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據外媒報導，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因癌症去世，終年79歲。2016年，在中國人民大學與騰訊新聞聯合舉辦的「21大學生國際文學盛典」上，奧茲曾獲頒「國際文學年度人物」。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作家梁鴻曾專門撰寫長文分析奧茲作品，本文首發於2016年的《天涯》雜誌，騰訊文化獲作者授權轉載。
你沒事吧，媽媽？——讀奧茲《愛與黑暗的故事》
作者：梁鴻
家庭
很奇怪，當你從略顯冗長和疊沓的敘述中跳脫出來時，你意識到奧茲是一個充滿思辨和現實感的作家，但是，當你在讀他的作品時，你感覺到他只在寫家庭，他所有的文字都似乎在喃喃自語、迴環往復地剖白著情感，夫妻、母子、父女，愛、婚姻、親情。絲絲縷縷的愛意，從字裡行間攀爬出來，誘惑你，使你進入一個感傷、殘酷而又無限繁複的深淵。愛是深淵，生命本身是一口虛無的井，有些微的光亮從暗處映現，卻不是為了你的生存，而是為了引你走向死亡。
《愛與黑暗的故事》是奧茲最著名的，帶有半自傳性質的小說。這是一部迷人的小說，哀傷貫注全篇，作者努力凝視過去，試圖在塵埃般破碎、斷裂的回憶中尋找母親自殺的原因。在此過程中，過往的一切，父親、母親、祖父、外祖父，他們的形象、性格，他們的內在秘密，痛苦、失去和損傷逐漸浮現出來。
悲傷，是家庭內部最深的秘密，甚至難以啟齒，尤其是這種悲傷來自於整個族群的自卑和孤獨，來自於幾千年的流浪和被遺棄時。就好像一個人童年時代的創傷，在成年世界裡，很難再次敘說，因它已經凝結成一個暗處的疤。
奧茲2016年接受騰訊文化專訪照片。
對於「悲傷」，奧茲有不同層面的詮釋。在「我」和父親母親的這個小家庭裡面，悲傷就是沉默，不言說。父親和母親之間有太多欲言又止的東西，他們彼此了解，知道自己仍然無所歸處，日常生活的困窘進一步加重了這一沉默的色調。悲傷既是他們的同謀，又是他們之間的阻隔。
家族成員身上的政治狂熱症，其實是「悲傷」的另一種表達形式。父親孜孜演講以色列的政治，約瑟夫伯伯沉浸於復國主義的狂熱，奶奶努力清除自己身上並不存在的「細菌」，母親在憂鬱中試圖於日常生活中尋求安慰。「政治」，如同奶奶身上莫須有的細菌，附著在人上，讓人發瘋。這是一種心理疾病，也是非常典型的難民心理，它如同一個黑洞，吞噬著他們的精神和生活。
從第十三章到十九章，作者以少見的詼諧語調，講述爺爺奶奶的家族史。作為說俄語的猶太人，他們從俄國到美國，又從美國回俄國，最終來到耶路撒冷。他們對宗教的遊移，其實是人性、戰爭和身份所屬不斷拉扯的結果，「這些來自東歐陰鬱的猶太鄉村，黎凡特人普遍追求感官享受令其感到困擾，乃至於通過建立自己的隔離區抵禦其威脅。」每個人都在一種沉重的集體無意識中生活，歷史的重壓及新的生活所形成的新的割裂無法不影響每個人。個人的命運被挾裹其中，即使沒有戰爭的大滅絕，文化的無所歸依，生活的游離，被迫的各種選擇，都使人心生絕望。
「家庭」，作為「宇宙中最神奇的元素」，它包含著衝突、悖論和人類的悲喜劇。奧茲的作品包含著對以色列歷史和政治的探察，但他並沒有通過家庭來尋找以色列的命運，而是致力於呈現以色列命運如何滲透、改變、塑造家庭及家庭中人物的命運，他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呈現個人的存在形態。或者說，他致力於呈現：家庭，作為人類生活的基本紐帶，它以何種悲劇的方式把大的社會衝突一一收納並化為血液，由此生成個人的命運軌跡。
作者用一種追尋式的語言，帶著個人的疑問、痛苦，尋找那被語言和生活遺漏的一部分，尋找那些消失的親人，而他們，都在集中營被毀滅掉了。不是被記憶遺漏，而是實實在在消失了。這是家族裡無法言說的存在，正是這樣的存在構成根本的悲傷和黑暗。
在小說一開頭，作者寫全家一起去給親人打電話，裡面夾雜一句成年以後的感嘆，「但這不是開玩笑：生活靠一根細線維繫。我現在明白……」成長之後，這簡單的生活情節背後的沉重和恐懼才被意識到，哪怕是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也因戰爭而變得無比珍貴。
在奧茲的小說中，有一個詞必須注意：歐洲。對於以色列人而言，它不是某種知識體系，或某種修養和謀生手段，而是個體生存所面對的實實在在的疼痛。上一代猶太人在歐洲教育中長大，歐洲是他們的「家」，地理意義的和心理意義的，那是他們的「應許之地」。但是，在不斷的被「清洗」中，「家」變成了敵人，比傳統的敵人更徹底。
這是猶太人幾千年以來流浪史的再次呈現，賴以為家的歐洲遺棄了他們，而希伯來語也並不是他們的母語，他們也無法理解正在以色列興起的集體烏託邦主義。個體的尊嚴、美好和理想，在這樣的多重遺棄中，難以抵抗。這些接受了歐洲文明的歸國以色列知識分子們精神上無所歸依，既要面對被歐洲遺棄的命運，也要面對以色列國家主義的批判。
「我父親可以讀十六種語言，講十一種語言，我母親講四到五種語言，但他們非常嚴格，只教我希伯來語。」父親會十六種語言，但都已變得不合時宜，父親一生只能是圖書管理員，那個時候的耶路撒冷，擁有博士學位的老師比要來上課的學生多。而他的希伯來語也經常說錯，祖父也是。因為希伯來語也並不是他們的母語。
回到耶路撒冷，這些在歐洲成長的猶太人面臨著身份的錯位和多重的失落。
但是，「在那些年，在我的童年時代，我們從來沒有交談過。一次也沒有。一個字也沒有。沒有談論過你們的過去，也沒有談論過你們單戀歐洲而永遠得不到回報的屈辱；沒有談論過你們對新國家的幻滅之情，沒有談論過你們的夢想和夢想如何破滅；沒有談論過你們的感情和我的感情、我對世界的感情，沒有談論過性、記憶和痛苦。我們在家裡只談論怎樣看待巴爾幹戰爭，或當前耶路撒冷的形勢，或莎士比亞和荷馬，或馬克思和叔本華，或壞了的門把手、洗衣機和毛巾。」
「歐洲」，已經變為一個不可言說的暗傷，埋藏於每個人的內心，構成悲傷的一部分。
那麼，知識呢？全世界的猶太人都被召喚到以色列，知識是最不匱乏的東西。
以色列著名學者，「我」的約瑟夫伯伯，一個身材纖弱的、愛哭的，喜歡高談闊論的，誇大自己重大作用的知識分子。在以色列國，他們也享受著特權，卻同樣是瑣碎和世俗的（約瑟夫伯伯一生和阿格農先生進行著可笑的明爭暗鬥）。在他們的身上，有著受傷者典型的誇張人格。作者用一種雜揉的、略帶嘲諷的語言把約瑟夫伯伯身上的矛盾性，他以及以他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在以色列的尷尬處境給描述出來。
知識變得陳腐，耶路撒冷的文化生活帶著些做作，並且對於以色列的現實而言，它是蒼白而無用的。
哪怕再小一個家庭，都包羅萬象，它所折射出的光線通達到無數方向。任何一種歷史，無不由個體的命運和痛苦組成。但是，當我們在敘說時，我們總是容易忘掉個人，而是去講述集體，總是容易忘掉個體的悲歡離合，而去講述必然律。奧茲用一種枝枝蔓蔓的筆觸，把家人間的相互凝視和追尋嵌入到歷史的最深處，或者，不如說，他讓我們看到，正是這些凝視和追尋構成了歷史的本質。
你沒事吧，媽媽？
第五十九章，作者第一次觸及「我」對母親的最後記憶。在陰冷的天氣裡，母親和我去圖書館找父親，並且相約吃飯。這本是極為平常的事，但是，在讀到這一章節時，卻讓人震顫。
「你沒事吧，媽媽？」一個兒童，在和母親出去逛街的過程中，連續四次擔憂地問母親。這句話就像悲傷的旋律，或某種可怕的預感，一直迴旋在兒童的心裡。他充滿天真的問話就像一種不詳的預言。
母親究竟有著怎樣的眼神，怎樣的步伐和怎樣的言語，讓一個還處於混沌時期的兒童有著如此的預感？我們不知道，奧茲也不清楚，因為當他說這句話時，他還沒有想到死亡，雖然這句話裡已經包含著死亡的陰影。
「許多年來，我因為我的母親丟下我、結束自己的生命而感到氣憤，因為我的父親失去我的母親而感到氣憤。我也生自己的氣，因為我想肯定是我在哪裡出錯了，否則我的母親不會選擇自殺。」正是在這樣的情感之下，奧茲進入了迷宮一樣的回憶之中，他拜訪死者的幽靈，重新進入過往的生活，復活每一個人，復活他們的相貌、舉動和思想，直到追尋出母親自殺的真正原因。
也許自殺只是一瞬間的行為，但是塑造自殺這一想法的過程卻是漫長而瑣細的。一個人精神內部的坍塌，誰能說得清楚？母親的憂鬱從何開始？她公主般的童年，正值反猶浪潮興起的布拉格求學，初到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的日子，到底都經歷了什麼？她在尋找什麼，又失落了什麼？奧茲把敘述交給了索妮婭姨媽。
「你們這些出生在以色列的人，永遠也搞不懂這一點一滴如何慢慢地扭曲你所有的情感，像鐵鏽一樣慢慢地消耗你的尊嚴，慢慢地使你像一隻貓那樣搖尾乞憐，欺騙，耍花招。」姨媽這句話包含著沉痛的經驗和生命的感受。作為富家出身的女兒，母親從小生活在一個完美的世界中，縱使她的身邊有殘酷而又絕望的生活（父母不幸的婚姻，同時愛上一個男人的母女，酗酒賣地的上校和他被大火燒死的老婆），也因她的教育和身份幾乎視而不見。
母親一直生活在一個浪漫的、純粹精神的狀態中，她希望自己未來的家庭也是如此。直到1931年去布拉格上大學，歐洲的反猶主義激烈尖銳，那時，母親的精神才開始遭遇現實。
庸俗與現實，確信與懷疑。突然間，生活呈現出另一個面目，殘酷，毫無原由。只因你是猶太人，不管你如何優雅、美好、自尊，這唯一一個不可去除的身份就可以將你打入到黑暗之地。瑣碎的生活本身，父親對政治虛無的狂熱，歷史的突然猙獰，文學的浪漫主義等等，這些看似不經意的東西都成為重壓，壓倒母親疲憊的心靈。
母親為什麼自殺？也許，是因為她無法看到尊嚴遭受打擊，她無法承受那過於沉重的歷史，無法想像那毫無理由的屠殺，無法忍受這庸俗、無望的生活，「她無法忍受庸俗。」
「父親嗜好崇高，媽媽則沉醉於渴望與精神盡興。」在日常生活中，父親沉迷於政治，母親卻不關心，或者說，她希望能夠面對自我，以此找到真正的自己，政治的、國家的高義，在某種意義上，是以消解個人、自我為前提的，哪怕它們以「正義」的面目出現。
在整個耶路撒冷都處於一種狂熱的政治辨論之中時，母親格格不入，好像一個旁觀者，更像一個叛徒。她陷入迷失之中無法自拔，冷漠、脆弱、陰鬱。她的陰鬱似乎在反證著一件事：政治的激情只是一種虛妄，無法對抗四分五裂的生活，也無法彌補永遭創傷的心靈。也因此，在她和父親的對話中，她的話語中總「蘊涵著強烈的冷靜、懷疑、尖銳奧妙的嘲諷以及永久消逝的傷悲」。
有時，她以講述過去來表達她微弱的對抗，「若是講述過去，講述她父母的住宅或是磨坊或者是潑婦普利馬，某種苦澀與絕望就會悄悄進入她的聲音中，那是某種充滿矛盾或含混不清的諷刺，某種壓抑著的嘲諷，某種對我來說太複雜或說太朦朧而無法捕捉的東西，某種挑釁和窘迫。」有時，她給「我」講述有關森林的童話，但那童話也總是充斥著殺人和陰謀。
母親在嘲諷什麼？她對那些政治的腔調有著天然的疏離和反思，毋寧說，她對新國的成立並不持樂觀的態度。不是她不想有國，而是她感受到這國之脆弱，預感到這國或者會更徹底地遺忘她所遭受的痛苦。
失眠、偏頭疼、憂鬱，耶路撒冷的天空是灰敗的，耶路撒冷的生活帶著細菌、謊言、虛妄，那是耶路撒冷幾千年的分裂，猶太人幾千年的流浪帶給母親的。
也許，從兩千年前，猶太人在大地流浪之時，母親的痛苦已經開始了。
圍繞著母親自殺，奧茲探討愛與傷害的生成，探討個體內部精神的崩潰與族群命運之間的複雜關係。現實生活的喪失、族群的被驅逐、文化的無所歸依、新國的虛無等等，這些一點點累積並最終淹沒了母親，也傷害了身在其中的每個人。這是一種內部的失敗，緊張與痛苦，荒涼與寂寞，最終帶來難以言說的崩潰。但是，誰又能說得清呢？
在寫到母親時，作者的語法幾乎是碎片式與隨筆式的，文本本身就像記憶一樣，呈碎片化，朝不同方向輻射。這一碎片細膩、暗淡，不可捉摸，充滿著某種陰鬱，卻又帶著點淡遠的溫柔。在對私人生活進行考古般追憶的過程中，任何一個微小的物品、事物、動作、神情和感官氣味都呈現出雕塑般的重量感。
「你沒事吧？媽媽。」小說最後回到一個孩子對母親的呼喚。以母親的眼睛看她去世之前上街散步時的情景，想她所想到的過往人生，伊拉的自我焚燒，少年的純潔甜美，青年的屈辱失落以及死亡的來臨。
母親於1952年1月6日結束自己的生命。那一天，父親、約瑟夫伯伯，整個以色列的國民正在爭論是否應向德國索賠。
以色列暴雨滂沱。
母親的自殺使奧茲著迷於對女性女性心靈的探索，他為我們貢獻了一系列憂鬱、沉思並有著迷人品質的女性形象，《愛與黑暗的故事》中的母親因無法忍受空洞的政治話語對個體生活的摧毀，無法忍受庸俗而自殺，《我的米海爾》中的漢娜充滿細膩的情感和強烈的愛，她對猶太式的「節制」提出抗議和質疑，《了解女人》因女人的自殺而讓男人開始尋找生活並發現自我，《沙海無瀾》則讓我們到女性的堅韌、豁達和生命力。
女性的疼痛遍布生活的每一細微之處，奧茲對這些疼痛進行最為深入的描述，他愛她們。他似乎有一個執念，所有的故事都是關於愛的故事，而女人，是這愛的中心。
耶路撒冷的道德或「拓荒者」看著你
全人類的痛苦被加載到了耶路撒冷，「父母把四十瓦的燈泡全部換成了二十五瓦的，不光是為了節約，主要是因為燈光明亮造成一種浪費，浪費是不道德的。我們這套小房子總充斥著人權的痛苦……」漫長的、幾千年的隱痛在成立新的國家之時，變為一種小心翼翼要維護的東西，因為那是他們成為一體的唯一象徵。這是根本的矛盾。建國是要永久消除這一傷痛，但一旦消除，那統一性和合法性又來自於何處？
個人的日常生活變成一種道德生活，首先成為道德禁忌，而他人就是這一道德的監督者和禁忌的締造者。大家小心翼翼，政治的、集體的要求最終變為自我的道德約束而顯示出它的嚴酷來，所謂的個人空間成為一個必須減弱到無的東西。
約瑟夫伯伯的身體為什麼會顯得那麼孱弱、可笑？他的愛國宏論為什麼變得蒼白無力？母親對生活的要求為什麼變得那麼不自信且小心翼翼？父親所會的十六種語言為什麼變得多餘無用？
因為這背後有一個新人的比襯，這個新人，即「拓荒者」。「拓荒者」，類似於「社會主義新人」，生機勃勃的大地力量，鄉村、肉體、體力、勞作，這些新人以他們的無私和健康在新以色列國建構一個烏託邦的、充滿未來感的世界。與住在耶路撒冷的那群善於享受的、陰暗的、只會清議的知識分子不一樣，在「拓荒者」們所住的基布茲，每個人的道德是清潔的，他們無私地奉獻自己。
「我父親決定追隨著名伯伯和大哥的足跡。就在那裡，在緊緊關閉著的百葉窗之外，工友們在灰塵瀰漫的公路上挖溝鋪設水管。」這是作者習慣性的筆調。當他以莊重的口吻談到一種理想或知識的時候，隨之而來的就是現實生活的形態，當在描述耶路撒冷高雅、陳腐的知識生活時，突然間插入來自「基布茲」的健壯、紅潤的擠奶女工的廣告，形成一種略帶諷刺的、矛盾的、雙重辯駁的語言（和母親在給他講故事的語調相仿）。它們之間相互消解，最後，意義變得曖昧，或者虛無。就像他在敘述約瑟夫伯伯的愛國宏論時，同時也讓我們看到約瑟夫伯伯那漲紅的臉和突然間的世俗化。
在談論耶路撒冷的知識分子時，奧茲略帶諷刺和一種憂鬱的情感，談「基布茲」的生活形態及「拓荒者」的精神構成時，他是謹慎且思辨的。「拓荒者」們以一種生機勃勃的力量建設充滿新以色列國。從零開始，不要歷史，不要猶豫，只要行動。所有人都為一個目的勞動，真正的勞動，在荒漠裡挖掘前進，在陽光下翻土採摘，陽光、大地，構成一個新的陽剛的以色列，它和耶路撒冷的陰鬱剛好構成對立面。
新的對立和壓抑正在形成。知識與大地，集體與個人，自由與監督，它們之間呈現出哲學和政治上的分歧。敏感的知識分子生活與簡樸的鄉村生活，蒼白、纖弱與健壯、紅潤之間，互相嘲諷，並形成微妙的衝突和矛盾。
「教育之家在父親眼中乃無法驅除的嚴重危險。紅色潮流……」接受過歐洲精英教育的父親，對「紅色潮流」有著本能的謹慎看法，他希望我成為約瑟夫伯伯那樣的學者和大學教授，堅決反對「我」去基布茲，因為他認為那是一種粗鄙的、沒有文化的生活。但作為「以色列國家一代」的「我」，在以色列建國的熱潮中成長，生活在耶路撒冷蒼白的知識圈，每天又看到公交車上那紅潤、健壯的擠牛奶女工，在學校接受的也是「希伯來教育模式」（朝著新人和英雄主義方向教育，要求投入到「大熔爐」的集體建設中去，長大後將被送去「基布茲」從事勞動），這樣環境下成長的「我」不可能喜歡父親的生活。
「復興一代」與「以色列國家一代」，「耶路撒冷」與「基布茲」形成非常實在的對立。這兩種身份和兩個空間有著天然的分歧和道德上的差異。當面對「建國」「大地」「無私」這樣的名詞時，所謂的「個人」「知識」「權利」很難抗衡，更何況一個正在成長的少年。
作者多重諷刺，但也意味著多重失落。耶路撒冷的生活是不確定的，有著一種讓人難以解釋的迷惑。奧茲以文學的複雜天性寫出了以色列建國時期多重概念、多重元素在普通生活中的交織形態。
「我」要逃避，逃避救贖和復活，逃避父母所失落的但同時卻仍然嚮往著的那個「歐洲」，「我想讓一切停止，或者至少，我想永遠離開家，離開耶路撒冷，到一個基布茲生活，把所有書和情感都甩在腦後，過簡樸的鄉村生活，過與大家情同手足的體力勞動者的生活。」
基布茲的倫理
「基布茲」在希伯來語裡是「聚集」「團體」的意思，現在成為以色列主要的一種集體社區形式，它是在所有物全體所有制的基礎上，將成員組織起來的集體社會，沒有私人財產。基布茲的吃、穿、住、行都是集體安排，孩子過的也是集體生活，由幼教樂園集體撫養，只有傍晚一段時間與父母相聚。基布茲在這荒漠之上建造一個個繁茂的綠洲，研發了世界領先的滴灌技術，種植出可供全國食用的農作物和各種各樣甜美的水果。在以色列建國過程中，基布茲的作用有非常大的象徵性。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空間？它讓我們想到什麼？蘇聯社會主義時期的集體農莊？中國建國初期的人民公社？在20世紀，人類關於集體主義烏託邦想像的這三個實體，蘇聯和中國的已經宣告結束，只有以色列的基布茲還存在，並且據說以色列的政界上層有相當一部分人來自基布茲。
從長遠的人類文明來看，在不同時期都會有這樣烏託邦實體的出現，它們所出現的契機、承載的想像及在現實中的偏差會被無數學者研究，但是，我更感興趣的是奧茲在寫到「基布茲」時的潛意識及由此造成的獨特語感。
「基布茲」在文中出現的很多時刻，都直接構成了對耶路撒冷知識分子生活的嘲諷。這一嘲諷來自於兩種生活形式本身之間的差異，隱藏在背後的卻是：以色列要選擇怎樣的道路？
耶路撒冷的知識分子以文化式的陰鬱保留並傳承著猶太民族幾千年的痛苦，它是以色列建國合法性的自證，也是以色列歷史共同體的想像者和建構者。基布茲的青年則厭惡這些過於冗長而壓抑的悲痛，他們以憤怒的原始力在荒漠和強烈的陽光下建構新國。他們自成一體，純潔無比，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巨大的烏託邦，是一個幾千年處於被遺棄之中的民族的自我救贖，是對「家」極端嚮往和渴望下的產物。
但它究竟意味著什麼？是否就是以色列的未來之路？它遮蔽了什麼樣更本質的問題？
奧茲選擇了一種自我辯駁式的複雜語式來寫。當在耶路撒冷生活時，「基布茲」作為一種全然不同的面貌和美學形態監督著大家的生活，並塑造著耶路撒冷新的道德和生活。但當15歲的「我」來到基布茲後，基布茲的面目開始真實，也更加曖昧起來。勞動固然光榮，集體固然昂揚，理想固然純潔，但是，作為個人的「我」仍然蠢蠢欲動，想尋找個體存在的意義。「我」與尼莉的戀愛是全書中最明朗的色調，個人的情感蒸蒸日上，「勞動」「集體共有」無法阻擋個體思想的誕生。這正是基布茲的矛盾之處。儘管所有的規定清晰而美好，儘管有完善的制度、補貼和相應的考慮，但是，人性本身所「個人」特點仍然無法被規約。
在《沙海無瀾》中，奧茲更是以基布茲的生活為核心，書寫一個基布茲的青年約拿單離開重又歸來的故事。約拿單厭倦了基布茲，厭倦了平淡的、毫無個人性的生活，蓄謀著離開，他的離去也揭開了基布茲內部的諸多問題。奧茲藉此對基布茲的架構、觀念特徵和未來性進行了分析。在經歷了無數磨難之後，約拿單又回來了，和妻子、妻子的情人和平共處，並獲得內心的安靜。
約拿單的選擇和《愛與黑暗的故事》中的「我」最終背離基布茲完全相反。這些看似自相矛盾，其實包含著奧茲真正的思考。奧茲沒有以簡單的對錯、好壞來衡量基布茲在以色列當代精神中的作用和價值，他在寫一種生活的形成和內部可能包含的衝突。他讓我們看到它形成的過程，它從一個試驗到成為一種象徵意義的過程。
這甚至可以說是奧茲的政治觀點，在此意義上，奧茲經常被認為是有左翼傾向的作家。但我以為，他並非把基布茲作為一種理想社會結構來寫，而是作為一個可供探討和分析的問題來寫。
當代以色列歷史學家施羅默 桑德在他頗富爭議的歷史學著作《虛構的猶太民族》中有一個大膽的論證，他認為關於「猶太民族」這個詞是建構出來的，「他們起初收集了猶太教徒和基督徒宗教記憶中的諸多片段，他們富有想像力地從中建構了一個『猶太民族』的漫長的連續的譜系。」這一說法引來了無數的批評，但是，有一點很有啟發性：人類生活並非全然連續性的和因果的，也許，都只是一種想像和塑造。
這也正是作家的任務。一個作家不是為歷史的必然律提供依據，而是發現溢出歷史之外的偶然和不確定。或者，這些偶然和不確定昭示著人類生活另外的可能性。
在這樣的思想邏輯中，「我」成為「農業勞動者中的一個蹩腳詩人」，「我」發現了自己對寫作和思考的熱愛，發現了舍伍德 安德森，發現了真正的生活就是自己正在經歷的生活，而不是經過過濾和選擇的生活，「我認定有損於文學尊嚴、被拒之文學門外的人與事，佔據了中心舞臺。」「把我離開耶路撒冷時就已經摒棄的東西，或者我的整個童年時代一直腳踏、但從未彎腰觸摸的大地重新帶回給我。我父母的困窘生活；修理玩具的夫婦家裡總是飄著的淡淡的麵團味兒與醃魚味兒……」
由此，作者重新發現父親、母親和他們的世界。雖然，他們一直都在。
奧茲經常強調他所寫的只是一個家庭、一個人的故事，我們能夠感受到他小說中對所謂「整體性」和「國家性」的某種質疑。充滿傷痛的現實和歷史並非就使一些大的話語擁有天然合法的理由，它既不能成為國家、民族要求個人犧牲自我的條件，也不能成為政治發動戰爭的前提。他以一位作家的自由之心意識到超越歷史衝突和族群界限的必要性，當他在反覆思辨當代以色列的政治結構和生活形態時，當在思量家庭內部的愛與妥協時，當他在反覆回憶並書寫「那個富有同情心的阿拉伯男子，將年僅四五歲的我從黑洞洞的深淵裡救出，並抱進他的懷抱」這一場景時，我們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和平主義者和人類主義者。
奧茲不是國家主義者，也不是民族主義者，他所反思的正是以此為名的血腥歷史和對生命的摧殘。
《愛與黑暗的故事》是自傳，散文，歷史著作，還是小說？據奧茲本人講，以色列的很多圖書館，在擺放這本書時，都有過猶豫，不知道該如何編纂歸類。都是，又都不是。
它的確是自傳。奧茲母親的自殺是這本書的起源，書中的家族故事，他自己去基布茲的經歷，都是真實的。而書中的重大歷史事件也都是真實的。散文？也完全可以。《愛與黑暗的故事》整本書都是散文化的，絮絮叨叨，瑣細破碎，無限向內，空間不停蔓延，隨處可以停頓凝視，越來越多的記憶浮現，房屋、氣味、花朵、灰塵，等等，它們不斷擴張，直到溢出文本之外。而情節呢？若論情節，似乎太過簡單了。
奧茲說他很高興這本書如此難定位，這恰恰說明它擁有一些複雜的品質。但是，在許多場合，老奧茲又很狡猾地說，《愛與黑暗的故事》其實只是一個故事而已，關於愛的故事。這個故事遠比自己母親的和家族的事情，遠比以色列的歷史古老得多，因為，自人類誕生之初，故事，就成了人類重要的陪伴和隱喻。
奧茲是個故事迷，擅長於編織和敘事。2016年6月奧茲來到北京，短短的幾天時間，在閒聊和訪談之中，他就為大家編織了很多故事，他說無論看見什麼，一個眼神，一個動作，蒼蠅飛過去，風吹來，他都會在腦海裡編一個故事，讓它們重新活一遍。
一旦故事開始，敘事開始，小說就擁有了一種全新的邏輯，而真實的人生，不過是其中的元素而已。但是，如若沒有這真實的人生，故事又從何開始呢？這愛與黑暗，又何至於如此久遠，讓人震顫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