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比賈斯汀·比伯更「高級」嗎？關於膚淺與深刻的爭論

「快樂」一詞總會被人誤認為膚淺，而深刻的人往往會給人留下苦悶沉重的印象——能否在這二者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呢？閱讀的快樂、遊戲的快樂、消費的快樂……獲得愉悅感的不同方式又是否有高低優劣之分呢？

更具體地說，一個人喜歡巴赫或者喜歡賈斯汀·比伯，是否有高下之分呢？這個問題的背後，實際是在對不同的快感做比較：聽巴赫獲得的享受與聽賈斯汀·比伯獲得的享受，這兩種快樂有高下之分嗎？

在最近出版的新書《關於痛苦的七堂哲學課》中，哲學教師斯科特·塞繆爾森梳理了哲學家邊沁和約翰·穆勒對這些問題進行的探討。他們圍繞快樂與痛苦的標準做出了細緻剖析。快樂符合功利主義的原則，人應當將快樂最大化，痛苦最小化。但是，功利主義的思想卻忽視了這樣一個現實：在快樂之外，人還想要更多。或者說，有一些更具有長久快樂的價值之中，往往包含著痛苦的成分。比如，寫一本小說、跑一場馬拉松，是能帶來長久滿足感的事，但在它們之中，一定包含著痛苦的付出。

關於快樂的討論，也幫助我們更辯證地看待生活中的痛苦時刻——它們並不全然是壞事，有些快樂，是藉由痛苦才能達到的。

原作者｜斯科特·塞繆爾森

本文整合｜宮子

《關於痛苦的七堂哲學課》，作者：斯科特·塞繆爾森，譯者: 張佩，版本: 未讀·思想家 | 北京燕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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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是值得推崇的功利主義

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傑裡米·邊沁認為，與其期待超自然的正義，不如努力在此時此地將痛苦最小化、快樂最大化，因為這是我們唯一確定擁有的時間。這就是邊沁所謂的「功利原則」，另一位功利主義哲學家穆勒經常將其稱作「最大幸福原則」。然而，他的哲學卻是一種極具影響力的無神論，因為它駁斥了信仰存在的基礎，即對痛苦的根本接受，認為痛苦是人類旅程無法分割的一部分。

另一種說法是，邊沁的哲學徹底改變了我們對自然的概念。傳統觀念認為，自然是神設定的一系列限制，如萬有引力、死亡、黃金法則等自然和道德法則，如果我們無視這些法則，最終就會受到懲罰。而邊沁和穆勒認為，自然不過是原始數據，我們應該對其更改，以實現人類可接受的結果。比如，死亡和疾病不應該當作自然而然的事情被接受，我們應該與其抗爭，乃至將其更改。而且，並沒有所謂的「自然法則」，也就是道德準則在支配著我們，我們只是擁有能夠或多或少滿足的欲望。少年穆勒最早接觸邊沁的思想時，最令他興奮的正是邊沁推翻了舊的自然概念。「『自然法則』『正當的理由』『道德感』『自然正義』諸如此類……都是巧飾過的教條主義……思想的新時代開始了。」

用「功利主義」概括源於邊沁的道德理論，有些誤導人。邊沁所說的「功利」，不僅指有用的東西，還指對實現滿足感特別有用的東西，他聲稱，滿足感屬於我們所有人的基本需求。

邊沁認為，痛苦和快樂是對我們「有絕對掌控權的兩個主人」。功利主義的核心思想是：對我們有絕對掌控權的主人，應該引導我們不僅去增加自己的快樂、減少自己的痛苦，而且要去為每個人實現最多的滿足感。我們應該以最好為目標。邊沁認為，既然快樂是好的，那麼更多快樂就更好，以此類推，最多的快樂是最好的。約翰·穆勒在《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中的表達比邊沁更為有力，他指出，最大幸福原則源於我們內心的兩種衝動：第一種，我們對自己快樂的渴望；第二種，我們天生對他人的道德衝動。將兩者合在一起，你就會明白，我們不僅應該為自己帶來快樂，也應該為我們所影響的每個人帶來快樂。

傑裡米·邊沁（Jeremy Bentham），英國法理學家、功利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改革者。

如果我們想給功利主義起一個更花哨的名字，不妨將它叫作「倫理享樂主義」（ethical hedonism）或「道德快樂主義」（moral voluptuism），無論是哪個希臘或拉丁詞，只要意思是「給每個人最多的滿足感」就行。

簡言之，邊沁想讓理性掌控我們的命運，這樣世上就有儘可能多的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從 18 世紀 90 年代開始，他的思想逐漸流行起來，先是在大革命時期的法國，然後在改革過程中的英國。逐漸地，邊沁的一些激進提議在整個現代化的世界中被接受 ：經濟自由的福利國家、女性享有的平等機會、離婚自由、政教分離、同性戀合法化，這一過程雖然緩慢，但毫無懸念。

2

不能在快樂中放棄價值判斷

儘管約翰·穆勒很孝順，從未反駁他父親及其導師的功利主義，但他對功利主義所做的改變之巨大，以至於它幾乎需要起一個不同的名字。雖然穆勒獨特的功利主義作為理論是否站得住腳，仍存有很大疑問，但筆者認為，穆勒對邊沁核心思想的改動，證明了他具有一種無可指摘的哲學品格：他努力解決生存的真正悖論，即使這樣會讓他的理論看起來站不住腳。

在穆勒的代表作《論自由》（On Liberty）中，穆勒闡明了成為現代性第二天性的政治原則：「違背文明社會任何成員的意願，對其正當行使權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傷害他人」。只要不傷害他人，我們就能隨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這種想法乍一聽像是功利主義在政治領域的一種完美應用。壓迫、徵服和奴役都是痛苦顯而易見的根源，因此，「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權利體系，似乎是一劑完美的解藥。

《論自由》，作者: [英] 約翰·穆勒，譯者: 孟凡禮，版本: 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2019年4月

但自由，尤其是穆勒在其傑作《論自由》中所頌揚的那種無所不在的自由，包含了某種對苦難的非功利的包容。以常見的言論爭端為例，在一些情況下，對某種言論的鎮壓，可能打著為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的旗號而被合理化，事實上，這種情況屢見不鮮。例如，對恐怖主義的恐懼，促使一些公民希望鎮壓可恥的恐怖主義宣傳， 尤其是恐怖分子在網上使用的那種心理操控。

穆勒令人震驚地陳述了他的功利主義原則 ：「如果所有人都持有同一種觀點，只有一個人除外，而這個人所持觀點正好相反，那麼剝奪這一個人說話的權利，並不比剝奪所有人說話的權利，更加公正。」簡言之，穆勒認為，自由的價值高過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換言之，他所謂的「最大利益」包括真理或自由等價值，而這些價值並不能約化為最大化的快樂。

換言之，自由賦予我們作惡的權利，而這些惡恰恰是幾乎所有道德體系（包括邊沁的功利主義）試圖消除的。如果我們想根除痛苦，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頌揚自由？如果我們想打擊恐怖主義、減少犯罪，將人類彼此施加的傷害最小化，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堅守法律？如果我們想將痛苦最小化，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信仰人的自由？

在穆勒看來，尊重人的權利主要是因為人無完人，我們不能保證自己永遠正確。我們很容易去打壓那些看似虛假、邪惡的事物，卻在後來發現它們無害，甚至可能是正確且有用的。人的判斷難免出錯。我們沒那麼高明，怎麼能保證對打壓誰的觀點的判斷不會錯誤呢？對於容易犯錯的我們，包容不同的聲音不是更好嗎？更何況，即便是毋庸置疑的錯誤或邪惡的信仰，只要能表達出來，難道不會讓我們更生動地認知真理、更熱情地捍衛真理嗎？

雖然穆勒的觀點非常有說服力，但它與邊沁對人類理性的信仰背道而馳。邊沁功利主義的優勢在於，我們中最智慧的人應該認真思考困擾我們的問題，想出解決辦法，並將其付諸實踐。穆勒認為，自由不僅有助於減少痛苦，還是我們的自我認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起將快樂最大化、痛苦最小化的理論，用尊嚴或自然權利之類的概念，捍衛對自由的信仰，難道不更令人信服嗎？而在某些時刻，這樣的功利主義原則難道不是更有指導意義嗎？

3

快樂是否有高低之分？

穆勒對功利主義所做的第二個改動，是區分了高級快樂和低級快樂，而邊沁堅決反對這種區分。邊沁有句名言 ：「如果快樂的量是相等的，玩圖釘和吟詩作賦一樣好。」換句話說，打保齡球和讀波德萊爾（Baudelaire）的詩一樣好，或許更好，因為喜歡打保齡球的人更多。在我看來，儘管邊沁做出了幾乎讓人覺得滑稽可笑的分析，確定了某些快樂的強度、長度、純度以及生產能力，他卻拒絕接受聽巴赫音樂的快樂必定比聽如賈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這類的流行音樂的快樂更好。

加拿大流行歌手賈斯汀·比伯 ，圖片為比伯紀錄片劇照。

如果你從其中一種或是兩者之中都能獲得快樂，那當然再好不過。但巴赫迷不應該鄙視比伯的粉絲，比伯的粉絲也不應該鄙視巴赫迷。在邊沁的道德運算中，如果某種事物能給人帶來快樂，它就是好的 ：沒有比感受本身更高的衡量標準了。如果音樂學校、演奏家和管弦樂團等維繫巴赫音樂遺產的傳統都消亡了，只要人們還跟隨比伯的音樂搖擺，那麼對邊沁而言，並沒有什麼實際的損失。

如果這個世界巴赫的音樂越來越少，卻到處充斥著比伯的音樂，那麼對於像我這樣喜歡《哥德堡變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的人來說，這就是對邊沁功利主義理論的直接反證。邊沁的哲學不僅沒能說明價值的高低之分，也沒能正確理解某些行為的是非之處。

不難想像，功利主義理念支持色情產業，至少某種類型的色情產業，因為色情產業為大多數人帶來了快樂，只犧牲了極少數人的利益。事實上，我們不妨想像一種情況，一部成功的色情片在製作過程中，沒有對演員造成任何傷害。這種情況並非沒有，只是比消費者情願認為的要少得多。這樣的色情產業真的在道德上是好的嗎？事實上，沒有對演員造成任何傷害的色情作品，真的在道德上比跑一次馬拉松或寫一部小說更好嗎？

畢竟跑步和寫作包含痛苦的成分，而且很少能像一部還不錯的色情片那樣帶來廣泛的快樂。難道除快樂和痛苦之外，就沒有其他我們應該用來評價人類努力的價值標準了嗎？事實上，我們許多最有價值的活動，難道不都包含著一些不可消除的痛苦嗎？

穆勒試圖通過區分快樂的高低來拯救功利主義，使其不至於被這一問題駁倒。是的，色情片能為消費者帶來快樂，但這是一種低級的快樂，穆勒會如此辯駁。如果色情片能在不造成任何傷害的情況下，給很多人帶來快樂，那麼它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但它仍然沒有跑馬拉松好。儘管跑馬拉松會為運動員帶來痛苦，但它會帶來一種本質上比看色情片更高的滿足感。穆勒稱，我們在運用最大幸福原則時，不僅要考慮我們的行為所帶來的快樂的數量，還必須考慮其質量。

穆勒在衡量價值時，使用了快樂和痛苦之外的標準嗎？他聲稱，他決定快樂質量高低的測試，完全符合邊沁的根本思想， 即快樂和痛苦對我們有著絕對的操控力。穆勒說 ：「如果體驗兩種快樂的所有人或幾乎所有人，都更喜歡其中一種快樂，這種喜歡無關道德，那麼這種快樂就更好。」顯然，有時，我們認為的更高級的快樂是能夠通過穆勒的測試的。但是，情況大多或總是如此嗎？

桑德爾（Michael Sandel） 著名政治理論家，社群主義的代表人物。

桑德爾在哈佛大學講授的《公正》課程是最受學生歡迎的課程，該課程被製作成哈佛公開課後在網絡廣為流傳，成為風靡全球的哲學公開課。

哈佛大學教授麥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他頗受歡迎的政治哲學課上，給學生播放了三個視頻，然後讓他們進行穆勒的測試，並對其進行評價 ：第一個視頻是一場頂級職業摔跤比賽；第二個是《哈姆雷特》中的一段獨白；最後一個是《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中的片段。觀看結束後，他問學生，覺得哪個視頻最有趣，哪個視頻層次最高或最有價值。

《辛普森一家》常常被評為最有趣，而莎士比亞的戲劇常常被評為最有質量。這個實驗的結果難道不是恰恰證明，穆勒對功利主義的拯救是失敗的嗎？更好的並非總是最令人愉悅的，難道不是如此嗎？正如桑德爾所說 ：「功利主義將一切簡單歸為計算快樂和痛苦的粗糙算式，因此備受指責，穆勒想挽救功利主義，可他說的是與功利本身無關的人類尊嚴和人格的道德理想。」

動畫片《辛普森一家》劇照。

穆勒拯救功利主義，使其不至於抹平人類生活的高度的唯一途徑，便是改變功利主義的根本前提。穆勒想要根除無意義痛苦，增加有意義的幸福，但他還需要找到「快樂好、痛苦壞」的原則之外的標準，來判斷什麼是無意義痛苦、什麼是有意義的生活。

我們想要幸福，但我們也需要意義。幸福和意義常常重合， 但並非總是如此。

我們尚不能確定，人類生活許多至關重要的事件中，快樂是否大過痛苦。例如，如果經過仔細分析，很可能會發現，撫養孩子帶來的頭痛比樂趣多。但是，僅從孩子帶來多少快樂的角度試圖衡量育兒的價值，這種行為本身難道不會顯得過於片面嗎？有時候，帶來最多頭痛的孩子，也是最受疼愛的那一個！

許多人類最偉大的追求——體育、文學、工作、慈善、愛情，不也是如此嗎？是的，它們常常是滿足感的來源，但它們的意義無法完全用快樂和痛苦來衡量，難道不是嗎？穆勒深信，賦予我們意義的事物會讓我們幸福，也許最終會是如此。我們當然也希望如此。但是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我們必須在快樂和意義兩個時而衝突的目標中，找到一個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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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獨家內容。摘自斯科特·塞繆爾森《關於痛苦的七堂哲學課》，由出版方未讀授權刊發；小標題為編者所加。整合：宮子；編輯：走走；校對：王心。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