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寧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殉情的美,前提是愛情的純

從2017年《前任3：再見前任》中以「低幼化」的方式處理情感的現代都市青年，到2018年《後來的我們》中將事業成功貶損為前任離去後懲罰的中產階級群體，再到2019年《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中將自私愛情包裝為超越世俗的殉情之美，無不折射出中國當代青年男女面的愛情觀以及面對情感時的焦慮態度。這種焦慮表現為：既要追求純粹的愛情，相信愛情的力量可以勝過一切，卻又不願為這份追求埋單；既要在想像中寄託超越性的愛情理想，卻又在現實的無奈中為自己的私自尋找藉口。

稍作辨析，會發現這三部情節和內容甚至是主題都相去甚遠的三部作品，在其社會接受和情感態度上，包含了一個共同的特徵，即中國最「古老」的電影情節劇類型——「苦情戲」的基本模式（《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甚至在影片宣發中就將流淚和宣洩作為影片的核心「賣點」）。與傳統那種以破碎家庭、破碎婚姻、家庭苦難為題材「苦情戲」不同，上述三部電影是以呈現愛情「遺憾」的方式達成其「苦情」效果：男女主人公的愛情基本毫無外在因素的阻礙，卻因各種陰差陽錯、不明所以的「遺憾」導致了愛情未能修成正果。透過種種故事的表面，不難看出，這種「遺憾」，源於一個古老而又世俗的愛情觀：將婚姻視為愛情的最終目的和理想結果。

這種觀念本身並無可厚非，但將《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其置於「純愛至上」的故事外殼中，就會隱約顯現出內在的緊張關係：一方面，故事試圖呈現的是一種超越性的愛情觀念，這種愛情化為親情甚至達到了一種超越普通親情、愛情的更高境界。這種在特殊情境下生成的特殊情感，本應使得一切世俗化的衡量標準都黯然失色。而另一方面，男主與女主的潛在訴求，卻依舊是以結婚為最終理想，甚至在二人已經明確無法結婚的情況下，男主女主必須要以一種想像性的方式，完成了其象徵性的「婚禮」（男主給女主挑婚紗時的一張「婚紗照」）。

無需贅言，苦情戲的社會功用，恰恰是以充盈的悲苦和眼淚，成功地負載並轉移社會的創傷與焦慮。《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通過苦情戲所喚起的廉價且合法的淚水，釋放現實中由孤獨感和純愛觀的內在矛盾所帶來的巨大的失落和絕望，將它轉化為一份「超越人間真情」與「珍惜身邊人」的安全情感。從這個意義上看，《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之所以在臺灣和內地製造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票房奇觀」，是有著其廣泛的文化基礎與社會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