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入器 以文載道
——《嘉木怡情》談明式家具所展現的才子文化
嚴克勤
嚴克勤，文化學者，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全國宣傳文化系統「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先後在中國美術館、江蘇國畫院，和法國巴黎、英國倫敦等舉辦過個人畫展。作品被中國美術館、法國尼斯亞洲博物館、江蘇畫院、上海吳昌碩紀念館等機構收藏。並出版了多部畫冊和專著。
明清以來，明式家具的工匠大師受歷代文人儒雅之風的薰陶而以文入器、以文載道，創作出一批為文人雅士們所至愛的精品、神品，同時又造就了一群被文人們尊奉為「標大雅之遺，擅空群之目」的藝術高手。與此同時，文人也積極投身家具的設計製作，對這些作品的評品與審美追求又常常以文人雅士的評判標準為基礎。工匠大師們浸潤於文化，而文人雅士們親力親為，兩者相融，相得益彰，使中國的家具製作達到空前的藝術高度，升華到嶄新的審美境界。一種自古而來的返樸趨素的審美理念和藝術價值觀逐漸成為全民族的審美追求。
明式家具所體現的雅俗同流的文化現象，在明代晚期並不是孤立的現象，它是整個文化生態的一個具體反映。對於這種文化生態，我們要提到當時的才子文化。假如要用一句話概括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那就是魏晉風骨、唐宋風尚、明清風流。這個風流，並不是簡單意義上的風情、風雅、風致、風貌，而是集大成式的貫通古今、出入雅俗、彌縫朝俚、周旋莊諧的一種精神創造。儘管這種風流，不再有當年「路漫漫其修遠兮」的悲壯、「大江東去浪淘盡」的雄渾，「不復見門前流水尚能西」的樂觀、「醉裡挑燈看劍」的悲涼，但是這個時代的風流卻創造了中國文化史上獨特的人格形象：才子。這個形象或許有些瘦弱，在庭院深深處的芭蕉樹下獨自沉吟，昨夜的笙歌，猶有一些餘音散韻繚繞，其內心卻沉浸在一個前無古人的精微細緻的境界中。這個特徵表現在生活藝術化和藝術生活化的過程中。中國的傳統藝術，如詩詞、書畫、文玩、園林、戲曲被有機地統一到一起，它們並不單純是一個個獨立的藝術樣式，而是消遣生命、滋養心靈的精神實現形式。在這過程中，唐寅、文徵明等創造了書畫藝術的高峰，但從更廣闊的背景上看，這只是生活藝術的一部分而已，它並不是孤立的一種藝術創造。
在明代中期，出現過江南四大才子的說法，他們無一不是才華超群，能書擅畫。在文學創作領域，也出現了才子佳人小說。我們認為，才子文化其實是一種人格文化，是表現生命理想、凸顯生活趣味的文化樣式。才子文化具有很強的二元化特徵，即它既有強烈的精英文化氣息，但同時又有強烈的世俗性特點，精英見其超拔，世俗見其華美，但在脫俗與世俗的互動中，形成了「才子」這一段風光旖旎的文化風景。正是在這才子文化的背景下，明式家具成為一種載體，進入文人世界，表現文人們的內心世界，消遣他們的人生情懷。文人參與明式家具的設計製作，不僅有其審美方面的理念，而且就用材、尺寸、形制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獨特的見解，滿足文人茶餘飯後的消遣及詩、書、琴、畫等雅事的實際需要。同時在設計製作中文人又發揮自己詩、書、畫的特長，與家具相結合，在家具上題詩、作畫、鈐印，使之更具藝術氣息、文化內涵、詩畫意境，當然也更具有藝術價值。在此之前，文人雅士在家具上題詩作畫鈐印者並不多見。但明朝以降，不少文人墨客利用木料和石料的天然紋理來仿佛山水、花鳥，取得筆墨的效果和趣味。《長物志》云：大理石「天成山水雲煙，如米家山，此為無上佳品」。明代的谷應泰《博物要覽》云：紫檀「有蟹爪紋」，花梨木「花紋成山水人物鳥獸」，影木「木理多節，縮蹙成山水、人物、鳥獸、花木之紋」。與此同時，他們也在其鍾愛的几案、坐椅上題字銘文。《清儀閣雜詠》（清·張廷濟著）記載：「周公瑕坐具，紫檀木，通高三尺二寸，縱一尺三寸，橫一尺五寸八分。倚板鐫：『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戊辰冬日周天球書。」這四句是一首絕妙的椅銘，足為古代文人稱道。
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明代弘治年間狀元康海的故物，為一件可躺可倚的樹根家具，因趙宧光題「流雲」二字得名，也稱之為「流雲槎」。此物原藏於揚州康山草堂，董其昌、陳繼儒也各有銘文。董其昌題曰：「散木無文章，直木忌先伐。連蜷而離奇，仙奇與舟筏。」陳繼儒題曰：「搜土骨，剔松皮。九苞九地，藏將翱將。翔書雲鄉，瑞星化木告吉祥。」此物可說是集明代大儒題文於一具，因此而名聲鵲起，身價不凡。南京博物院藏有蘇州老藥店雷允上主人家中的黃花梨夾頭榫畫案，其足上部刻有「材美而堅，工樸而妍，假爾為憑，逸我百年。萬曆乙未元月充庵叟識」，字體為篆書，古樸典雅。上海博物館明清家具館收藏的宋牧仲紫檀大畫案，其案牙上有刻題識曰：「昔張叔未藏有項墨林棐幾、周公瑕紫檀坐具，制銘賦詩鍥其上，備載《清儀閣集》中。此畫案得之商丘宋氏，蓋西陂舊物也。曩哲留遺，精雅完好，與墨林棐幾、公瑕坐具並堪珍重。摩挲拂拭，私幸於吾有夙緣。用題數語，以志景仰。丁未秋日西園嬾侗識。」此案原為大收藏家王世襄所藏，後為港人收購而捐贈上海博物館。筆者每到上海博物館總要去觀看此案，確實精妙無雙。案為插肩式結構，約兩張八仙桌大小，雲紋牙頭，元素簡約，用材重碩，為明代重器，國之瑰寶。
上文中提及的「項墨林棐幾」原為嘉興項元汴所藏。項元汴，字子京，號墨林，別號墨林山人、墨林居士、惠泉山樵等，明代著名收藏家、鑑賞家。此棐幾為黃花梨十字棖方案，刻有項氏印文。案面周邊並圓形直腿足，牙條，牙頭，十字交叉棖都以黃花梨製成，面板塗以朱紅漆，案沿作冰盤沿線腳，不束腰，器形簡練沉穩，風格大氣挺秀，堪稱明代家具中又一扛鼎之作。「項墨林棐幾」隨著歲月的播遷，幾經易手，後為清代嘉興張廷濟清儀閣所藏。張廷濟為金石大家，家藏頗豐，識見甚廣。此棐幾輾轉到張氏手中已遭多處毀損，境況堪憂，經新主人精心修補整飭，再度煥然一新。張廷濟特意自撰了128字長銘，請其族兄張燕昌書寫並鍥刻於腿足之上。銘曰:「棐幾精良，墨林家藏。兩緣遺印，為圓為方。何年流傳，蕭氏邏塘。火烙扶寸，牙缺右旁。斷韮切蔥，瘢痕數行。乾隆乙卯，載來新篁。葛澂作緣，歸餘書堂。拂之試之，作作生芒。屑丹和漆，補治中央。如珊網鐵，異採成章。回思天籟，劫灰浩茫。何木之壽，巋然靈光。定有神物，呵禁不祥。宜據斯案，克綽永康。爰銘其足，廷濟氏張。書以付契，其兄燕昌。」欣喜珍愛之情溢於言表。張廷濟精於書，工於詩文，將文人的金石古器鑑藏之學提升到一個全新的高度，留有《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十卷》、《清儀閣藏器目》等多種著述，可謂洋洋大觀。張氏建立的一整套古物書畫鑑賞規範為後人所尊崇延續，終得風雅傳承。值得一提的是，晚近之後，「項墨林棐幾」從張家散出，為無錫秦清曾所得。秦清曾是現代收藏家和山水畫家，名淦，字清曾。曾與其父秦錦文在上海創辦藝苑真賞閣，其曾祖父則是晚清山水名家、《桐蔭論畫》的作者秦祖永。一件名器歷經四百年，在歷代鑑藏家的呵護下，得以傳承至今，讓我們能有幸一睹其華彩，這就是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可見家具為歷代文人所器重，如又有文人墨客題識鈐印、行文作詩銘刻其上那更是寶貝了，書畫墨寶與名椅寶座相結合，使家具更有藝術性、觀賞性，也更具有收藏價值。這裡有必要提一下中國的銘文文化，中國的銘文文化出現是非常早的，在中國文化早期的石鼓、青銅鼎上就已出現，這種銘文具有記錄和敘事功能。這些早期銘文既是史學重要的史料，也是藝術史上的傑作。文字研究家們稱之為「金文」、「鐘鼎文」。過去，尤其是清代末期的考據家們對於青銅器的斷代多依據於銘文，不少的收藏家們也偏愛銘文。解放前故宮博物院對於青銅器的收藏就偏重於銘文，這也印證了銘文的價值。銘文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青銅器之後，漢晉磚石銘文、魏晉造像銘文、唐宋瓷器銘文都是銘文文化的延續。在明清兩代，銘文文化從敘事記錄功能轉向了抒情言志功能，這集中體現在與文人有密切聯繫的家具和文房器具上，如竹木文玩的銘文。這些銘文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反映主人高遠的志趣和情懷。在中國文人心中，對文字具有某種崇拜心理，中國藝術品，凡帶有文字的，都會受到格外的重視。即使是繪畫作品，如有長跋或後人題跋，都彌足珍貴。這一現象在西方繪畫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就像上面我們提到的家具，鐫有銘文後，就更顯其煥然文採，散髮著別樣的魅力。
文人寓書畫於明式家具之中，同時也在書畫創作中展示其對家具形制的精通，有的甚至在圖畫中對家具進行再創造。明唐寅臨摹本《韓熙載夜宴圖》，原畫是五代畫家顧閎中奉南唐後主之命，夜至韓府窺其豪華夜宴情景後所作。唐寅的摹本對原作某些段落作了較大改動，其中最典型的再創作，就是充分展示了唐寅對家具設計摹畫的才能。全幅畫卷共增繪家具二十多件，種類有桌、案、凳、屏等，實際上是明式家具和室內陳設的集中展示。文徵明一幅《品茶圖》將几案、矮凳描繪得惟妙惟肖。除此之外，在明清小說、戲劇等書籍的插圖中也表現了文人對家具的創作才能。如《古今小說》四十卷插圖（明馮夢龍編、劉素明刻，天啟年間刊金陵本）、《醒世恆言》四十回插圖（明馮夢龍撰，天啟丁卯七年金閶葉敬溪版）、《二刻拍案驚奇》三十九卷插圖（明崇禎年間尚友堂刻本）、《邯鄲記》二卷三十齣插圖（明湯顯祖撰，柳浪館批評刊本，明末蘇杭版）、《還魂記》二卷五十五出插圖（湯顯祖撰，萬曆四十五年七峰草堂版）等都展示了各類家具，其描繪之生動確實使人眼花繚亂。我們從明式家具的紋飾、雕刻圖案中可以看到傳統文化和傳統藝術對家具藝術的深刻影響，也可以看到紋飾、雕刻直接決定了家具的藝術價值。研究家具圖案和紋飾，可以從兩大角度去探究：一是中國傳統的石雕、磚雕、漆雕、青銅器銘紋、玉器雕刻和建築雕刻及民間剪紙、皮影的影響；二是蘊含其中的民間無名工匠藝人的貢獻和文人藝術家的參與。紋飾是家具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工匠藝人和藝術家展示才華的主要手段之一。明式家具在紋樣風格的運用上，繁簡共容，線條流暢，極富生氣。明代家具的雕刻題材相當廣泛，有夔紋、螭紋、鳳紋、雲紋、龍紋、卷草紋、靈芝紋、牡丹紋、古玉紋、青銅紋和幾何紋等等，其中吉祥紋佔了相當大的比例。明式家具的紋飾處理十分講究，在注意整體協調的前提下，不求其多，而求其精，求其簡，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明式家具的紋飾雕刻大多靈巧透亮、流暢圓潤、古樸別致。一把明式圈椅靠板上的浮雕，是在整個家具架構通體光素的前提下，唯一著刀雕花的地方，也是最為吸引人眼球之處。這種圓形團花的紋飾一般採用雲龍紋樣，龍形簡練，姿態動感十足，或者是單龍與祥雲互動，或者是二龍團遊，頭部向上而足下浮雲飛動，尾部以身體部位簡潔變化成卷草，加強了裝飾感。在小面積的雕刻中，刀法穩健，有力準確，轉折靈活，略帶寫意，情趣盎然。寥寥幾筆構造出很強的動勢，而且顯得極為精緻、簡潔生動，令人回味無窮。明式家具與文人們的參與是分不開的，一般在兩個方面極為注意。一是裝飾與家具結構緊密相關，功能與裝飾一舉兩得；二是飾紋簡單精緻，惜墨如金，以少勝多。追求簡單無華，不取繁縟，並將此意境的審美情趣帶入其中，形成蘇作明式家具的典型風格。
明式家具上的紋飾雕刻之所以如此精彩，除上面敘述的因素外，與當時工匠藝人高手雲集、相互競賽有關，也與文人參與其中，和工匠藝人互相探討、交流、借鑑分不開。甚至可以說，有時還分不出誰是匠人，誰是文人。以近代藝術大師齊白石老人為例，據他所著的自傳《白石老人自述》中記述，齊白石老人從小隨當地家具雕飾的名家周之美學習家具雕刻藝術，並逐漸成為百裡範圍內較有名氣的「芝木匠」、「芝師傅」（齊白石原名純芝）。但白石老人認為：「那時雕花匠所雕的花樣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祖師傳下來的一種花籃形式，更是陳陳相因，人家看得很熟。雕的人物，也無非是些麒麟送子、狀元及第等一類東西。我認為這些老一輩的玩藝兒，雕來雕去，雕個沒完，終究人要看得膩煩的。我就想法換個樣子，在花籃上面，加些葡萄石榴桃梅杏等果子，或牡丹芍藥梅花竹菊等花木。人物從繡像小說的插圖裡，勾摹出來，加些布景，構成圖稿。我運用腦子裡所想得到的，造上許多新的花樣，雕成之後，果然人都誇獎說好。我高興極了，益發地大膽創造起來。」（齊白石著，《白石老人自述·從雕花匠到畫匠》）這充分說明中國家具的製作離不開像齊白石這樣的人的創造，更包含著千千萬萬不知名的工匠藝人默默無聞的貢獻。明式家具，特別是蘇作明式家具，有極高的藝術水準，它表現出不同於以往歷代家具的藝術成就，表現出脫繁就簡的文人氣質，確實與當時文人士大夫積極參與並發揮作用是分不開的。明清以來家具為眾多人文藝術家、收藏家、鑑賞家所青睞，其上乘之品往往是家具製作大師和書畫藝術大家共同切磋、設計、創作的結晶，是文人墨客追求古人典雅風範的珍品。每一件藝術傑作中滲透著古樸典雅的文人氣質，瀟灑自在的儒雅神韻，清麗雋永的書卷氣息。它們是工藝品，更是藝術神品，是書畫兼容、文人藝術創作的和諧完美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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