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張欽禮（左）與老農
河南省蘭考縣縣委書記焦裕祿的名字，對很多人來說並不陌生，上世紀60年代，新華社一篇關於他的大通訊，使他轟動全國。而和他一起在蘭考創建了一片新天地的縣長張欽禮卻鮮為人知。他倆是「親密的戰友」，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命運。
我提筆寫這樁案件時，突然改變寫法，把結尾移到開頭。
張欽禮鐵窗生涯13年，出獄後於2004年5月7日去世。蘭考十萬群眾自發地為他舉行了一個驚天地、泣鬼神的「囚徒榮歸」的葬禮。蘭考縣城萬人空巷，通往墓地的大小公路兩旁、農家田埂地頭，群眾為他擺的祭品是一碗碗清水，是雜麵窩窩頭，讚揚他為官一生，兩袖清風；懷念他在貧困飢餓的上世紀60年代，和焦裕祿結伴帶領他們走出困境、生出希望，使他們免受饑寒，甚至於餓死。
我和老伴周原當日給他的唁電：「蒼天有眼欲落淚，萬民有口皆是碑。」
時隔九年，2013年8月，張欽禮88歲的老伴劉秀芝因腦梗住院，想見我一面，85歲的我，冒著近40度的酷熱，從北京到蘭考，與秀芝數次相擁而泣後，即去拜祭張欽禮。他的墓地周圍已成一片碑林。這些石碑、玉碑的立碑者，不僅來自蘭考和河南其他縣市，也有來自山東、河北、上海、臺灣的。數不清多少萬人在60多塊墓碑、感恩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好像每一塊石碑、每一個人名，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有一塊臺灣的感恩碑，特別耀眼，碑文記載：一位叫劉中豫的老兵，1949年跟隨國民黨去臺灣時，撇下他3歲的孤兒，這個孤兒在張欽禮的關愛下長大成人，娶妻生子，就職於政府機關。碑文最後兩句是：「以旌張公之德，彰顯千秋大義。」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誰要是扯上和臺灣國民黨有什麼瓜葛，是要整肅的。
張欽禮三次遭難時，周恩來總理三次解救他，也沒能改變他的命運。
文革中，河南省委曾給中央一份報告，提出保護蘭考、林縣兩個典型。毛主席在此報告上批示：「同意」。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歷史過程，一個很複雜的歷史現象。
習近平擔任副主席期間，在蘭考視察時曾問過張欽禮的情況。時間是2009年4月1日。他在一次座談會上問：「當年和焦裕祿一起帶領幹部、群眾除三害的那位縣委領導是誰？」時任新聞幹事的劉俊生答：「縣委副書記張欽禮。」習又問，「這位同志還在嗎？」劉答：「他去世了。」
(二)
張欽禮是蘭考人，他的父親張元謀在大革命時期曾參加過由吳芝圃(解放後任河南省省長、省委書記)領導的著名的濉(縣)、杞(縣)、太(康)農民起義運動，和吳芝圃相識。起義失敗後，回蘭考和妻子師華清一起打遊擊、打鬼子。張欽禮從小跟隨父母，受到革命的薰陶，1943年參加地下黨的活動，1945年入黨，1954年任蘭考縣縣長，對蘭考的歷史和現狀了如指掌，對蘭考的群眾有很深的感情。
蘭考座落在黃河邊上，黃河多次在這裡決口，形成了風沙、鹽鹼、內澇的自然災害(以下稱三害)。1958年以前的蘭考，經過治理，三害有很大的變化，雖說還是豫東老災區的窮縣之一，但群眾的日子還過得去。大躍進反而使蘭考更窮了。但當時的蘭考主要不是自然災害而是人禍。具體情況我後面再談。
張欽禮的全部不幸在於他說真話。他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1957年反右時，蘭考九百多名脫產幹部，卻劃了366名右派。起因是縣委組織部部長孫躍堂霸佔了一名現役軍人的未婚妻，和原來的妻子離了婚。不久那位軍人復員回來，孫躍堂怕他「惹是生非」，捏造罪名將他打入監獄。1957年 反右時，開始叫幫助黨整風，幾個知情者在縣委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揭露了這件事情的真相，隨即就有二百多名幹部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後來轉入反右時，這些 籤名者都劃成右派。張欽禮為他們大聲疾呼，鳴冤叫屈。為此，他受到了「撤銷縣委副書記的職務，內部控制使用」的處分。孫躍堂呢？雖有「錯誤」，但因「引蛇 出洞」有功，原職原薪調到鄰近的東明縣工作，不久又晉升為縣委副書記。
張欽禮的災難由此開始。他作為黨內「異端」的形象，像影子一樣跟隨著他直到生命的終結。
1958年 秋，省裡召開地、縣秋糧徵購大會，要求各縣報產量、報徵購數，報了三天，層層加碼，也報不出省裡要求的徵購數字。張欽禮在會上發言了，他說他不僅報不出 來，其他地縣報出的數字都是假的。他批評省委帶頭搞浮誇，並指名道姓批評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張欽禮被押送蘭考接受群眾的批鬥，批鬥八個月，戴上了「右傾 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查看一年，降了三級，送農村勞動改造。
張欽禮勞改的地方叫老君營，縣裡只給他16元的工資，每月還要交8元給生產隊。開始在大食堂吃飯，1960年 春群眾普遍浮腫，村口路邊經常有餓死的人。大食堂解散，張欽禮到群眾家裡吃派飯，有時吃的就是群眾偷偷從外地討來的發餿發黴的「百家飯」。當時外出逃荒被 稱為「盲流」是要受懲罰的，但這些去外地討飯的群眾不避諱他，告訴他不光蘭考有餓死的人，外地也有，他們聽說，信陽地區有的村莊人都餓死光了。有一段時間，張欽禮也餓得不省人事，妻子來看他，他不認識她，她千方百計把他救過來。
張欽禮開始給周總理寫信。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橫禍。他說「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等省委領導壓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讓人講話。許多抵制浮誇風、共產風的好幹部好黨員橫遭批鬥，開除黨籍；好多群眾逃荒要飯，有的餓死。」這使他這個當縣長的徹夜難眠。他指責「河南省委犯了掠奪 農民的錯誤」，呼求總理快來救救河南人民。寫完信的時間是1960年10月28日。
一天夜裡，一群饑民來到張欽禮的草屋，叫他信不要寄出，免得被當地截扣後敗露壞事，乾脆去北京找周總理。他們為他準備路上吃的乾糧，偷偷把他送到火車站，千叮嚀，萬囑託，叫他到北京見不到周總理，打不贏這場官司就別回來。
張欽禮能見到周總理十分不易，門檻多，好同志也多，細寫起來要用很多文字。總之，中南海接待處的一位馬局長，先把他的信交給了周總理，安排好他的食宿叫他等待。1960年12月9日上午10時， 馬局長帶他去見周總理。周總理先看到張欽禮的信，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說：「你是全國兩千多個縣中，第一個向我反映真實情況的縣長。」看著衣服破舊，面黃浮 腫的張欽禮，總理叫工作人員先帶他去吃飯，張欽禮說：「總理，不用麻煩了，我來時鄉親們給我帶的乾糧還沒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現在只想和你多說說話。」 總理叫他拿出乾糧，看看群眾都吃些什麼，張欽禮開始有些猶豫，稍後慢慢從一個布袋中掏出一個菜糰子，總理說：「給我嘗嘗！」伸手接時菜糰子成了碎渣，掉到 地上，這是用樹葉摻一點雜糧做成的。總理彎腰拾一塊放到嘴裡，大聲說：「我這個總理沒當好。」總理眼裡有淚光，張欽禮在一旁也哭了。
張欽禮從北京回來，關於他的平反，一波三折，拖了半年多。這中間地、縣委給他平反留個尾巴，他不籤字，又回到他勞改的老君營，和群眾一起勞動，一起過著半飢半飽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新上任的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派人來找到他。
他 先在省委大院碰到已經停職反省的吳芝圃，吳問他：「聽說你去中央反映河南的問題？」張答：「我去了，連你也告了。」吳芝圃一時語塞，又問：「你爹可好？」 張答：「我爹不好，餓得浮腫。」說著，用手指按了自己的腮幫，按了個坑，說：「我也浮腫。」這樣的一問一答顯然很不愉快，張欽禮趕緊走了。
劉建勳臨危受命，來河南解決飢餓的問題。他來河南前，請示周總理，總理給他兩個字「化緣」。劉建勳理解是「要飯」，就是向一些稍微富裕的省、市「要糧、要菜、要一切可能吃的東西」。
張欽禮見到劉建勳，劉對他說，國務院來了電話，問你的情況，讓我聽聽你的意見。張欽禮談了群眾的飢餓和他的平反阻力。劉建勳請他吃了飯，代表省委正式給他平反。他回到蘭考恢復了縣委副書記和縣長的職務，領取了三年補發的1246元工資，把它全部捐給了「縣救災辦公室」。這筆錢對張欽禮一家可不是小數目，他的夫人月工資40多元，要養活五個孩子和她自己。張欽禮對妻子說，群眾比我們更窮，有的正在挨餓。
劉建勳了解了像張欽禮這樣的幹部，平反的阻力這麼大。隨即以省委的名義下達文件：凡在反對浮誇風中受處罰的同志，他們的問題一風吹。
(三)
焦裕祿1962年冬由洛陽礦山機械廠調到蘭考任縣委書記，他在這個工廠工作十年。他帶著大企業薰陶出的新知識、新思維來到蘭考。
不錯，他是帶著中央八屆十中全會、毛主席重提階級鬥爭的精神來到蘭考。當時蘭考的情況怎麼樣呢？全年糧食的總產量只有六千萬斤，是大躍進前的三分之一；以糧 為綱，佔全年總收入三分之一的芝麻、花生、西瓜等經濟作物，有的連種子都沒有了；大批群眾外出逃荒要飯；大批牲畜死亡；樹立在大風口上的五十華裡長、十道 防護林帶近兩百萬棵樹，大辦鋼鐵時，全部砍光，風沙再起，形成新的沙丘群；一個總人口36萬的縣，三年來人口減少了12萬，不能說這些都是餓死的，一是餓死的，二是農村婦女不生育，還有其他原因。
縣委大院有一個辦公室，叫「勸阻辦公室」，從全城各個出口處勸說堵截外出討飯的饑民，這叫階級鬥爭，因為他們出去討飯給「社會主義臉上抹黑」。留在家裡的群眾，坐等救濟，又是一大批幹部把國家的救濟糧分送到群眾手裡。在沒有任何副食的情況下，每人每天六兩原糧。
焦 裕祿撤下「勸阻辦公室」的牌子，換上「除三害辦公室」的牌子，調公社幹部卓興隆任「除三害辦公室」主任。使領導救災的幹部成為除三害的幹部，坐等救濟的群 眾，成為生產自救的群眾。坐等救濟是伸手要恩賜；生產自救，是創造自己的生活。焦裕祿還到火車站，對外流討飯的群眾不勸阻不堵截，而是把他們送上火車，並 囑託他們，討飯的地點不要太分散，便於大家互相照應。
他樹立了四種不同類型的生產自救的典型，稱他們為「四桿旗」。它們是秦寨、趙垛樓、雙楊樹、韓村。
焦裕祿聽說有兩個來自廣東的技術員魏建章和來自湖南的朱裡楚，他們正在蘭考搞「農桐間作」的實驗。由於這項科研成果可以防風固沙，適宜在沙區試驗推廣，所以 選在蘭考。他們住在一片沙地的兩間草房裡，吃的是粗糧野菜，加上風沙乾旱，使這兩個南方的年輕人多次生出撤走的念頭。焦裕祿立馬意識到這項研究的價值，通 知糧店全部供應他們大米。當時不僅是飢餓的年代，也是知識和知識分子被貶值的年代。一般高級幹部，是沒有資格享受全部細糧的。後來這項研究成果，不僅對以 後張欽禮領導蘭考生產大發展提供了重要條件，也在豫東、全國幾千萬畝沙地大面積推廣。這是後話，那時焦裕祿已經去世多年了。
焦裕祿組織的120人的調查研究組，分三路調查摸清了風沙、鹽鹼、內澇的底細，制定了一整套除三害的規劃。他是作長期打算，要把除三害的工作放在一個科學的基礎上。
焦裕祿在蘭考沒有像張欽禮、卓興隆、潘子春、藺永沛、樊哲民(他們以後都遭受迫害)等領導幹部的鼎力相助，不要說工作成績，恐怕也難以立足。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當時由中央電臺著名的播音員齊越播出，他多次被焦裕祿對貧困、飢餓中的群眾人性化的關懷情節所感動而哽咽著播不下去。
(四)
焦裕祿過世幾個月，四清運動開始了，開封地委派出2400多名團員的「四清工作團」進駐蘭考。他們一到蘭考，就全面奪權，對準的就是當年焦裕祿抓生產的那個班底，張欽禮首當其衝，他被停職清算了半年多。
這中間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周原來蘭考採訪焦裕祿，向總社副社長穆青匯報了焦的事跡後，穆青、馮健來到蘭考。1966年2月7日新華社播發了《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長篇通訊，引起了極大的社會反響。
四清工作團一位負責人氣急敗壞地大叫：「早知道先來蘭考採訪的周原是個摘帽右派，當時就該把他轟走。」焦裕祿病逝在鄭州，埋在鄭州郊區，遵照他的遺願：「我活著沒把沙丘治好，死了也要埋在沙丘上。」蘭考舉行了迎接他骨灰的遷墳儀式，幾萬幹部群眾自發地到車站迎接，四清工作團領導人警告所有四清工作隊員，誰都不準去，他自己也沒去；在紀念焦裕祿的追悼會上，卓興隆自編自寫了一副輓聯掛在靈堂兩側：揮淚繼承壯士志，誓將遺願畫宏圖。地委一位負責人喝令「拿下」， 張欽禮喝令「掛上」。
焦裕祿在蘭考和張欽禮一起制定了一幅除三害的藍圖，在開始實施的時候，就看到一支想改變貧困落後面貌的隊伍，打頭的就是張欽禮。新華社的大通訊裡，稱張欽禮 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這就觸犯了長期整他的許多人。這場鬥爭對張欽禮來說是延續，就像一部書，分上下兩卷，都由一根線串起。對張欽禮不同時期不同內容 的「罪名」，都掛在這一根線上，都是在中央合理合法的政治運動中羅織的。
焦裕祿也許沒有意識到，他來蘭考的思想、思維和一套工作運行機制，對於長期抓階級鬥爭、抓老災區救災工作的路數是一種顛覆。
(五)
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蘭考的四清工作團，立即改為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由副團長任蘭考縣委第一書記。縣委拋出了張欽禮，讓人貼出張欽禮的第一張大字報：「張欽禮是1957年的漏網右派」。9月 間，大城市破四舊的紅衛兵來蘭考串連，縣委借用他們的名義，向全國發出了傳單：新華社寫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是一株修正主義大毒草，理由是沒有 寫階級鬥爭。材料由張欽禮提供，他藉此出名，是「政治扒手」。把他兩手染黑，戴了高帽，打了花臉，遊街示眾。張欽禮東藏西躲，甚至於躲到臨界的山東省。
1967年1月29日，開封軍分區介入蘭考的文化大革命，當天下午1時到達，立即開始大逮捕。縣委書記穿上軍裝和部隊配合，把當年焦裕祿的得力助手、重用的人才、提拔的幹部、在全縣樹立的一批先進生產隊的幹部、群眾，甚至焦裕祿結交的農民朋友，都一網打盡。蘭考一片腥風血雨，城鄉路上到處是披枷帶鎖、五花大綁的幹部、群眾。到2月22日，共逮捕了1206人，蘭考和鄰近東明、杞縣等三個縣的監獄，塞滿了蘭考的「犯人」。「要犯」都砸上了腳鐐。對這些人的批鬥場面慘不忍睹。
張欽禮被遊鬥一百多場，幾次打昏，打傷了肋骨。他在監獄半年多，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直到1967年7月20日， 周總理指示河南三派群眾組織來京開會協商，了解了張欽禮的處境，當即指示河南軍區負責人，限日把張欽禮送到他面前。張欽禮半夜被人從監獄裡架出上了吉普 車，他以為是對立面要槍斃他，車到縣界，他要求停車，他說，我死也要死在生我養我的蘭考。幾個解放軍說，明天不把你送到指定的地點，我們幾個都要掉腦袋。
周總理看到張欽禮，一時說不出話。七年前，他第一次見到的張欽禮，是從勞改地偷偷來京「為民請命」，衣衫襤褸，面黃浮腫，戴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他立即請身邊的工作人員帶他去吃飯；這次見到的張欽禮，是從監獄裡放出，他讓身邊的工作人員趕快把他送進醫院。
1967年7月25日， 下午一點半，周總理在京西賓館接見河南支左部隊的軍官說：「河南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是鄭州的二七公社、開封的八二四、洛陽的……」新華社、人民日 報、中央電臺，當時都播發、刊用了總理這一指示的新聞。從此以後，周總理支持的叫造反派，他的對立面叫保守派。河南廣大幹部、群眾支持參加這些造反派組織 的盛況可想而知。蘭考「捍衛焦裕祿司令部」參加的是開封的「八二四」，張欽禮自然而然地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幹部、成為粉碎四人幫後在全國開展的清查「三 種人」的對象。
張欽禮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來見周總理。總理指示他：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發動領導的要緊跟；回去成立革委會，抓革命、促生產、由大亂走向大治。
(六)
張欽禮回到蘭考被委任為蘭考縣革委會主任。他首先從監獄中放出二、三月間被逮捕的1200多名幹部群眾，恢復了4000多名黨員的黨籍，整修了被破壞的焦裕祿紀念館，制定了獎勵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的條例。然後著手繼續實施焦裕祿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規劃。
僅 僅兩年的時間，蘭考已經封住一部分沙丘，引黃淤灌出五萬畝鹽鹼地。興建了機械、農修、化肥等一批小型工廠，有力地支援了農業。不知為什麼，省委突然派了一 批解放軍來到蘭考，撤了張欽禮革委會主任的職務，批鬥他一個多月，說他在蘭考以生產壓革命，那項勞動獎勵條例，是典型的物質刺激，屬於資產階級的東西。批 完鬥完，把他發配到信陽大別山裡。後來張欽禮才知道，他在蘭考的所有活動，都被對立面報告給了省委的二把手王某。王某是空軍某部的一名軍長，支左到地方成 為省委二把手。張欽禮當時並不認識王某，也不了解他的背景。
張欽禮在信陽掛個虛職，由押送他的幾個人日夜監管。在監管人員中，有一名是省公安廳副廳長。為了使張欽禮不與外界接觸，又把他送到深山裡一個叫靈山寺的古廟裡。張欽禮在大別山被軟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
周總理於同年10月7日再次指示河南軍區負責人，在三天內把張欽禮和領導修建紅旗渠的林縣縣委書記楊貴送到北京。
信 陽軍分區派出十幾名解放軍在大別山裡搜尋到了張欽禮。當張欽禮和楊貴走進總理指定的地點時，許多黨政軍的領導都在這裡，劉建勳也在。這是批鬥王某的一個會 議。會上，張欽禮才知道王某此時已被定為林彪的死黨，是林彪在河南的代理人。周總理質問王：「你為什麼要迫害他倆？一個在平原治沙治鹼很有成績，一個在山 區治山治水很有成績，你為什麼要迫害他們？」一連幾個為什麼。
張欽禮怎麼也想像不出，他一個貧困縣的七品芝麻官，竟和林彪的死黨掛上鉤？他茫然不知所以，脫口請求總理幫他離開河南，總理答應了他，當然沒有兌現。事後，他在一個筆記本上記下了當時想離開河南的心情：
「我 在河南工作有一種身在險境苦掙扎的感覺，不知道哪一天摔得粉身碎骨，這不是已經摔了三次了嗎！雖不是粉身碎骨，也折騰得少皮沒毛，死去活來。運動一來，他 們摻水和泥，說你是圓的團團，說你是長的拽拽，說你落後保守，工作沒跟上，這些話都不論斤兩，輕的批判鬥爭，重的撤職罷官、開除黨籍，甚至蹲監坐牢。官大 一級，壓死泰山，他們都是上級，都打著為人民服務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沒有理。俗話說，樹移死，人移活，免得低頭不見抬頭見，老成見老印象，運動一來都起 新作用。」
(七)
總理想把楊貴、張欽禮留在中央工作，劉建勳說，兩個典型總得給河南留一個吧。如果張欽禮當時留在中央，就是另一種命運了，因為楊貴在北京安然無恙。劉建勳也是出於好意。
張欽禮回到蘭考，在省革委會、省農協都掛有官職，還有開封地委書記兼蘭考縣委第一書記等職。張欽禮對所有新封的官銜都很淡然，他只坐鎮蘭考。張欽禮說，蒼天有眼，讓他這一次能安安靜靜集中六年時間領導群眾和三害鬥爭。
劉 建勳有一段話評價他們，「你們這幫人啊，瘋啦！不要命啦！從工地被捕進了監獄，從監獄出來又去了工地；除夕幹到半夜，初一天不亮又去了工地。」劉建勳說的 這幫人就是當年餓著肚子跟著焦裕祿苦戰三害的幹部、群眾，之後又跟著張欽禮幾進幾出監獄之門而不改初衷，繼續拼命除三害的這一幫人。
張 欽禮這幫人在監獄時，都砸上腳鐐、帶著手銬。放風時固陽公社社長吳思敬還悄聲對張欽禮說：「我睡不著覺，琢磨出『九孔閘工程上、中、下的施工方案』。」張 欽禮哽咽著：「我的好兄弟，咱倆在這種地方還能想到一塊。」這幫人中的一些幹部、群眾，只要從監獄中、各種批鬥學習班中出來，就直奔九孔閘工地。因為九孔 閘工程是引黃淤灌的關鍵工程之一。
張欽禮這一幫人六年中幹出的結果是：引黃淤灌出26萬畝沙荒鹽鹼地為良田；種植了56萬畝農桐間作地(區)；建立了60個縣、社工廠，填補了蘭考歷史上沒有工業的空白。僅縣辦的16個工廠，年產值4000多萬元，稅利760多萬元，糧食產量由1962年的6000萬斤增加到三億兩千多萬斤，人均800斤，家家有餘糧，是解放後歷史上的黃金時代。蘭考也由老缺糧縣，到1976年，已上繳給國家3000萬斤糧，100萬斤皮棉，80萬斤油料。就連當年來蘭考視察工作的商業部部長姚依林，看到蘭考在文革的混亂中，打出一片新天地，興奮不已。不知在什麼場合，不經意地對張欽禮說，大慶缺少副食，黑龍江省過年也只能給他們500頭生豬。張欽禮立即派當時的副書記楊捍東和四桿旗的支部書記給大慶送去1000頭生豬、60噸粉絲、120噸酒。張欽禮說，不能讓鐵人的大慶工人缺肉菜。
(八)
粉碎「四人幫」後，在全國開展的清查運動，又給某些人迫害張欽禮和「捍衛焦裕祿司令部」這個群眾組織提供了機會。在「四清」和文革初迫害張欽禮的那位領導人成了文革的受益者，被提升為商丘地區政法書記，不知為什麼此時的蘭考縣卻劃歸商丘地區管理，這樣，蘭考的清查工作，就由這位領導人一手運作了。負責河南省 清查運動的是省委書記戴蘇理、主管政法的副書記趙文甫。張欽禮被捕前幾天，戴蘇理把他叫到省委，威逼他揭發劉建勳、紀登奎，並作檢查，否則，矛盾的性質就 要轉化。紀登奎在文革中比較早地調任國務院副總理，劉建勳和他有不少接觸。張欽禮不揭發不檢查，說了幾句諷刺話，揚長而去。
幾天以後，張欽禮在治黃淤灌的工地上被捕。當刑警給他戴上手銬時，他放開嗓門，對著蜂擁而上的幾百民工高喊：「蒼天有眼，焦書記在地有靈，蘭考所發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1978年10月16日， 記住這個日子，這是一個人妖顛倒的日子……」開始，工地上一片哭聲，稍後，大家冷靜下來，立即推出了張傳嶺、閻協崇、史佔卿三位農民代表，讓他們回家給張 欽禮準備點吃的，去鄭州監獄探探虛實。三人來到鄭州監獄門口，要求和張欽禮見面，刑警不允許，後要求把吃的轉給張欽禮，開始不同意，他們苦苦哀求說：「老 縣長跟著我們過窮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餓就流虛汗，支撐不住會昏倒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墊墊就能挺過去，蘭考的人誰都知道他這個病啊！」刑警允許了。無奈，三 人在獄牆外面轉悠，他們哭著轉著，轉著哭著，也不知道轉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淚……
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報》一版刊登一條新聞，大標題是：「中共河南省委決定依法懲辦反革命分子張欽禮。」同一條新聞還有其他兩個。張欽禮的罪名是：
1. 「惡毒攻擊中央領導」(指文革中喊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
2. 「反黨亂軍，踐踏社會主義法制」；
3. 「殘酷迫害革命幹部」(原四清工作團的領導人)；
4. 「擅自扒堤決口，破壞工農業生產……」(實際是引黃淤灌工程)。
張欽禮對所有指控都不承認，審訊他的人員說：「你的問題由省委決定，法律服從政治，我們這裡只是過個手續，你再辯，加判」。
張欽禮在鄭州監獄關押了一年多，直到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張欽禮有期徒刑十三年。因張欽禮一案和「捍衛焦裕祿司令部」所涉及的清查對象有4000多人。其中120人判刑，其他或開除公職，或開除黨籍，或降級下放，或兼而有之。
焦裕祿當年樹立的四桿旗的支部書記，兩名死在獄中：一名是秦寨的趙新貞，一名是趙垛樓的李運興。趙新貞原是國家幹部，回村領導群眾生產自救時，連微薄的工資都搭上了。他當時想到群眾身體普遍虛弱，提出:不 能幹一天幹半天，不能挖一鍁挖半鍁。焦裕祿把這個口號推廣到全縣，結果，外出要飯的群眾聽說新來的焦書記能體恤災民的疾苦，都陸續回來參加生產。趙新貞是 焦裕祿最看重的基層幹部。他被判刑十年；雙楊樹的王發祥找不出「罪證」不能逮捕判刑，在家監督隔離，第十年在隔離中死去；韓村的楊素蘭是位女知青，她回村 帶領群眾割草幾十萬斤賣給國家，買點小型農具生產自救。文革中，張欽禮遭難，她抱著吃奶的孩子被捕入獄，清查運動時，她聞訊跑了，在外流浪四年，撿了一條 命。
卓 興隆當年在蘭考時，被焦裕祿賞識，從公社調任「除三害辦公室」主任。他和張欽禮成了焦裕祿的左膀右臂。姚依林來蘭考視察時，也發現卓是個人才，建議劉建勳 提拔重用他，劉即調任他為柘城縣委第一書記。他任書記時，頗有焦裕祿的風範。清查工作時，卓興隆是一位優秀的縣委書記，後開除黨籍。卓興隆咽不下這口氣， 患肝癌英年早逝。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通訊播出後，蘭考雲集了來自全國的300多 名作家記者。新華社著名的記者華山已從新華社調到全國作協搞創作，也來到蘭考。他見到周原第一句話就問：「你能用一句話概括焦裕祿嗎？」周即回答：「焦裕 祿像一道閃電，照亮一下夜空，陡然消失了……」周原還沒有說完，華山接過話茬，而且一激動就結舌：「……留……留……留下一片火焰。」蘭考的這片火焰被集 體合謀撲滅了。
(九)
張欽禮從鄭州監獄轉到新安監獄服刑，蘭考的幹部、群眾、勤雜人員、小商小販及機關食堂的炊事員等，他們很不容易湊夠路費，費了很多周折，帶點能解救張欽禮「餓癆病」的食品，去新安探望他。從蘭考到新安監獄有700多 裡，要乘坐火車、轉長途汽車，再步行幾裡才能到達。東壩頭是一個很窮的小村，全村人湊錢，選出了兩位代表，買了二斤水果糖，去探望他。他倆對張欽禮說： 「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這裡坐牢，選縣長時，全村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為生的蘭考農民，相約在同一時間去探望張欽禮。他們能為他帶的 食物就是各自買了兩個燒餅，每個燒餅裡夾兩根油條。監管人員問他們要介紹信，他們說沒有，又問他們和張犯是什麼親戚關係，他們說沒有任何關係。「那你們為 什麼來探望他？」監管人員不準他們進來。四位農民一起跪在監獄門口，不走也不起來。他們說，張欽禮是他們的老縣長，他為蘭考人民坐監獄，現在跪下是向他行 大禮。這位監管人員被感動了，把張欽禮叫了出來。張欽禮看到這四位素不相識的農民，每人手中捧著兩個夾油條的燒餅，也立即向他們跪下。五個人說不出一句 話，只是相對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監管人員也泣不成聲。
也 是在新安監獄。一天來了一位領導，他很想目睹一下這位曾被周總理三次解救、焦裕祿親密戰友張欽禮的「尊容」。提審他的兩名監管人員很想討好這位上級，滿足 他的好奇心。他們喝令張欽禮跪下，張欽禮不動聲色，不理不搭。他後來對劉秀藝說：「他們打掉了我的門牙，順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腳鐐。還故意往腳脖子 上砸，一錘下去，砸掉一塊肉耷拉下來。我忍住滿腔怒火，不吱聲，不下跪！」
趙欽禮的老伴劉秀芝也是抗日戰爭參加工作的老幹部老黨員，因為張欽禮是一縣之長，怕影響不好，總是限制提拔使用她。張欽禮判刑時，她是縣供銷社的幹部，月工資只有46元， 每月探監時還要為張欽禮帶吃的。先在鄭州後又在新安。每年除夕這天，她帶著白面和肉餡，從蘭考出發天黑趕到監獄。看著丈夫吃她包的餃子，為的是讓他得到些 許安慰，熬過漫長的十三年鐵窗生涯。幾十年來，為了張欽禮，數不清的威逼恐嚇，逼她揭發張欽禮，她只有一句話：「欽禮是個好黨員。」永遠的七個字，包含著 他們志同道合；支持他的所作所為；理解他把這麼一個經常比一般農民還要貧困、比一般幹部還要受屈辱的家庭交給她承擔。
周原曾多次做過努力，保張欽禮監外就醫。後來一封給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楊析綜的信，起了作用，楊在信上批示：「相信一個老共產黨員的保證。」也只是提早半年多釋放了他。時間是1990年5月20日。
張 欽禮釋放後，我和北京大學的一位副教授去鄭州看望他和劉秀芝。我們和他談了兩天兩個半夜，從採訪焦裕祿到監獄生活，了解了很多有意義的細節。談到焦裕祿， 他仍然心存敬意。他說，焦書記留下的不僅是他的精神，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他說，他這一生最值得驕傲的是，由於總理的支持，使他有六年的集中時間，帶領當年 和焦裕祿一起組織過的除三害隊伍，創造了從解放到他被捕時的蘭考黃金時代。他說，他不敢預測，如果焦裕祿不過世，他倆繼續合作，焦該是何種命運？
(十)
張欽禮的葬禮和他墓地的碑林，已經見證了他和群眾之間綿綿無盡的感人事跡。但有兩件事例，仍令我感動。張欽禮在最風光的時候，省裡、地區給蘭考兩輛吉普車，張欽禮轉手賣了，為什麼？當時蘭考有2564個生產小隊，還有42個 小隊的群眾口糧不足。張欽禮利用賣車的資金，為這些小隊打機井，配了八匹馬力的柴油機，旱時澆地，不澆地搞副業。解決了群眾的溫飽。他對劉建勳說：「一個 縣委書記，坐著小汽車開到吃不飽肚子的群眾面前，我臉發燒，群眾當面不敢說什麼，背後搗共產黨的脊梁筋。」劉建勳把這事告訴了一同來的姚依林。姚大聲說： 「我回去給總理匯報，讓他對蘭考的事放心。」
張 欽禮有個女兒，最大的願望是當一名解放軍女戰士。一切都按照正常手續辦完，快要走時，張欽禮把她的名字劃掉，換了一個貧農的兒子。他對女兒說：「這個貧農 的兒子如果在部隊裡能提幹，他和他的家人都可以改變命運。你爹是縣長、是書記，你一走向社會，就有一個比他高的平臺，你應該讓出這個名額。」
張欽禮把「為人民服務」五個字做透做絕；人民的司法機器卻把他砸進監獄。
原國務院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吳象，六年前看到了我為張欽禮寫的申訴，說：「這是個大題目」；我老伴周原已過世兩年，我在他留下的日記中看到「張欽禮代表一個時代」。
現 在，蘭考有兩處墓地，都很出名。一處是焦裕祿的，一處是張欽禮的。歷任的中央領導、河南省委領導，還有其他領導，也有群眾，都來過焦裕祿的墓地；千千萬萬 普通群眾由於仰慕張欽禮的品格，感嘆他的人生，也來過他的墓地。共產黨要求的幹部，應該是領導欣賞，群眾讚譽，現實生活中這兩者很難統一。焦裕祿、張欽禮 兩人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中卻統一起來了，成為親密戰友。他倆都為改變農民的生存條件，一個在工地累死，一個在工地被捕。
張欽禮和焦裕祿在蘭考恰似「一對孿生」，講一個不能逾越另一個，否則就失去了生命的光彩。
(作者為新華社高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