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怎樣，《變身特工》並不超脫於「傳統邦德電影」這一定義，即使加入了變身鴿子和政治觀點作為文本基底，我們也只能說這不過是一個古老故事的全新變奏。然而作為一部合家歡動作喜劇動漫電影，製作團隊對電影節奏的把握臻於完美，使得觀者完全沉浸其中，而透過影片所傳達的意識形態也在電影機器運作過程中得到了觀者認同，其中的觀點也經由這種認同實現了他者的客體化。換句話說，美國動漫電影工業的優良水準修飾了觀點的表達，使其具備了文化分析的價值。影片中不乏一些經典議題：種族，性別，取向。儘管這些議題是美國主流社會中的主流議題，但它們在影片中的表現並不優秀。以性別議題舉例，影片主要涉及其中的女性議題與跨性別議題。然而特工電影作為一種傳統男性本位的類型片，女性往往佔據「被動位置」：在一次事件中，女性要麼作為邪惡的敵對分子，要麼作為附庸男性行動的幫助者，要麼作為等待男性拯救、同時展現情慾奇觀的「物件」。本部影片同樣如此：幹員馬茜在影片前段作為企圖逮捕威爾史密斯的敵對分子，後段則變成協助其對抗反派的幫助者。而新好萊塢以來對女性主義的庸俗吸納，本片也難免流俗，馬茜最終還是被塑造成了一個典型的動作片女配角：機智幹練，少許的幽默感，以及俗套的勤勤懇懇。另一方面，影片在探討跨性別概念的時候，自發性或許要大於自覺性。鴿子版本的威爾史密斯同時受傑夫和咕咕的青睞，而最終以男性外表示人，以男性身份自居的他卻因為一枚鳥蛋被指認為女性，這一切究竟是出於娛樂目的亦或是製作團隊自覺為之，並不清楚。而在這一系列經典議題之外，影片主要討論的問題或許更具有價值。這個觀點可以概括為兩句話：1. 沒有絕對的壞人或好人2. 傷害任何人都是錯誤的這兩點是影片反覆強調的核心觀點，而其博愛立場同樣歸因於此。為了維持意識形態的自足，影片文本確實做到了「不動聲色地講道理」，結合文本內在的邏輯與外在的感情渲染，以確保觀者並不感到出戲。發生在電影故事之前的某一事件：吉爾吉斯斯坦。這次事件使威爾史密斯堅信「以暴制暴」才能使得利益最大化，同時也直接導致反派的誕生。電影不忌諱指名道姓地批判美國在世界所有已知領域，尤其是在中東地區對武器與暴力的濫用。而這一批評給予我們影片邏輯體系的線索：是否還記得阿富汗戰爭？昔日的受害者因為仇恨而成為傷害者，而原本的傷害者在這場無止境的報復中淪為受害者，維護世界和平的白頭鷹環抱著這個世界越緊，反恐戰爭的敵對方也就越強壯。好人和壞人的身份不斷地相互轉換。或許因為某一理念，或許因為所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於是一切都被訴諸武力，仇恨被播種，人類彼此的傷害一再發生。好人／壞人的二元表述因為立場與利益的不同而不再可靠，善惡成為一個辯證的過程而非一個絕對的概念。因此選擇一視同仁，因此選擇博愛。祛除了「象徵秩序」對個體的異化，我們得以重新定義道德：一切傷害，都是錯誤。而只有非暴力的博愛，方能消弭撒旦在我們之間劃開的仇恨的裂痕，才可以阻止兄弟姐妹間一輪又一輪的報復和殺戮。完成了文本內在邏輯的編織架構，影片使用富有象徵性的修辭從感情層面博取觀者認同。俯瞰National Mall的綠地，池塘，華盛頓紀念碑與賓夕法尼亞大道，觀者或許會聯想到七十年代聚集到華盛頓特區的那些年輕的嬉皮士：圍坐在綠地上唱歌，暢飲啤酒，反戰抗議，口號和做愛。這無疑是鮮明反戰的歷史標記。而將特工基地設置在國家廣場之下，或許有一種惡趣味的諷刺：暴力就在和平進步的表象之下悄然進行著。然而不可忽略的是，無論影片怎樣強調博愛非戰的立場，其文本本身仍然是一個傳統的正義戰勝邪惡的故事，有所改變的也僅僅是徵服的手段有所緩和。但暴力最小化的徵服仍然是徵服，正如人員損失最小化的現代戰爭仍然是戰爭一樣。敘事層面認同現代科技與武器的非殺傷性，卻忽略不曾改變的暴力徵服本質，以至於賣力貫徹的非暴力意識形態成為現代戰爭的一層幌子。試想一下，被特工方面捕獲的反派將會處於何種境地？特工方面是否會為了貫徹程序正義將其送上聯邦法庭而不是私刑獲取情報？要記住，破壞若干法律的威爾史密斯最終仍然被組織原諒而回歸，可見法律並非是電影意識形態中最高的法則。即使反派確乎依照法律程序進行審判，那麼犯下「滔天罪行」的反派真的可能在美利堅這樣一個死刑仍然普遍的國家獲得生存的權利嗎？這樣一個反派最有可能的結局或許和傳統正邪對抗中的場景並無不同：被以社會安全的名義處決——暴力帶來和平。此外，為博愛而犧牲是一個無比浪漫的概念，這種浪漫在面向白人精英階層，或者說，「白左」時，便突顯了其不切實際的一面。博愛真的可以拯救天下黎民百姓嗎？反戰在這個經濟完全不公平的世界真的可行嗎？科技的發展真的可以在人類善的控制下進行，而不會徹底失控成反派方的殺人機器嗎？理想在邏輯架構中的完全正確，並不意味著它可以在現實世界得到踐行：我們這個瘋狂的世界已經太過於複雜，而那些童話式的夢想很多時候並不足以改變它的荒謬與殘酷，它們往往最終被吞噬，消化得無影無蹤。然而可行性，性價比並不在荷蘭弟的考慮範圍內，這個全世界最為真誠，最為純潔的男孩子以浪漫理想主義的姿態，只認定一件事情：何為對錯。他的理念不可避免地帶有一種先驗的善良，首先認定什麼是錯誤的，什麼是正確的，接著以思想和實踐為其辯護。他模糊了傳統的善惡二元對立，模糊了好人與壞人之間的界線，以此保留一種人類原始的道德衝動，對一切生命保有普遍的悲憫與同情。在他構想的理想社會中，因為暴力傷害的不復存在，仇恨與仇恨的報復，也就隨之永恆消失。反觀敘事層面為了安排這樣的角色進入一場現代戰爭所做出的努力：一位殉職的警察母親，一個15歲麻省理工畢業的超級腦子以及一個絕對功利實用主義的天才殺手威爾史密斯，我們確實體認了個中矛盾卻難免感到牽強。相比較敘事層面為非暴力幌子下的暴力戰爭的辯護，也許荷蘭弟的角色形象，有著超越文本桎梏的至真至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