性格。作者將少男少女的心理刻畫得細緻入微，令人擊節。那些少年愁緒，在飽經滄桑的成年人看來不足一哂，卻又在不知不覺間勾起一段青澀的回憶。
《潘多拉之盒》取材於一位熱心讀者的病榻日記。此人名叫木村莊助，與小說主人公「雲雀」同樣，年紀輕輕便飽受結核病折磨。本篇最早創作於1943年，當時的標題叫作 《雲雀之聲》，因審批遲遲無法通過而推延至次年出版，誰知又遇兵燹印刷成品全部毀於戰火。《潘多拉之盒》是太宰根據《雲雀之聲》殘留下的校樣重新創作而成，完成於1945年。
小說採用「雲雀」寫給一位詩人朋友即第二人稱「你」的書信形式，敘述結核病療養院「健康道場」的生活。療養院中人物形形色色，文中一概以千奇百怪的綽號相稱，表現出一抹詼諧的色彩，但行文深處卻隱藏著戰後日本何去何從這樣一個嚴肅的命題。
我們說《正義與微笑》《潘多拉之盒》是太宰作品中少見的一輪朝陽，但若將兩者細細比較來看，那麼後者所表現出的思想更為積極一些：
《正義與微笑》中，主人公對身邊的一切，包括朋友、家人、考試、學校、劇團等抱有一種幻滅感，儘管他勇於行動，在實踐意義上邁入自己所期盼的人生軌道（這正是本篇積極向上之處），但包括他本人在內誰都不清楚，那種幻滅感究竟是單純出於青春的叛逆，還是更為深層的東西；如果幻滅感隨著長大成熟依然揮之不去甚至愈演愈烈，那麼結局就很有可能會走向自我毀滅。
而《潘多拉之盒》的主人公則要恬淡得多，儘管沒有擺脫太宰筆下主人公一貫的敏感特質，至少能夠說出「我生長的方向，灑滿陽光」這樣的話來。「潘多拉之盒」這個標題，也是來自文中的一段話：
正因為打開了萬萬不能打開的盒子，所以病苦、悲哀、嫉妒、貪慾、猜疑、陰險、飢餓、憎恨等一切會帶來不祥的蟲子全部爬出盒外……但在盒子的角落裡留有一顆像芥菜籽般微小、綻放光芒的石頭，石頭上隱約留有「希望」二字。
古希臘經典神話——「潘多拉的魔盒」
不過，現實與小說之間總是存在微妙的背離，有時就像一對相似而不相容的父子。芹川進的原型人物堤康久戰後成為東寶的正式演員，在許多影視作品中出演配角，甚至在大名鼎鼎的《七武士》中跑過龍套，後來與女演員結婚，安享晚年。「雲雀」的原型木村莊助年僅22歲便服用安眠藥（正是太宰兩次嘗試未遂的那一種）自殺，病榻日記實際是寄給太宰的遺書；太宰連載《潘多拉之盒》時，也未能按原計劃寫完，而是草草將其結束。對此，日本學者奧野健男指出：
太宰心中設想過嶄新的現實世界、真正的人類革命，然而戰後日本的前進方向卻與那設想背道而馳。《潘多拉之盒》擱筆後，太宰再未寫過充滿希望、積極陽光的小說，而是懷著絕望的心情，試圖反抗戰後的現實世界，並朝著毀滅的道路一往無前。
當然，太宰的反抗沒有成功，也不可能成功；但那或許只是作為津島修治的選擇。作為太宰治，他終究把向著陽光生長的文字留在世間，一如那留在魔盒深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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