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康
我是在2009年夏天籌備「紀念王賓逝世一百周年暨張謇與王賓研討會」上認識高廣豐老師的。那時他從教師崗位上退休不久，於2008年就加入了海門市張謇研究會，並參與了籌備第五屆張謇國際研討會。之後擔任了研究會副秘書長、副會長兼秘書長、會長，創辦海門市歷史學會並任首任會長。在高老師專職張謇研究工作過程中，「紀念王賓逝世一百周年暨張謇與王賓研討會」是他的第二項「課題」，我也因此與他從相識到相知，對他的人品、學問有了深入的了解，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與高老師的相識相知，不僅是局限在籌備會議的過程中，還包括了他一以貫之嚴謹的工作作風，統籌兼顧的大局觀，更有其表現在治學認真，一絲不苟；勤奮好學，精通業務上。
在張謇的研究幾十年中，涉及面甚廣，可惜對他考中狀元的前後九年，他與其父母官王賓的研究幾乎是空白。我研究先祖王賓之初，由於史料匱乏，加之個人不諳史學專業知識，僅憑敦親睦族的感情編撰了《家譜》，爾後才率先在「張謇與王賓」研討會上，大膽地探討了他們兩人之間的關聯，發表了《淺釋〈張謇日記〉有關王賓（雁臣）之交往》的論文。此論文引起高老師關注，並撰寫了《王賓略論》。這篇論文引經據典，我也不知通讀過了幾遍，每次讀來，總有新的啟迪，並反覆探討，進而拉近了我和高老師的感情。
高老師在《王賓略論》中提到，對我編的家譜中有「四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包括何時受知於劉坤一；關於「上海水利廳同知」；關於王賓任袁世凱老師；關於《海門縣誌》中1889年張謇稟請王賓至海門提倡種桑。隨著時間推移，我不斷找到新的史料，對他提出這四個問題，也較之前有了更新的認識，我與他開展了多次與時俱進的切磋與探討,達成了許多共識。
與高老師的交往中，我們常常是以一件事、一句話為由頭，爾後越說越多，有時我們也有爭論，但彼此總是尊重對方。他研究張謇為主，我注重的是王賓家族，互相有交叉又有互補，也正因如此，我們之間的友誼才有更多的交流空間。
他不僅與我常交流，在與我表弟王文琪，因編撰《海門寄憶》一書認識後，他們也多有交往。2010年10月29日，表弟發現我伯父王友乾收藏的《岱源詩稿敘》中有張謇所作序言，敏感到這可能是未被發現的張謇佚文，旋即發送給高老師。高老師獲此信息後大喜過望，囑表弟拍成照片，立此存照，嗣後編入《張謇全集》新增內容。由高老師所主編的《十年蹤跡十年心——張謇研究會十年紀念文集》特意記載此佚文的由來。
陳岱源是安徽定源人，生於何年不詳，而高祖王賓於敘中說其「光緒壬寅」（1902）時「卒十年矣」，推算為1892年（此時王賓尚於上海為官）。高祖1902年為其編輯一本《岱源詩稿》，並親作敘。高祖在敘中回憶道：與陳岱源同籍皖北，他出身名望，少負俊才，然而「屢薦未獲一第」，「少經喪亂，奮身戎行，橫刀躍馬，勉入仕途，到吳中」當上了知府。陳岱源一生酷賦詞作詩，在上海往來是親，遂成骨肉之交，陳岱源曾表達，至死都希望與高祖「訣別」，可見兩人交情深厚。高祖贊陳岱源是「胸懷磊落」之人，贊其詩詞「不屑格律派別，性真所寄，時流露於行間而不自覺」。此詩稿由高祖次子王潛剛，呈交到老師張謇手中，期盼助力付梓。張謇閱後,被陳岱源的為人與才能，高祖的念故人之情,以及學生王潛剛的孝心所打動,欣然為該詩稿也題了敘，「是則惻惻予懷，不更深於王生，故舊之感也哉」，並「署端」，安排於光緒甲辰十月（1904）由「通州翰墨林書局代印」。
2011年初，高老師託表弟在上海圖書館家譜收藏部查閱「海門高氏家譜」，表弟予以了盡力幫助。同年4月19日，高老師偕研究會同仁徐晉庭先生去張之洞家鄉——河北省南皮縣，參加張之洞墓園落成儀式暨張之洞學術研討會，途經上海，當天下午表弟與高老師在滬蓬萊公園茶室暢敘，晚在順風飯店設宴招待高、徐兩位。2017年，我們幾位表兄弟，為紀念伯父王友乾百年誕辰，重印了他的重要著作《大儒曾國藩》，也得到了高老師的指導及讚譽。
高老師在研究張謇的同時，十分關注有關高祖王賓的訊息，並注意不斷收集，提供給我。2018年10月2日給我發來五份資料。隔了11天，10月13日又發給我一篇長文，鼓勵我深入研究王賓。高老師的眼光深遠,他認為王賓與陳岱源及安徽桐城人姚永概的交往,還很有必要探究,我將會鍥而不捨,繼續前行。高老師與我及表弟,屬於那種由陌生而熟悉，由熟悉而漸為無所不談的知己，誼同「今日樂相見，別後莫相忘」的亦師亦友關係。2013年後，我較長時間居住海外照顧兒孫，與高老師見面交流有所減少。但偶爾互相通信時，他說起話來仍是「滔滔不絕」，常叮囑我在國外要「保重身體」，可誰知道他自己卻不「保重身體」呢？
2019年春節正月初一，按慣例我向高老師電話拜年，並稟報了在十年研究王賓家族中，從各方面又獲較多新資料，計劃將研究成果編寫成《史話》一書，對過往的錯誤進行校正，他讚嘆不已，盼我能認真潛心寫作，早日出版。我關心地問起他的近況：「您近來好嗎？」不料他毫不忌諱地說：「我不好。」我驚詫萬分，哪有人正月初一說自己不好的？除非是真的不好，而且一定是很不好，內心有不祥預感，才會如此說的。他說：「你是醫生，所以我就直言了，並且請你幫我做個判斷。」接著他說了很詳細。
他是2016年身體被查出骨髓瘤的，這是惡性腫瘤，且無法手術，只能作保守治療，血色素下降嚴重時就輸血。目前他腰部很疼，被迫在床上看書寫作。我聽到不幸消息後心如刀割，難以置信，大腦一片空白。那個大年初一，在我漫長人生中是唯一的一次，在壓抑著極度悲催心情中度過的。與高老師通了七十幾分鐘電話，他說了很多,直到他說「累了，下次再說吧」，我才放下手機。以我對高老師為人的了解，他不是這樣話多的人，他的內心長久是內斂閉合的，能敞開心扉與我暢談，既是將我當成「自家人」，更是希望我能對他日後的治療有所幫助。
在那以後，我常主動與他電話交談，內容涉及很多方面，主要是他的身體有何不適？或有什麼治療中困惑？我約他幾次，想去海門與他面聊，覺得他常「出爾反爾」。答應好的日子，常被他忽然來電「爽約」。還有一次，我約好表弟王文琪一道去海門看他，他說等他從蘇州看了醫生後再說，事後又遭婉拒。3月中旬的一天，他來電話，說已物色好接班人，正在籌備交接換屆。我為他高興，也為他擔心。因為他說，為了趕換屆太累了，血色素僅4.8克，馬上要去輸血。我是醫生，知道4.8克意味著什麼，這幾乎是人的極限。
高老師自感時日不多了，是用生命在與時間在賽跑。5月18日，海門張謇研究會換屆，輸了血以後的高老師，撐著虛弱的身體向會議作了工作報告，聽者為高老師以事業為重的精神所感動，飽含熱淚聽完報告，報以熱烈掌聲，全體起立，向這位執著研究張謇的師者、學者、忍者、病者致敬。第二天，我在朋友圈發布了此事，眾多親友為高老師點讚、祈福，寄望他能戰勝病痛。
2019年5月換屆後，他又投入了很大精力寫個人自傳。他說：「自傳必須是真實的，也許不能出版，那就留給女兒做個紀念。」他的病情不容許他久坐，有時就半臥在床上寫，7月下旬他告訴我，已經寫完了20萬字自傳，這下可以徹底休息了。果然，8月14日他在微信中向所有關心他的朋友們發了最後一段信息：「親們，請容許我閉關養病，恕我一概不回答你們提出的問題。」這也是他留給我的最後一段話。
他太累了，獨自將病軀裹得嚴嚴實實，不讓我們看見他，這是保持作為學者、教師、朋友的一份尊嚴，將他最健康美好的形象，永遠存於我們心中。2019年9月2日高老師駕鶴西去，我赴海門獻上了花圈，輓聯上留下的是「王賓後裔敬輓」。
與高老師交往十多年中，諸多的人與事，反覆深藏在流年裡。或許，太多的無人知曉，在剪不斷的歲月裡，藏下了太多的我與高老師亦師亦友的故事，難以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