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官圖》和陳白塵的喜劇藝術

2021-02-23 細讀雜誌

董健(1936—2019),山東省壽光縣人,我國著名戲劇學家、文學史家、南京大學原副校長。

和陳白塵先生共同主編的《中國現代戲劇史稿》是中國現代戲劇史學的開山著作,曾獲第二屆全國高校優秀教材特等獎(1992年)、第二屆中國話劇研究優秀著作獎(1995年)、教育部「高等教育百門精品課程教材」(2003年)等多項榮譽。出版學術論著和思想隨筆如《陳白塵創作歷程論》《田漢傳》《戲劇藝術十五講》《文學與歷史》《戲劇與時代》《啟蒙、文學與戲劇》《跬步齋讀思錄》《跬步齋讀思錄續集》《董健文學評論選》等。

在「五四」以來,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中國現代作家的群星之中,陳白塵以其特有的光亮和位置而引人注目。他對中國現代話劇,尤其是諷刺喜劇的發展有著特殊的貢獻,他給這個領域帶來了嶄新的面貌。從1935年到1945年,十年之間他創作了十多個喜劇劇本。1945年底發表並於次年初公演的三幕諷刺喜劇《升官圖》,標誌著陳白塵喜劇藝術的發展達到了一個高峰,也代表著中國現代喜劇的發展在當時所達到的最高水平,由此確立了政治諷刺喜劇在中國現代戲劇史和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升官圖》與作者的另一部代表作《歲寒圖》雖然在把握生活現實的美學手段上截然不同——一個出之以「喜」,一個出之以「悲」,但它們在思想上是息息相通的——都是對國民黨統治下群魔亂舞的黑暗社會的憤怒控訴,所以,作者自己說《升官圖》是一部「怒書」[1]。它通過「笑」的藝術所發出的「怒聲」,正是當時澎湃於全國的民主運動怒濤的反映。

《升官圖》的劇情是在兩個強盜的夢境中以誇張的、漫畫化的形式展開,而它所揭示的卻分明是血淋淋的現實;劇中描寫的是發生在一個小縣城的故事,但它的典型性卻分明叫人看到了國統區的整個社會。「貪汙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2]。全劇就是抓住這個「特色」做文章的。尤其可貴的是,它絕不是一般地揭露貪汙問題,而是以此為突破口,直刺舊社會的心臟——反動腐敗的官僚政治。造反的百姓衝入縣衙門,打死了秘書,又把知縣大人打倒在地;兩個強盜乘機沐猴而冠,取而代之,和各局局長以及來視察的省長大人狼狽為奸,沆瀣一氣,演出一幕幕「貪汙成風,廉恥掃地」的醜劇。作者正是通過這齣醜劇,對國民黨反動腐敗的官僚政治進行了深刻的暴露和批判。

圖/陳白塵

首先,作者把官僚政權中貪贓枉法、營私舞弊的現象和這個政權壓迫、剝削人民的實質有機地結合起來加以描繪,這就充分揭示出官僚政治的反動性和腐朽性。當剝削階級的官僚政治發展到它的垂死沒落階段時,連代表他們本階級利益的各種法律、規章、制度也不能約束那種無限膨脹的私人佔有欲和瘋狂的掠奪性了。這時,許多剝削是超經濟的,許多掠奪是非法的,但這種「超經濟性」和「非法性」卻又在事實上成了他們不成文的真正起作用的「法律」。《升官圖》所寫的縣衙門就是這樣一種官僚政權,以知縣大人為首的官僚們,除了書呆子衛生局長之外,便是一群貪汙腐化之徒,正如劇中所說:「第一,是苛徵暴斂,濫收捐稅;第二,是敲詐勒索,汙良為盜;第三,是包庇走私,販運煙火;第四,是剋扣津貼,以飽私囊;第五,是浮報冒領,營私舞弊;第六,是假公濟私,囤積居奇;第七,是挪用公款,經商圖利;第八,是販賣壯丁,得錢買放;第九,是徵糧借谷,多收少報;第十,是私通亂黨,交給匪類!」作者把這些罪惡放在劇情的進展中進行了活生生的諷刺性的描繪。財政局長是個賭棍,所謂「持久戰的名將,一口氣可以打一百二十圈麻將」。他為了撈到更多的賭本,把建設捐款拿去放債,把教育經費拿去囤糧。當他得知本縣城有傳染病流行,死了許多老百姓,立即打算撥款「囤積五百口棺材」,並打聽「防疫藥什麼價錢?行市看漲沒有?」工務局長則是個嫖客,所謂「品花能手」。嫖也要花大錢,於是他霸佔民房,強佔土地,貪汙馬路捐、水塘捐、建設捐,「辦公務,可以謊報個十倍二十倍的!」警察局長雖然動輒要「多抓些人來,殺!」但他手下只有六個人,因為他是吃空額的,按規定六十名警察的經費都上了他的腰包,他還利用治安工作之便買賣壯丁,包庇煙賭,從中漁利。教育局長滿口「建設之首在於教育」,但他不僅拼命從教師和學生身上榨油(剋扣教師的「米貼」,侵吞學生的「平價布」),甚至開槍打死學生,是個毀滅教育的能手。一縣之長的知縣大人則是貪汙的頭目,他私吞巨款,挪空了縣衙的金庫。至於那位前來視察的省長大人,更是財色俱貪,慾壑難填。甚至連普通的警察,當冒充秘書長的強盜令他們將沒被打死的知縣「抬去埋掉」時,也會乘機牟利——抬去賣壯丁,「好賣二十萬!」總之,上至省長大人,下至警察小卒,統治他們心靈的最高「精神」權威就是金錢,而支配他們一切行動的最高「道德」規範,就是利用自己的一切權力不擇手段地貪汙盜竊、中飽私囊,並在分贓中決不使自己吃虧。喜劇家給我們畫出的就是這樣一幅群醜圖。

其次,《升官圖》的深刻之處還在於,它的強烈的喜劇性是與淋漓盡致地暴露官僚集團內部寡廉鮮恥的骯髒關係緊緊聯繫在一起的。隨著官僚政治的日趨腐敗,越是公開的法律、規章、制度甚至道德失去了約束力,那種建立在貪得無厭的私利追求上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關係,就越是顯出它「神奇」的力量,它能叫「權」「錢」交易,它能叫靈魂出賣,它能叫官匪一家,它能叫黑白顛倒,它能叫一切真理、正義、光明的字眼從生活中一筆勾銷!這關係就是官場之戲的靈魂。喜劇家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知縣太太聽說丈夫「已被亂黨打死」,明知眼前的所謂秘書長和知縣都是「冒牌貨」,但她為了「不願丟掉這知縣太太的位置」,便與盜匪談成了一筆買賣:她可以認假作真,而盜匪必須與她「分成拆帳」。等到財政局艾局長知道了秘密,又一筆交易開始談判了:

艾局長  秘書長是個明白人還要我說穿?

假秘書長  那麼痛快點,談談價錢吧!

艾局長  有例可援:知縣太太既是分成拆帳,我也照辦,不過我不能像個女人那麼好欺負,只分三成!

假秘書長  那你要多少?

艾局長  (先指對方,後指自己)四六拆帳!

最後,事實上來縣視察的省長大人也知道知縣、秘書長都是假的,但由於他已經接受了他們賄賂的大批金條,他也就順水推舟認假作真了。當那被賣了壯丁的真知縣逃回,叫自己太太出來作證時,已經和省長宣布明天結婚的知縣太太既已陷入新的利害關係,便只有指假為真,驚叫:「你是個瘋子!誰是你的太太?」於是那些諳熟「關係」的局長們也一個個「不認得」自己的老上司了。只有衛生局鍾局長這個書呆子不懂得這層「關係」,被斥為「神經錯亂,辦事不利」,與原知縣一起被「執行槍決」。在這複雜而微妙的「關係」中,他們雖然狼爭狗奪、勾心鬥角,甚至到了幾乎火併的程度,但終於在「升官」和「發財」上重新得到失去的平衡。官和盜成了「不打不相識」的「一家人」;「權」和「錢」能夠奇妙地互相轉化。這樣,盜匪可以升官——假知縣升任本道道尹;貪官可以高升——財政局長榮任知縣;而視察大員省長則金條美女雙豐收。劇作家所擲出的「笑」的利刃,就是解剖這種官場「關係」的。

《升官圖》誇張地畫出這幅群醜圖,決非僅僅為了展覽醜惡。它的「笑」是一位無情的法官,對醜惡勢力進行嚴厲的審判。全劇對官僚政治進行鞭撻的同時,也寫出了群醜失敗的下場。劇首劇終群眾造反的場面,序幕尾聲對「天亮」的企望,前後呼應,代表著歷史的要求,表現了正義的力量。悽風苦雨,十年十荒,「這是什麼天!什麼世道啊!」被壓迫者終於奮起造反,抓住了這一群害人蟲,發出了「我們,要審判你們」的怒吼。聯繫《升官圖》問世的歷史背景,當時正是蔣家王朝覆滅的前夕,這部「怒書」發出的怒吼是真實的、有分量的,——四年之後,中國不是終於天亮了嗎?

陳白塵對官僚政治的暴露和批判是由來已久的。早在他20世紀30年代那些反映國民黨監獄生活的短篇小說中,特別是在那一部描寫治淮工地生活的中篇小說《泥腿子》中,我們已經看到他對官僚政治下貪贓枉法、營私舞弊之風的暴露;1936年的四幕喜劇《恭喜發財》,對國民黨統治下一些投機之徒坑害人民的卑劣行徑進行了更有力的批判;而1940年的獨幕喜劇《禁止小便》(即《等因奉此》),則對官僚政治養成的腐敗的機關作風給予了辛辣的諷刺。所有這一切都在思想和藝術上準備了《升官圖》的誕生。《恭喜發財》中的發財之道和《禁止小便》中的做官秘訣,在《升官圖》中得到了總結和深化,作者更深刻地剖視了官僚政治的特徵和要害。

《升官圖》是在抗戰勝利前後民主運動的洪流中創作和演出的。作者當時是這一運動的積極參加者。談到此劇的創作動機,他說:「我不懷疑那和平、民主、統一、團結的到來,但我也想到這新中國還存在著許多絆腳石,而其中不大不小的一塊——官僚政治,卻是非消除不可的。我就從這一點上為自己布置了一個小小的計劃。」[3]抗戰後期,陳白塵在成都《華西晚報》主編副刊,「由於新聞工作上的便利,曾經從許多小縣份的新聞報導,尤其是打倒什麼擁護什麼的宣言、傳單等文件中獲得了一些材料」[3]。大約在日本投降之際,有位作者「寫了十幾首竹枝詞,內容是揭露國民黨統治下四川某個縣的一群貪官汙吏的罪行的,其中列述了縣長和各位局長的升官發財之道,寫的淋漓盡致,不啻是國民黨統治下的《官場現形記》」[4]。這件事引起了陳白塵的極大興趣,成為觸發他創作《升官圖》的一個契機。他利用日本投降後國共談判、公布《雙十協定》時國民黨被迫開放言論自由的機會,以登在《華西晚報》上的這一組竹枝詞所提供的素材為基礎,構思了政治諷刺喜劇《升官圖》。1945年10月,此劇完稿於成都,並在當時的「新聞拒檢」運動中,衝破國民黨新聞檢查機關的審查,連載於革命烈士陳子濤剛剛接替作者主編的《華西晚報》的副刊上。但是,由於它諷刺現實的尖銳性,要立即搬上舞臺還是困難的。直到次年舊政協召開以後,在那種使國民黨無可奈何的民主氣氛中才得以公演,而且還是「由於國民黨戲劇審查機關的狗子們正如劇本中所描寫的官僚們一樣,他們接受了演出劇團的金條了」[ 5]。《升官圖》演出時,正值國民黨那些「接收大員」們大搞「劫收」之時,因此劇中勾畫的一個個貪官汙吏的醜惡嘴臉,就有很大的現實針對性,更加引起廣大人民的強烈共鳴。在重慶連演四十場,被迫停止;隨後在上海連演一百幾十場,光華戲院門口「擁擠了四個月之久,轟動的情況在上海話劇演出記錄上是空前的」[ 6],若不是環境的脅迫,也許還要演下去;接著在北平及解放區的延安等全國各地也紛紛上演,成為震動劇壇,舉國矚目,「為廣大人民所愛好,為反動集團所嫉恨」[7]的一出名劇。在「五四」以來的文學史、戲劇史上,就諷刺喜劇的創作而言,像《升官圖》這樣具有強烈戰鬥性並發生過如此巨大影響的作品,是找不到第二部的。

《升官圖》抨擊官僚政治的主題,是在喜劇人物的生動描寫中完成的。就否定性喜劇人物的塑造來說,作者在這部作品中達到了他創作史上最高的藝術成就。在《恭喜發財》(1936年)中,由於喜劇性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雖然注意了性格的描繪,但人物形象的喜劇色彩不濃;在《魔窟》(1938年)中,喜劇性的發揮是加強了,但表面的「鬧劇性」衝淡了性格深處的「戲」,漫畫化和性格化沒有得到很好的統一;在《亂世男女》(1939年)中,喜劇性的刻畫前進了一大步,但由於作者思想上怕暴露太多的顧忌,那些否定性人物「是還只放在表面的對照上來展覽的」[8],沒有得到更深入的挖掘;《禁止小便》(1940年)對以上缺點有明顯克服,然而在喜劇人物性格描繪的廣度和深度上還不能與《升官圖》相比,這可能與獨幕劇形式的限制有關;在《結婚進行曲》(1942年)中,不論是否定性人物還是肯定性人物都是真實生動的,但喜劇風格未能一貫到底;那「含淚的微笑.都是掩掩藏藏的,不能隨心所欲,它就更不能刺透這時代的心臟了」[9]。《升官圖》避往日之作之所短,揚往日之作之所長,成為作者在喜劇人物塑造上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任何喜劇作品的諷刺意義,都包含著作者對他所描寫的現實生活的主觀評價。但是「『諷刺』的生命是真實」[10],只有當作者的這種主觀評價符合客觀真實的時候,諷刺才是成功的。《升官圖》在喜劇人物塑造上的突出成就,在於漫畫式的誇張描寫與人物性格刻畫的真實性相統一,簡言之,就是漫畫化與性格化的統一。劇中人物,雖然其戲劇動作有很大的鬧劇性,但絕不是作者隨意擺布的牽線傀儡,而是有自己性格邏輯的活生生的人——當然是誇張和變形的。他們各自的靈魂、生活世界和在劇中的「行動線」,這三者不是作者出於一種憤怒之情而任意加給他們的,而是他們在事實上所固有的。

在《升官圖》中,貫穿始終、掌握全劇、指揮一切的關鍵人物是假秘書長(即闖入者甲)。這個人物對揭示官僚政治的欺騙性有著重要作用。此人以前也「坐過兩年衙門」,可能在官場角逐中吃過敗仗,所以失官為盜。但即使當了流氓、強盜,他也是「老大」。他說:「我閱歷得多啦!」正是經過多年的「官」「盜」兩途的「考驗」和「鍛鍊」,鑄成了他「精明強幹」的光棍性格。他狡猾、幹練、詭計多端、陰險狠毒;在為非作歹的官場交易中,他有魄力、富機智、撒得開、收得攏,能攻善守、縱橫捭闔,耍盡欺騙的手腕。他很了解官場內幕:「那些省長、督軍什麼的,又是什麼出身?不是靠錢,就是靠槍桿兒!」所以他自信「有錢就有辦法」,「老子有個百兒八十萬,省長不說,道尹、知縣什麼的,總買它個把來玩一玩!」他乘亂冒充了縣衙秘書長之後,把愚魯粗俗的假知縣(即闖入者乙,他手下的盜夥)運於股掌之間,把各局局長逗得團團轉,導演了一幕幕醜劇。但他和知縣是假的,隨時都有敗露的危險,這像一顆定時炸彈一樣威脅著他們。他性格中的全部喜劇性就在這個「假」與「真」的矛盾中展開的。而他的全部「才能」也是在這個以「假」充「真」的過程中得到表現的:

第一,他能吹會炫,欺人耳目。他冒充自己是知縣的老朋友,把編造的所謂打死「亂黨」,救護知縣的驚險故事,吹得天花亂墜,把聞訊趕來的各局局長蒙得目瞪口呆,連專司治安保衛之職的警察局長都被他吹得直叫「了不起,了不起!」觀眾看到這信口開河的撒謊吹牛場面,會發出哄堂大笑,而這笑聲不僅是對局長們愚蠢本性的嘲諷,也表現著對假秘書長欺騙性的認識和批判。這個場面堪與果戈裡的《欽差大臣》中赫列斯達可夫在市長面前海闊天空地吹噓自己顯赫來歷的那個場面相比,而人物性格卻是各異的。——前者的吹和炫符合著「這一個」中國流氓、強盜的性格;後者的吹和炫則與「這一個」俄國浪蕩公子的性格聯繫在一起。

第二,他善權謀、多心計,巧於應付各種突然的變故。他發現警察局馬局長與財政局艾局長有矛盾,當即表示與馬「合作」,並施以恩惠,把馬抓在手上。而當艾局長暗示已經抓到他的底細而又欲吐還休暫不戳破時,他馬上心領神會,放出談判的暗號,為以後交易設下伏線。尤其在突然接到省長大人要來視察的消息後,諸多弄虛作假,製造本縣繁榮景象,對上司拍馬逢迎的種種「富麗堂皇」的布置,均在他的指揮下進行,有些別出心裁的做法,還是直接由他「發明」的。為了表示「建設第一」,他令工務局長「動員三十輛大卡車,盡裝著機器。——把電燈廠那些破爛機器都拆下來,裝在汽車上,上面寫出來:這是建設某某紗廠的,那是建設某某機器廠的,那是建設某某鋼鐵廠的……都停在車站旁邊,好讓省長看見」。他又要警察局長「找幾百個假裝的乘客,都要身穿西裝,手提外國的旅行皮箱」,乘上「五十輛客車,在車站開進開出,川流不息」,以示「交通建設」的新貌。書呆子衛生局長不會製造醫療界的假繁榮,他便親自設計:「向各學校去借一百二十張單人床,分到十二個衛生所去……再找二十四個人,裝作醫生」,並在警察局長提示下決定「從縣監獄裡提出一百二十個囚犯來,去裝病人」,將其「用鐵鏈子拴在床上」,以免逃走。當一切部署停當,卻發現因吃空額沒有幾個人在縣衙門裡辦公,又是這位假秘書長靈機一動,叫把各位局長的太太、小姐,少爺、姑爺都請來「辦公」。至於在接待省長過程中,他更是施展了察言觀色、隨機應變的全身解數,也把自己的靈魂進一步暴露出來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善於在複雜的「關係」中搞交易,使自己在無恥的交易中絕處逢生,打開局面。這是劇作者為這個人物所找到的最足以表現其性格特徵、最能夠暴露其靈魂的戲劇動作,這也是《升官圖》刺透官僚集團心臟的筆力所在。這個喜劇人物在他由盜變官的道路上遇到的第一個威脅是識破假象的知縣太太,但這一關他順利地跨過了——在手槍的威逼和「拆帳分成」的利誘下談成交易,知縣太太甘心認假作真,與他合作。緊接而來的第二個威脅卻是不好對付的:艾局長在耍權術、搞陰謀上並不亞於這位假秘書長,他既已得知底細,便以此相要挾,於是他們之間的經濟和政治交易便形成一場難解難分的持久的拉鋸戰。在這場交易中,假秘書長斟酌得失利弊,做到能伸能屈。先是為了保住官,為了爭取艾局長幫他在財政方面做好應付省長視察的準備,在金錢分贓上做出讓步,滿足了艾的要求;緊接著卻把艾局長的情婦知縣太太與省長拉上了關係,達到既討好上司又報復對頭的一箭雙鵰的目的。但是艾局長在突破「錢」的防線後又向「官」的陣地進軍了,於是經濟分贓轉向政治交易。而假秘書長卻用經濟手腕為政治交易開闢了取勝道路。他用大批金條和其他財務買得了省長的歡心。所以當艾局長一夥發動輿論攻訐、組織人馬示威,以圖擠走他和攥在他手心裡的假知縣時,省長卻來了個「兩面光」的處理:升知縣為道尹,秘書長自然也一道升遷,知縣之缺則有艾局長升補。這場交易之戰打了個平對平。艾局長誇獎假秘書長是「宦場中的能手」;假秘書長稱讚艾局長為「政界的傑出人才」!二人握手言歡,相見恨晚。在這裡,官場中的無恥、骯髒的內幕,正是在人物的合乎性格的具體行動中被活生生地揭露出來,並通過喜劇的「笑」對它進行了無情的鞭撻。

省長這個人物雖然到第二幕第二場才出現,但他在劇中佔有突出的地位。如果說假秘書長的喜劇性出自「假」與「真」的矛盾以及以「假」充「真」的頑強掙扎之中,那麼省長的喜劇性則出自正人君子之「表」與男盜女娼之「裡」、廉潔奉公之「言」與貪贓枉法之「行」的矛盾。他看起來「儀表非凡,嚴肅端正」,既然是在百姓告狀之後來到這個貪汙成風、廉恥掃地的縣城視察,那簡直是以「青天大老爺」的架勢出現在觀眾面前的。但他瘋狂納賄的「高明」手法和財色巨貪的醜惡本質,使他的莊重外表變成了一種諷刺。一出場就鼓吹「為官從政的,應該儉以養廉」,批評他的行轅布置得「太華貴了」。對地方送禮之物,他一律拒收,而是花錢買——以五十八元「買」下了價值五十八萬元的華貴地毯,以二百元「買」了價值幾千萬元的磚石戒指、小汽車和洋房。這情節當然是高度誇張的,但它的內核卻十分真實。「買」的形式「公正」而又「合法」,不管其內容多麼骯髒!作者的諷刺之筆至此力猶未盡,接著奇峰突起,以「金條治病」的情節把對省長喜劇性格的刻畫推向了頂點。因臥室的鎖打不開,省長大人氣得犯了頭痛病,驚得眾人不知所措。通過省長侍從之口傳出了治病的「偏方」:把金條放在火上燻出煙子來,「大人只要一聞那煙子的味道,馬上頭就不痛了!」眾官只得掏出金條為省長大人「治病」了。這情節更是荒誕離奇,但其內核同樣是真實可信的:在那腐敗的官場關係中,「錢」有通神回天的魔力!而且這個喜劇性的戲劇動作在巧立名目這一點上正適合省長喜劇性格的描寫。「金條治病」是全劇最精彩的場面,它不僅入木三分地刻畫出省長的性格,而且把眾官員的形象也有機地納入其中,表現他們各自的心理。在向省長獻「藥」(金條)的過程中,假知縣捨不得破財的拙笨相,假秘書長大本利「釣大魚」的爽快勁,財政局長精明奸刁、討價還價的商人氣,警察局長溜須拍馬的諂媚相,工務局長想以政治告密逃避金錢損失的陰毒勁,教育局長油水小膽子也小的狼狽相以及衛生局長不諳「關係」之學、貿然頂撞的書呆子氣,都得到了生動的表現。而這些情態各異的描寫,又一起把省長的形象更鮮明地烘託了出來。

值得指出的是,劇作者在揭示喜劇性格的內在本質時,不僅抓住了每個人物自身的矛盾,而且寫出了這種矛盾在整個戲劇衝突中的發展和變化,這既符合生活的邏輯,也加強了「笑」的真實性。對假秘書長所面臨的「假」與「真」的矛盾來說,起初「假」在他的自我感覺中是佔主導地位的,所以儘管馬局長已經被他蒙過,認他為知縣的老友,他還是以種種藉口把這位警察局長支開,想趕快逃跑。這時他並不打算假戲真做下去,這是第一步。待到各局長紛紛趕來,他眼看逃脫不成,急得「搔耳抓頭」,於是「心腸一硬」,決定把戲做下去,在雲天霧地的吹炫中他自己也飄飄然開始忘乎其「假」了;真到與知縣太太交易做成,他這才下定了以「假」充「真」的決心。這時他自我感覺中的「假」和「真」差不多是平對平了,這是第二步。他主持了縣衙門的緊急會議,並和老於權謀的艾局長由默契而攤牌,開始更艱巨的交易之戰,「假」的威脅已基本消除,他已經覺得自己是個「真」秘書長了。但即將到來的省長的視察中會有什麼變故,一時還吉兇未卜,「假」的陰影還隱隱罩在他的心頭上,這是第三步。最後,他順利買通了省長,又在省長安排下結束了與艾局長的交易拉鋸戰,準備與假知縣一起升遷高位,這時不論在他的自我感覺中還是在既成的事實上,「假」已完全變成了「真」,「盜」已完全變成了「官」,這是第四步。劇作者就是在這一步步的變化中,在塑造人物和表現主題上不斷往深處下筆。同樣,省長所面臨的「表」與「裡」、「言」與「行」的喜劇性矛盾,也有一個演化的過程。「買」地毯、汽車、洋房、金戒指,儘管貪婪之心已見,但究竟還勉強維持著「表」的「嚴肅端正」和「言」的「講究廉潔」,因此不管怎麼說,有買有賣,總是「合法」的,這是第一個階段。待到大叫「哎呀!哎呀!我的頭要裂開啦!」揭開了「金條治病」之戲,這已經顧不得「表」的「嚴肅端正」,而等這一場戲演完,他的「表」和「言」已經基本上被他的「裡」和「行」摧毀了,但還只是從貪財的角度摧毀的,這是第二個階段。接著,他在假秘書長撮合下霸佔了知縣太太,以最快的速度宣布結婚,作為「提高行政效率」的表率,這就又從貪色的角度展現了他棄「表」就「裡」的過程,這是第三個階段。最後,面對艾局長一夥針對假秘書長、假知縣的鬧事要挾,他「擱得平,放得穩」,以「兩面光」的奸猾政客手腕,平衡了貪官和盜匪的關係,使其利益均沾,皆大歡喜。這是從政治昏聵的角度對他口頭上「廉潔政治」的有力一擊,此為第四個階段。至此,在省長大人的喜劇性矛盾中,從貪財到貪色再到昏庸,其正人君子之「表」完全讓位給了男盜女娼之「裡」,廉潔奉公之「言」徹底毀滅於貪贓枉法之「行」,他也就作為一個赤裸裸的醜類被放在笑聲的鞭笞之下了。

《升官圖》的瑕疵之筆主要表現在對衛生局鍾局長這個人物的描寫上。他不貪汙,不行賄,不會拍馬逢迎。在為省長「治病」一節,只有他拒絕出金條,並敢說「世界上沒有這種怪病!」當原知縣出場時,眾人為私利而屈服於「關係」,應是指真為假,只有他敢於說出真情。作者似乎想諷刺他作為書呆子的迂腐,卻又在具體刻畫中表現了他的正直和清醒。在1946年出版的原本中說他「永遠是一副科學家的面孔」,而在1956年的修訂本中卻又說他「永遠是一副道學家的面孔」,一字之差,相去萬裡,說明作者在把握這個人物性格上的躊躇。躊躇之筆模糊了描寫對象的質的規定性,使這個人物在群醜圖中極不和諧,恰如食物中摻了一粒砂子,使完整統一的喜劇性畫面上出現了疵點。

《升官圖》不僅是作為喜劇家的陳白塵個人的代表作,而且也是我國整個現代喜劇創作的代表作之一。如果說陳白塵把政治諷刺喜劇這個領域的戰鬥性和藝術性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水平,那麼這是以《升官圖》為依據、為標誌的。

這部喜劇有很大的「鬧劇性」,人物描寫是高度誇張、變形和漫畫化的,因此曾被人指責為「胡鬧」「遠離了現實」等等[ 11]。這種指責,撇開那些帶有政治目的的惡意攻擊不談,主要是由於曲解或不懂諷刺喜劇尤其是政治諷刺喜劇的藝術特徵和戰鬥性。基於生活真實的「笑」,給人類帶來否定醜惡事物的愉快,它是諷刺喜劇的生命所在。陳腐的舊世界懼怕諷刺的笑聲,因為這笑聲是為它送葬的。馬克思說過:當一個舊制度處於它最後的垂死階段時,它是歷史的丑角,它演出的是喜劇,歷史正是以喜劇的方式「把陳舊的生活形式送進墳墓」,「這是為了人類能夠愉快地和自己的過去訣別」[12]。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也是幾千年舊中國)的最後一個統治者,到了20世紀40年代,他們的統治已經到了最後崩潰的前夕。這時,他們的官僚政治的全部反動性和腐朽性以及他們作為歷史丑角的「喜劇性」,暴露得最為充分,恰如馬克思所說的德國舊制度那樣,「它是一種按照應當受到蔑視的程度而受到蔑視的存在物」,它的政府機構是「專以維護一切卑鄙行為為生的、而且自己本身也無非是一種以政府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卑鄙事物」[ 12]。《升官圖》正是帶著極大的蔑視,以喜劇的笑聲把腐朽的舊事物送進歷史的墳墓,它的喜劇藝術牢牢紮根在歷史土壤中並和歷史大河的流向相一致的。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作者的諷刺、幽默才能和構思、刻畫的技巧才開出富有生命力的藝術之花。

借兩個強盜的升官夢展開劇情,是一個獨特巧妙的藝術的構思。這是否如有的論者所說,僅僅是為了蒙蔽檢查官的耳目呢?當然不能說當初作者毫無此意。但如果在作品的藝術分析上僅僅這樣來看,那就犯了不識璞中之寶的錯誤。這是否僅僅作為一種富有象徵意味的諷喻,以表示黑暗統治猶如「一枕黃粱」,必將很快完蛋呢?應該說也是有這種作用的。但如果在劇本的評議上僅僅從這裡著眼,那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犯了片面化、簡單化的毛病。問題的關鍵在於,決不能忽視夢境對於戲劇藝術自由發揮的重大作用。這個夢,不是裹在劇情上的外殼,而是使喜劇藝術的各個因素活躍起來、充分盡其職能的「催化劑」。夢,往往是荒誕、離奇、極度誇張的,其中的人和事都變了形,但它又曲折地反映著現實,而這正是《升官圖》所追求的藝術手法。對於做夢來說,於朦朧恍惚、真真假假之中,荒誕、離奇、極度誇張,都是「真實」的、「正常」的。因此,夢境的設計使作者在情節和人物描寫上的高度漫畫化和極度誇張所造成的荒誕、離奇的變形,取得了合理性和真實感。一夜之間,知縣被打傷抬去賣了壯丁,秘書長被打死,兩個強盜取而代之,看起來這情節是夠離奇的了。但這樣的強盜做這樣的夢,是真實可信的,把這樣的情節放在這樣的夢中來理解,它是自然合理的。省長大人害頭痛病,居然要用金條來治,而且「左邊頭痛,一根金條就夠,右邊痛,要兩根;前腦痛,三根;後腦痛,四根;左右前後都痛呢,那就要五根!」在這裡,現實的生活形式被極度誇張和變形了,叫人覺得荒唐。這在現實生活中只能當作寓言、童話來理解,但聯繫這個夢境來看,它也是自然合理的。誠然,這極度的誇張和高度的漫畫化是以反映著生活真實而獲得生命的,但因為有了夢境的渲染和烘託,就巧妙地抹去了藝術欣賞中一種「隔」的感覺,使人覺得合情合理、真上加真。這樣,「夢」不僅為作者開闢了一個大膽想像、放手誇張的廣闊天地,而且為讀者和觀眾架起了一座渡過虛假、荒誕之河達到真實、合理彼岸的審美之橋。「夢」是手段,「醒」是目的。叫人觀「夢」,使他們帶著夢境中自然形成的真實感(任何虛假引起的反感都會窒息人們的真正審美意義上的「笑」),發出認識、批判、鞭撻那些醜惡事物的笑聲;而這種審美享受的結果,是使他們對現實的理解更加清醒。這一點,早已為《升官圖》的社會效果所證明了。

雖然喜劇通過夢境造成了劇情荒誕、離奇和描寫誇張、變形的合理性,但這決不意味著劇作者在情節結構和語言運用上可以有什麼討巧和主觀隨意性。恰如演雜技的小丑,儘管他可以自由地「胡鬧」,但必須具有超過或等同於其他非小丑高手演員的真功夫,他才能做真正的滑稽表演。喜劇一般比悲劇和正劇更注重情節結構的單純和簡練。《升官圖》的情節結構顯然是經過藝術上的精心梳理和洗滌的,給人以乾淨、通暢、明快之感。序幕在一個「有呼號,有慘叫,有怒吼,有呻吟」的「悽風苦雨之夜」拉開,在看門老頭兒「這是什麼天!什麼世道!」的詛咒和「快點天亮吧!」的企望中,引出了兩個闖入者(強盜)的升官之夢——整整三幕夢中之戲;尾聲又回到夢外世界,強盜被擒,將被審判,以老頭兒撣掃著灰塵說出的「雞叫了,天快亮了!」這句富有象徵意義的話作結。前呼後應,順理成章;夢與非夢,相映成趣。在三幕升官夢的戲中,每個人物都掉進了喜劇的「陷阱」,都有自己的喜劇性矛盾和心理動作線,互相之間你糾我纏,形成錯綜複雜的關係。但作者通過誇張、變形的處理,把這種關係集中在「錢」「官」二字上,層層解剖了這一群貪官汙吏狼爭狗奪的矛盾。劇情簡潔,結構精巧,而在簡潔之中又寫出豐富的變化,以收到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效果。在整個喜劇衝突發展的過程中,人物所面臨的「危機」一個剛去一個又來,觀眾心理上的「懸念」一個剛解一個又結。知縣太太認出知縣是假的,「危機」頓起,「懸念」一系,但她和假秘書長的交易談成,「危機」去,「懸念」解,劇情由「張」到「馳」。艾局長發現秘密,又是一「張」,等到他和假秘書長開始談判,又為之一「馳」……就在這峰迴路轉、「張」「馳」有致的劇情發展中,引出一連串的笑聲,人物活起來了,主題被具體地揭示出來了。在結構的內部聯繫上,作者特別注意情節穿插的靈巧。如被賣了壯丁的原知縣這個人物的出場,選擇什麼時機是非常重要的。稍早稍遲都會使劇情失去合理性。如果在他的太太和假秘書長、省長的新關係還未得到充分表現之前他就出場,那麼眾人指真為假的場面便不可信;如果在假秘書長和艾局長等人的矛盾已經完全解決、「錢」和「官」的分贓已經完全結束之後他再出場,那麼就失去了推動劇情發展的任何力量。作者選擇時機的巧妙,使這個人物的出場既真實可信又力量千斤,是劇中精彩的一筆。同時,情節穿插的靈巧,又使得戲中有戲,矛盾衝突曲折多變。假秘書長和財政局艾局長的分贓談判,不是被孤立地、單線條地描寫出來,而是被放在迎接省長視察的緊張忙亂的氣氛中層層渲染出來的。縣衙的金庫裡帳目不敷,虧空幾千萬萬。假秘書長請求艾局長幫忙解決這個問題,以應付省長的視察,後者以此相挾制,於是形成談判拉鋸戰中一層層攻、守、爭、讓的波瀾。而這些波瀾又不是一筆寫完的,而是穿插在整個迎省長的準備工作中,時起時伏、時隱時現地勾畫出來的,如:

警察一  剛才探馬來報:省長大人的車子離此地只有五十裡路了!(下)

馬局長  哦!

假秘書長  五十裡!——快!快!快!各位局長!沒辦完的事,馬上去辦——艾局長,(低聲)好了,這個數(豎四個指頭)。

艾局長  不著急!不著急!

在這裡,明線是迎省長大駕,暗線是分贓談判。假秘書長已讓步到「四成」,艾局長顯然仍不答應,「不著急」三個字又冷又硬。直到探馬報到省長車子離城三十裡,事情到了千鈞一髮之際,假秘書長忍痛答應艾局長「五成」的要求,交易才算談成。這樣寫不僅豐富了劇情,加強了喜劇效果,而且也突出了人物性格。從這些地方都可看出結構布局的匠心。《結婚進行曲》可以刪去第五幕、加個尾巴進行演出,這說明它除了喜劇風格上不夠統一之外,結構上也欠精密。而《升官圖》恐怕是連一個場面也動不得的,它是一個結構嚴謹、風格統一的藝術品,每一部分都是有生命的血肉。

《升官圖》的語言是具有強烈諷刺和幽默色彩的喜劇語言,作者不僅發揚了他以前喜劇作品中語言的精煉、對稱、富有節奏感和動作性等特點,而且適應此劇內容的要求,特別是適應人物描寫的漫畫化和性格化相統一的要求,在語言的錘鍊上下了更深的功夫。正如漫畫要求線條簡潔、筆法誇張一樣,《升官圖》的語言是簡潔而誇張的。尤其可貴的是,作者總是把這種喜劇味甚濃的語言與表現人物性格、推動劇情發展、深刻揭示主題緊緊聯繫在一起,使語言的運用達到了一種外觀的「簡」與內涵的「豐」相統一的境界,這正適應了整個劇情的外「簡」內「豐」的要求。在縣衙門的緊急會議上,知縣太太對各局局長說:「一朝天子一朝臣,知縣大人一完蛋,諸位局長還不是樹倒猢猻散?——哦哦,我不會說話——我是說兔死狐悲!——哦,還是不對!我的意思是說:大家也就完了!」首先,這語言活現出知縣太太的市儈心理——正是處於這種心理,她才認「權」不認人,甘心認假作真,依附盜匪;其次,這語言也很符合她粗俗無知而又故作高雅的醜態——想出口成章而又用詞不當,顯得捉襟見肘、狼狽不堪;再次,所謂用詞「不當」是就劇中規定情景而言,而作者卻在「不當」之中自有其恰當的用意——寄託著對官僚政治下貪官汙吏之間醜惡的利害關係的暴露和諷刺;最後,這語言也發揮著推動劇情發展的效用——下面財政局長與假秘書長的分贓交易正是基於這裡解釋的「關係」。這樣的語言,話中有「戲」,一語多用,收到了強烈的喜劇效果。這樣的特點,在假秘書長的語言中更為突出。當他向各局局長信口開河地吹噓自己冒險「救」知縣的情景時,那語言既生動地表現著他那機靈、奸猾的性格,又不露痕跡地順帶著點出各個局長貪贓枉法、營私舞弊的行徑,這就為推進後來的喜劇衝突鋪設了道路。劇終,剛撈到知縣烏紗帽的原財政局長向省長和新任道尹(假知縣)致的「歡送詞」,那些肉麻的歌功頌德之言帶有很大的誇張性,不僅入木三分地刻畫出此人善搞權術、會說假話的兩面派嘴臉以及他新官上任、躊躇滿志的心理,而且還很好地體現了作者以反語諷刺官僚政治的意圖。「你們是老百姓的偉大救星!」「自從省長,知縣蒞任以來,我們老百姓好像生活在天堂裡一般……」這樣的反語在一定條件下(觀眾已經熟悉了內情、環境等)所具有的諷刺力量比正話要強大得多,而且對加強喜劇性起著重大作用。

在《升官圖》中,對於誤會、巧合、重複、對比等等這些出「笑」的一般藝術手法,作者在運用它們是力戒落套與平庸,注重從生活出發,從人物出發——想像、誇張的風箏不管飛得多高、多遠,但他牢把著那根通向現實大地的線!兩人面貌相肖是可能的,但強盜乙長得恰與知縣極像,而且乘群眾暴動毆傷知縣之機換上他的衣帽取而代之,這是巧合;警察局長誤認強盜乙為縣太爺,誤信強盜甲為縣太爺的朋友,這是誤會。然而第一,這是夢中之事,誰也不去追究夢的「邏輯性」;第二,作者只是利用這個誤會和巧合引起「戲」而不是靠它們去推動「戲」和解決衝突——知縣太太、財政局長很快就知道底細了,喜劇衝突不是靠誤會、巧合而是靠真實的官場交易來推動和解決的;第三,這誤會和巧合的偶然性正是當時腐敗的官僚政治下官盜相通、官盜一家的現實必然性的反映,它們與一系列喜劇衝突的聯繫是有現實基礎的;第四,這巧合和誤會還為表現作品的主題服務;那些道貌岸然的「官」不過是徒有其表而已!真知縣、假知縣,究其本質也沒有什麼大不同。這些都說明作者對誤會、巧合契機的選擇和運用是現實主義的,他與那些只靠虛偽人為的誤會、巧合製造笑料、杜撰劇情的平庸的喜劇作者,是根本不同的。同一情景的重複和事物差別的對比也會引人發笑,造成喜劇效果,作者對這些手法的運用,很注意它們與全劇藝術整體的有機聯繫,並使其有變化,有發展,而不故意耍弄零碎、無意義的噱頭。獻金條為省長「治病」的情景,由眾官接連重複演出,每一次因人而異,各有特點,而在下一幕戲的封官交易中,當假秘書長要求省長的侍從幫忙時,又來了一次重複:

侍從  可是我們省長大人的頭又要痛了!

假秘書長  那麼是前腦?是後腦?

這一次和前面的幾次重複相呼應、相映照,引起更強烈的笑聲,而且對表現人物和主題,具有一種獨特的「喜」的美感作用。盜甲和盜乙,一個精明,一個愚魯;一個指揮一切,一個充當傀儡。在剛剛被人誤認為縣官時,甲令乙:「別裝了,快走!」乙卻戀戀不捨地:「怎麼?就走了?」甲清醒地注意著事態變化,焦急地謀劃著應對之策;乙卻因被知縣太太誤當丈夫而「受寵若驚,目瞪口呆」,「如墮五裡霧中,飄飄欲仙」。這對比很逗人笑,而且「笑」中有戲,「笑」不離題。在《升官圖》中,不論是重複還是對比,都是被作為刻畫人物、烘託主題的藝術手段,而不是用以追求那種無「戲」而又離題的平庸的「可笑性」。

總之,《升官圖》從藝術構思到情節結構,從語言的提煉到各種喜劇手法的運用,都是富有獨創性的。

陳白塵話劇創作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他的喜劇創作成就更加突出。他富有幽默和諷刺才能,他會「笑」,他善於把精彩的「笑」獻給人民,使他們在埋葬舊社會、開闢新世界的鬥爭中得到愉快和力量。陳白塵喜劇創作的獨創性,形成了他的作品的一系列藝術特色。

第一個特色:他的「笑」敢於直面重大社會問題,具有鮮明的傾向性和強烈的鬥爭性,表現出一種潑辣、犀利、火熱,揮灑縱橫、汪洋恣肆的風格。這種風格在他早期的喜劇(如《徵婚》《恭喜發財》)中已經露出苗頭,而隨著創作的漸趨成熟,表現得越來越鮮明。「五四」以來,丁西林、李健吾、楊絳這一類喜劇作家,對我國現代喜劇的建立和發展是做出了可貴貢獻的。他們的「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程度地觸及了社會人生問題。但他們一般不直接去碰那些政治性較強的重大社會鬥爭,即使碰到了一點,他們的「笑」也多以機智、俏皮的幽默取勝,顯露出一種溫和、淡遠、含蓄的風格。他們在從中外傳統喜劇吸收營養時,更多的是學習借鑑了西方幽默喜劇、抒情喜劇以及所謂風俗喜劇、機智喜劇的藝術風格。而陳白塵的藝術風格與此迥然不同。他雖然也有「溫」而「甘」的幽默的「笑」(如《秋收》),但總的來說,他的笑是火辣辣的,灼人的,甚至可以說是「狠毒」的,如同利刃一般具有一種「殺傷」的威力。這一藝術特色,在他對漢奸賣國賊(《魔窟》),抗戰浪潮中的社會渣滓(《亂世男女》),反動腐朽的官僚政治(《等因奉此》《升官圖》)以及堵塞青年生路的黑暗勢力(《未婚夫妻》《結婚進行曲》)所進行的無情暴露和諷刺中,得到了充分地表現。舊社會反動政治下的「官」,是陳白塵諷刺的主要對象。《新官上任》(《魔窟》的別名)、《升官圖》、電影《天官賜福》等,從標題上就透出批「官」的主旨;《等因奉此》《結婚進行曲》、電影《烏鴉與麻雀》也都是刺「官」之作。在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中,作者敢於直接去觸動那些關係國家民族命運的重大問題。從《魔窟》到《升官圖》都可以看出這種傾向。《結婚進行曲》雖然題材有所不同,幽默的成分多了一些,政治諷刺不如上述兩劇強烈,但仍不失其潑辣、犀利的藝術風格中所透出的鮮明政治傾向。這種風格的形成與作者的生活經歷和創作道路有著密切的關係。陳白塵是一個有著濃厚的詼諧、幽默氣質的人。他早在二十年代就參加革命的社會政治活動,三十年代投身到「左聯」的大旗之下後,更逐漸自覺地使自己的藝術活動和黨所領導的階級鬥爭、民族鬥爭聯繫起來。嚴酷的鬥爭現實使他把輕柔、溫和的幽默的笑容放在第二位,而將如火似劍、鎮妖伏魔的諷刺的「笑」作為一種戰鬥的武器獻給了埋葬舊社會的神聖的革命鬥爭。他在向中外古典喜劇學習時,除了借鑑法國(如莫裡哀)尤其是俄國(如果戈裡)諷刺喜劇的藝術經驗之外,更多的是繼承了中國傳統戲曲的諷刺藝術。這就引出了他的喜劇藝術的——

第二個特色:比較鮮明的民族風格。陳白塵的喜劇是把「笑」建立在民族心理基礎上的。「任何一個民族的藝術都是由它的心理所決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況所決定的,而它的境況歸根到底是由它的生產力狀況和他的生產關系所制約著的」[13]。陳白塵在作品中所反映的喜劇性矛盾直接來自中國社會現實。他在揭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統治者與人民的矛盾時,總是能寫出前者的封建性與買辦性的統一,殘酷性與欺騙性的結合,以及宗法思想與市儈主義的混雜,寫出後者特殊的反抗心理與鬥爭方式。基於這樣的矛盾衝突而產生的「笑」,是深為中國觀眾所理解和接受的,此其一;在他對這些喜劇性矛盾衝突進行誇張、變形、漫畫化的描寫時,更多地吸收了我國傳統戲曲中的諷刺手法,使之符合我國人民的欣賞習慣,此其二;他的喜劇語言是民族化的,此其三。陳白塵說過:「自己的習作之一——《升官圖》,它的題材雖然發生在四川的一個偏遠的小縣城裡,但我覺得和舊俄羅斯邊疆小鎮上所發生的未免太相似了!而更重要的是《升官圖》在風格上也受了《巡按》的不可抗拒的影響,這一點是我所不能忘懷的。」[14]舊中國和舊俄羅斯社會的某些共同之處,使得文學上的借鑑更顯得自然、貼切,《升官圖》中確實可聞《欽差大臣》的某些味道。但是,《升官圖》從思想到藝術畢竟是道地的中國化的。以諷刺手法而言,它那漫畫化的誇張描寫,多採取好似在人物鼻梁上畫一「豆腐塊塊」的筆法,這種帶有很大「寫意性」的變形方式是與中國古典小說、戲曲的諷刺美學的傳統聯繫著的。在果戈理的《欽差大臣》中有一個場面寫騙子赫列斯達可夫向那個市的各個貪官索錢,雖然在人物性格的描寫上有很大的誇張性,但對事件的描寫總還是維持著外觀形狀的生活原貌的。但在《升官圖》中,省長大人向縣衙門各個貪官索錢那一場精彩的戲,卻是以「金條治病」這樣荒誕不經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這連外觀形狀的生活原貌也捨棄了,完全是「寫意性」的誇張。這種手法在我國古典戲曲中是常用的。元雜劇《看錢奴》中,吝嗇的財主賈仁想吃燒鴨又捨不得錢,便藉口買鴨「著實地撾了一把,恰好五個指頭撾的全全的」。回到家,吃一碗飯咂一個指頭,四碗飯咂了四個指頭。剩下一個指頭還沒咂,因為打瞌睡被狗舔了,氣出一場病來。臨死時囑咐兒子不要花錢買棺材,就用破馬槽發送他。兒子說:「你偌大一個身子,裝不下。」他說:「要我這身子短可也容易,拿斧子來攔腰剁做兩段」,並特別交代不能用自家的斧子,要借別人斧子來剁——「我的骨頭硬,若使我家斧子剁卷了刃,又得幾文錢鋼」[15]。這一連串喜劇性細節,其誇張完全是「寫意性」的,若不審其妙,便會責之荒唐。這種手法只求寫人之「神」,狀人之「氣」,不求「形」之畢肖。陳白塵正是繼承和發揚了這種富有民族傳統性的手法。至於語言風格上的民族化,它首先必須以表現來自民族生活土壤的現實內容(矛盾衝突、人物性格、思想觀念等)為基礎,同時在表現形式上(語句結構、詞彙選擇、節奏感等)也應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升官圖》的語言是按民族化的要求錘鍊過的,試舉例假秘書長吹噓自己「救」知縣的一段話為例:

可巧兄弟自幼兒練過十八般武藝,刀槍劍戟無所不能,憑他們這批烏合之眾,哪還放在眼裡?兄弟只奪過一根棍棒;一邊保護著大人,一隻手就殺出重圍!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只打得他們落花流水,東逃西散!可是兄弟正打得起勁,一回頭,我們大人又被他們包圍起來了!這一下,兄弟動了火,掏出傢伙,乒,乒,乒,對天就是三槍!

這語言不僅完全符合一個「閱歷得多」「坐過兩年衙門」的精明流氓的性格,而且在遣詞造句和語言的色彩上,顯然吸收了中國古典小說、戲曲、評書中某些「說白」的手法,讀起來朗朗上口,聽起來節奏分明。《升官圖》演出時,它的民族風格又從導演、舞臺布景和音樂伴奏等各個方面得到了進一步的、更明朗化的表現,收到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得到了廣大觀眾的普遍好評。

第三個特色:大膽的想像與奇妙的構想。這一點是陳白塵喜劇的一貫風格,而在《升官圖》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諷刺喜劇一般是曲折、變形地反映現實,乍看荒誕不經,細看合情合理。所謂誇張、漫畫化,就是這曲折和變形在藝術上的表現。陳白塵在他的諷刺喜劇中,不論是對人物和事件的描寫,還是對誤會、巧合、重複、對比的設計,都表現出想像的大膽與構思的奇妙。他總是把所要表現的對象進行濃縮和放大的藝術處理,並使其變形而不失其「真」,離奇而不失其「信」。《魔窟》把一群漢奸放在狗吠聲的襯託下描寫,特別是寫到群醜爭官一場,穿插著狗搶人骨打架狂吠之聲,雖然不無「露」、「淺」之嫌,但卻以大膽的想像加強了諷刺的辣味。《等因奉此》把國民黨官僚行政機關的腐敗作風濃縮在某個小科室的特定情景中,加以藝術放大,使其醜態畢露。圍繞著那一塊「禁止小便」的牌子問題所發生的誤會、巧合和徒勞的爭執、忙亂,其諷刺意義已遠遠超出了這事件本身。《升官圖》更是把整個國民黨官僚政治的骯髒內幕濃縮在一個小縣城的衙門裡發生的事件中,加以藝術放大,活現了它反動腐朽的本質。特別是那個「升官夢」的構思,為打開想像和誇張的大門提供了一把鑰匙。夢對現實的反映帶有很大的曲折和變形性。陳白塵善寫夢,這是他馳騁藝術想像和進行藝術誇張的一種手段。早在他的短篇小說《微笑》(1927年)、中篇小說《罪惡的花》(1929年)、三場短劇《兩個孩子》(1934年)以及兒童劇《一個孩子的夢》(1937年)等作品中就多次出現過夢境的描寫,至《升官圖》,可謂集「夢」之大成了——而三十五年以後,他在話劇和電影《阿Q正傳》中寫的那一個「農民造反夢」,也是劇中最精彩的一場。對人物形象漫畫化的變形描寫,在《魔窟》中還顯得「漫」而不深,這主要是由於作者對生活的觀察和感受還不深,同時也與藝術想像的翅膀沒有充分展開有關。《亂世男女》的想像大膽了一些,以人物性格中「美言」和「醜行」的鮮明對照顯出漫畫化的深度,但仍有些拘謹。至《升官圖》的創作,從劇情的層層推進到人物性格的刻畫,充分發揮了虛構和想像的功能,使喜劇衝突的渲染達到了揮灑縱橫、汪洋恣肆的境界,人物形象的變形描寫,也達到了極度的誇張和奇特的漫畫化。前述第一個特色,即潑辣、犀利、火熱……的風格與這裡所講的想像和構思是緊密相關的。因此,應該說陳白塵喜劇藝術的各個特色是相互聯繫著而構成一個整體的。

注釋:

[1]陳白塵:《歲寒集·後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266頁。

[2]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049頁。

[3]陳白塵:《序<升官圖>的演出》,1946年2月28日重慶《新民報》晚刊。

[4]陳白塵:《記<華西晚班>的副刊》,《人民日報》《戰地》增刊1980年第12期。

[5] 陳白塵:《歲寒圖·後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266頁。此劇於1946年3月1日首次公演。

[6]藍馬:《胡風集團是怎樣污衊<升官圖>的》,《戲劇報》1955年第8期。

[7]馮牧:《關於<升官圖>》,1946年10月17日《解放日報》。

[8]馮雪峰:《論典型的創造》(1940年),見《過來的時代》一書,香港新知書店1946年滬初版,第93頁。

[9]陳白塵:《歲暮懷朱凡─<歲寒圖>代序》,《華西晚報》1944年12月3日《每周文藝》。

[10]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什麼是「諷刺」?》,《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11]此劇演出時,一些反動報紙攻擊它「胡鬧」;還有的刊物則批評它「遠離了現實」等。

[12]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科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頁。

[13]普羅漢諾夫:《沒有地址的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53頁。

[14]陳白塵:《<巡按>在中國─紀念果戈裡逝世一百周年》,1952年3月4日《人民日報》。這裡提到的《巡按》,又譯為《欽差大臣》。

[15]據(明)臧晉叔編《元曲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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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家大劇院經典藝術講堂:漫談古希臘喜劇——《鳥》和它的「主人」阿里斯託芬
    在早期喜劇產生於雅典的民主時代,豐富的政治生活提供作家豐富的創作題材,因而早期喜劇多半是政治喜劇,對社會、文化、政治都採取批判和諷刺的態度,有些被抨擊的對象是當時的著名人物乃至當權的領袖。它充滿滑稽、詼諧以及粗俗的語言和動作並在現實的基礎上表現誇大和幻想的東西。它的合唱部分有時與劇情無關,演員可以直接向觀眾講話,和他們開玩笑,或者代表作者發表意見。所有這些情況,都可以在阿里斯託芬的喜劇裡看到。
  • 宮鬥新姿勢 《熹妃傳》升官指南
    平日裡,升官秘籍、宮鬥套路什麼的都沒少看吧?而在不進則退的後宮路上,這些指南秘籍也要時常更新才能跟上節奏,今日就來解鎖學習一下那些《熹妃傳》中已經或還未到來的宮鬥新姿勢吧!小主們是否還記得,初至宮中被葉秀一行人刁難之時,幸虧得了怡親王的指點才脫離窘境,這學會的第一個升官秘訣便是來到選秀臺積攢人脈,盡心培養手下實力。
  • 喜劇電影《變相圖》將於2021年全國上映
    近日,由杭州中納視界、深圳拍社影業等聯合出品的現代勵誌喜劇院線電影《變相圖》已完成取景拍攝。據中納視界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CEO許慧介紹,《變相圖》由土羅羅劇本網首席評委孫莉擔任編劇,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的新晉導演江國霖擔任導演,中納視界製片人丘偉斌擔任製片人,香港攝影指導潘恒生擔任藝術、攝影總顧問。該片擬定主演:範明、任素汐、金晨、元華(香港)。
  • 《歡樂喜劇人》四位冠軍的現狀,圖二大紅大紫,圖四早已無人知曉
    《歡樂喜劇人》四位冠軍的現狀、圖二大紅大紫,圖四早已無人知曉 因為現代人的生活大多數都非常繁重,所以更需要喜劇調劑自己的生活,很多人都養成了看喜劇的習慣,喜劇在市場上也更加獲得人們的歡迎,《歡樂喜劇人》這檔綜藝節目因此應運而生,這檔綜藝節目已經播出了4季,下面就來帶大家盤點一下4位冠軍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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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牛坐等升官…天蠍轉換...
    (圖/翻攝YouTube/命運好好玩 官方頻道) 天蠍座在2020年上半年工作其實出現了很多起伏,想要尋求轉變卻礙於大環境不佳,轉為保守,或是心裡會覺得煩躁,但是在入秋之後,隨著工作的機運出現,很多事情便能順利地水到渠成。特別是想要創業、或是在工作中尋求轉變的人,都會有很好的機會上門,運氣也會有所變化。
  • 《人間喜劇》的藝術特色-考研筆記34
    《人間喜劇》的藝術特色-考研筆記34學生李清文 編輯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是考試重點,考核方向有藝術成就、結構、思想意義,有簡答題也有名詞解釋。簡答題:《人間喜劇》的藝術成就是什麼?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描繪了十九世紀上半葉整個法國社會的生活圖景和編年史,他研究了前人和同時代作家創作經驗,對小說藝術進行了大膽的探索,他通過描寫人們在金錢支配下的種種活動,揭示出資產階級日益得勢和貴族階級日益衰退的歷史趨勢,把小說提到歷史哲學的水平。第二,運用典型化原則塑造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