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好聲音》:中國電視綜藝本土化創新的標杆

2020-09-25 中國江蘇網

胡智鋒 楊賓

在中國綜藝本土化的道路中,《中國好聲音》無疑是最為引人注目的現象級節目之一。2012年夏,一經推出,該節目就以其高超的製作水準、成功的運作模式和極高的話題熱度引燃了整個夏天。北京大學「中國年度電視掌聲噓聲」評選作為品評中國電視媒體質量的重要風向標,在2012年度向《中國好聲音》成功的版權運作機制「致掌」,致掌詞寫道:「在引進節目成為中國電視一道重要風景線時,《中國好聲音》不僅以它的好聲音、好故事、好溝通、好激情、好機制贏得市場飄紅,更在海外節目引進和本土化融合方面成為範例,引領中國電視發展的新空間。」《中國好聲音》作為一個鮮明的案例,見證了中國電視綜藝本土化創新的歷程,也帶給我們諸多的啟示。

內容、製作和運營的本土化創新

《中國好聲音》之所以獲得如此高的收視成績和社會關注度,並成為一種媒介「現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其成功地實現了對引進模式的本土化創新。該節目難能可貴地更新了中國綜藝節目版權引進模式,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實現了對原有版權的本土化改造和建構,成為了首例被原版輸出方回購的綜藝節目,打破了長期以來中國電視文藝一味「克隆」的狀態。從中國電視綜藝的發展歷史上看,這無疑是具有開創性的。因此,《中國好聲音》有理由成為中國電視綜藝節目本土化創新的標杆。

一是價值內核的本土化傳達。《中國好聲音》的節目模板引進自風靡全球的《The Voice of Holland》,但這不是其獲得成功的充分條件。成功地實現引進先進模式的本土化價值表達,這才是該節目收穫掌聲的核心因素。首先,是本土價值內核的注入。《中國好聲音》相較原版引進節目,更加突出了「勵志」和「夢想」的主題,而淡化了娛樂和明星等概念。通過展現「草根」選手對「好聲音」執著不懈的追求,通過表現專業導師對「好聲音」精益求精的塑造,節目成功地彰顯出一種超越職業、超越年齡、超越社會階層的對於「好聲音」的追求,而這種追求就是導師、選手所共有的「音樂夢想」。對於音樂夢想的追求與堅持,傳達出的是一種充滿「正能量」的價值觀,這無疑貼合了當下中國的社會發展現實。其次,是本土團隊的主導。這支本土團隊的優勢在於既能夠高度執行引進模板的細節要求,又充分了解中國電視觀眾的收視需求。通過本土團隊的主導和參與,引進模板中滿足中國觀眾口味和需求的內容得到了篩選和放大,這是《中國好聲音》成功實現本土化轉換的必備條件。再次,是本土情感的表達。《中國好聲音》不但注重「好聲音」的表達,更加注重「好故事」的傳遞。而這些生動感人與「好聲音」相得益彰的「好故事」,正是該節目情感元素本土化表達的細節體現。通過電視節目得到情感的慰藉和對現實生活的反思,這是中國電視觀眾獨特的欣賞習慣和接受模式。通過「洋版本」呈現情感,表達本土價值,這是《中國好聲音》制勝的法寶。

二是內容製作的極致性追求。《中國好聲音》對於內容製作精益求精的追求,是實現其本土化表達與創新的基礎。這體現在內容、製作和人員選擇的專業化上:一是內容的專業化,追求「好聲音」。《中國好聲音》以「好聲音」為評價標準,將表現的重點集中於音樂本身,呈現出了極強的內容專業性。二是製作的專業化,追求細節用心。作為一檔引進節目,《中國好聲音》不但保留了原版節目的形式——「盲選」和「雙選」,更是引進了原版節目的製作標準並嚴格執行。而這樣的投入與用心,更體現在節目的細節之中,比如四把造價不菲的紅色轉椅是專門從英國空運而來的,注重每一個細節,保證了節目精緻的呈現效果。三是團隊的專業化,追求執行力。從製作團隊來看,曾執導過《加油好男兒》《中國達人秀》的導演金磊及其團隊具有豐富的音樂類真人秀節目的製作經驗;從導師團隊看,那英、劉歡、庾澄慶和楊坤都是國內極具號召力的流行音樂人;從現場音樂團隊看,音響總監金少剛、樂隊總監王笑東、錄音師李軍都是國內頂級的音樂製作人;從選手選取來看,節目的參與選手全部都是兼具「唱功」和「故事」的選手。團隊的專業化意味著在引進模式的實現過程中極強的執行力,而這是節目本土化表達成功實現的保證。

三是節目運營的融合化創新。《中國好聲音》在運營模式的融合化創新,是其成功實現本土化表達、獲得觀眾與專家一致掌聲的關鍵保障。這體現在節目對於制播模式的創新和新媒體營銷創新上。一是制播模式創新。《中國好聲音》的製作方是上海燦星文化傳媒,播出方是浙江衛視,採取的是一種典型的制播分離的創作模式。更重要的是,該節目採用了制播雙方共同投資、共擔風險、共享收益的創造性模式。在各大電視臺紛紛探索「制播分離」模式而不得的環境下,這樣的嘗試無疑是大膽並極具創新勇氣的。事實證明,這種電視制播模式刷新了行業對「制播分離」模式的理解,是我國電視內容製作市場化改革的一個有益探索。二是新媒體營銷創新。通過電視內容挖掘話題,利用新媒體宣傳發酵話題熱度,再用新媒體話題熱度反哺收視,使得《中國好聲音》在短時間內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話題熱度和經濟價值,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引進和輸出的本土化創新

《中國好聲音》的成功,為中國電視綜藝的引進和輸出帶來了新的思維和認識。中國電視人開始重新思考引進與輸出之間的關係:成熟模式的成功離不開本土價值與本土故事的呈現,而本土價值的藝術提升則通過更加成熟的節目製作和呈現方式得以放大。因此,我們看到在「好聲音」之後,學界和業界展開了關於中國電視綜藝「本土化」和「模式引進」的大討論,而討論的結果正是更加強化了中國電視綜藝的本土化意識。同時一大批引進模式進入中國,並迅速為中國電視綜藝學習和借鑑,反哺中國原創電視綜藝節目的輸出,實現了中國電視綜藝節目模式「走出去」。這無疑改變了中國電視綜藝單純引進的格局。

首先,《中國好聲音》全面開啟了電視綜藝節目版權引進的模式。版權引進在中國電視綜藝發展歷史中並不是首次,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有之,《幸運52》就是其中成功的案例。但是在《中國好聲音》之前的電視綜藝節目引進,更多是通過模仿、借鑑甚至「抄襲」的方式來進行。《中國好聲音》則是創造性地通過股份合作、風險與收益共擔的「制播分離」方式完成,這對於中國電視創作的模式創新無疑開啟了新的思路。

其次,本土化的意識逐漸深入人心。在《中國好聲音》的引進和創作過程中,中國電視綜藝的從業者和研究者逐漸開始認識到:一方面,提升我國電視綜藝節目的原創能力,必須要實現節目生產的專業化、工業化。這一點我國需要向國外先進的節目模式學習;另一方面,引進模式固然成熟,但是要取得節目的最終成功,必須要實現節目的本土化呈現,否則就會出現「水土不服」的尷尬境遇。

最後,為中國電視節目原創力提振了信心。隨著中國電視借鑑世界電視和本土化改造的經驗積累,中國電視綜藝製作得以快速成長,由《中國好聲音》原班人馬打造的《中國好歌曲》走出國門,成為了世界著名傳媒集團從中國引進原創綜藝節目並進行國際發行的首個案例。這無疑證明了我國電視內容生產的原創能力,讓中國電視人得以用一種更加積極和自信的心態面對「洋版本」綜藝節目,為本土原創節目的崛起打下了基礎。自此之後,《朗讀者》等越來越多的中國本土原創電視綜藝節目開始走向世界,中國電視綜藝的國際傳播力不斷增強。

版權問題需要多管齊下

《中國好聲音》因版權引進收益,一度陷入版權糾紛,為中國電視綜藝敲響了一記警鐘,那就是在引進與輸出中要注意版權的重要性。燦星、唐德與荷蘭版權方Talpa之間歷時兩年的漫長訴訟,讓浙江衛視的《中國好聲音》經歷了改版、更名又重新正名的過程。這一歷程中所體現出的關於版權問題的經驗教訓,引發了整個中國影視傳媒行業對於版權問題的反思。

電視模式交易的核心問題是版權問題。版權問題是中國電視內容生產「產品化」走向深入的標誌。中國電視內容生產已經進入了「產品」時代,隨著「制播分離」的模式探索,電視綜藝節目製作的商業化、社會化程度不斷加深,在節目模式作為產品進行交易的過程中,需要對節目的智慧財產權和創意進行量化,在現有的條件下以及國際的通行規則中,版權是節目模式量化的載體。

版權問題的解決需要多管齊下。中國電視模式交易應對海外成熟模式的準備不足,既體現在市場主體間的無序競爭上,又體現在相應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空白和不到位上。版權交易涉及巨大的經濟利益,完全依靠市場主體間的自律是不可能保證有序進行的。因此,健康的市場運營環境則必須多管齊下,必須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機制來進行保障。從國內環境看,儘管國內目前已經有了《著作權法》,但是面對當下電視模式交易的新局面,仍缺乏匹配適用的條款;從國際上看,我國對於版權的保護、註冊和呈現及價值延伸等細節問題都缺乏足夠的經驗,相比較國際通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我國的版權管理在某些情況下並不能無縫銜接。因此,我們要推動和強化圍繞版權問題所展開的法律法規的建設,以及一些行政和市場手段的建立和強化。只有行政、市場、法律法規多種舉措健全,才能最大程度上杜絕版權之爭,才能杜絕無法可依、有法不依或者行政短缺的問題,才能讓版權真正發揮正向的作用。

(載《傳媒觀察》2019年02月號,原文約9000字,標題為:中國電視綜藝節目本土化創新的路徑研究。此為節選,圖表、注釋等從略,學術引用請參照原文。)

【作者簡介】胡智鋒,現任北京電影學院黨委副書記、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傳媒學術領域第一位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楊 賓,中國傳媒大學傳媒藝術與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

《傳媒觀察》編委簡介——胡智鋒

胡智鋒,男,1965年生於山東,現任北京電影學院黨委副書記、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博士。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戲劇與影視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國家一級學會——中國高等院校影視學會會長。中國傳媒學術領域第一位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07)。入選中組部「萬人計劃」第一批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2014)、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2008)、「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2010)、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2012)、「新中國60年影響中國廣播電視進程的60位人物」(2009)、國家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專家委員會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長期從事影視美學、影視文化、傳媒藝術、電視傳播藝術、公共文化服務等領域的研究。主持國家級、省部級科研項目30餘項,出版學術專著30餘部,發表學術論文400餘篇;已出版、發表各類學術成果近1000萬字。多次獲得中國高校人文社科成果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獎。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專家。曾擔任「五個一工程大獎」、中國新聞獎、中國廣播影視大獎等國家級獎項的評委。參與了數百個電視頻道、欄目、大型節目的策劃和主創工作,是國內著名電視節目策劃人。曾赴20多個國家及地區進行學術交流。

中國廣播電視藝術學始創者之一,電視美學重要奠基者,電視傳播藝術學、傳媒藝術學創建者;領導《現代傳播》近20年間,刊物成長為中國新聞傳播與影視藝術學術領域權威期刊、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選期刊、全國高校社科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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