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自由撰稿人黃雪琴對性侵案進行調查時，她常常和面前受害者說的第一句話是：「分享你的故事是一回事，對施害者公開做出指控是另一回事。」
中國的 #MeToo 運動推進了黃雪琴對中國頂尖大學中發生的性暴力案件。黃雪琴分享說，在調查性暴力案件中，記者與受訪者之間互相了解的過程至關重要。
「首先我會把我自己的經歷與她們分享，並解釋接下來我要如何進行調查，為什麼我想要和她們的朋友或同事交談。」黃雪琴在全球深度報導網主辦的關於調查性暴力的網絡研討會（回看地址：https://youtu.be/3YKAIZci6h0）上分享說：「我也會將潛在的風險告訴她們，為報導發布後可能發生的事情做好準備。」
在黃雪琴看來，報導性暴力案件時，記者要與事件受害者（或者說倖存者）之間建立一種特殊的關係。對於記者來說，雙方的關係需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但同時也要保持必要的客觀性，以獲得經核實的說法和證據，確保報導的真實性。
曾報導過多起性暴力案件的她表示，採訪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對受害者的指責和羞辱」——她從不問受害者為什麼不報警。相反，她會問是什麼阻礙了她們向當局求助。
黃雪琴強調，記者的公信力至關重要，「要儘可能多地採訪人：（當事人的）同事、家人，有可能的話，連被指控的人也要採訪。你的報導不應該是一面之詞……有很多細緻的工作要做，例如收集證據：照片、音頻、閉路電視影像，到事件發生的現場去看看等」，這些步驟都很重要。
她會和受訪者說：「我相信你，但當這一切被公開的時候，你還需要說服其他人也相信你。」
全球深度報導網主辦的關於調查性暴力的網絡研討會海報
法國著名的調查媒體之一 Mediapart 中專門負責性別議題的編輯、法國調查記者 Lénaïg Bredoux 則表示，記者需要思考什麼樣的證據可以支持性暴力調查，而避免把這個話題寫得太難讀。
「直到今天有些記者還在說，對性暴力的調查是不可能的，因為找不到證據，」Bredoux指出，「這種想法是錯的。確實，你沒有（Word）文檔或 Excel 電子表格來作為『證據』，但你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文件：簡訊、電子郵件、WhatsApp 和 Instagram 信息。你有時還可以得到語音信息、日記、圖片來證明當事人們在案件發生前已經認識。」
當數字證據被刪除時，（Bredoux 說，過往許多性暴力案件中都會發生類似情況）記者可以通過接觸倖存者圈子裡的人來對事實進行再次還原。
「很多時候，受害者們已經把發生過的事情對某人說過：伴侶、家人、朋友、同事等等。」Bredoux 說：「即使看起來沒有人知道，受害者從未（將自己收到虐待的事）告訴過別人的情況也是非常少的。你可以找到受害者可能談及此事的對象，從這個方向找到相關的信息與線索。」
Bredoux 發表的報導當中包括對法國國民議會副議長丹尼斯·鮑平（Denis Baupin）的性騷擾調查，以及對法國電影導演呂克·貝松（Luc Besson）的性暴力調查。她說，找到多名受害者是很重要的，「當你有多於一位的受害者時，就會使故事變得可信，並最終形成一種可以再次使用的報導模式。」
她說，記者往往沒有對於自己的懷疑或看到的事情徵求男性證人的意見。「問題的關鍵不僅在於相關的女性應該說出來。她們自己會說話——只是我們聽得不夠。但這整件事也關乎男性：他們可以打破沉默，提供幫助。有時作為記者，我們不會想到去問他們。但根據我的經驗，他們往往可以成為很好的證人。」
她補充說，目擊者正在「把一些非常特殊的東西交到你的手上，其中包括了他們的生活、經歷以及曾遭受過的痛苦。」。她說，但即便如此，記者可以對受害者表示同情，但保持一定的距離也很重要，「你必須檢查每一個細節。你必須懷疑，你必須收集證據，這就是我們記者的工作。」
圖: Mélodie Descoubes/Unsplash
Ashwaq Masoodi 也是一名自由撰稿人，經常報導發生在印度的性暴力案件。她認為，記者在報導中選擇的語言和措辭是至關重要的。
「性侵與性無關，它只與權力有關。」她在網絡研討會上說：「你不能使用非自願性行為這個詞。」相反，記者應該「詢問倖存者要如何選擇描述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她們應該自己決定自己被如何描述，而不是由記者代為做出決定。」
一些性暴力的受害者——統計數字顯示，在絕大多數被公開報導的案件中，這些人都是女性——更喜歡使用「倖存者（survivor）」一詞，而非「受害者（victim）」。但根據個人的不同，人們也可能會傾向選擇不同的術語來解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Masoodi 在工作中還採訪過曾經實施過性暴力行為的男性。她稱，印度媒體對性暴力主題的報導傳統上都是以城市為中心的，而且抱有強烈偏見，「（人們）沉迷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強姦觀念，沉迷於認為危險的是陌生人。然而統計數據顯示，99%的案件都是熟人作案。」
Masoodi 提到，在2012年德裡學生 Jyoti Singh 被輪姦後，印度就性侵犯罪頒布了一項極其進步的法律，但總體而言，這個國家仍然是一個危險的地方——每15分鐘就有一名婦女被強姦。她還補充說，印度針對女性的性暴力「涉及階級等級、種姓等級和榮譽。」
網絡研討會中涉及的最後一點，是關於在報導發表前後與受害者（倖存者）的持續接觸。對黃雪琴來說，獲得受訪者的同意（the question of consent）直到發表前的最後一刻都非常重要。
「她們想要多長時間考慮，我就給她們多少時間。」她說。「我把文章寫完後，按在手上不發表。等幾個星期再問受訪者：你準備好了嗎？這樣做正確嗎？我是否完全理解了你的意思？我做得對嗎？」
對 Bredoux 來說，記者對採訪對象的責任並不會隨著報導的完成而結束。「故事發表後，你必須跟進（她們的近況），」她說：「我們必須小心翼翼，因為到處都有能夠再次引起倖存者恐懼的事物：在政治上、在學校裡、在大學裡。她們害怕是有道理的，性暴力是一個關乎支配和權力的問題，你必須將這一點銘記在心，並小心對待。」
Laura Dixon 目前是全球深度報導網助理編輯，她也是一位自由撰稿人，曾在哥倫比亞、美國和墨西哥進行報導，她的作品曾發表於《泰晤士報》、《華盛頓郵報》和《大西洋》等媒體。她也曾獲得 IWMF 和普利茲中心的報導研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