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8日，中央民族大學「邊疆與民族考古工作坊」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鵬老師進行了第八期活動：「歐亞草原考古與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講座於晚19:00在中央民族大學文華樓1304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常懷穎老師、黃益飛老師及中央民族大學考古文博系師生參與了討論與交流。
王鵬老師講座的內容分為歐亞草原考古發展史及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兩部分。對歐亞草原考古史的回顧為具體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大的背景。王老師首先介紹了歐亞草原的範圍和位置，指出廣義的歐亞草原西到東歐平原，東到大興安嶺，地理範圍廣闊，在討論具體的文化現象時，應儘量避免使用「中亞」、「歐亞草原」、「歐亞大陸」這樣寬泛的概念，代之以具體的地理空間。或者在必要時，對「歐亞草原」和「中亞」進行嚴格的定義。之後王老師對歐亞草原考古的興起、發展及研究現狀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
1歐亞草原考古發展史
中國學者對歐亞草原考古的了解始自С. В.吉謝列夫，他於1950年和1959年先後兩次訪華，應邀講學。其中題為《蘇聯境內青銅文化與中國商文化的關係》的演講影響巨大，經翻譯整理後發表。1960年至20世紀70年代末期，受政治影響，中蘇考古學界的交往中斷。1978年以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編的《考古學參考資料》中介紹了大量蘇聯考古的內容。1981年，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圖書資料室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便翻譯完成的С. В.吉謝列夫所著《南西伯利亞古代史》，迄今為止這本書仍是中國學者了解歐亞草原考古的重要參考書之一。1986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也包含了涉及蘇聯考古學的詞條數十條。但當時中國對蘇聯考古的認識僅限於上述內容。
С. В.吉謝列夫(1905—1962 )
在《南西伯利亞古代史》中，С. В.吉謝列夫建立了南西伯利亞米奴辛斯克盆地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其中，阿凡納謝沃文化——安德羅諾沃文化——卡拉蘇克文化——塔加爾文化這一序列，至今仍是確認南西伯利亞乃至西伯利亞地區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考古學文化性質和年代的一把標尺。然而，鮮為人知的是，С. В.吉謝列夫的這一成就是建立在С. А. 捷普婁霍夫工作基礎之上的。
С. А.捷普婁霍夫通過研究博物館館藏文物、進行考古調查、發掘，在很短的時間內初步地、但是非常準確地建立了米奴辛斯克盆地史前考古學文化的分類系統和發展序列，這一研究開啟了西伯利亞考古學新的時代。他所建立的文化序列的局限性在於只是單線條的進化，沒有討論各個文化之間的更加複雜的關係，而且沒有區分出奧庫涅夫文化，而是將其混在安德羅諾沃文化當中。
С. А. 捷普婁霍夫 (1888-1934)
從1930年代開始，蘇聯國內的政治氣氛變得緊張。西伯利亞的考古工作主要是由中央（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研究機構進行。其中比較重要的是С. В.吉謝列夫和А. П.奧克拉德尼科夫在南西伯利亞和東西伯利亞（貝加爾湖）的工作。
蘇聯衛國戰爭結束後，考古學家陸續恢復工作，С. И.魯登科在阿爾泰地區恢復對巴澤雷克墓葬的發掘，М. П.格裡亞茲諾夫初步建立了鄂畢河上遊從青銅時代到中世紀的文化序列，西伯利亞的一些地方性研究機構也恢復了學術活動。
С. И. 魯登科( 1885-1969 )
60年代初期在新西伯利亞市南郊的森林中建成了舉世聞名的科學城，1966年成立了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歷史語言與哲學研究所。該所編寫了5卷本的《西伯利亞史》，其中第1卷《古西伯利亞》主要利用考古學材料概述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舊石器時代到早期鐵器時代的歷史，是1960年代中期以前西伯利亞和遠東考古學的最高成就。
1973年，西伯利亞分院考古與民族學研究所組建了北亞探險隊，其西西伯利亞分隊在В. И.莫羅金院士的領導下至今仍在西西伯利亞地區工作。В. И.莫羅金出版了《鄂畢-額爾齊斯河流域森林-草原地帶的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首次建立了鄂畢河上遊以及巴拉巴拉草原新石器及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發展序列。
В. И. 莫羅金
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南西伯利亞青銅時代及早期鐵器時代考古學的發展十分迅速，除新工作以外，之前的考古發掘中獲得的重要材料也得到整理和出版。所有這些，都大大地促進了南西伯利亞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的考古學研究，一些重要的考古學問題得到解決，同時也提出了新的、更多的考古學問題。
王老師指出，熟悉掌握該地區文化發展序列是認識考古學文化的重要基礎。隨後，王老師提供了近年經過再次斷定的南西伯利亞地區四個考古學文化的大體的年代範圍：
阿凡納謝沃文化（3200-2500 BC）
奧庫涅夫文化（2500-1800 BC）
安德羅諾沃文化/費得羅沃文化（1800-1400 BC）
卡拉蘇克文化（1400-800 BC）
2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
隨後，關於早期東西文化交流的問題，王老師從新疆地區和殷墟的發現出發，選取了較為明確的幾個問題進行討論。
首先，王老師將視野置於新疆地區。目前新疆地區已發現明確的阿凡納謝沃文化遺存，如新疆阿依託汗一號墓地。新疆阿凡納謝沃文化的來源有可能是東歐平原的豎穴墓文化，一群人向東遷徙，經阿爾泰地區到達米努辛斯克盆地，這一看法已得到器物、葬俗、人種學DNA鑑定等方面的驗證。而阿依託汗一號墓地即位於東遷途中的阿爾泰地區。
有關切木爾切克文化，王老師指出，這一文化由瓦列諾夫首先提出，他將整個阿爾泰地區、包括蒙古西部和哈薩克東部同時期一些不太確定屬性的文化都稱作切木爾切克文化。其共同特徵即具有石制容器、石人（僅新疆地區有所發現，不見於蒙古和哈薩克地區）等，其它方面差別較大。因此王老師認為僅能將其認定為是青銅時期這一地區較為特殊的一批遺存，是否可稱為文化仍需斟酌。
有關新疆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如近年來發掘的溫泉阿敦喬魯、呼斯塔遺址，以及尼勒克吉仁臺溝口遺址等均較為典型。這些遺存是否可以在「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的概念下命名為新的考古學文化，可另作討論。與之相關的較為特殊還有小河文化和古墓溝文化，因其不出陶器，葬俗也不見於其他地區，具體來源尚難以確定，可能與中亞地區的古代文化有關。
此外，有學者指出新疆存在卡拉蘇克文化，王老師認為嚴格來講，這些應稱為卡拉蘇克時期的文化遺存，而非卡拉蘇克文化。此外，王老師還指出河西走廊的家畜、小麥、冶金遺存等也應當是西來，但具體時期以及來源尚不明確。
隨後，視野轉向殷墟，王老師詳細介紹了其研究思路及方法。殷墟二期左右突然出現大量馬車，當前一般認為馬車為西來，但具體的來源、傳入時間、如何傳入仍待研究。首先，馬車本身應當是最直接有利的著眼點，但草原地區的發掘環境與俄羅斯考古學家早期的發掘技術都對馬車本身的發現造成限制，當前資料大都為復原圖，故不能直接將殷墟發現的馬車與草原地區的相比較。同時，由於草原地區多使用有機質車馬器，保存困難，青銅的使用較少，因此可直接對比的車馬器亦不多。但草原地區馬鑣多為骨角質，保存情況較好，是少有的可供進行對比研究的器物。
研究對象選定後，王老師討論了草原地區馬鑣的年代序列，並對比了兩個區域馬鑣及釘齒器的形態和結構。經對比發現，阿拉庫文化階段（1900-1450BC）的馬鑣與殷墟的馬鑣較為相似，因此可以判斷馬鑣東傳的年代大致在阿拉庫文化時期。關於傳入的線路問題，王鵬老師又將草原地區發現的與殷墟相似的馬鑣的出土位置標記於地圖上，可見其大致範圍與位置，但因安德羅諾沃文化的費德羅沃類型基本不隨葬馬車，故中間地帶尚不能定論。
草原地區與殷墟馬鑣對比
大約在馬車傳入的同時，殷墟陶器和青銅器的紋飾風格也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出現較多的三角紋等幾何形紋飾，這些紋飾於草原地區也是突然大量出現，其很有可能是和馬車一起由草原地區傳入。王老師由此推測可能短時間內發生過一次大規模的文化交流事件。
殷墟與草原地區器物紋飾對比
如果我們考察大的文化背景，會發現，以往考古學家常會提到殷墟與卡拉蘇克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如三鈕環首刀、獸首刀等。但宏觀來看，卡拉蘇克文化周邊還有其他多支考古學文化，它們均在此時出現大三角紋、菱格乳釘紋、網格紋等，因此，當時的文化交流可能是在一個大的背景下發生的。
這一假設的一個線索為弓形器。弓形器目前僅見於中國北方和米努辛斯克盆地，但兩地弓形器的形態在弓身的曲直和弓臂的長短上有明顯差異。通過分析，王老師認為二者可能有共同的祖源。
殷墟與米努辛斯克盆地弓形器對比
近年來石峁遺址的諸多重要發現，為我們討論東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另一線索。石峁遺址發現的諸多獸面紋石雕，與商文化獸面紋有著密切的關係。而米努辛斯克盆地與石峁遺址大體同時的為奧庫涅夫文化。因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奧庫涅夫文化與石峁、殷墟之間的關係。2016年奧庫涅夫文化墓葬出土的一件香爐上的人像，確認了以往被認為可能是奧庫涅夫文化的諸多大型石雕，文化歸屬確實為奧庫涅夫文化。而香爐的形象也出現在南西伯利亞諸多藝術形象中，常見位置為人像的頭頂和兩鳥之間，類似的符號也見於商周青銅器上同樣的位置。因此，石峁的最新發現說明米奴辛斯克盆地與中國北方地區之間確實存在著較為密切的聯繫。
南西伯利亞青銅時代文化與商周文化紋飾的對比
最後，王老師進行了總結，認為討論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不可忽視草原、南西伯利亞與中國北方地區三者之間的關係。
講座後，到場的老師和同學們與王老師展開了充分的討論，內容涉及到草原地區的遊牧文化、冶金的起源、石峁遺址冶鑄遺存的性質等多個議題。本次活動從研究史的回顧開始，以具體問題的分析結束，特別強調了文化交流研究的視角和背景，引發了大家的思考。活動取得了圓滿成功。
（圖文轉自：「邊疆與民族考古工作坊」公眾號）
責編：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