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歲的波蘭裔導演羅曼·波蘭斯基將法國史上著名的冤案翻拍成新作《我控訴》，無論在戲內還是戲外，主人公或創作者都因承受著巨大的非議而被推上風口浪尖。波蘭斯基是歐洲三大電影節的常客，獲得過金棕櫚和金熊獎，多次提名奧斯卡最佳導演，在電影領域載譽無數，可風光的背後卻充斥著苦難和詆毀。納粹集中營的圍剿、曼森家族的虐殺、喪母失妻的恐懼、遠走他鄉的逃亡、蜂擁輿論的踐踏，「悲慘世界」的磨鍊讓這位身材矮小的藝術家愈發敏感和尖銳，溫文爾雅的面孔下蘊藏著對人性和名利的深邃窺探。生命中的陰影揮之不去，電影裡的欲望若隱若現，兩者的疊加擴張了神秘，也塑造了傳奇。
波蘭斯基1933年出生在僑居巴黎的波蘭籍猶太人家庭中，當時的法國正充斥著嚴重的反猶狂潮，他3歲時就跟隨父母舉家遷回波蘭。隨著二戰的爆發，納粹將猶太人趕進集中營。1943年3月13日這一天，波蘭的猶太區遭遇了大清洗，父親天亮前將他叫醒，在一個黨衛隊哨兵察覺不到的角落把兒子悄悄塞出去。「他用鉗子剪斷鐵絲網，使勁地擁抱了我，然後讓我逃出了猶太區。」10歲的波蘭斯基僥倖撿回了一條命，但他的親人們卻沒能倖免於難，尤其是正值孕期的母親慘死在納粹建造的毒氣室內。刻骨銘心的童年境遇冥冥之中註定了他一生有關「逃亡」的母題。時隔多年，波蘭斯基拍攝了根據猶太音樂家真實遭遇改寫的《鋼琴家》，他所經歷的一切仿佛都是為了導演這部影片而做的排演。片中一段警察在半路對犯人施以援手的戲份，波蘭斯基在現場一旁提醒演員「用走的，千萬不能跑」，而這正是父親放走他時叮囑的話。
羅曼·波蘭斯基執導的電影《鋼琴家》根據波蘭猶太作曲家和鋼琴家席皮爾曼的自傳改編，講述了一個波蘭猶太鋼琴家在二戰期間艱難生存的故事。
輾轉在多個新教家庭中寄宿，顛沛流離的生活讓波蘭斯基在物質短缺中學會了獨立。賣報紙和當學徒之餘，唯一能讓他獲得精神慰藉的就是電影。他曾用收集的郵票交換觀賞玩具放映機的機會，也在影院外的垃圾堆裡翻找廢棄的舊膠片。在本土名導安傑·瓦伊達的指引下，他申請到羅茲國家電影學院的導演專業。波蘭斯基經常和小夥伴在宿舍裡用簡陋的投影和衝洗設備衝印攝影作品，奧遜·威爾斯、黑澤明和布努埃爾的電影讓他流連忘返。
長片處女作《水中刀》一經推出便驚豔四座，兩個男人為一個女人大動幹戈，三角關係在旅程中不斷反轉。憑藉鮮明的影像風格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他與費裡尼同臺競技。初出茅廬的新秀在波蘭裔製片人的建議下，前往時尚與反叛兼容的英國發展，並相繼拍出了《冷血驚魂》《荒島驚魂》和《天師捉妖》，進一步加強了自己對心理驚悚題材的精準掌控，更使他擁有了進軍好萊塢的敲門磚。與此同時，走出第一段婚姻陰霾的波蘭斯基結識了第二任妻子莎朗·塔特。這位前「華盛頓小姐」憑藉性感可愛的氣質在影視圈擔當花瓶綠葉，角色設定始終被形象局限。合作《天師捉妖》時，其貌不揚的波蘭斯基與美若天仙的莎朗確定了戀愛關係，迅速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和莎朗·塔特在一起的日子中，我體會到什麼是真正的快樂。」婚後，事業蒸蒸日上的波蘭斯基遷往洛杉磯定居，執導了叫好又叫座的《羅斯瑪麗的嬰兒》，空前的成功為處於經濟頹勢的派拉蒙公司注入強心劑。不久莎朗懷孕了，她毅然放棄演藝事業做起丈夫的賢內助。兩人花重金在比弗利山購置了一套豪宅，身懷六甲的莎朗在家安胎，炙手可熱的波蘭斯基不得不因籌備新片而在倫敦停留，歸期一拖再拖。正如他後來所講，「任何幸福和歡樂總有一天會讓它的主人為它付出代價。」一場改變他後半生命運的慘劇正在無聲無息地向他逼近。1968年8月9日，正在倫敦拍片的波蘭斯基接到一通來自洛杉磯的電話，隨後他用波蘭母語發出瘋狂的咆哮。「家裡出事了」，清潔工如常去打掃時發現包括莎朗·塔特在內的5人全部遇害，懷孕的女主人身中多刀倒在血泊中，兇手還在牆上塗寫了侮辱性的字眼。最終兇手被證實為「曼森家族」的成員，他們因與豪宅上一任房主的過節而荒唐地製造了血案。這成為昆汀新作《好萊塢往事》中的素材，片中查爾斯·曼森曾經過豪宅並詢問原屋主託尼的近況，將種種猜測戲劇化地演繹出來。昆汀用黑色幽默的方式給予了莎朗重生的結局，可無法改變的現實對波蘭斯基來說卻是異常的殘忍。捕風捉影的媒體將矛頭對準《羅斯瑪麗的嬰兒》，聲稱是其中邪魅蠱惑的情節得罪了「曼森家族」，還有人揣測波蘭斯基就是殺害妻子的罪犯。無端的指責讓本就心力交瘁的波蘭斯基雪上加霜，他邀請李小龍傳授中國功夫來排遣傷心的情緒。莎朗的妹妹回憶：「慘案發生後，他沉默得可怕，完全無法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獨立行走。」此後相當長的時間，波蘭斯基的創作呈現出陰鬱的基調。改編自莎翁名著的《麥克白》中，年輕率性的戰士由於野心而捲入一連串的禍端，他是殺人不眨眼的篡位者，也是備受良心譴責的信徒，複雜的內心活動讓麥克白分裂成不同的個體。這種「雙重身份」被解讀為波蘭斯基的情感投射，他把自我的傷痛和憤怒融入對角色的詮釋中。黑色犯罪片《唐人街》中，維護正義的私家偵探陷入真假難辨的案件中，宿命般的收尾令男主驚詫而絕望。當時編劇曾就是否給女主光明的結局而與導演發生爭論，波蘭斯基執著於讓金髮女郎夢碎洛杉磯，因為「那就是生活，他的莎朗就是如此」。自導自演的法語片《怪房客》裡，波蘭斯基飾演了流落在巴黎公寓的外鄉人，鄰居的刁難令他精神失常，總感覺有人在密謀暗殺他。這與瘋狂的媒體以及八卦的大眾對他的指指點點相吻合。「莎朗的死給我帶來了難以承受的悲痛。在這樣的時刻，有的人選擇酒精，有的人出家為僧，而我則選擇了性。」妻子死後，他經常出沒在花邊新聞中。波蘭斯基似乎從不避諱談論對女性的看法，兩性關係亦是他靈感的來源，在他看來這和道德敗壞扯不上關係。為了給亡妻圓夢，波蘭斯基把莎朗推薦過的《苔絲》改編成電影，而女主角則為他當時的同居女友娜塔莎·金斯基。此後數年間，流言蜚語在澄清與隱匿間翻滾，造謠誹謗的露骨文章不勝枚舉。「多年來，關於我的不實傳言被印成白紙黑字。它深深傷害了我的感情，玷汙了我對莎朗的記憶和追思！」一度沉溺於犬馬聲色的波蘭斯基，終於為他擦槍走火的行徑付出了代價。1977年，他在為13歲少女薩曼莎·蓋默拍照，兩人在酒精的作用下發生了關係。波蘭斯基被陪審團指控六項罪名而遭到逮捕。他接受了精神科醫生的檢查，並在看守所裡度過了90天的候審期。儘管當事人對庭外和解達成共識，但娛記誇張的報導還是影響了審判，法官在宣判前夕私下表態要判他50年，讓他死在監獄裡。為了逃脫「不公正」的司法制裁，被保釋的波蘭斯基做出了此生最荒唐的決定，他偷偷搭上飛往巴黎的飛機遠走歐洲，從此成為美國通緝名單上的逃犯。這片令他聲名鵲起的土地在瞬間讓他名譽掃地。多年後，紀錄片《羅曼·波蘭斯基：被通緝的與被渴望的》問世。為了全景重現事件經過，導演澤諾維奇採訪了除已不在人世法官外的所有當事人。薩曼莎沒有刻意為波蘭斯基開脫，而是力爭用清晰的證詞還原他在案件中受到了司法系統惡意的對待。據傳，波蘭斯基此後親自寫信給薩曼莎道歉，希望媒體能停止對她的騷擾。 常居法國的波蘭斯基和出生於表演世家的女演員艾瑪紐爾·塞尼耶走入婚姻殿堂，相差33歲的兩人育有一子一女。而他依舊活躍於世界電影的舞臺，嘗試用更大膽的手法揭示被壓抑的極致人性。《苦月亮》中，正忍受七年之癢的夫婦遇上了相愛相殺的情人，在曖昧和妒忌的彼此折磨中邁向滅亡的悲劇；《不道德的審判》關注了曾被性侵女主角的復仇故事，捆綁住手腳的惡徒被動用私刑，幻覺與真實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受害與施暴的身份交替轉換。2009年，正籌拍《影子寫手》的波蘭斯基前往蘇黎世電影節領取終身成就獎，瑞士警方應美方之邀將他收押在機場。100多名電影人聯名聲援，提出釋放波蘭斯基的訴求，其中就包括伊莎貝拉·於佩爾、梅麗爾·斯特裡普、馬丁·斯科塞斯、伍迪·艾倫、施瓦辛格、阿莫多瓦和王家衛。瑞士政府在隔年7月拒絕向美國引渡，被軟禁的波蘭斯基重獲自由。可誰也想不到，短短幾年後的一場女權運動再度將他捲入更大的困境。
《影子寫手》 是一部關於政治陰謀的懸疑驚悚影片，波蘭斯基用了大部分的片長來鋪設懸念和細節，不時用黑色幽默調節氣氛，而更重要的是刻畫男主角身為「外來者」和 「替代者」心理狀況的變化。
隨著近些年「還有我」（MeToo）運動的興起，波蘭斯基所謂的「黑歷史」再度被提及。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在2018年5月決定取消他的成員資格，妻子艾瑪紐爾斥責組委會並拒絕成為學院會員，波蘭斯基則稱這場以反性騷擾為宗旨的社會運動是「完全虛偽的集體性歇斯底裡」。「很多至今仍在百般刁難我的人對當年的案情一無所知，但他們卻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把我踩在腳下。」作為強有力的還擊，波蘭斯基2019年推出了新作《我控訴》，關注了法國歷史上著名的冤案——福雷德斯事件。1894年的法國反猶主義大行其道，列有國防機密清單的情報被洩露，參謀部中唯一的猶太人德雷福斯在筆跡鑑定專家的污衊下成為嫌疑人。一時間，報紙輿論煽風點火，官員作偽證誘導大眾，身負叛國罪的他接受了極具羞辱性的取消軍階儀式，並被流放到魔鬼島。情報機關一把手皮卡爾意外發現案件的疏漏，希望幫助其平反，卻被線人和特務連番迫害。在波蘭斯基的掌舵下，影片平鋪直敘避開德雷福斯的主觀線索，以皮卡爾的客觀視角串聯起法國社會荒誕的連鎖反應，並顛覆性地描摹了真摯愛情與恩情背後的冷淡與克制。波蘭斯基表示創作《我控訴》並不是為自己發聲，「我對謊言已經有了免疫力，但對我的孩子和艾曼紐來說，媒體無休止的討伐給他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他們常年在社交媒體上被威脅、被欺壓。」當《我控訴》入圍威尼斯電影主競賽單元時，評委會主席盧奎西亞·馬特爾在沒有看過片子的前提下就發表不當言論，引起了製片人的強烈抗議。儘管如此，影片還是獲得了義大利媒體的場刊最高分，並拿下評委會大獎。在法國上映時，觀影人次高達150萬，連總理愛德華·菲利普都表示會帶上孩子一同觀看，因為影片的歷史意義是「不容忽視的」。 不過當凱撒獎將最佳導演頒給波蘭斯基時，場內外激進的發聲依舊存在。女導演克萊爾·德尼事後對媒體表態凱撒獎與政治無關，法國電影人們是為藝術投票才將獎項給了波蘭斯基。缺席的審判引發持久的懲罰，波蘭斯基作為靶心的標的物被洩憤者指摘，而其家人也因此成為媒體暴力的受害者，孰是孰非難分難解。當《我控訴》在威尼斯獲封時，波蘭斯基被拍到坐在空曠的樓梯上回復祝賀信息，外界的喧囂在此刻安靜了下來。世間的躁動無法塵埃落定，深沉與浮名拼湊成傳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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