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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說曹丕、曹睿才能自然不能和曹操相比擬。但是曹丕和曹睿的能力我們不妨分述之。
一、曹丕繼位前的政治傾向
曹丕主要是一代封建帝王,而不僅僅是個普通的文人學士。因此,其思想、行為方式的通達,必然更多地影響到他的政治傾向和統治「作風」。發生在建安十四年(209)的田疇辭封事件?,第一次較為明確地表露了曹丕的政治傾向。
田疇,右北平無終人,曾為幽州牧劉虞從事,年少知名。曹操北徵烏丸,田疇為嚮導立功。曹操論功,封疇亭侯,邑500戶,疇固辭不受。其後曹操徵荊州還,「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因而提出以前爵封疇。
田疇上書以死自誓,絕不肯受。由此引發出如何處理田疇辭封事的朝廷爭議。
《三國志》卷一一《田疇傳》記載:
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曹操)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
曹操堅持加封田疇，固然因其功勞很大，更重要的是要維護「以庸制祿」的原則，不願因一人而「虧王法大制」。這是一種法治態度，強調的是國家制度的統一性和嚴肅性。「有司」彈劾田疇，建議「免官加刑」，正是秉承曹操旨意。曹丕以「世子」身份參與議論，他把田疇辭封與古人的高義行為相提並論，建議勿奪其志而優獎其節操。
這個意見得到了荀彧、鍾繇的支持。這是曹操集團內部有關治國之策的一次政見交鋒。《田疇傳》注引《魏書》摘要載錄了曹丕等人的議論。曹丕謂「免官加刑，於法為重」，希望在執法方面打些折扣；而荀或認為「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因而成之」，更從「聖人」之治的觀點出發，要求成全田疇之志。就曹丕而言，他未必像荀彧那樣從「聖人」之治的角度看問題，但他不贊成依法處置田疇，表現出通達的政治態度，而這正是對曹操厲行法治的偏違與背離。
從另一方面說，田疇辭封反映的是東漢時期盛行的名士行為，這類行為受到世家大族的讚賞，曹丕與大族出身的荀彧、鍾繇觀點接近，說明其「慕通達」是符合大族志趣、利益的。
以上議「田疇辭封」，都發生在曹丕即位稱帝之前，說明他在有關國家大政方針的問題上已經呈現出廢弛名教、容忍個性自由，以及背離法治、放任世家大族的傾向，正是其「慕通達」在政治方面的最初內容。循此線索，我們可以對曹丕在位期間的主要施政措施作進一步考察。
二、曹丕繼位後的政治作為
大凡帝王統治國家，主要在於確立治國方略和選馭將相，即以何方略治理國家，以何準則選馭將相。曹丕也不例外，當他篡漢登基後，首先考慮的就是確立一套適應新形勢的統治思想。
《三國志》卷二《文帝紀》注引《魏書》稱：「（文帝）常嘉漢文帝之為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並曾撰著《太宗論》，褒讚漢文帝有「大人之量」。看來，曹丕決意做一個「寬仁玄默」的守成之君，採取比較寬鬆的統治方式；進一步說，他力圖採取「寬仁玄默」的治國方略，即在新形勢下實施「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
但是，曹丕繼承曹操的基業，是個政治上成熟的守成之君，曹操成功的法治之術，他不會也不能貿然廢棄；而曹操「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的教令，為他在新形勢下實現由「賞功能」到「尚德行」的政治轉變，提供了理論依據。
因此，曹丕統治時期，實際上一面因循法治，一面積極倡導儒教。最高治國方略與實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脫節，以及實際政策措施存在儒法矛盾，給曹丕施政造成了困難。
還在曹丕稱魏王的那幾個月裡，就採納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全面推行九品官人法。據近人研究，這項制度實際萌芽於曹操統治的建安年間，本意是使選舉「核之鄉閭」，同時有加強中央對地方輿論控制的意圖。
曹丕在位期間，「儒雅並進」，而先前那些以「事能」進用的官員，大多「冗散裡巷」。他倡導儒學，下詔封孔子後代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修復舊廟，「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黃初五年，又恢復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
他還把崇儒的政治傾向貫徹到吏治之中，曾按官吏是否持有「儒術」劃界，分別稱作「駁吏」、「純吏」。曹丕所做的這些，表明他致力於恢復一個崇尚德行的治平之世。然而，他這樣做的實際情形和效果又如何呢?
明帝時傅嘏著文稱：
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敘。
傅嘏說的是當時情況，但淵源卻在黃初。按他的說法，九品官人法創立後，從來就沒有在恢復鄉舉裡選的基礎上施行，吏部掌握的「品狀」、「薄伐」，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反映人才的實才和德行。如此選舉，不但人才良莠不齊，也無法做到崇尚德行，獎勵風俗。另據史載，太學自初立至明帝朝，鮮有成就，「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末求浮虛者各競逐也」。看來，曹丕崇儒，也有名少實，更談不上由此達成名教之治。
按照曹丕的設想，官員在出據州郡之前，都要先歷散騎，以便親聆教誨，知治民「指歸」，從而普遍提高州郡長吏「宰官治民」的素質。又據史籍記載，「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因此，這個構想的實質，一方面是加強對地方州郡的控制，一方面是促成刺史、郡守的儒士化，仍然屬儒法並用的基調。可是，以天下州郡之多，這個構想是不可能實現的，因而充滿了浪漫色彩。這是一則充分反映曹丕施政特色的實例。
以曹氏、夏侯氏宗族為核心的「譙沛人」，是曹操創業過程中的一支骨幹力量，他們主要是掌管軍事，在軍隊中擁有強大勢力。繼續倚仗曹氏、夏侯氏宗族等誰沛人，是曹丕的一項基本政策。
延康元年(220)曹丕即王位及稱帝(改元黃初)之後，拜夏侯惇為大將軍，居武職之首；曹仁為車騎將軍，都督荊、揚、益州諸軍事；曹真為鎮西將軍，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曹休為鎮南將軍，都督諸軍事；夏侯尚為徵南將軍，都督南方諸軍事，分處方面之任；許褚為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
以上授職大體遵循著曹操唯才是用的原則，但也存在問題。比如，夏侯「性無武略，而好治生」，僅因年少時與曹丕親密，就被授以方面重任。夏侯尚因與曹丕親善而結為「布衣之交」，除被授予重任外，還特見寵待。
曹丕曾賜夏侯尚手詔云：「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被蔣濟稱為「見亡國之語」。曹丕對夏侯楙不因材授職，對夏侯尚以「作威作福，殺人活人」相縱容，都表現了通達不羈、背離法治的一面。
構成統治集團核心的另一部分人主要是曹丕為太子時的知交。陳群、司馬懿、吳質、朱鑠都是曹丕的心腹親信。陳群是潁川荀、鍾、陳三個大族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荀彧的女婿。荀彧、荀攸去世後，陳群進位魏侍中領漢丞相東西曹，成為「潁川集團」的後進領袖。
《三國志》卷二二《陳群傳》稱：「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在此之前或同時，曹丕與荀彧、荀攸、鍾繇等都深相結納。曹丕稱帝後，陳群實際居宰輔職任；從曹操、曹丕與潁川集團的關係演變看，這種安排無疑是曹操聯合潁川集團政策的延續。
司馬懿等人的情況則不同。司馬懿最初拒絕曹操闢召，後勉強出仕，但未受重用。司馬懿發跡緣於他親附曹丕。據上引資料，他任太子中庶子時，「每與大謀，輒有奇策」。所謂「大謀奇策」，王鳴盛認為就是「篡漢陰謀」，說明他因參與篡漢密謀而深得曹丕信重。曹丕稱帝後，司馬懿位望日隆，與陳群對掌朝政。此外，吳質官至振威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居方面之任；朱鑠官至中領軍，為中軍主將，都受到重用。
在曹丕與其東宮「四友」的關係中，反映出背離名教又不遵奉法治的傾向，而他對司馬懿信重的程度，尤其引人注目。
黃初五年、六年，曹丕兩次南徵孫吳，授命司馬懿鎮守許昌，錄尚書事。黃初七年，曹丕去世前，遺詔司馬懿與曹真、陳群輔政，並詔太子：「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確定了司馬懿的顧命大臣地位，從而奠定了司馬氏勢力發展的權力基礎。
如果說曹真、陳群的元勳地位是自曹操以來倚仗譙沛人、聯合潁川集團政策的產物，那麼，司馬懿的崛起完全是曹丕寵信的結果，更何況曹丕在位期間，司馬懿並無任何重大作為。正因如此，明帝時高堂隆上疏提到「黃初之際」，猶有凜然之意，他提出「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建議對前朝的失誤採取補救措施。
總之，在選拔將相、組成統治集團核心這類重大決策方面，曹丕存在著超出法治、名教的「通達」傾向。「
東漢政權的瓦解宣告了名教之治的崩潰，各種治世救弊的社會思潮應時而生。建安年間的當權者曹操從現實政治出發，實行「名法之治」。
他以強有力的措施，「破浮華交會之徒」，「整齊風俗」，「重豪強兼併之法」，「唯才是舉」，通過這些手段，強化了集權統治。不過，曹操本人也知道，他的這套做法不可能長久堅持下去，因此，他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的雙重準則，一旦時勢變化，一切都將回復到以前的老路上去。
曹操當權時，曹丕已經參與政事，他對曹操的所作所為和這個時代的矛盾是清楚的。當他篡漢登基後，實現由「賞功能」到「尚德行」的政治轉變，已是勢所必然。但是，曹操的一些法治措施，既然行之已久、並正在發揮作用，自然不能遽然徹底廢棄；而名教之治業已崩潰，客觀上不可能立即恢復，況且，曹丕以漢臣篡漢，違反名教的忠君之義，主觀上也不便倡導名教。曹丕以「寬仁玄默」、尊奉黃老為最高宗旨，實際上有調和儒、法，混一統治思想的意圖。
三、曹睿的政治作為
《三國志》卷三《明帝紀》注引《世語》載，魏明帝曹睿即位後，召見侍中劉曄，交談盡日；劉曄出見眾人，稱明帝「秦始皇、漢孝武之侍，才具微不及耳」。劉曄素以知人著稱，其看法應當有一定的道理。
無獨有偶，陳壽為明帝作評云：「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概焉」；明帝營造「宮館」，乃是「追秦皇、漢武」。對照劉曄、陳壽的看法，兩人都是把魏明帝視作秦始皇、漢武帝那樣的君主。秦皇、漢武皆師心自用，專制用權，秦始皇尤其以嚴刑峻法著稱，稽諸史實，魏明帝是否也有類似的舉措呢?
明帝本紀注引《魏書》稱其未即位前，「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這就預示著他登基後有可能採取法治方針。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
太和三年(229)十月，明帝改平望觀為聽訟觀，他常說「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至決斷大獄，常親臨觀中聆聽。青龍二年(234)二月，為避免鞭刑過重而致人死命，明帝下詔「減鞭杖之制，著於令」。同年十二月，「詔有司刪定大闢，減死罪」。
明帝再三申明寬刑少獄的宗旨，強調「往者按大闢之條，多所蠲除」「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即天下死罪情況依然深重；他要求有關部門「議獄緩死，務從寬簡」，並責成自廷尉以下的各級獄官親自審理死罪案，甚至於他本人也準備介人死罪案的審理事務，力圖通過各個環節減少死刑。以上都是明帝在刑獄方面重視並改善法治的表現。
自秦漢以來，律令相承，累有增益，以至律文繁複，歧互叢生，加上漢儒章句解釋達十餘家之多，議罪時也用作參考，從而給量罪定刑造成許多弊端。明帝為此下詔，規定議罪時「但用鄭氏(鄭玄)章句，不得雜用餘家」。
以後又下詔改定刑制，令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劉劭)等「刪約舊科，傍採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通過上述努力，使曹魏王朝的法治條件大為改善。
明帝頗重吏治，體察下情。他曾「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又曾駕車到尚書省，擬案行文書。在選拔任用官吏方面，明帝注重實際才能，抑黜浮華，主張「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他授命劉劭作《都官考課》，擬實施考績之法，對百官加以督導；雖然事未施行，卻反映了他依法管理官吏的思想。
本紀注引《魏書》稱明帝「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貿，務絕浮華譫毀之端」，應該是實情。此外，在管理軍將及邊郡長吏方面，明帝繼承了前代的成法並有所發展。
大凡任法者必兼用權術，權、法作為重要的統治手段，往往是相輔相成的。魏明帝強化集權統治，專制用權，情況相當突出。文帝曹丕去世前，深恐太子曹睿不能獨立處理政事，遺詔由重臣曹真、陳群、曹休、司馬懿等輔政。
明帝即位後，將以上四人「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並不受其掣肘。他還對前朝的用人任事做法作了調整。安西將軍夏侯楙「性無武略，而好治生」，太和二年被徵還為尚書。振威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吳質為文帝寵臣，此人「估威肆行」，太和四年被徵還為侍中。
明帝初即位時的朝政形勢，曾受到敵國君臣的關注，吳主孫權與陸遜、諸葛謹等議事時說到：「聞任陳長文(陳群)、曹子丹(曹真)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今睿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群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
吳國胡綜還因吳質「頗見猜疑」的傳聞，偽為吳質作降文三條。然而，正如裴松之所說，「魏明帝一時明主，政自己出，孫權此論，竟為無徵」。胡綜的偽降文，亦未對曹魏政局產生影響。列明帝用權，頗為注重裁抑臣下和維護自身地位。《太平御覽》引《傅子》載：「魏明帝疑三公袞冕之服似天子，減其採章。」
據本紀載，景初元年(237)六月，「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魏高祖，樂用鹹熙之舞。帝製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章(武)[斌]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這種「逆制祖宗」、「豫自尊顯」的做法，因違背傳統禮制而遭到後人譴責，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明帝師心自用、自我尊大的一面。
四、曹睿政治之失
魏明帝在運用權、法實施統治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失誤。以下我們對其中比較重要的幾個方面略作考察。
首先，修治宮室，極盡奢華。
太和六年(232)，明帝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這是他修治宮室之始。青龍三年(235)，明帝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望見孟津，因辛毗勸諫而止。由於崇華殿火災，復立崇華殿，更名為九龍。其時「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常優容之」。
其次，用法峻急，率意而行。
《三國志》卷二四《高柔傳》載：「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又任用校事，「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闢者」。「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王肅為此特意上疏勸諫。明帝「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太子舍人張茂上書規諫，明帝置之不理。上述兩個方面，都是明帝專制用權而擾亂民生之弊政。
再次，在統御百官方面，明帝寵信近侍，疏遠大臣。
文帝在位時，劉放為中書監，孫資為中書令，共掌機密。明帝即位後，更加寵任劉、孫二人。據史載，「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蔣濟為此上疏，剖析寵信「近習」的危害，指出「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即應當將權力適當下放給大臣。明帝雖然褒獎蔣濟「忠誠」，似乎並未接受其勸告。
這裡需要指出，明帝是按照「料簡功能」的一貫原則來任用、駕馭大臣的。冗從僕射畢軌推薦辛毗代王思為尚書僕射，明帝不從，因為辛毗雖然「亮直」，卻不及王思能「效力」。陳群以司空錄尚書事，侍中吳質對明帝稱「陳群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明帝深表贊同，發切詔督責陳群。
陳群歷任曹操、曹丕，累當重任，雖說是「從容之士」，短於事功，但在群臣中深孚眾望，必定有其過人之處。明帝僅以「功能」一項標準看待他，自然失之偏頗；而以陳群的聲望，發切詔責之，更有失君臣和諧之道。
從另一方面說，明帝統治後期，司馬懿專擅疆場，主持對蜀戰事並率軍討平遼東，也是因為司馬懿擅長用兵，而明帝堅持「料簡功能」的用人原則使然。但是，當時明帝已對司馬懿是不是「社稷之臣」產生懷疑，卻不考慮對其權勢有所裁抑，而是任其發展，視其坐大。這不能不說是明帝昧於形勢，用權不足。
最後，在維護皇權方面的失誤。
以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等為代表的曹氏、夏侯氏宗族是曹操創業過程中的一支骨幹力量，以後形成為曹魏王朝的重要支柱。明帝即位後，繼承了這份遺產。但是，曹休、曹真在太和二年(228)、五年相繼去世後，曹魏王朝的權力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親皇室勢力對軍權的控制極大減弱。
客觀形勢要求明帝作出必要的反應。太和五年八月，明帝下詔，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領嫡子一人朝聘，始開解除宗室禁錮之端。太和六年二月，改封諸侯王，以郡為國。這表明明帝已經注意到曹休、曹真過世後親皇室勢力削弱的現狀，試圖有所舉措。
後來，明帝又詔孫資云：「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嘆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明帝所說的「親人」，主要是指上述曹氏、夏侯氏宗族；至於宗室，他仍存有疑慮。實際上，明帝確實在這方面有所安排。
當他病重時，最初擬定的輔政班子中，以燕王曹宇為首，有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曹宇是曹操之子，他被明帝授予輔政重任，事出倉促；一旦劉放、孫資搬出「藩王不得輔政」的「先帝詔敕」，明帝便將他罷免。
其餘四人中，夏侯獻、曹爽、曹肇都屬曹氏、夏侯氏宗族，秦朗則是曹操的「假子」，都佔據著中軍要職。然而，仔細考究，明帝在培植親皇室勢力方面所做的工作是相當不夠的。他在位期間，宗室王公「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禁防壅隔，同於囹圄」的情況並無實質性變化。
這顯然是承曹操、曹丕創製著令之餘緒，不願因諸侯預政而敗壞朝綱，事既出於「公心」，我們當然不宜過分指責。
但是，在發揮曹氏、夏侯氏宗族的匡輔作用方面，明帝是可以有更大作為的。查《三國志》卷九《諸夏侯曹傳》，曹氏、夏侯氏宗族子弟中，具文武才略者頗不乏人，如果有選擇地加以培植，授以重任，應該能形成相當勢力，拱衛皇室。
再就上述佔據中軍要職的夏侯獻、曹爽、曹肇、秦朗等而言，除秦朗曾在青龍元年(233)率軍出擊鮮卑外，其餘三人都不曾有領兵作戰的經歷，因而很難形成持久有效的權勢。各種情況表明，明帝在親皇室勢力明顯削弱的形勢下，雖然認識到了問題的存在，卻不敢大膽決策，著力扶植親信勢力，表現出權謀不足的缺陷。
魏明帝在處理統治集團上層關係，維護皇權方面的失誤較為顯著。當他病重，擬定輔政班子時，這方面的弊病便徹底暴露出來。在確定輔政班子的全過程中，除了劉放、孫資等近臣，夏侯獻、曹爽、曹肇等曹氏、夏侯氏宗族子弟外，竟無一位大臣參與，而明帝改變初衷，最終確定以曹爽、司馬懿輔政，則完全是劉放、孫資一手操縱的。
明帝親近侍、疏大臣的弊端，在此關鍵時刻看得最為清楚。待到明帝去世，齊王繼位，魏室衰微之勢已是積重難返，終於被司馬懿遷移政鼎。後人批評明帝「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是中肯的。
對比以上兩個方面，我們也更加相信，魏室之亡並非由其政治腐敗而喪失民心，實是統治集團上層權力鬥爭的結果。
由此，綜合各方面，曹睿在能力上要比曹丕強一些，但是瑕不掩瑜，我們不能否認，曹睿在身後事安排上的缺陷直接導致魏亡。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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