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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八年（1679年）的一天，擔任清廷翰林院編修的蘇州人汪琬，與同僚談起了各自家鄉的特產，正當大家各自誇耀家鄉特產的時候，輪到汪琬，這位順治十二年（1655年）的進士講了。
汪琬緩緩道來，他說，蘇州嘛，特產很少，但有一個很特別，那就是：
狀元！
一語驚四座。特產「狀元」？這句話，在作為大清帝國高級知識分子集結號的翰林院各位官員們聽來，很是刺耳，可大家仔細一想，又不無道理。
實際上，狀元，確實是蘇州的特產。
從唐朝晚期的869年出產第一位狀元，到1905年科舉結束，整個蘇州全部6縣區（蘇州、吳縣、常熟、吳江、崑山、太倉），共產生了45位狀元，數量為中國城市之最；而中國有史記載的科舉狀元，一共也就600位，蘇州一個城市，就獨佔了7.5%，不愧為狀元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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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最愛君要跟大家探討的，是關於中國古代狀元的地理分布，簡單來說，就是中國哪裡出產狀元最多？這個問題的背後，又如何隱藏著古代中國的政治經濟、人口軍事密碼？甚至暗藏殺機？
中國古代科舉，從隋朝開皇年間創立，至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止，歷經1300多年，共開科取士709次，然而現存史料有據可查的有名有姓的狀元，僅僅600人（不含武狀元），這600人中，可以查詢到籍貫的，僅僅為448人，最愛君今天的故事，就要從這448位狀元講起。
話說，如果穿越回去，看到清朝的蘇州進士汪琬竟然這麼「囂張」，唐朝的北方士子們，一定會非常不屑，因為在大唐盛世時，狀元，那可大部分是北方人的囊中物。
根據現有的資料統計，唐朝時，狀元郎們的家鄉，大部分都位處黃河中下遊的北方各省，那時候，黃河中下遊兩岸，才是中國文風最為鼎盛的地區：在現有知道籍貫的68位唐朝狀元中，前三甲的省份，分別是：河北（15人）、河南（13人），陝西（11人）；
從具體數據來分析，在安史之亂（755年）爆發前，詳細知道籍貫的8位狀元，有7個都是北方人——從數據統計來看，唐朝前期狀元分布的總體數據，霸主主要是北方人。
但是安史之亂，是中國北方文脈衰落的開始；從755年安祿山起兵以後，中國的文脈興旺之地，逐漸從黃河中下遊地區，轉移到了長江中下遊地區。
安史之亂後，大約從唐武宗會昌年間（843年前後）開始，來自南方的狀元人數逐漸增多 , 從公元843年至 907年唐朝滅亡，64年間，秦嶺、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區，相繼出現了11位狀元，約佔這一時期狀元人數的 31. 4%。
晚唐時期，就連當時非常偏僻的廣西地區，都出了兩位狀元，在中國歷史大格局的轉變下，南北方文運的扭轉、狀元分布的顛覆時代，即將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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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後的200年間，南方人在科舉榜上逐漸崛起，這也讓有個人心裡非常不爽。
作為北宋華州（今陝西渭南）人，出生在關中地區的寇準（961-1023），一向很看不起南方人。北宋時期，儘管作為中國古代政治經濟的傳統核心，關中地區已經逐漸沒落，但寇準和他那個時代的人一樣，仍然認為，關中地區所處的西北地區，才是中國真正的王霸之地：
「西北，天地之勁方，雄尊而嚴，故帝王之興常在西北。」
當時，趙匡胤家族與主要的大臣都是北方人，儘管北宋王朝的經濟命脈，已經要開始仰賴江南地區，但在政治上，北宋的政治圈裡，大家對於南方人還是很排斥的，對此，當時作為宰相的寇準甚至公開放話說：
「南方下國，不宜多冠士。」
意思就是說，南方是個下等地方，不能讓太多人中舉、當官；為此，作為宰相的寇準，有一次在看到主考官們，集體將當科狀元定為南方文士肖貫中時，寇準發飆了，強行要求將狀元改成了山東平度人蔡齊，對此寇準非常得意，逢人便誇口說：
「又為中原爭得一狀元！」
由於北方官員集團的集體打擊，因此在北宋前期，北宋朝廷中「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南方士大夫大多默默無聞，「沉淪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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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後，隨著大量人口的遷徙南下，秦嶺、淮河以南的長江流域地區人口日漸增長，經濟蒸蒸日上——與此相比，北方地區卻長期處於戰亂之中，深受契丹（遼國）、党項（西夏）、女真（金國）威脅的北方地區，動蕩的軍事政治局面，使得經濟發展、文化教育開始全面落後於南方。
以河北為例，唐朝時河北出產的狀元人員高達15人，是唐朝時各省之最，但是到了北宋時期，作為與契丹、女真人長期對峙的軍事前線，河北在北宋時期的狀元人數，卻急劇下滑到只有1人。
儘管有諸如寇準等北方重臣的極力維護，然而北方士子在科舉競爭中的逐漸落敗，已經開始顯現出來。
此時，中國歷史的天平，已經從北方，開始傾斜向了南方：
在人口數量上，唐朝天寶六年（747年），當時的北方戶口為492萬戶，南方為257萬戶，數量對比為65%：35%；
到了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北方戶口卻減少為459萬戶，南方戶口則增加至830萬戶，北方與南方的人口對比，倒過來逆轉成了：35%：65%。
在經濟上，北宋的朝廷命脈，也主要仰賴著東南一帶的財賦供養，北宋時期的名臣包拯（999－1062）就指出：
「東南上遊，財富攸出，乃國家仰足之源，而調度之所也。」
此時，位處長江下遊的東南（江南）地區，已經成了北宋王朝的經濟命脈所在。而經濟繁盛的南方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程度，也遠遠超過了北方地區：
北宋時期，位處南方的兩浙、 兩江及福建三個地區，州學普及率均達 100% ，縣學普及率則超過80%；當時，北宋全國高達72%的私人學堂，竟然全部集中在這三個省區，在此情況下，政治穩定、經濟繁華、文化昌盛的南方，為科舉上的崛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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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愛君此前曾經寫過《中國宿命論：「從西向東、從北向南」為何屢屢應驗？》的稿子，在中國古代史上，經濟與教育中心從西向東、從北向南的「十」字架遷移趨勢，非常明顯。
在唐宋明清四個朝代中，狀元所處省份的前三甲，分別是：
狀元人數的大規模逆轉，在宋仁宗朝時期（1022-1063年），開始明顯逆轉。當時，北宋共有57名狀元有籍貫可查：
在宋仁宗朝代以前的北宋，明確籍貫的27名狀元中，南方人僅為6人，佔比21.4%；
然而宋仁宗時期開始的30名北宋狀元，南方人卻高達21人，佔比高漲到了70%。
除了狀元，在進士數量上，北方人在進士考試爭奪戰中，更是幾乎全軍覆沒：
當時，在公元960-997年間，北方籍進士在全國總額中佔比還能達到28. 4%；然而到了1101-1126年，北方籍進士，已經銳減到了僅佔 0. 08%。
這種南北狀元的逆轉，和進士數量對比的日益尖銳化，讓一代大咖、作為北宋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的司馬光，很是惱火，為此，司馬光與歐陽修狠狠吵了一架。
當時，北方讀書人在科舉考試中逐年敗北，為此作為北方人的司馬光向北宋朝廷進諫說，科舉考試這種大統考、公開競爭的方式很不公平，北方有的路（相當於今天的省）竟然連一個考中進士的人都沒有，所以，科舉考試應該搞成大鍋飯，按照各個省的戶口數量，來平均分配錄取名額，實行「逐路（省）錄取」，這也就是中國最早的分省考試製說法的由來。
然而，作為江西人的歐陽修卻很不贊同司馬光的說法，為此他上書跟司馬光爭論說，科舉考試都是匿名考試，中榜後才知道中舉人和狀元們的籍貫，這種做法「憑才取人、唯才是擇」，反正實行的是匿名制的公平競爭，有能者上，怎麼能按照省份，搞大鍋飯、平均分配呢？
在歐陽修看來，在當時的政治和科舉考試上，南方人向來就受歧視，如今憑著真才實學開始出人頭地，作為北方人的司馬光之流就看不順眼、想來阻撓了，這實在是很不公平，對於歐陽修的這種觀點，同樣是江西人的王安石也非常贊同，所以在王安石主持變法時期，北宋的科舉考試，仍然沿襲了全國各路（省）公平考試競爭的做法。
在今天看來，司馬光提倡的「分省錄取」制儘管有私心，但確實也反映了當時北方地區，在經濟文化上相對南方，表現出了衰落，因此，「分省錄取」制有著「補償性正義原則」的因素，不能說全然沒有道理，這就好比今天要照顧西部地區的考生一樣；
但歐陽修的意見也不無道理，公平競爭符合「程序性正義原則」，也有利於國家對人才的最優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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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決定政策走向的，是政治鬥爭的勝利者。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反對變法的司馬光重新上位，並將北宋的科舉錄取制度，實行了初始化的「逐路取人」（分省錄取）制——即作為北方地區的齊、魯、河朔諸路（省），可以與南方的東南諸路（省）分開考試，並平均分配，保障北方地區的進士錄取名額。
儘管在進士考試中，可以受到名額保障的大鍋飯照顧，然而一到了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環節，由於狀元錄取不分地域和籍貫，因此南方人的聰明才學，立馬就全面碾壓了北方人，司馬光曾經恨恨地說：
「閩人狡險，楚人輕易！」
言下之意是說，南方人都很狡詐，統統都不可靠。在司馬光看來，不僅是歐陽修、王安石這些江西人讓他不爽，所有南方人，在他看來都不是什麼好鳥，反正都很「狡（猾陰）險！」
政治上雖然有爭論，但是南北地區的文化教育失衡，也越來越嚴重。
在後世揚名的唐宋八大家（唐代韓愈、柳宗元；宋代蘇軾、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歐陽修）中，除了韓愈（今河南洛陽人）、柳宗元（今山西運城人）兩位唐朝名家是北方人外，宋代的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個人，是今天的四川眉山人；王安石是江西撫州人，曾鞏是江西南豐人，歐陽修是江西吉安人。
可以說，唐宋八大家的籍貫所在地，也反映出了宋朝開始南方文化的全面反超北方。
在現在可以考據的北宋進士9630人中，其中南方諸路（省）為9164人，佔比高達95.2%；北方諸路（省）僅為466人，佔比僅為可憐的4.8%。北方地區在文化教育、科舉成績上的全面落後南方，在北宋中後期開始，也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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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考試與狀元分布，這種嚴重的失衡狀態，最終釀成了一起超級命案。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這一年的科舉會試結果公布後，北方的學子立馬炸開了鍋：
原來，這次科舉考試錄取的狀元陳，是閩縣（今福建閩侯）人；榜眼尹昌隆，是江西泰和人；探花劉仕諤，是浙江山陰人——而其他49名進士也全部是南方人；
對此，北方士子們非常憤怒，認為是主考官、湖南茶陵人劉三吾作弊偏袒、蔭護南方人。
事情鬧大了，於是朱元璋便下令，派前科狀元張信等翰林院的高才，成立聯合調查組重新進行評卷，結果張信等人調查來調查去，都認為劉三吾等人的評卷很公平，錄取結果不存在什麼問題。
對於張信等人的這個複查結果，朱元璋立馬勃然大怒。
原來，在朱元璋看來，當時北方地區經過女真人（金國）、党項人（西夏）和蒙古人（元朝）等少數民族政權，歷時200多年的統治，才被明朝這一漢人政權收復，此時北方的人心不穩，對於當時明朝、這個位處南京的「南方政權」有的還心存疑慮，雖然劉三吾等人的評卷很可能是公平的，但是卻違反了收買北方士子人心這一「政治正確」原則。
在朱元璋看來，如果不「均衡性」地照顧下北方的讀書人，那麼明朝這個當時的「南方政權」，是難以有效收買北方人心的，且不利於國家的統一。
在此情況下，朱元璋最終下令，將新科狀元、福建人陳，以及覆審官員、前刻狀元張信等二十多人分別處死，而主考官劉三吾由於當時已經85歲，才得以逃過一死，被革職充軍處理。
因此，陳、張信這兩位朱元璋時期的新老科魁，也成了歷史上死得最冤的狀元。
殺死陳、張信等狀元和南方士子後，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五月，朱元璋又宣布重新進行科舉考試，這一次朱元璋自己親自閱卷，並將全部61個進士名額，都分給了北方人；同年六月，朱元璋自己主持殿試，專門錄取了山東人韓克忠為狀元，以籠絡北方士子。
這個慘案發生後，後世將當年的第一榜稱為南榜；而將第二榜稱為北榜，這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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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死後，到了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明朝開始實行南北中卷制度，即將全國的科舉考試劃分為南區、北區和中區，實行分地區錄取；
到了清朝順治年間，滿清將中卷併入南、北卷，開始實行南北卷制度；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南北卷制度最終被廢除，實行了分省錄取制度。
儘管明清時期實行南北卷制度，和分省錄取制度，但是在排定進士名次的殿試環節，仍然是公平競爭，在此情況下，南方士子的科考能力也得到了充分展現：
在明朝有籍貫可考的89位狀元中，人數最多的省份仍然位處南方，分別是：
浙江19人；江西18人；江蘇14人。
到了清朝時，長江中下遊的東南地區更是進一步崛起，在清代114位狀元中，江蘇佔了46人；浙江20人；安徽9人。
明清兩代，北方地區被徹底擠出了狀元前三甲地區。
這種狀元集中的趨勢，在東南地區更明顯：
歷數中國古代448名有籍貫可查的狀元，各省出狀元最多的，首先是江蘇76人；其次是浙江64人——僅僅江蘇、浙江兩地的狀元就達到了140人，佔比高達31.25%，對此，歷代的說法是：
天下英才盡出東南。
由於北方的狀元實在太少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當看到閱卷大臣進呈的前十名試卷中，有一個陝西人王傑竟然排在第三時，乾隆皇帝感慨萬千，特地將王傑從第三提拔為第一名，以此照顧下北方的讀書人，王傑也因此成了清朝時，陝西全省乃至整個西北地區，唯一的狀元。
1904年7月，中國科舉史上最後一次殿試在北京舉行，在經過一番考評後，主考大臣將最終結果呈遞給了慈禧「欽定」。
當時，清廷內外交困，正準備做七十大壽的慈禧，希望從科舉中得到一點吉利兆頭，沒想到她一翻開主考官們定為頭名的試卷，竟然是廣東清遠人朱汝珍，一想到被慈禧下令推落井中溺死的珍妃，再加上廣東又出了洪秀全、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這些「逆匪」，慈禧心中非常惱怒，立馬就否決了朱汝珍的狀元稱號。
接著，慈禧又看了第二名的試卷，沒想到這個人竟然是直隸（今河北）肅寧人劉春霖，當時，北京一帶正鬧乾旱，劉春霖的名字非常吉祥；加上慈禧覺得劉春霖是肅寧人，肅寧這個名字有天下太平之意，於是鳳顏大悅的慈禧，立馬就將劉春霖從第二名調轉成了第一名狀元；廣東人朱汝珍則因此與狀元擦肩而過，成了中國科舉史上的末代榜眼。
河北人劉春霖，則成了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位狀元。
至此，中國的南北狀元之爭，終於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