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著名導演小津安二郎的經典名片《早安》（お早よう）在日本全國上映。這部生活喜劇最重要的情節衝突正是圍繞「電視機」而展開的：一對兄弟為求家裡大人買電視而軟磨硬泡，最終如願以償。儘管作為電影導演的小津安二郎也讓劇中角色說過「電視會讓日本人變成笨蛋」、「會讓全民白痴化」等等這樣的吐槽，但在故事的最後，電視機終究還是買了。
就在《早安》上映的這一年，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復興，電視在日本社會已漸普及，每四戶家庭就有一臺電視機。至1965年，電視機普及率已達90%。到了「櫻桃小丸子」所處的時代，電視機早已成為每家每戶的必備品。
在小丸子的故事裡，負責賺錢養家、身為工薪族的爸爸櫻宏志自然是名副其實的一家之主。如傅高義所觀察的那樣，「戶主擁有最高權力，也因此責任最重」。除了能在家隨心所欲享受啤酒外，一家之主的另一項「特權」就是獨佔家裡的電視機。愛看棒球且是東京讀賣巨人隊狂熱粉絲的櫻宏志總以「養家男人很辛苦」為由，把家裡的電視機變成了職業棒球比賽的專屬播放器。因此看不了熱門電視劇的小丸子和爺爺櫻友藏只能爺孫間彼此取暖，又或是譜寫「心之俳句」來吐槽。
值得注意的是，電視的普及和職業棒球的流行正是當年日本新興中產階級崛起的結果。前者代表物質消費的繁榮，後者則代表休閒消費第一次大規模進入每個普通的日本家庭。而這一切的前提就是新興中產階級的大量出現。1948年，戰後日本第一次舉行在夜間開展的棒球比賽，方便工薪族們下班後來觀賞，也讓全家老少來看球賽成為可能。之後，伴隨著日本經濟的迅速復興，渴望忘記痛苦戰爭經歷的百姓們開始湧入球場，為職業球隊的興衰榮辱吶喊。同時，隨著電視的迅速普及，棒球比賽也成為不少日本人電視記憶的開端。
1953年2月，日本廣播協會（NHK）開始播出電視節目。同年8月，NHK就實況轉播了歷史悠久的日本高中棒球賽——「夏季甲子園」。僅僅兩周後，剛成立的民營日本電視臺又轉播了讀賣巨人隊與阪神虎隊的職業棒球賽，引發社會轟動。《讀賣新聞》社長、讀賣巨人隊老闆正力松太郎為了推廣電視，決定在日本全國各地的繁華街道擺放電視機，免費向過路行人播放節目，希望藉此激起人們的購買慾。正力松太郎的創意確實收到了極佳的效果，電視機前圍觀的民眾幾乎無一例外地萌發出「要擁有一臺電視機！」的念頭。這也成為當年無數日本中產家庭的夢想與奮鬥目標。
作為觀察者的傅高義對此現象印象深刻，他驚訝地發現戰後日本民眾擁抱美國式物質生活的過程是極為突然的。自1955年後，日本社會已經全面恢復乃至超越戰前的發展水平。日本官方《經濟白皮書》甚至驚嘆當時的世道「宛若不像是戰後」。就在1955年，日本人均消費水平居然超過了戰前水平，恩格爾係數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60%降至44%。僅僅四五年前，大部分日本家庭還在為基本生存而省吃儉用。轉眼間，卻已經在商店門前排隊，爭相購買各類時髦的家用電器了，以至於「任何一個富裕的美國人都無法理解日本工薪家庭對每種新奇物質享受的渴望」。
經濟持續景氣，使工薪族群體不斷擴大，收入亦大幅度增長。手握鼓起的錢包，上班族及其家屬開始通過消費來構建自己的「新中產家庭」之夢。這個「夢」在當時最直觀的體現就是擁有「三神器」！
在日本的創世神話中，所謂「三神器」是指源自天照大神的八咫鏡、天叢雲劍及八尺瓊勾玉。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在新興中產階級為代表的日本家庭心目中，戰後昭和時代的「三神器」則變成了電視機、洗衣機與電冰箱。十年後，彩電、空調與汽車又成為了「新三神器」。自1957年後，日本民間消費年增長率長期維持在8%至10%的高水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場新興中產階級擁抱物質文明的「消費革命」與產業技術進步一道成為了日本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這場由新中產階級引領的消費革命之所以能席捲日本，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國內貧富差距並未因經濟高速增長而拉大，相反卻是在不斷縮小。這種日本特色經濟發展模式，使大部分工薪族即中產階層的收入趨於平等化，基尼係數穩步縮小。在1967年日本政府所做的「國民生活民意調查」中，近9成受訪民眾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由此可見，日本中產階級為主的社會結構已然成形。這無疑驗證了傅高義在《日本新中產階級》中的論斷：工薪族階層將會是戰後日本社會發展的穩定力量，進而形塑當代日本社會運作模式。
然而，時過境遷，經歷過泡沫經濟破滅、長期陷入經濟停滯的日本社會早已不是傅高義當年書中所描繪的那個模樣。他在中文版的序言中亦坦承：「令我非常驚訝的是，中國的出版社會對這部半世紀前出版的有關日本家庭的著作發生興趣。」筆者曾跟日本友人談起《日本新中產階級》最近在中國翻譯出版的消息，他們也都大感意外。驚訝之餘，不忘指出當下日本社會階層與家庭結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位身為職業女性的日本友人還特別向筆者強調：「丈夫工作，妻子在家的模式已經行不通了！」
對今天的中國讀者來說，傅高義的《日本新中產階級》是一本「新」的舊書。誠然，這本寫於半個世紀前的著作並不是了解當下日本社會的最佳讀本，但依舊是研究形塑當今日本諸多社會現象肇因的理想工具。
與此同時，正如傅高義另一本名作《日本第一》是在映射美國人對「日本模式」的思考與憂慮一樣，50年前日本新興中產階級所經歷的社會變革和喜怒哀樂同樣在某種程度上也對應著今天中國新興中等收入階層的關切。小丸子一家的故事既能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同樣也能出現或曾出現在當代中國的千家萬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