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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知識分子群體的「解剖報告」
達爾文的鬥犬，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寫過一本書——《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他從比較解剖學的角度，論述了人類和靈長目動物的關係。
當下，如果要找一本論述知識分子與社會的關係的書的話，最經典的，一定是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他的主題是「公共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位置」，可以說，它是一份典型的知識分子群體的「解剖報告」
有人說：「讀這本書的最好方式就是——關掉手機，找一個安靜的角落，一杯茶，幾支煙......索維爾傳世的很多睿智的名言都來自本書，讀的時候，忍不住在很多段落裡劃下槓槓。」
▍壞知識分子，誤把自己當上帝
索維爾認為，自從20世紀以來，知識分子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發揮的輿論與觀念影響力的權重似乎越來越重，經過近幾個世紀的各種思潮的實驗，發生在多個國家無數悲慘的事實告訴我們，重新評估知識分子的作用就變得異常必要甚至緊迫！
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認為，造成這一悲劇的根源在於，知識分子不用為自己的理念所產生的巨大負面影響直接負責，哪怕他的理念造成了上百萬人的死亡，影響力越大的知識分子，越是如此。
我們不難發現，知識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知識分子其實擁有巨大的權力，因為。他們只需要在書齋內，發表原創性的思想，只要他們身邊有一群擁躉和傳播者，他們就可以對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因為許多知識的消費者，是那些掌握權力的社會精英——政治家、金融家、企業家、律師等，當他們開始把錯誤的理念付諸實踐的時候，就會造成巨大的災難。
然而，災難過後，人們常常會把矛頭直指政治家和其他精英，甚至指向被錯誤引導的受害者和普羅大眾，卻極少要求那個聚光燈下的知識分子負責。這就是典型的權力與責任的不對等。
針對這一現象，索維爾批判的角度，是知識分子的智識，而非知識分子的道德——索維爾這種奧地利學派思想家，並不那麼確信誰的道德一定就那麼高或那麼低，從這個意義上說，索維爾所要批判的，恰恰就是道德感爆棚，而智識卻未必過關的知識分子。
他認為知識分子因為擁有智力上的優勢，特別容易把自己當成上帝——以為自己可以突破能力與理性的限制，卻忘了自己作為人的有限身份，從來不必為自己的理論、言論負責，因此很容易危害社會。
書中列舉了著名知識分子參與公共討論時大量胡說八道的驚人案例。
比如在20世紀30年代羅素麵對正在重新武裝的納粹德國，卻主張為了和平，英國應當「單方面裁軍」，在英國社會產生了強大的綏靖思潮。
又比如，哲學家海德格爾在30年代拼命為納粹辯護，為種族主義提供理論支撐，但是理念產生的後果——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卻不用他來負責，直到二戰結束，海德格爾繼續在大學講課出書，然後享譽全球。
當然，我們知道，海德格爾只是其中一個，比他名氣更大，影響更壞的知識分子，大有人在。
▍識別壞思想的三大鐵律
那麼，如何識別出壞思想、壞知識分子？索維爾提供了3條鐵律。
◎ 「聖化構想」
所謂「聖化構想」指的是，那些枉顧人性的複雜，卻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在頭腦中構建一個完美的改造社會藍圖，認為一旦實現了，就會建成人間天堂。
在索維爾看來，任何社會都混雜著善與惡，人類歷史上從未締造過完美的社會，未來也不可能有真正完美的、理想的社會。好的知識分子，不會承諾最好的東西，而是小心的去選擇最不壞的那個。就像邱吉爾所言「與其他制度相比，民主只不過是最不壞的。」
有句話，可以說是為「聖化構想」者量身定做的：那些把人類引往地獄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意願鋪設而成的。
◎ 「辭令技巧」
所謂「辭令技巧」，是指自己的思想、理念在現實中明顯失敗後，還善於文過飾非，掩蓋錯誤，為自己的錯誤尋找合理化的藉口。
由於這些知識分子太喜歡美化自己的理想願景，以至於一直活在自己想像的世界裡，再加上寫作和詭辯本來就是他們的看家本領，因此，面對錯誤，非常善於過濾事實，選擇有利於自己的材料或者詞彙來替自己狡辯。
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不僅提供了識別壞思想、壞知識分子的簡單方法，還指出了知識分子道德責任中重要的另一面，即知識分子不僅要敢盡言責，還要善盡言責，考慮和顧及到自己的言論和理念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後果。
◎ 「不是媚權，就是媚俗」
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長久以來沒有定論，但在索維爾看來，知識分子就是理念的動物，他的思考路徑一定是以理念為起點，以對現實世界的批判為終點。
然而，如果一個知識分子把這個邏輯倒過來——從現實世界出發，用理念要麼迎合民眾，或者諂媚權貴，那就是對理念的褻瀆和玩弄，這是「壞知識分子」的標配。 例如，許多大學教授，為了迎合民眾，今天建議政府向富人徵收重稅，明天建議廣發福利，後天開始煽動對他國的仇恨......
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說：「知識分子的擔當，不僅體現在反抗權力的蠻橫上，也同時體現在抵制群氓的愚蠢上。」
可見，壞思想不只是諂媚權力，還喜歡迎合大眾，在網際網路時代，後者更為普遍。
▍《知識分子與社會》不僅是對知識分子的解剖，更是提醒無數普通人認清人性原惡的鏡子
這本《知識分子與社會》，並非劍指所有有文化有知識的人，在書中他將知識分子定義為僅僅從理論入手，且最終只生產理論的人。因此，自然科學家、金融家、工程師等都不在他「知識分子」概念之內。
反之，而從沒做過生意也沒開過公司的亞當·斯密和卡爾·馬克思，卻因為自己的終端產品是理論，而被認為是知識分子。
他剖析的對象是公共知識分子。在索維爾看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知識分子不必對自己理論的後果負責，才會奮其私智，花樣翻新的製造新概念，企圖以自己的觀念更新世界、改變歷史。
此外，這本書既是對知識分子的解剖與鞭撻，也是提醒無數普通人認清人性原惡的鏡子。
在書中，你會看到哪怕有那麼多血淋淋的事實擺在面前，哪怕有那麼多傑出的經濟學家、政治家如米塞斯、哈耶克、邱吉爾等都預言烏託邦必然失敗，那些以良心自居的左派知識分子依然視若無睹。
你依然可以驚愕地看到羅曼·羅蘭把記錄事實真相的《莫斯科日記》束之高閣，說50年後再出版；你也依然可以看到薩特為了捍衛蘇聯而攻擊昔日不夠堅定的戰友。
這些所謂的時代「良心」們，很難說他們存心撒謊，正如哈耶克和索維爾指出的，為烏託邦鼓與呼的人們，並不是他們有什麼道德上的惡意，甚至他們比一般人還可能更具有同情心。
作為一名90高齡的美國著名黑人思想家，索維爾反思知識分子與社會，批判激進主義，會比常人遭受多10倍的壓力，在巨大壓力下，索維爾憑他睿智的思考、完備的知識結構、知識分子的道德堅守和一份「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勇氣，讓該書一經問世，即折服整個知識精英群體。
有人說：「讀完這本書，掩卷而思，眼前仿佛站著一位解剖大師，他把知識分子一個個拉上解剖臺然後寫了一本詳細的分析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