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首都華盛頓東北區第10街上坐落著福特劇院，劇院對面是一家小旅店。1865年4月14日林肯總統在劇院遇刺之後，人事不省，被轉移到該旅店，次日凌晨在那裡去世。如今，旅店被改裝成一座紀念館，為絡繹不絕的參觀者講述林肯在生命最後一刻的故事。紀念館內有一個三層樓高、直徑為2米的螺旋形書塔，上面堆滿了用各種語言寫成的關於林肯的著作，數以千計，由底層盤旋而上，直通頂層，極為壯觀。林肯的青史留名，在這裡得到了生動的寫照。螺旋書塔所展示的僅是林肯研究的部分成果。據統計，迄今為止，已經出版的關於林肯的著述有16000多種，與林肯相關的電影也多達130多部，新的創作還在不斷湧現。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目錄顯示，該館收藏的關於林肯的著作有8300多種，2017年才剛剛開始，該館已經購入今年出版的林肯研究32種。這一切似乎旨在說明：林肯是美國人最敬愛的總統，也是美國人擁有的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歷史資源。
對美國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難理解這種對林肯的敬仰與熱愛。林肯出身貧苦，但意志堅強，在伊利諾伊的荒原上，憑著自身努力，成長為優秀的律師和西部共和黨人的領袖，50歲時當選為美國總統，剛上任便面臨了國家分裂的危機，堅定勇敢地領導聯邦進行了一場4年內戰，捍衛了美利堅民族的統一，卻在勝利來臨之際倒在了南部同盟狂熱分子的槍口之下。林肯不幸殞命所帶來的悲痛與美利堅國家浴火重生所帶來的幸運感交織在一起，激發起無數美國人對林肯發自內心的追思與崇敬，催生了一場「神化」林肯的運動。林肯的語言得以背誦，文字得以編纂，文物得以收藏，各種傳記應運而生，在林肯去世之後整整一個世紀裡，林肯記憶的建構與再建構演變成為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化產業。
在所有關於林肯的英雄敘事中， 「偉大解放者」（Great Emancipator）的故事是最為引人入勝、也是最深入人心的：年輕的林肯愛憎分明，心中充滿正義感，對奴隸制深惡痛絕，美國內戰打響之後，作為總統的他大筆一揮，籤署了著名的《解放奴隸宣言》，廢除了在美國存在了兩個世紀之久的奴隸制，將400萬黑人奴隸從南部奴隸主的壓迫下解放出來，賦予他們以自由，從此成為美國歷史上的「偉大解放者」。林肯去世之後，這一故事被不斷重述，並寫進了中小學生的歷史課本中，成為標準的美國歷史敘事。
描繪奴隸解放後美好生活的宣傳畫
專業歷史學界對這一標準敘事的挑戰始於20世紀30、40年代，但要等到20世紀80、90年代隨著大量的新美國史學研究成果進入歷史教學之中的時候，林肯的「偉大解放者」的形象才開始受到顛覆性的質疑。新一代歷史學家的成果顯示，美國內戰於1861年4月打響幾個星期之後，維吉尼亞州的奴隸們便開始主動逃離種植園和南部同盟控制的地區，冒著生命危險，投奔到聯邦軍隊一邊，要求加入聯邦的事業。奴隸們的逃跑行動完全超出了聯邦政府和南部同盟政府對內戰進程的想像，徹底打亂了林肯將戰爭控制在舊憲政框架下進行處理的設想，聯邦軍隊將領被迫接受逃亡的奴隸，而拒絕將他們退還給前來索取逃奴的奴隸主。國會也被迫相應地調整對策，從法律上將逃奴調整為可以因軍事需要而沒收和使用的「敵產」，並通過法律廢除了首都華盛頓和西部未建州的聯邦領土上的奴隸制。所有這些「廢奴」行動都發生在1862年9月林肯頒布《解放奴隸宣言預告》和《解放奴隸宣言》於1863年1月1日生效之前。這意味著什麼？用歷史學家芭芭拉·菲爾茲的話來說，內戰中真正啟動廢奴進程的不是那些寫在國會或總統文獻上的文字，而是來自那些為爭取自由而採取「主動行動」的奴隸。另一位歷史學家羅伯特·恩格斯則宣稱，在美國內戰中「奴隸們解放了他們自己」。的確，林肯頒布了《解放奴隸宣言》，但《解放奴隸宣言》將廢奴範圍局限在那些仍然處於南部同盟控制之下的南部各州和地區內、並將邊界州（即那些在地理上介於南北之間沒有退出聯邦的蓄奴州）和已經為聯邦軍隊佔領的南部地區排除在《解放奴隸宣言》覆蓋的範圍之外，這樣，如歷史學家艾拉·柏林所說，《解放奴隸宣言》在頒布時實際上「並沒有真正解放應該獲得解放的奴隸」。事實證明，林肯在內戰中追求的首要目標不是廢除奴隸制，而只是保存聯邦。為了保存聯邦，林肯可以在廢奴問題上做出讓步，更願意推動一種由州政府啟動的、漸進的、對奴隸主帶有經濟補償的廢奴措施，並將獲得釋放的黑人移出美國去居住。在非裔美國人歷史學家文森特·哈定眼中，《解放奴隸宣言》的發布是迫不得已之舉，是林肯採用的一種政治和軍事上的權宜之計，並不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基於道德原則之上的決定；所以，內戰期間在黑人爭取自由的鬥爭中，林肯和聯邦政府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偉大解放者」，還不如說是「不情願的同盟者」。
新的解釋引發了美國史學界內部的一場辯論。內戰史學者詹姆斯·麥克弗森曾指出，內戰中奴隸們的「自我解放」行動對於推動廢奴進程具有關鍵的啟動作用，但奴隸逃亡本身並不構成政治和法律意義上的「解放」，而只有贏得內戰的軍事勝利，奴隸們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在他看來，林肯宣稱的戰爭目標——包括他提出的將「聯邦」的生存置於「解放奴隸」之上的說法——是為了保存聯邦，因為只有聯邦得以生存，奴隸解放才會真實地得以實現，也才能夠成為具有法律效力的歷史，所以，傳統敘事稱林肯為「偉大解放者」更為接近事實。
林肯與他最小的兒子Tad
從表面上看，這場辯論所爭論的是「誰解放了奴隸」的問題，但實際隱含的是歷史學家應該如何評價林肯在廢奴進程中的作用的問題。雙方的觀點似乎都很有道理：如果林肯真的像傳統敘事所稱的那樣是一個「偉大解放者」，那他為何不在戰爭一開始就宣布廢奴、而要等到戰爭進行將近兩年、聯邦軍隊接連失敗之後才頒布《解放奴隸宣言》？如果接受新觀點所說的林肯是一個「不情願的同盟者」，那我們又如何解釋頒布《解放奴隸宣言》之後林肯為何能夠頂住來自北部反對派和南部同盟的壓力、即便在面臨可能輸掉1864年總統大選的情況下也拒絕收回廢除奴隸制的決定？更值得歷史學家思考的問題是：「反對奴隸制」與「廢除奴隸制」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兩者在政治上是如何表現的？美國奴隸制被廢除的真實進程是什麼？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奴隸們的自我解放、聯邦將領和國會的早期廢奴措施、林肯的漸進和補償性廢奴措施、《解放奴隸宣言》、第十三條憲法修正案的制定以及林肯的重建決策之間究竟存在著一種什麼樣的內在關係？它們在目標上是否是一致的？來自區域、黨派、種族和憲政體制中的不同力量在廢奴過程中是如何博弈的？而林肯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他所扮演的角色對於奴隸解放究竟發揮了什麼作用？一句話，「偉大解放者」的說法究竟是一種歷史迷思（historical myth）還是一種歷史真實（historical truth）？
埃裡克·方納教授的《烈火中的考驗：亞伯拉罕·林肯與美國奴隸制》是為回答這些問題而寫作的。方納稱他的寫作無意直接捲入上面提到的辯論，但這場辯論無疑構成了本書的一種學術史背景。作為在19世紀美國史領域裡勤奮耕耘了半個世紀的學者，方納對林肯故事之於美國人、美國歷史和美利堅民族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性自然是瞭然於心，所以他希望重新講述林肯與美國奴隸制關係的故事。但如何講好這個故事，則是一個挑戰，因為講述者需要在兩套林肯敘事——林肯是「偉大解放者」和林肯不是「偉大解放者」——之間尋找一種基於事實同時又具有真知灼見的平衡，需要剝離迷思，需要提煉真實。為迎接這個挑戰，方納選取林肯與「奴隸制政治」——也可以讀作「反對奴隸制的政治」——的關係作為敘事主線，以19世紀30年代（林肯進入州政治的年代）至1865年林肯去世的時段為背景，追溯和呈現林肯在不同歷史節點所持的針對奴隸制問題的立場和政策，分析與比較這些立場與政策的語境與內涵，從而完整地勾畫出林肯在奴隸制問題上的立場及其變化的輪廓。方納認為，用這種「明亮」而「集中」的方式來討論林肯與奴隸制政治的關係，可以獲得傳統傳記無法觸及的深度但又保持傳統傳記擁有的敘事連貫性。我們也許可以將方納的寫作稱為是一種「主題傳記」。與此同時，方納還給自己設定了方法論上的幾條原則：第一， 「將林肯放回到他所處的歷史情景之中」，即用林肯在他的時代寫下的文字而不是用現代人的價值觀來解讀林肯的思想；第二，觀察處於「行動中」的林肯，因為反對奴隸制的鬥爭是一項時間漫長、規模巨大的事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吸引了政治立場並不完全一致的參與者，不僅林肯自身的立場在發生變化，林肯與其他不同立場的參與者之間的關係也在不斷發生變化；第三，19世紀美國「政治」的含義十分豐富，遠遠超出我們通常理解的「政治競選」或「擔任公職」之類的內容，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傳統的林肯研究最忽略的政治內容是公眾輿論的塑造；新的林肯研究應該關注公眾輿論與政治決策之間的關係，從而準確地理解林肯的演說和文字中所包含的多重含義。依循這些原則，《烈火中的考驗》為我們呈現了一個在反對奴隸制的鬥爭中不斷從相對溫和走向相對激進立場的林肯。
19世紀30、40年代是林肯進入政治的年代，也是廢奴主義運動在美國北部興起的時代，林肯雖然對奴隸制有一種「天然的反感」，也曾作為輝格黨人在州議會和聯邦國會任職期間投票反對過支持奴隸制的法案，但他並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廢奴主義者。他當時不主張廢除奴隸制，承認奴隸主的財產權應該受到憲法的保護，甚至支持州政府對廢奴主義者在州內的宣傳活動進行限制。在種族關係的問題上，早期的林肯與廢奴主義者的立場相距甚遠。他雖然承認黑人擁有享有自己勞動成果的權利，但並不認為黑人可以享有與白人同等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方納認為，身處伊利諾州的林肯缺乏與黑人直接接觸的機會，因而分享著白人主流社會對黑人抱有的偏見，但他並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
1858年與史蒂芬·道格拉斯就奴隸制展開辯論時的林肯
1857年到1861年之間，林肯經歷了斯科特案判決、與史蒂芬·道格拉斯競爭聯邦參議員的辯論和總統競選等事件，並在1861年聯邦已經陷入分裂的情況下就任總統，這一切都使他在奴隸制問題的立場上發生了重要變化。林肯不再將奴隸制視為一種南部內部的經濟體制，而開始從意識形態方面討論奴隸制對美國自由和民主體制所具有的破壞性。方納通過對林肯在這一時期的主要演講的分析後提出，林肯開始從《獨立宣言》等建國文獻中和19世紀上半葉的政治領袖安德魯·傑克遜、亨利·克萊和丹尼爾·韋伯斯特等人那裡汲取政治營養，將「平等」視作美國建國的原則之一，並強調聯邦與自由之間的唇齒相依的關係。作為從輝格黨轉型為共和黨的政治人物，林肯深受19世紀上半葉美國憲政文化的影響，在反對奴隸制的策略上，仍然與廢奴主義者保持著相當的距離，並不主張全面廢奴，但堅持阻止奴隸制蔓延到未建州的西部領土上。此刻林肯將白人自由的前景與土地的擁有聯繫在一起，而這正是託馬斯·傑斐遜所倡導的「自由」觀，但這種自由觀並沒有考慮黑人在美國生活中的平等問題。林肯因為在奴隸制問題上持有的立場相對於廢奴主義者而言是「保守的」，相對南部奴隸主和北部保守派而言是「激進的」，因而贏得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並在民主黨發生分裂的情況下贏得了1860年的總統大選。
在內戰的最初兩年（1861-1862）裡，林肯在廢奴問題上表現出一種明顯的自相矛盾。一方面，戰爭打響之後，他聲明恪守憲法，不從聯邦政府的角度實施廢奴措施，而是鼓勵各州採取自願廢奴的方式，承諾由聯邦政府為奴隸主提供經濟補償，並提出將獲得解放的黑人移居海外；與此同時，他並未否定國會提出的一系列早期廢奴措施，包括準予聯邦軍隊收留逃奴，從而變相賦予了奴隸們自我解放行動的合法性。林肯雖然兩次否定了聯邦軍隊將領發布的解放奴隸的命令，但他的目的不是反對解放奴隸，而是考慮到廢奴權的合憲性問題。方納認為，林肯的保守性廢奴政策出自多方面的原因：他需要在軍事上保證邊界州不會因聯邦政府過激的廢奴措施而脫離聯邦；他同時寄希望於南部同盟的溫和派，希望他們能夠以漸進、自願廢奴政策為名，在南部內部組成反對國家分裂的反對黨力量；他還希望保持共和黨內部在廢奴問題上的團結一致；最重要的是，他需要在聯邦內培育一種具有足夠力度的支持廢奴的民意，因為內戰是一場「人民之間的較量」，只有北部人民在思想上站到支持廢奴一邊，廢奴政治才會產生真實的效果。方納對林肯的這種自相矛盾並不諱言，稱這是一種「轉型的矛盾」。在解釋林肯的行動時，方納特地引用當時一位黑人作者的話來表述一個重要的觀點：林肯在戰爭初期對國會和聯邦軍隊廢奴行動的悄然支持實際上構成了最終奔向自由的「潛流」。
方納承認，作為共和黨的領袖和聯邦總統，林肯在廢奴問題上受到多種力量的牽制，他不僅要考慮北部公眾輿論和共和黨內不同派別的支持，還必須從憲政、外交和軍事方面尋求最有力的支持，並在法律上做到名正言順，《解放奴隸宣言》的寫作與頒布尤其如此。在方納看來，《解放奴隸宣言》是一份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具有激進意義的文獻，因為它宣告了普遍自由的重要原則，終止了先前提出的漸進廢奴的政策，斬斷了南部用奴隸制問題來與聯邦政府進行停戰談判的念想，不再將州政府的配合作為廢奴的先決條件，也不再附帶其他的廢奴條件（如將黑人移居海外的計劃等）。方納還指出，《解放奴隸宣言》是一份直接與奴隸們對話的文獻，它改變了奴隸在美國憲政秩序中的位置，前奴隸被視為是有自我意志的人，獲得了即刻的和永久的解放，並被邀請加入聯邦軍隊，履行公民的職責，身強力壯者還可以被聯邦政府僱傭，並將獲得合理的工資等。當如此眾多的黑人奴隸被宣布獲得自由的時候，內戰的性質、聯邦政府與奴隸制的關係、以及美國歷史的進程都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聯邦國家的權威將隨著戰爭的深入而變得愈加強大，成為一種事實上的推進自由、實施解放的巨大力量，解放奴隸的事業因此變成了聯邦國家的事業，聯邦軍隊也因此轉換成了奴隸解放的使者，而聯邦的軍事勝利必將給南部帶來一場社會轉型，黑人在美國歷史中的位置將被重新定義。所以，《解放奴隸宣言》的歷史意義不可低估。就林肯的立場而言，他從1860年只要求將奴隸制限制在南部，兩年之後站到了廢除南部境內的奴隸制的立場上，這對於一個浸潤在19世紀上半葉北部政治和法律環境中的、篤信美國憲法、並宣誓捍衛憲法秩序的總統來說，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飛躍。
《「伐木工」（林肯的綽號）正修復聯邦》。圖中坐在地球儀上的是林肯的副總統安德魯·詹森，他正在用針線縫合美國地圖上的裂痕。
《解放奴隸宣言》同時也推動北部輿論（包括聯邦軍隊士兵的政治意向）發生了關鍵的轉向，經歷了自身的「飛躍」。廢奴主義者和激進共和黨人在輿論製造方面走在林肯的前面，他們在戰前和戰爭初期的鼓動宣傳為林肯創造了一種特定的政治環境，而《解放奴隸宣言》則將廢奴主義的思想提煉出來，轉化成為一種憲法語言。因為「民眾的情緒並不獨立於政治領導權而存在」，《解放奴隸宣言》在表明林肯本人在廢奴問題上的道德勇氣的同時，也幫助塑造了一種「公眾情緒」，使得奴隸的解放成為美國歷史上的一種可能。這裡，方納極為老練而自然地將史學界看似對立的兩派觀點綜合起來：的確，內戰開始之後，奴隸們先於林肯認識到了他有可能成為「偉大解放者」，並且用自我解放的行動來促使林肯扮演這個角色，而林肯則通過《解放奴隸宣言》的寫作、頒布和實施接過了歷史拋給他的機會，完成了這個「偉大解放者」的使命。
林肯的第二個「飛躍」則表現在對待黑人的態度上。方納花了大量篇幅來寫作林肯與黑人的關係，包括就任總統之後與黑人領袖和普通黑人的接觸。這些與黑人的交往深深地改變了林肯對黑人的態度。在頒布《解放奴隸宣言》之後，林肯從沒有從廢除奴隸制的立場上退卻過。非但沒有退卻，他還積極遊說和推動第十三條憲法修正案（從美國領土上永遠禁止強制性奴役制）的制定，保證黑人的自由權成為受憲法保護的權利。在徵用黑人士兵的問題上，林肯最初是持反對態度的，但在頒布《解放奴隸宣言》之後，他成了這一計劃的主要提倡者。將近20萬黑人加入了聯邦軍隊後，因為在薪酬上沒有獲得與白人士兵同等的待遇而提出抗議，迫使國會予以改正，這一事件連同黑人士兵在戰場上的勇敢獻身，幫助林肯重新認識了黑人這個群體以及他們在內戰後可能發揮的作用，也改變了林肯對黑人權利問題的看法。在與南部同盟進行戰俘交換的談判中，林肯堅持將黑人士兵作為雙方戰俘交換的一部分，決不妥協。雖然他在私下仍然使用當時對黑人的蔑稱，但在戰爭後期林肯對黑人的態度已經有了非常明顯的改變（儘管他對土著印第安人的態度仍然帶有前任的歧視）。這種態度的改變在林肯於1863年年底的一封公開信中表露出來。在信中，他堅決捍衛了解放奴隸的決定，並對黑人士兵的勇敢進行了高度讚揚，揭示了內戰將黑人和白人的命運永久地聯繫在一起的事實：「與其他人一樣，黑人的行動也是帶有動機的。如果我們不為他們做任何事情，他們憑什麼要為我們做任何事？如果他們為了我們（的自由）而獻上自己的生命，他們一定是為那個最強烈的動機所推動——即使只是（一種）對自由的承諾。然而，承諾一旦做出，（我們）就必須信守。」（林肯的原話為：「Negroes, like other people, actupon motives. Why should they do any thing for us, if we will do nothing forthem? If they stake their lives for us, they must be prompted by the strongestmotive – even the promise of freedom. And the promise being made, must be kept.. . . 「 引自Foner, The Fiery Trial, 265.）
在對戰後重建的設想方面，林肯同樣經歷了一個從「保守」到「激進」的轉變過程。他於1863年提出的「十分之一」重建計劃（即要求南部各州十分之一的選民宣誓效忠聯邦並廢除奴隸制之後即可組成新的州政府並回歸聯邦）並沒有將獲得解放的黑人作為重建政治的參與者來考慮，將政治權力留給了各州的白人選民去掌握，這引起了激進共和黨人和黑人領袖的強烈不滿。方納指出，林肯的重建計劃的目的是為了從政治上分裂南部同盟，當意識到黑人對於重建政治的重要性之後，林肯開始修正自己的立場，通過公開演講或私下遊說等方式提出至少賦予一部分黑人以同等的政治權利。1865年4月11日，在生前的最後一次公開演講中，林肯公開宣稱獲得解放的黑人應該在美國政治生活中享有與白人同等的政治權利，混雜在聽眾中的南部同盟支持者因而認定，林肯必須為他對美國「自由的新生」所做出的「激進」想像付出生命的代價。三天之後，林肯在福特劇院遇刺身亡。
這樣，《烈火中的考驗》帶給了我們一個熟悉又陌生的林肯。他不是傳統敘事中的那個天生的「偉大解放者」，也不是反傳統敘事中的那個「不情願的同盟者」，而是一個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從一種溫和反奴主義立場不斷走向堅定廢奴主義立場的林肯。從方納的書中，我們看到了早期林肯的保守與謹慎，看到了他對黑人的隔膜，看到了他對奴隸制的默認遠遠大於譴責。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林肯的變化，看到他如何從政治哲學和道德層面上將奴隸制與美國政治的基本原則聯繫起來，看到他認識到聯邦與自由的關係，看到他如何逐步將黑人納入到美國自由的範疇中來，又如何在做出廢奴的決定之後採取絕不退讓的態度，以及他為何一定要推動第十三條憲法修正案的立法以求為內戰帶來一個「合適且必要的結果」。
這個處於「行動中」的林肯是一個更為真實的林肯。他深受19世紀上半葉美國民主政治的薰陶，後者不僅決定了他的世界觀，而且賦予他在美國憲政體制中運籌帷幄的心態與技能。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林肯無法一步到位地站到「體制外」的廢奴主義者的激進立場上。處於「體制內」的他最初尋求的是利用現行體制的力量來廢除奴隸制，為了做到這一點，他需要獲得選民的支持，需要窮盡所有可能的政治資源，需要與不同的利益群體進行協商，所有這一切實際上也都是對他的一種約束。所以，如方納所說，林肯在考慮廢奴措施的時候，往往是以「最低限度的共識」作為標準來尋求解決辦法，因為這樣他可以獲得「體制內」的最多支持和最少反對。用林肯自己的話來說，在很多情況下，並不是他「在掌控形勢」，而是「形勢在掌控著」他。（林肯的原話為: 「I claim not have controlledevents, but confess plainly that events have controlled me.」 引自Foner, The Fiery Trial, 245.）
2010年1月，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在觀看掛在白宮的《解放奴隸宣言》
然而，方納眼中和筆下的林肯不是一個聽憑形勢掌控的人，而是一個敢於並善於與企圖掌控他的「形勢」展開有效的互動，並最終能夠左右「形勢」發展的政治領袖。方納特別注意描述和分析林肯對公眾輿論的培養與動員，在這方面，林肯是第一位真正的現代政治家。他懂得如何傾聽和解析民意，能夠從民意中感知人民的焦慮和期盼。他同時又是一位高明而不露聲色的語言大師（方納稱在美國總統中唯有傑斐遜才能在英語的使用上與林肯媲美），懂得如何提煉和升華民意，將複雜深刻的思想用簡練精湛的語言表達出來，給人民帶來勇氣與希望。林肯認真而誠實地寫作每一份演說、年度國情諮文和公開信函——無論是與史蒂芬·道格拉斯的辯論（1858）、接受總統候選人提名演說（1860）、第一次總統就職演說（1861）、致國會的諮文（1861，1862）、《解放奴隸宣言》（1863）、葛底斯堡演說（1863）、在馬裡蘭婦女義賣會上的演講（1864），還是第二次總統就職演說（1865）——因為他深知這是動員民眾來建構一個支持聯邦、支持自由的政治環境的重要媒介。通過這些寫作，他從思想上和道德上建立起自己對美國政治原則的認同，對美國歷史做出新的解釋，對美國自由的未來做出基於傳統之上的新的想像。
方納筆下的林肯也不是一個盡善盡美的人——這樣的林肯在歷史上不曾存在過，而是一個始終處在「成長」之中的人，如方納所說，林肯的偉大在於他具有「成長的能力」，而他的偉大也是因為他的「成長所致」。方納在本書的結尾時寫到，當1861年林肯進入白宮時，他並沒有想到要廢除奴隸制，而眾多事件的發生聯合起來，推動他走上了解放奴隸的道路，並推動他重新思考黑人在未來美國生活中的位置。當世界上第一個（在當時也是唯一一個）實施共和民主制的民族在自己成長的初期遭遇生存危機的時刻，人民選舉了一位願意成長、敢於成長和能夠成長的人來做總統，這應該是19世紀中葉美國人的最大幸運所在。
林肯之所以能夠成長，不僅因為他生活在一個允許和鼓勵他成長的政治環境中，更因為他具有在政治上成長的品質，包括善於學習、勤於思考、敢於面對考驗、勇於承受痛苦、樂於傾聽批評意見、精於發揮他人優點等。廢奴主義者們堅持不懈的鬥爭教育和喚醒了林肯，賦予他勇氣與方向，使他能夠利用總統的職位，在關鍵的時候，邁出重要的一步，推動歷史朝著廢除奴隸制、解放奴隸的方向前進。相對於激進廢奴主義者和追求自由的的黑人領袖人物而言，林肯的步伐是落後一些、遲緩了一些，但他們的最終目標上是一致的。如果說林肯因為籤署《解放奴隸宣言》而最終成為了「偉大解放者」，那是因為有許多的同時代的先行者——包括那些在內戰打響之後冒著生命危險選擇自我解放之路的逃奴們——為他的行動創造了理由和條件。這些先行者雖然是林肯的精神伴侶，但在現實政治中有時會站在林肯的批評者或反對者的立場上，是林肯將這些不同背景的美國人——包括建國時期的「國父們」、19世紀上半葉的第二代建國者、激進廢奴主義者、南部的逃奴、不同立場的共和黨人等——的追求與原則揉合在一起，用自己的語言表述出來，建構起一種新的美國自由語言和美國價值體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美國內戰也是一場同時發生在林肯和美國人身上的意識形態革命。在傳統的林肯研究中，激進與保守是對立的概念，奉行現實主義政治的林肯與僅以追求空想主義理想為己任的廢奴主義者是分離的群體，而在方納的筆下，反奴和廢奴陣營中的不同派別在道德立場上是一致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具體的廢奴措施上。
《和平締造者》
《烈火中的考驗》英文版於2010年出版，距方納的成名作《自由土地、自由勞動、自由人：內戰前共和黨的意識形態》的出版（1970年）正好整整40年。在兩本書之間，方納出版了20多種著作，其中多部與林肯直接相關。我們也許可以說，從出版他的第一部專著起，林肯就一直是方納研究的對象，《烈火中的考驗》則是過去將近半個世紀來方納對林肯不斷思考的結晶，而這一段時間也正是美國史學發生深刻變化的時代，所以《烈火中的考驗》不僅保持了方納特色的寫作風格——細緻翔實的研究、精心獨到的布局、清澈流暢的文字和體察入微的洞見，而且還展示了一種將傳統史學的冷靜與當代新美國史學的激情天衣無縫地交融在一起的能力。除此之外，它還恰到好處地展示了一個歷史學家在處理類似林肯這樣一個極為深入民心的國家歷史人物時所應有的寫作技巧——既不失學術原則，又不缺人文同情。我想，這也許是本書為什麼能夠在浩如煙海的林肯研究中脫穎而出並在同年同時獲得班克羅夫特史學獎和普立茲獎的原因之一。
王希
2017年2月9日
本文為《烈火中的考驗》（商務印書館出版）代譯者序，注釋部分從略。作者王希，北京大學、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教授。
方納教授的3種著作：
1.《烈火中的考驗：亞伯拉罕·林肯與美國奴隸制》：迄今為止討論林肯廢奴思想與政策演進的最詳盡、最權威的著作，榮獲班克羅夫特獎、普利茲歷史類圖書獎和林肯獎
還原一個更真實的林肯，「林肯偉大的本質是他在政治和種族思想上的成長能力。」
還沒有任何人曾以如此全面、公正、深邃的分析和清晰準確的語言寫作過林肯的變化軌跡。
——詹姆斯·麥克弗森《紐約書評》
在了解推動林肯走向美國政治的活躍中心和這個國家陷入內戰浩劫的錯綜複雜的行動方面，讀者們找不到比本書更好的著作。
——史蒂文·漢恩《新共和》
他不是傳統敘事中的那個天生的「偉大解放者」，也不是反傳統敘事中的那個「不情願的同盟者」，而是一個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從一種溫和反奴主義立場不斷走向堅定廢奴主義立場的林肯。
——王希《「偉大解放者」的迷思與真實（代中譯本序）》
1865年4月14日晚上，當林肯坐在福特劇院時，約翰•威爾克斯•布斯致命地傷害了他……早上7點過一點，林肯去世了。他的逝世激發了空前的悲痛之情，並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舉行了全國性的葬禮。
直到19至20世紀之交，當（白人）和解的過程遠遠提上日程之後，美國人才會忘記或抑制奴隸制和解放奴隸對內戰經歷的中心地位。那時林肯將被改造成為國家統一的象徵，而並未明確提及奴隸制的葛底斯堡演說，將在大眾記憶中取代《解放奴隸宣言》成為他的思想最偉大的體現。
只是最近，我們才重新回到林肯在他第二次就職演說中所提出的洞見：奴隸制是這場戰爭的原因，而解放奴隸則是這場戰爭最深遠的結果。我們還可以補充說，這些問題也是林肯自己成為偉大人物的中心事件。
2.《美國自由的故事》：對美國自由的一種歷史闡釋，敘述自由的觀念在美國生活中的變遷。
「一個能夠連貫而生動地表現美國政治文化以及它特有的政治語言本身演進的故事」
這是一次極不尋常的努力。埃裡克·方納極為卓越地將自由思想漫長而複雜交錯的歷史梳理得連貫而清楚。在這個過程中，他取得了歷史學家們談論了數十年之久、但從不知道如何去爭取的成就。
——艾倫·布林克利
在美國學術界，自由和權利歷來是一個頗受關注的課題，關於各個時期的自由觀念及其歷史演變的專題論著，可謂「汗牛充棟」，有些還是難得的傳世佳作。方納對數千種不同性質的研究文獻做了得體的處理，體現了一個成熟的歷史學家駕馭材料的深厚功力。
——李劍鳴
3.《給我自由！一部美國的歷史》：美國大學最受歡迎的美國通史讀本，跨度從歐洲人對新大陸的最初探險與徵服開始，一直貫穿到21世紀的頭10年為止。
提供了一部結構完整、內容豐富的美國歷史故事，表現了新美國史學的研究成果。
大多數的美國史讀本都力圖追求面面俱到，本書則不同……它的美國史敘事是圍繞「自由」來構建的，關於「自由」的思想引導著敘事的流動，並賦予其令人神往的魅力。我喜歡這部作品。
——美國馬裡蘭大學歷史系教授艾拉·伯林
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既有優雅的文字，又有鞭辟入裡的分析……書中各章將生動的故事插曲、基本的史實背景和對自由主題的深思融合為一體，實為一部非大師而不能為之的作品。
——美國艾奧瓦大學歷史系教授柯林·戈登
在我們的歷史中，美國自由既是一種現實，也是一種神秘的理想——對無數美國人來說，它是一種活生生的現實，但對其他的美國人來說，則是一種殘酷的嘲弄。
對一些美國人來說，自由一直是一種被學者所稱的「心靈習性」，一種人們可以理所當然地享受、卻很少去分析和研究的理想狀態。
對於另外一些美國人來說，自由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是一種相距甚遠、但能激發人們為之做出極大犧牲的目標。
自由既不是自動得以實施的，也不是自動得以改正的。它不能被當成是理所當然的東西，它的保存需要永久的警惕，尤其是在危機發生的時候。
1886年10月18日，紐約舉行自由女神塑像的落成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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