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對於個人、對於國家、對於世界，都是艱難的一年，戰戰兢兢即將走完不同尋常的365天。
馬上到了歲尾收官的時刻，突然想起了三十年前自己的一個承諾：我該在這年再登一次泰山！
那年我第一次登泰山，氣喘籲籲的攀上十八盤，登臨南天門，走向玉皇頂。
記得那時天色傍晚，天邊有了些許晚霞，我疲憊的往前走著，尋找住處，想第二天早起看日出。最後如願在觀日出的上方找到最好客棧的最佳位置，第二天在房間裡就可以看日出。
於是我對自己承諾：三十年後，老子還要來一次，還走這條線路。
這些年我為了看風景，走過了很多名山大川，但在心目中，泰山的分量一直沒有減輕，其他山峰再好看，看的只是風景，而泰山看的是國家，是中華民族的人文歷史。
中國有五嶽，但是沒有那座山的文化分量能同泰山相比，在古代，它是政權根基，皇家封禪之地；而今天，它依然是國家與民族的象徵。
1990年，我第一次登上泰山。
想想，三十年前那次才是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
那年春天我到了一個新單位從事文秘工作，事情相當多，非常繁忙，一個人幹兩個人的活兒。到了7月中旬，有天上班後領導突然開會，宣布單位要集體去旅遊，一共是三天。
同事們一片歡騰，但我馬上有了自己的主意，我不想與單位一起去群遊，而是馬上回家收拾東西，中午就趕往火車站，我想去泰山。
其實回家收拾東西，主要是相機，那時我對攝影比較痴迷，除了自己有一臺確善能單眼相機，單位還有一套理光10相機，結果都帶上了，還帶上了三腳架，準備了5個彩色、5個黑白膠捲。
我盤算著，單位有三天假期，加上一個星期日（當時沒有雙休，星期六要上班，是1995年開始雙休），我有四天時間，足夠跑到泰山玩一下了。
我先坐慢車，兩個多小時趕到錦州，然後在那裡等待去往上海方向的火車（當時瀋陽、長春、哈爾濱都有發往上海的特快列車），中途停靠泰安。
結果傍晚擠上了過路火車，但它泰安不停，要到濟南中轉。
雖然上了火車，但撓頭的事也來了，不僅沒有座位，就是過道裡擠得滿滿當當都是人，站都沒固定地方，這一夜可怎麼熬啊！
但是那時年輕啊！無所畏懼！扛過去了。
第二天上午八點多我趕到了泰山腳下，記得很清楚，我在一個大娘的煎餅攤前，吃了幾個煎餅盒子，然後開始爬泰山了。
我是從岱廟開始，走紅門線路，最原始的攀爬方法，一路慢慢的走，慢慢的拍攝。
給我印象很深刻是兩件事，一件事當年人們對於攝影還是很稀奇的事，看見我背著兩個相機，都按著變焦大鏡頭（一個拍彩色，一個拍黑白），扛著三腳架爬山，都給我足夠的尊重：搞攝影的太不容易了，快給他讓讓地方。
另外就是我看到了泰山的挑夫，古銅色的臂膀，粗壯的小腿，頭也不抬的一路攀爬著，他們挑著磚石、水泥、糧食、啤酒和生活用品，似乎每一步都是沉重邁進，生活不容易，但是祖祖輩輩泰山人就這麼走過來了。
我拍了不少泰山挑夫的照片，最難忘是這些畫面一直印記在我的心裡，這三十年裡會時時的浮現，我覺得這就代表著一種精神，走一步就少一步，不能回頭看。
這次泰山之行，是我的第一次真正意義的獨自旅行，而且是說走就走的旅行。
後來我在1994年與幾個同事再次登泰山，還是走老路，這是我第二次登泰山，也過去二十六年了！但不知怎的，這次泰山的記憶不深，遠不如第一次。
但到了2020年，我想起當年的承諾已經接近歲尾了，險些錯過而失信啊！
第一個想法就是，必須兌現承諾，在冬天裡登一次泰山，再大的困難也不能阻擋。
最後我的想法是12月20日出發，21日登山，走30年前的老路，上去不坐索道，從岱廟開始攀爬。
在泰山頂還住一個晚上，第二天拍完日出後下山，但考慮自己腿承受不了，下山要坐索道。
但出發前我還是糾結了一下，猶豫了一個星期：
一是攝影器材帶什麼，要不要帶長鏡頭，我雖然現在使用的微單，因為全部換成了專業的鏡頭和機身，分量還是很重的，器材的取捨是每次出發都要糾結的事，最後決定不帶長頭了；
二是疫情期間，會不會出現什麼問題，這是當下最大的問題，密切觀察那邊的情況；
三是冬季爬山要穿什麼衣物，什麼鞋，要不要戴手套等，穿少了冷，多了登山就是負擔。
感覺這次去泰山，比三十年前要糾結多了，難道真的老了嗎？
太懷念三十年前那種無所畏懼，沒有羈絆，任性和肆意的人生態度了。
附2013年寫的當年登泰山時坐車的記憶：
1990年我頭次登泰山，心潮澎湃，那時年輕，說走就走。
收拾好攝影包，扛起三角架，就擠上西去的火車。阜新到錦州這段還好，人不多，等到錦州轉車時我才知道人滿為患的可怕旅行。忘了那班夜車是哪裡開向哪裡的了，上車是途經，下車還是途經。
記住人多得難以下腳，挪動一步都費勁。好容易擠到中間，但放攝影包、三角架的地方都沒有，行李架上也是滿滿的。
正在我一籌莫展時，站起一個老哥「你是搞攝影的吧，把東西放我這裡」，他接過我的東西都放在他行李的上面了，接著把自己的座位讓給我「你先坐會兒，我都坐累了，鬆快鬆快腿腳」。於是這一路老哥不斷的鬆快腿腳，也不斷的把我按在座位上，直到早上到濟南下車，記得那時濟南好像火車站改造，後來聽說是扒掉了，可惜了。
而這班車當時在泰安不停，我也只好在濟南下車，再轉乘汽車。
老哥又要把我送到汽車站，背著他的大包好像也走了很遠，當時好像是四點多，天還沒有亮，他怕我找不到，再出什麼意外。送我到汽車站後他又轉回到火車站轉車，老哥告訴我他是煙臺人，我以後到煙臺一定去找他，他寫了一個地址給我。
於是我因為一個人，牢牢的記住了煙臺這座城市。那裡不僅產煙臺座鐘、產蘋果、葡萄酒，還有一個在我心裡分量很重的王姓老哥！我一定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