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建明
母親病了,病得很厲害,得做開刀手術。
這是節前我還在上海的時候,母親打電話告訴我的。聽聲音,她充滿著恐懼,還有點孩子般的委屈,似乎我稍微說點什麼,哭聲就會衝腔而出,從遙遠的老家一路「呼呼」地傳到上海。
其實我也有點擔心,父親在的時候,母親有個小病小災的,他都不告訴我們,會及時帶她去看醫生。我們知道後往往都是過節的時間裡,母親嘮叨著花了多少錢的時候,父親總是用其他話打斷她的絮語。現在父親走了快兩年了,我一直還認為家裡有兩個老人,除了隔幾天打個電話外,也不能做點什麼的,後來每次打電話覺得母親耳朵似乎不太好,我說東她說西,溝通起來實在吃力,我就想,隨她說什麼吧,只要聽到很乾脆地聲音就好,身體、心理就沒什麼毛病。
母親一個人在家裡,確實讓人牽掛,帶她去上海,她捨不得幾隻雞,幾分菜地,又怕自己走了門口長草,貓狗跑到稻場上拉屎拉尿,好像比我們的牽掛還多。關鍵她和長子的關係又老是融不到一起,是那種有點說不清的家事。
我對她說過節的時候回家,帶她去醫院。聽了我的話,她連聲說好,和我小時候聽了她的許願心情是差不多的。
國慶那天出了上海的「城門」到了無錫,計劃那天晚上吃完「喜酒」再乘著夜色回家,每次回去心裡都急急的,恨不得一步就飛進村莊。
晚上八點多出了酒店的大門,雨竟然越發大起來,風也急急的,原來是又一個颱風來襲。颱風讓開了差不多一天車的我劫步了,再開四五個小時的車會讓身體不怎麼好的我散架的,況且還有幾個人隨車。
二號早上,吃過早餐出門就接到家裡的電話。母親說,別人家的孩子都到家了,問我是不是不回去了?我只得笑著說,在路上了,不要急。
到家已是下午三點多,去看望母親和那只需開刀的手。母親的手伸在我的面前,是小拇指,有點彎曲,中間本該凹下去的那截被一個小包填平了,摸上去有點像老繭,和其他黝黑的皮膚不同的是,淺黃色,有些透明,是長了肉刺,也許是幹活時戳進了什麼沒有挑乾淨,應該不屬於什麼大病。
我吐了一口氣,應該沒有什麼毛病。
去醫院的時候已是九點多了,母親像個沒出過門的孩子,緊貼著我的身邊,惶恐不安的樣子,那隻輕鬆自如的手緊摳著我的上衣,將我扎在褲子裡的襯衫下擺都拽了出來。醫生挾著,捏捏,摸摸,頭歪了歪再看了看,就低頭畫天書般畫滿了一張紙,遞給我,讓我去交錢。我沒看懂寫的是什麼,但我認得「住院」兩個字。
交了一千塊押金,又得到一疊單子,護士說,先去抽血化驗,做B超,拍片子,然後去二樓做心電圖。有這麼嚴重嗎?現在不僅僅是母親緊張,我也跟著緊張。
樓梯上上下下的時間裡,所有該做的都做了,又掛完了四瓶消炎藥水。讓母親在走廊過道邊的藍色塑料椅子上坐下時已經是下午一點多。
坐下不是休息,是在排隊,前面有好幾個等待手術的。西邊是兩扇關閉的玻璃門,貼著同樣的三個朱紅大字「手術室」。
我去問導診臺裡的白衣天使,晚上住哪裡?她看了我遞上去的單子,嫣然一笑,這麼一個小手術還住什麼院?看我不理解的樣子又解釋說,住院才能報銷的多,不住只能報二十五塊。我吸了一口氣,嚇死我了,又是拍片,又化驗的,我還以為病變呢?護士依舊笑笑,臉上像朵花似的,這還不是怕老人年紀大了吃不消?反正有醫保,放心吧,所有的檢查都正常,頂多也只花五六百,剩下的都報了,陪陪老人去吧!
想到了母親那雙腿,五年前父親打電話給我和我弟弟,也說要動手術,一條腿手術費要五萬。我們慌忙從上海趕回家,準備送她去醫院,誰知她死活不肯去,說快八十的人了,兩條腿要十萬,賣掉也值不了那麼多錢,又說怕有後遺症,恢復不好就下不了床,真正走不了再說。是啊,五年過去了,那雙腿還是好好的。我又想,像肉刺這種小手術以前怎麼用也不要幾十塊錢的吧。
其實讓母親恐懼的大概就是費用。和旁邊人閒聊時她伸出了那隻不痛的手,隱約有條疤痕,她說這隻也動過手術,花了七千多塊。她一個月的養老補貼才七十元,做個小手術得用十年的補貼,她心疼,「兒子的錢也不是大水淌來的」。
我忽然就想到自己,我是一個B肝病毒攜帶者,吃的是恩遞卡違抗病毒藥,前兩年配一個月的藥要近七百元,一年要八千多。村裡好心讓我辦了一個證,去鎮政府可報百分之四十,自己一年要花五千多。今年去青浦開過一次藥,竟然只需要十七元一個月的,讓我怎麼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反覆問醫生有沒有搞錯。醫生說,我還騙你啊,藥一樣的,廠家一樣的。是啊,沒錯,錯就錯在這價格太離譜了。這麼一點錢我還何必找政府麻煩,報什麼銷?只是不明白,以前這中間巨額的利潤到哪裡去了。
想多了沒用,我嘆口氣,不知道這社會某些部件是不是也生了毒瘤?需要動動手術。

作者簡介:林建明,筆名(愚人),安徽省銅陵市作家協會會員,老洲人。現定居上海青浦,從事建築裝修行業。業餘時間愛文學,愛讀書,愛碼字。在《光明日報》《長白山日報》《銅陵日報》《池州報》《德州晚報》《樅陽雜誌》刊物及省內外多家微信平臺發表文章一百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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