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抗美援朝戰爭既是一場血與火、正義與強權之間的較量，也是中美雙方一場漫長而艱難的心理較量。
對於新中國來說，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大大增強了中國民眾的國家認同度和民族凝聚力，更使得該時期的歸國學子「感到非常振奮，也感到了作為中國人的驕傲」。
有研究者統計，從1950年6月韓戰爆發到1954年日內瓦會議召開，先後有1000餘名海外學子回國。雖然「振奮」和「自豪」是海外學子回國後的心情，但又不足以概括回國前他們的矛盾、苦悶、孤獨和迫切等複雜心情。
「經過翻來覆去的思考和激烈的思想鬥爭」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飽受列強欺凌，山河破碎，救亡圖存和尋求富強的呼聲激蕩著一批批先進知識分子的心靈。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留學生是一支隊伍小而影響大的重要的社會力量，不論是「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決心，還是「邃密群科濟世窮」的吶喊，都體現了他們推動中國走向世界、謀求社會變革的努力。抗戰結束後，5000餘名留學生抱著「科技救國」「教育救國」的信念負笈海外、刻苦攻讀。
新中國成立後，不少留學生通過各種途徑了解到國內很快平息了通貨膨脹，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無不深受鼓舞。面對祖國的召喚，海外留學生抱著「去建設一個新的中國」的激情，紛紛回國。
然而，隨著1950年韓戰的爆發以及隨後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亞洲的「冷戰鐵幕」悄然落下，中美關係進入敵對狀態，身在他鄉的留學生也被捲入時代的漩渦中，不斷地思考著去留問題，要「經過翻來覆去的思考和激烈的思想鬥爭」。
該時期美國對留學生的打壓與拉攏政策是留學生心中不得不權衡的重要方面。一方面，美國政府在「麥卡錫主義」籠罩下，對待中國留學生的政策由「拉攏搖擺」變為禁止回國，各地發生了監視我國留學生活動、收回一些留學生的護照，甚至對留學生（如錢學森等）進行恐嚇、傳訊和扣留拘捕等情況，有的被要求回答「共產黨（中國）是不是應該出兵朝鮮」、「美國是不是有權利和義務出兵朝鮮」等尖銳問題。
另一方面，美國官方和民間又以優厚待遇、更好的深造或就業機會來爭取中國留學生，例如有的留學生表示美國僱主曾以「改善」其「在美國的情況」和幫助其找到收入不菲的工資來拉攏自己；有的留學生稱某大學校長希望他不要回國，勸告其不可輕易放棄「鐵飯碗」。
1949年底，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西部區會主席朱光亞帶著《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號召中國留學生回國。1950年2月27日，朱光亞、侯祥麟、陳秀霞等57人在信上聯合籤名，這封信刊發於3月18日出版的《留美學生通訊》。
不可否認，該時期美國的反共謠言和國內不實的消息也讓部分留學生頗感擔憂，例如袁隨善、成瑩犀回憶稱：「美軍侵朝，中國派出志願軍，香港多數報紙站在侵略者的立場，說援朝的我軍採用人海戰術，死傷慘重……但由於我們對大陸情況不明，對反共宣傳辨不出真偽，沒敢回大陸探親，就帶僅兩歲多的女兒到大洋洲度假，夢想找到『桃花源』。」
又如謝希德也有類似的擔憂：「我也從別的地方聽到一些令人擔心的傳說：國內『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運動搞得很激烈，有些人在思想改造中跳樓自殺。這時，我在思想上也有鬥爭，是等一等、看一看再說呢，還是馬上做好回國準備。」
當然，去留之間的抉擇很快就有了答案，大多數留學生認識到「惟有將個人的功業與人民的功業結合起來，意義才能長久。因為在歷史長河中，個人的存在是短暫的，惟有人民才能長久發展下去」。
「將（美國）扣留我們回國的事公開化」
中國知識分子向以天下為己任，「中國式的愛國主義多少有點幼兒對母親的孺慕之情」。即使受過多年西方的「民主」「自由」教育，縈繞在留學生心中的仍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精神。同時，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一窮二白和百廢待興，使得中央人民政府對爭取留學生回國以緩和人才匱乏的現狀更為迫切。
新中國不僅通過中央教育部高教司、「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等組織統籌回國留學生的招待、工作和學習等事宜，還通過《人民日報》、留學人員親友等極力爭取留學生回國，例如1950年2月華羅庚發表了《歸去來兮——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提出留學回國是為了「抉擇真理」「國家民族」「為人民服務」和「個人出路」等，因此，不少留學生表示「歸心似箭」，或繞道歐洲回國，或搭乘美國的歐洲商船回國，或奔走各方呼籲，經歷了諸多艱難坎坷，正如當時美國移民局某官員對一位留學生的口頭警告：「也許能有一千條路逃離美國，我勸你一條也不要試！」不過，「一千條路逃離美國」的奇蹟出現，卻離不開集體力量的運作。
串聯分散在美國各地的留學生，發揮集體力量，將美國阻撓留學生回國事件公開化，爭取多方面同情和支持。該時期留學生不僅通過「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和「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等社會團體了解國內政策，營造回國輿論氛圍，還以夏令營為掩護，聯絡更多期盼回國的留學生形成一個「回國共同體」，一位親歷者回憶稱：「人也似乎復活了，在我最孤獨的日子，我又找到了夥伴們。」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留學生積極設法向中國政府報告留美學生的現狀、處境和心情，不斷爭取國際和美國國內友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1954年，26名留學生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寫了一封公開信，並轉發給美國國務院、司法部以及國會議員，大意為「留學生長期離開家庭，有各種困難，急欲和家人團聚」，意在「將（美國）扣留我們回國的事公開化。這是一種勇敢的挑戰、無情的揭發」，爭取輿論同情和支持。
積極訴諸師友親朋，群策群力。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在一起」感，「人與人之間和睦感的維持，在他們心中，比什麼事物都佔優先的地位。」身在他鄉的留學生也善於「以柔克剛」，通過師友為自己回國創造機會。例如歸國心切的李恆德，先是結識了已在美國生活數十年的蘇開明，再通過蘇開明及其朋友認識了蒲愛達、竇樂士、伊斯萊、高樂賓等人。得到諸多外國友人的幫助，李覺得「肩膀寬了，膽子更壯了」，幾乎把全副精力放到爭取回國的活動中去，「即使我被抓起來，也一定會有人援救我」。又如謝希德能夠繞道英國，也離不開英國學者李約瑟的熱情幫助，李以個人名義擔保她3個月內一定離開英國，謝終於獲得一張特殊的「旅行通行證」，這才得以離開美國、進入英國。
親吻故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動的熱淚」
欲回國而受阻撓的留學生常有「這樣的日子，我不知道怎麼熬過來了」的感慨，但沒有什麼可以阻擋留學生的歸國之心。1950年後，廣州、上海和武漢等地開始設立專門的機構熱情招待回國留學生。
新中國還頒布了《對接濟國外留學人員返國旅費暫行辦法》，對留學人員的接待、返國旅費和就業問題等做了詳細的規定。同年，國慶大典，總理辦公室讓在北京的80餘名回國留學生參加天安門觀禮。踏上故土後受到的各種禮遇與尊重，使得留學生心中多日的陰霾一掃而光，頓感輕鬆、興奮和自豪。
中共高層和解放軍戰士的親切與熱情，給留學生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據留美學生王德寶回憶，王想借道香港回大陸，第一站是廣州，因擔心需要入境證明，便給素未謀面的廣東省省長葉劍英寫了一封信，葉劍英及時將其信轉給政務院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王很快得到了該委員會的中英文回信，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歡迎你及所有中國留學生回到自己的祖國，參加建設工作，為人民服務。你們可由任何地方進入國境，根本不需要入境證。但你們如攜帶任何足以說明你們留學生身份的文件，則更能享受到許多便利」。讀到這些內容，王感動得眼睛溼潤了。又據留法學生黃其興回憶，當他踏上故土時，有兩位解放軍戰士迎了上來，看了他的留學生證明書後，馬上向他敬軍禮，緊握其手說：「黃先生，祖國歡迎您歸來！」黃頓時熱淚滿面。
不僅如此，留學生回國後遇到的細微小事，也使其對民族自尊和民主實踐有了更直觀的感受。
據留美學生林茂蓀回憶，1950年7月，他所乘坐的輪船抵達塘沽時，尚未上岸，一些美國客人登上了該船，準備返回美國。船長和大副要求林一行人把行李搬到甲板上，試圖將林等人的房間讓給新來的客人，態度蠻橫，不容林等人分辨。林便找到中國海關人員主持公道，很快得到妥善解決。林稱，回到新中國，他第一次體會到「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話的分量，體會到了五星紅旗的威力。類似的事情，不能不讓留學生回想起西方「民主」的局限性以及社會矛盾，從而強化了對新中國的認同。
例如留學生梅祖彥參加了幾次新澤西地區全美有色人種促進會，了解到美國黑人所受的歧視和迫害，「覺得美國社會也是充滿了矛盾，也並不是我們仿效的榜樣」。又據留學生王仁觀察，一位從朝鮮回到美國的戰俘聲稱他們在俘虜營生活很好，在飲食方面甚至可以和中國軍官相同，後來該戰俘受到了麥卡錫追隨者的迫害，找不到工作，此事使王「對美國的『民主』有了更切實的體會」。
從心理戰的角度來看，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改變了部分知識分子長期以來的親美、崇美和恐美的錯誤思想，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中華好兒女，齊心團結緊，抗美援朝打敗美國野心狼」成了中國民眾社會心態的主流。不畏強權和艱險的歸國留學生，很快將其知識和才華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新中國各項建設中，與國內民眾合奏了一曲「青春無悔」的愛國主義樂章。
[作者為天津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副教授。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北京外國語大學)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