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中國的同齡人，上小學和中學時讀的課本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以下簡稱人教社），可以說是讀人教社的書長大的。數理化課本我大都忘了，記得最深的是語文課本，小學語文課本中的《孔融讓梨》《司馬光砸缸》《老公公拔蘿蔔》《烏鴉喝水》《猴子撈月亮》《朱德的扁擔》《吃水不忘挖井人》，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金色的魚鉤》《老山界》《飛奪瀘定橋》《母親的回憶》《英雄的十月》《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有的至今還能背誦，這些課文給予我的不僅僅是「語文知識」，還有思想情感的薰陶和為人準則的啟蒙與引導，用當下最流行的話說是「打了精神底子」。課文的作者讓我敬慕，我對人教社的編輯也感恩在心。上世紀70年代後期，我把葉聖陶先生作為研究對象之後，對「編輯」乃至對人教社有了更多的認識。
人教社的創始人，同時也是第一任社長兼總編輯的葉聖陶先生，是我國現代史上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編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擔任過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出版總署副署長、教育部副部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民進中央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許多重要的職務，可他談起自己的職業時說第一是編輯，第二是教員。人們總以為他謙虛，其實不然。聖陶先生早在1921年寫的文章《「先驅者」》就是專談「編輯」的，在談到編教科書的「感情」時說：
我的腦海裡立時湧現無量數未成熟的人，他們很急迫地求索精神的糧食，希望達到超過祖先的壯健；而這裡是滿貯著他們的糧食的倉廩呵！未成熟的人，你們好好兒吸取和消化你們的糧食……它們——教科書……
進而又說到「編輯」應該「都是富有經驗的教育家和精通各種科學的學者」，「是追蹤時代探測學海的引導者」，是「永遠奔馳於進取的道路」的「先驅者」，所編纂而成的教科書「是現時代最合用的教科書」。在後來的文章中他還談道：大學教授教的往往只是一個班、一個學校，編輯面對的是全社會的讀者；大學教授可以專攻某一個學科，做「窄而深」的研究，而編輯涉及的面很廣，必須是「雜家」。一個有見解、有眼力、有主見、有決斷的編輯才能夠與作為「專門家」的作者交流對話，才能對「專門家」的著作「咬文嚼字」，添毫點睛。作為人教社的第一任社長兼總編輯，聖陶先生的博識、認真、謹慎、謙虛、誠懇，以及「唯願文教敷，遑顧心力瘁」的境界，為人教社乃至整個出版界樹立了光輝的典範。
聖陶先生常說，編教材不能「拉到籃裡都是菜」。從人教社成立之日，到1966年「文革」開始的十六年間，聖陶先生在人教社主持選編的語文課本，對「選文」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加工」，使之真正做到「文質兼美」，「有裨於學生之誦習」，不僅像孫犁的《荷花澱》、趙樹理的《地板》、老舍的《我們在世界上抬起了頭》、茅盾的《記梯俾利司的地下印刷所》等名篇，編入語文課本時都作了推敲，就連魯迅和郭沫若的作品也一一打磨。魯迅的譯作《煤的故事》，全文將近三千字，編入《初級中學語文課本》第一冊時，刪減了七百多字，題名改為《煤的對話》。郭沫若的《愛祖國愛人民的詩人屈原》，將近一千九百字，編入《初級中學語文課本》第二冊時，刪減了八百多字，題名改為《屈原》。對選用的近代小說和古文，大多釆用變通的手法，據原文進行改寫，使之成為純粹的口語，或酌加註解和提示，使之容易理解後才編入課本。周作人在《〈枝巢四述〉序》中說過：「名山事業未足為奇，唯能以法施人，念及童蒙，委曲敷說，斯乃勝業，值得讚嘆耳。」聖陶先生和人教社同人所從事的就是「念及童蒙，委曲敷說」的「勝業」。聖陶先生在從事這一「勝業」時所展現出來的精神和所建立的規範，成了人教社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人教社第一第二兩代編輯人耳濡目染，對聖陶先生的記憶最深，這裡列舉他們寫的幾篇懷念文章：
蔣仲仁：《嘔心瀝血 全力以赴——為語文教學勞作了幾十年》
張志公：《讀其書，受其益，敬其人——聖陶先生永遠督促我上進》
劉國正：《先生之長 山高水長——在人教社極嚴格地做教材工作》
王泗原：《一代師表 萬流仰鏡——四十年受知愛深》
張中行：《學而不厭 誨人不倦——記葉老重視語言和文風的二三事》
僅從標題就能看到，是聖陶先生的「範式」讓他們「受益」，令他們由衷地欽敬。上世紀50年代，呂叔湘先生也曾在人教社兼任過副總編輯，他在《立身治事 長仰楷式》一文中引了他在聖陶先生去世後做的一副輓聯：
交情兼師友，四十八年，立身治事，長仰楷式。
道德寓文章，一千萬字，直言曲喻，永溉後生。
蔣仲仁、呂叔湘這幾位前輩我都見過，雖說他們與聖陶先生的關係是「亦師亦友」，可他們都把聖陶先生奉為「鳳儀矩範」，「長仰」「永溉」。至於「文革」後才進入人教社的編輯出版同人，他們和第一第二兩代編輯同人一樣，真誠地把聖陶先生奉為學習的楷模。我有幸擔任了葉聖陶研究會的副會長，上世紀9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時任人教社社長的韓紹祥先生也擔任了葉研會的副會長，我們就學習聖陶先生有過很多交流。韓社長處處踐行聖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和編輯思想，「像葉聖陶先生那樣做編輯」的倡議書就是他擬定的。韓社長還策劃在人教社布置了聖陶先生紀念室，在聖陶先生早年執教過的甪直古鎮建立了人教社員工教育基地，號召人教社同人切切實實地向聖陶先生學習，弘揚聖陶先生的思想和業績。
論資排輩，韓社長該算是人教社人中的第三代，他們這一代人承前啟後，以身示範，把聖陶先生精神發揚光大。從一定意義上說，人教社文化教育編輯室主任劉立德同志和編輯胡蘭江女士，該是人教社第四代和第五代的編輯了。他們知道我在研究聖陶先生，就約我編撰《葉聖陶年譜長編》。《葉聖陶年譜長編》出版後，又約我寫《葉聖陶全傳》，此外還約我編過《葉聖陶抗戰時期文集》《葉聖陶童話全集》《葉聖陶甪直文集》，以及曾與聖陶先生長期共事的文學家、教育家的集子，如《夏丏尊教育文存》和《朱自清教育文存》。在立德同志和胡蘭江女士身上，也展現著聖陶先生的精神風範。他們看稿時逐字逐句仔細咬嚼，編輯加工、校對整理一絲不苟，需要修改的地方會很坦誠地提出建議。《葉聖陶年譜長編》和《葉聖陶全傳》書稿中有幾則較偏的資料，他們就要求我把「原件」拍下來發給他們核對；與此同時他們又很尊重我的意見，就連版式、插圖和封面裝幀設計也會和我商量，孜孜追求書的品位，力圖做得盡善盡美。
立德同志是葉聖陶研究會副秘書長併兼葉聖陶教育思想專業委員會的主任，胡蘭江女士是葉聖陶教育思想專業委員會的秘書長。去年十月，立德同志在人教社主持召開「紀念葉聖陶先生誕辰125周年座談會」。我應邀與會並作了個很簡短的發言，說的是某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該文談的內容是「宋雲彬日記裡的課本編審者」。這篇文章對《宋雲彬日記》所作的「摘句」式和「割裂」式的研究，有違史料運用必須「顧及全篇」與「顧及全人」的原則，結論有誤。立德同志在會上就希望我把「發言」寫成文章，以正視聽。《宋雲彬日記》有兩種版本。一是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大開本，書名叫《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以下簡稱《紅塵冷眼》），二是中華書局2016年出版的三卷本，書名就叫《宋雲彬日記》。《紅塵冷眼》剛一出版我就買了，《宋雲彬日記》我得到消息晚了，未能買到，北大圖書館只有「庫本」，不能外借，我只能到「庫本閱覽室」閱讀，太不方便了。沒想到胡蘭江女士有收藏，第二天她就用快遞送來了。我受到他們的鼓動和幫助，寫了篇將近三萬字的文章，題為《〈宋雲彬日記〉的心態辨析——兼論史料研究必須「顧及全篇」與「顧及全人」》，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發表。
記得聖陶先生曾經說過「編輯要有職業敏感」，既要發現好的選題，還要發現新的作者；聖陶先生還說過「開明書店的成功經驗就是出一本書交一個朋友」。從立德同志「慫恿」我把「發言」寫成「文章」，以及胡蘭江女士提供《宋雲彬日記》這些細微的事情上，可以看出他們這些編輯人也得到了聖陶先生的真傳。出版是一個時代的晴雨表，擔負著優秀文化傳承與發展的使命，所以「像葉聖陶先生那樣做編輯」就顯得特別重要。編輯是「雜家」，是時代的「先驅者」。在隆重紀念人教社建社70周年之際，我真誠地向人教社的編輯人獻上深深的敬意。（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葉聖陶研究會副會長 商金林）
本文刊登於2020年7月15日《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