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尹力導演的新片《沒有過不去的年》全國公映。這部起意構思於2018戊戌狗年的電影，原本叫作《狗年》，循著導演一以貫之的現實主義美學追求，聚焦當代中國都市家庭倫理的失序與彌合，且不乏尖銳社會輿情裹入。延宕至2021年年初推出，自然多了一層新冠大疫之年撫慰人心的意旨，是以在2020年大眾電影百花獎期間，便官宣更名為《沒有過不去的年》。
年的希冀，之於每個中國人的意義，無需贅言。
年輪的刻畫，之於導演尹力的作品而言，是一個顯著的特徵。作為78級北京電影學院的科班畢業生，尹力無疑該歸入第五代導演的隊列。如果梳理近十年來作為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尹力的公開言說，「藝術工作者的時代擔當」「電影人的使命是記錄時代」「將時代變革記錄在膠片上」等等，亦時有見諸報端。
坐言起行。不管是尹力在1990年，因著當年北京亞運會的契機創作了電影處女作《我的九月》，還是他在新世紀後於主旋律題材影片上，用黑白膠片拍攝《張思德》《鐵人》，啟用全明星陣容演繹《雲水謠》，無不折射出導演「讓生活在不經意間定格」「為小人物做傳」的心心念念。
跳開作者本身的作品序列，中國電影人「逢十盤點」——將一段歷史時期的世道人心投射於大銀幕上，也素為道統。在《沒有過不去的年》中，有1991年，黃健中導演《過年》裡大家庭的兄弟鬩牆，長幼失序；更有2000年，馮小剛導演的《一聲嘆息》裡京城作家，面對婚外戀的年輕紅顏，又要面對原配妻女的兩難抉擇。
男主演吳剛之前就飾演過尹力的《鐵人》中的王進喜一角，這次他出演片中的知名編劇，多多少少帶有京城藝術圈裡茶餘飯後的談資掌故。新世紀的二十年過完了，什麼變了？什麼沒變？觀眾可以從電影的娓娓道來裡琢磨出許多。
《沒有過不去的年》片尾，一家人從都市高樓林立的洋灰森林中來到黃山腳下的徽州故裡，村頭戲臺上儺戲的出將入相，粉牆黛瓦間遊走的「嬉魚燈」，農家樂裡一家人圍坐的其樂融融，片尾曲適時響起，「冰冷之後才知道什麼叫灼熱，灼熱之後才知道什麼叫生活，生活之後才知道什麼是對錯，對錯之後才知道什麼叫愛過……假如還有來世，來世從頭說。」
朱樺演唱的這首《假如還有來世》，正是尹力的代表作《無悔追蹤》的主題曲。25年前，尹力用一部電視劇《無悔追蹤》描畫新中國成立頭四十年、風風雨雨一路走來社會變革的長卷；而今，電影《沒有過不去的年》則接續此任，堪為濃縮近三十年來世風世相時代巨變的折頁畫。同這兩部作品所呈現、記錄的時代相映，一曲縱貫七十年，總有道不盡的美麗與哀愁……電影上映前夕，導演尹力在北京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
尹力告訴澎湃新聞，對於現在的片尾設置，自己最終還是「柔軟」了，「（片尾）我是想讓這一家子最後聚攏在媽媽身邊回味過去，鏡頭從這一家的歡聚拉起，越拉越遠……一看！呦，怎麼『這家人』都在北京CBD某棟大樓的頂上呢？原來這是一齣戲的置景，前面還坐著不少現場觀眾。再是航拍下的萬家燈火，一個大都市的俯瞰。咔，影片結束。我本來要拍一個寓言，而且也拍了，但我不忍心讓觀眾說導演你最後怎麼騙了大家一把，為了你的藝術個性而傷害觀眾的共情。其實，中國士大夫階層田園牧歌的生活理想，現在已經回不去了，你可以說這是個溫情矯飾的偽命題，不是一個真正的社會命題。但導演不是開藥方的先生，我希望能夠提出一些問題，當人們走出影院，伴隨著這樣的叩問，人們能夠去回味，去想一些東西，這就已經夠了。」
【對話】
澎湃新聞：本來說在去年同你聊《無悔追蹤》25周年，可百花獎、金雞獎你忙得都無法脫身。待到年初看到《沒有過不去的年》，片尾《假如還有來世》這首歌響起，兩部作品所觀照的時代前後整整七十年，自然也就勾連在了一起。
尹力：先說這首歌，張和平作詞、張宏光作曲，當年都快要進錄音棚了，張宏光跟我抱怨沒靈感。我跟他說，戲裡特務接頭用的暗號是穆索爾斯基《展覽會上圖畫》這首曲子，馬上哼唱了幾句譜。張宏光一拍大腿，有了！「如、果，還有，來世……」曲子就這麼來了。咱們把兩個片子放一塊說，是一篇大文章。國家經歷了這幾十年的快速發展，我拍《無悔追蹤》那年代，是無法想像今天我們每個人是這樣的生活狀態，就像是你揣著BP機、大哥大的時候，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咱們今天這採訪是拿著智慧型手機，兩條微信約上了。其實，我對人生和社會的叩問是一以貫之的，這個心結「作祟」，創作衝動也一直沒有停頓過。比如說我前面幾部電影，《張思德》《雲水謠》《鐵人》《雨中的樹》，都是命題作文。我作為中影的導演，當拍什麼，不能拍什麼給我劃定好了的時候，我考慮的是怎麼去拍。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中國公眾對於主旋律宏大敘事已經有了刻板印象，認為那就是標語、口號化的東西，是堆砌起的概念。這種成見到了新世紀變了——到了今天，你就是免費派發影票，觀影還有時間成本呢，人家也未必去看。回到我的所有作品，其實早就想明白了，根本上就是在寫人。我一直覺得故事好不好看，先得看故事裡的人物能不能立得住。中國電影從劇作角度來說，最大的問題我認為就是故事永遠大於人物。我在做金雞獎評委會主席時，就講一點，無論票房多少故事多曲折，最根本的還是要在藝術長河中，留下那些鮮活的，揮之不去的人物，那些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所以，為小人物做是我一直秉承的創作理念，很多作品都是這樣的。《無悔追蹤》拍了那麼多的北京胡同裡最普通的老百姓，20集的篇幅，咱們國家所有經歷的最重大事件，關乎到每個普通人和知識分子命運的時代節點，在影像當中都留下了記錄，從第一集開國大典，一直寫到改革開放。
而《沒有過不去的年》，這部電影實際上存在著一個比較大的時空組合——時間軸，內在的張力是改開後這四十年的劇變，空間軸我就落在北京、徽州和美國洛杉磯。是小體量、大格局的安排，當人的命運放到這樣的大的時空中，其實就是把個人的小情小調上升到了家國情懷。
澎湃新聞：說實在的，在國產電影院線票房逐漸「收復失地」的這十幾年，你的作品產出量並不高。是各種忙，還是遇到了藝術的困頓？
尹力：我也在企圖改變。這十來年間，國內院線從3000塊銀幕到了7萬塊銀幕，很多導演都在轉型，往商業上轉，拍玄幻和高概念商業大片。但我早年受的電影教育「中毒」太深，看的都是歐洲知識分子電影，左岸派拉丁區，英格瑪·伯格曼、瑪格麗特·杜拉斯、阿倫·雷乃、阿蘭·羅伯·格裡耶，法國「新小說」流派，所以我總是逃不脫「作者身份」的形上學、文以載道這些命題。當然，如果能夠找到一個切口讓我做到既好看，又能夠把這些「私貨」滲透到當中，在我的創作初衷裡才能找到基本的共鳴。
《無悔追蹤》如此，《沒有過不去的年》也一樣。《無悔追蹤》刻畫的是一條胡同40多年的變遷，寫的是一群本分和善良的小人物被裹挾在時代大洪流當中，得到了什麼、失去了什麼、心得又是什麼。有一年，陳丹青跟我說，1990年代在美國那會兒，大家為了《無悔追蹤》，去租錄像帶，特意先買臺錄像機，一群人每天圍著看，看得直哭。我相信他一定不是被感動了，而是看一同走過從前，看到了中國人的心路歷程，看到了其中的奮鬥和苦難，我想如果一部電視劇能讓人們去思考這樣的問題，還是蠻欣慰的。
《沒有過不去的年》，寫這40年改革開放，國家體量大了，肌肉壯了，有了更多的話語權，人們比過去有錢了，我們的心得又是什麼？「冰冷之後才知道什麼叫灼熱，灼熱之後才知道什麼叫生活，生活之後才知道什麼是對錯，對錯之後才知道什麼叫愛過……假如還有來世，來世從頭說。」你再聽這歌，是不是又是一番況味？
《沒有過不去的年》劇照，吳彥姝在片中飾演吳剛的母親
澎湃新聞：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你的作品現實主義的脈絡一以貫之，你不願也不能去拍「飄著」的東西？
尹力：《沒有過不去的年》，現在很多評論家說是現實主義，其實現實主義從提出，就是批判現實主義。巴爾扎克、託爾斯泰、雨果，他們更多的是對現實犀利地批判。當年，蘇聯作家高爾基提出的典型環境，典型人物，在今天看起來，那也是一個套路。是以離開了批判，現實主義還是否存在？而中國的作家或者說如我這樣的電影創作者，骨子裡都帶有一點超然。體現在藝術表達上，這種達觀或和解，在一定程度上也透著無奈、無解和無題。《無悔追蹤》如此，《沒有過不去的年》也一樣。《沒有過不去的年》最後所謂的矯情的帶有理想主義色彩，或者說是我主觀溫情的解決方案出現了；《無悔追蹤》中，我則把人生看作是一粒周而復始的塵埃。
澎湃新聞：這麼說或許有些消極，但當人們現在去看《無悔追蹤》的彈幕，則會看到一種熱情在湧動，或者說哀而不傷中有一股喧騰勁兒。
尹力：藝術家是沒法給社會指出路的，我們所能做的，不管是什麼形式，歸結起來都是在記錄時代。當年看《無悔追蹤》的觀眾，如今不少早已為人父母，他們能夠記住電視劇中一個個個體命運的沉浮，不管是理髮師，小學教員還是片警兒，沒有人是悲悲切切，自怨自艾的。老百姓插科打諢，嬉笑怒罵，自得其樂，內心充滿對未來的熱望，才會用自嘲來消解眼前的困頓。「沒有30年不落的大瓦房」「窩頭再大也得擱到屜上」「我就不信你能呲出兩丈的尿去」，而恰恰在很多調侃當中，時代的人心向背不經意地被記錄下來。裡面的人們都生活在泥土中，生活在人間煙火裡，人人都有想要改變自己生活的熱望，人人都有在困苦當中掙扎的勁頭，而這就是中國人。放在胡同裡面，又特別北京人。在歷史洪流當中，這些沒名沒姓的人，恰恰是他們在推動著國家往前走。我認為電視劇永遠有顛撲不破的八個字，「悲歡離合，愛恨情仇。」而在電影當中，我覺得只要有機會，別忘了給這個時代留個存照。從《無悔追蹤》到《沒有過不去的年》，真的是像鏈條一樣，把這幾十年給勾連起來了。
澎湃新聞：是勾連，但也有嬗變。這兩部作品裡都是北京人形象為主來演繹，但似乎可以這麼說，當我們富足了，卻又來了深刻的精神危機。
尹力：沒錯，在《無悔追蹤》裡，趙玲琪飾演的「大臉盤子」去買肉，賣家切的都是瘦肉，她一看當場就要罵街。為什麼？當年一家人肚裡那點油水，就靠買肉時能多切一點肥膘回家煉油。但無論生活多麼地難，鄰裡之間和夫妻之間，面對種種時代洪流，都表現出了一種達觀和隱忍。但在《沒有過不去的年》裡面，這些東西都沒有了，你能看到人物和人物關係之間的這種撕裂。當大家被裹挾在巨大的時代旋渦，親情是唯一的避風港和支撐人能夠活下去的內在動力。到了《沒有過不去的年》，外部環境是高樓大廈拔地而起鱗次櫛比，人們的生活富足早已到了完全不用為衣食而憂愁。可你看吳剛飾演的這位編劇，他肯定是在中產還稍微靠上的那個階層了，有房有車，兒女都在國外受教育，但用他自己的臺詞說，「我們當年想的那些願望都實現了，為什麼就快樂不起來呢？」這樣的叩問，實際上是今天很多人捫心自問的話題，快樂的源泉到底是什麼？人們的幸福感怎麼就沒有了。歷史可以回溯，但不能開倒車，今天中國的輿論場上，可能存在不同的聲音，但沒有人不願意自己的國家好，沒有人還願意回到食不果腹的時代，但內心的失落與空缺又該靠什麼去填充？在過去，媽媽帶著幾個毛茸茸的小雞到處去覓食，那種田園恬靜的風貌早已不在。經濟高速發展下，別說回去，人們連停下來都不太可能了。片中江珊飾演的老婆，就問他你想寫的那麼多，你什麼時候能寫呢？其實大家看到這個人物時就明白，他再也不可能回到過去寫作的狀態了。
澎湃新聞：但你的批判與揭示是溫情的。特別是說到吳剛、江珊飾演的這對夫妻，在處理外遇問題上，很明顯和二十年前馮小剛《一聲嘆息》裡的「一哭二鬧三上吊」不一樣了。
尹力：這裡邊既有辛辣的諷刺，我是拿他當成一個嘲諷和批判的對象，但對這個人物又寄予了很多同情。因為在生活中，能有幾個生來就是大奸大惡呢？你能看到有一批看似事業有成的人，他們往往還很要面子，可過多的欲望背負，在過著想自尊又狼狽的日子。我覺得這些細節還是很能夠映照當下這些人的豐富性，不是單一的。說到片中這對主人公的夫妻關係，我們看到他們是在談條件，這才是悲哀到心裡了——得到和失去之間，每個人都被失去，每個人也有得到；大家都在一個明碼標價的體系中，掂量著我這麼做是值還是不值？不是值得的「值」，是值錢的「值」。其實不光是咱們中國人，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在快速發展的過程當中都遇到了類似的精神危機，概莫能外。
澎湃新聞：說完脈絡和關聯，我想把問題回到具體操作層面，談談拍戲的過程。
尹力：一句話，《沒有過不去的年》裡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比著我當年拍《張思德》《雲水謠》的天南地北、跋山涉水，這片子拍得很愉快。演員都是我熟悉的演員，基本上一招手就都來了。你要非讓我說，我想從吳剛的角度談談。吳剛當年要演《鐵人》，沒有一個人同意。尤其他那會兒還戴著個金絲眼鏡來報到，跟個少爺似的。從主管領導到大慶油田1205鑽井隊，再到「鐵人」的家屬沒有不反對的。大家都說，這戲你怎麼也得找個像《亮劍》裡李幼斌的來啊！但我認為吳剛行的。第一，他是一個創造性的演員，在北京人藝舞臺上歷練多年，有實力，短期內讓他學陝西話、練秦腔，對他小菜一碟。第二，我在片中安排了「現在時」劉燁黃渤演的，彩色膠片拍攝；「過去時」，吳剛演鐵人，黑白影像。我把這兩者放在一起來對照，鐵人身上有的就剩下理想主義了，但整個人生機勃勃；今天的人武裝到牙齒，卻患上了「沙漠綜合症」，找不到方向。這其實也是一個隱喻，在一定程度上寫的還是價值觀對撞，和《沒有過不去的年》與《無悔追蹤》間異曲同工。
澎湃新聞：儘管題材各異，但在你的作品中有條紅線貫穿，這不能簡單地歸為一句現實主義，我覺得這是有某種構思竅門的。
尹力：在我的創作當中，一直非常希望能夠找到最獨特的個體，最蹊蹺的人生，但表達的價值觀，卻擁有最大的公約數和體現最共通的情感。它能夠激活人心，讓人們去感同身受，影片當中的主人公就是你生活當中的一員，就是你的朋友，就是你的同學，是你的親人，甚至就是你自己。《沒有過不去的年》全片一個多小時，它不長，但我卻用了很多的「閒筆」：醫院裡吵架的姐妹，大街上不會玩微信的老頭，舉著個烏龜敲車窗的販子，向編劇推銷男性保健品的，樓上的七個不服，八個不忿的鄰居，有很多的諸如此類的「毛邊兒」。看似是閒筆，但放到影片當中就產生了交響的效果，不是寫一個人的單曲，當主部主題發展的時候，副部主題不經意地滲透進來，逐步產生了人們對整個社會氛圍的認知。包括編劇請小三兒和她媽媽（丁嘉麗飾演）吃飯，一頓飯吃得不尷不尬，吃完出來就是別人家一場盛大的婚禮，華格納《婚禮進行曲》一起，更襯得人生狼狽，不同人物的命運不用說一句話，就擺在那裡了。類似像《張思德》，如果你只寫一名八路軍在編草鞋、在燒炭，影片的格局恐怕就無法達到那樣的高度。當時我花了一個星期，沒拍劇本上的一個字。拍什麼呢？拍的是大練兵，識字比賽、紡線比賽，沿著延河邊跳芭蕾舞，我們營造了一個生龍活虎的革命根據地，這個氛圍或許和電影主題沒啥直接聯繫，但它讓你要表現的人物生了根。再說從《我的九月》開始，我在表達過程當中，所謂這樣的長鏡頭、生活流、縱深調度，這裡面其實包含了很多：一個是信息量的豐富；另一個就是實際的真實感，比你各種跳切、蒙太奇組接帶來更多的生活實感。這些「毛邊兒」說起來可有可無，沒有也照樣是一部電影，但沒了也就少了生活的味道和氣息。一個鏡頭中，不斷的景別變化給觀眾造成一種流動的感覺，這是一種「有組織的無組織狀態」——其實都是精心組織的，可就像是下意識地一種無組織的狀態，就跟抓拍的一樣。
澎湃新聞：說回《無悔追蹤》，細品起來同樣可以感受到你前述的這些美學追求。
尹力：《無悔追蹤》是土唐刀兒胡同的「清明上河圖」，是一幅有歷史感和時代跨度的長卷。裡面很多場戲都是一個鏡頭到底，這對演員的調度，對燈光的調度，以及演員的走位和群眾演員的配合都是難度非常大的。這部電視劇之所以過了這麼多年還能被不少人奉為樣板，就在於它的製作是講究的。記得當年搭景的時候，我是給助手們親自示範，北京人冬天的生活狀態是怎樣的？怎麼搬蜂窩煤，冬儲大白菜怎麼擺，甚至小到不用的煙囪要用報紙包好，鐵絲纏好，吊到房梁上來年再用……這些細枝末節的質感是關乎宏旨的，因為歷史的質感，生活的煙火氣都是從這裡來的，疊加在一起形成團體總分，最終決定著影片的質量。
澎湃新聞：除了生活質感，裡面也包含了很多歷史細節，也請講述一二。
尹力：《無悔追蹤》涉及到開國大典那部分，能在南河沿大街聽到天安門前放禮炮，是據實可考的歷史細節。包括「大煉鋼鐵」那會兒，王志文發明的腳踩自行車輪鼓風機，也是當年宣傳冊裡出現過的。我們通過認真查閱資料，力求做到樁樁件件有來路，經得起考證。現如今一些電視劇，故事乍看還行，但一看它就是在某影視城拍的。一部抗戰戲（的布景），美工跟土牆上刷個「仁丹」就行了？活兒太糙。託福當年的攝製環境，能夠讓我們靜下心來，把一個電視劇拍得有章法，能夠在鏡頭的運用，光線調整當中，在服裝化妝道具的配合當中，創造出不同年代的質感。所以你創作過程當中用心和動情，最終都會體現在影像當中，構成你的作品的生命力。說起來那時候還沒數字特效呢，我片頭特效用老兒歌，襯底兒是進故宮拍的。當時我讓攝影師拿著照相機進故宮，沿著日晷，用照相機一張一張地拍，每走一步拍一張，然後連起來做了這樣一個特效片頭。用的老北京兒歌，「平則門（阜成門），拉大弓，過去就是朝天宮。朝天宮，寫大字，過去就是白塔寺……」要的就是非常接地氣，又有厚重的歷史感。
澎湃新聞：談談《無悔追蹤》的演員，除了王志文劉佩琦的對手戲，印象裡不少老演員都很出彩。
尹力：《無悔追蹤》出了一批演員，之於他們不少人，甚至這還是他們的處女作。可以說，裡面邊邊角角都是角兒。中央戲劇學院現在的院長郝戎，那部戲裡演劉佩琦的大兒子，演李冰冰的男朋友。我在籌備的時候，所有演員，有名有姓的將近200人，在薊門飯店坐滿了一整間大會議室。大家坐在一起，都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李丁老爺子湊到我跟前說，「導演，這堆人您都哪兒找的？」各個的形象都辨識度極高。人藝的張少華那之前就沒演過影視劇，是我挑來的。她演居委會大媽，（「大煉鋼鐵」時）一句「對著倫敦說，不要十五年，就把你趕過」，嘿，絕了！
王志文當時因為《東邊日出西邊雨》，已經小有名氣了。他一上海人，北京話說得倍兒地道，臺詞功底好極了，我是完全沒想到。他在現場從來不怎麼看劇本，都覺得他是一天才。後來還是他當年的女朋友告訴我，人家天天一回家就琢磨戲，根本不搭理她，是背後下功夫。劉佩琦當時是卯足了勁，他身上本來就有角色需要的那股拗勁兒，在片場天天捧著劇本，非常用功。那也是他的一個揚名立萬的作品。之後沒兩年，這部戲主題曲的詞作者張和平成立紫禁城影業，第一部電影《離開雷鋒的日子》，想都不用想，直接找的劉佩琦。
澎湃新聞：最後再談談這部戲的緣起，當初怎麼交到你的手裡去拍？
尹力：電視劇改編自張策的同名短篇小說，他原來是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小說裡就寫了胡同裡這麼一老特務，最終向人民政府低頭認罪。對《無悔追蹤》劇本做了巨大貢獻的，是這個劇的編劇史健全。他跟我是髮小，也是老北京，對胡同這點事兒是再熟悉不過了。史健全的劇本出來之後，交到北京電視藝術中心，一開始馮小剛要弄，演員定的是葛優和陳道明，結果葛優去拍《寇老西兒》沒檔期。現在有了劉佩琦和王志文來演，你還很難想像別人來演是什麼樣子。還有件好玩的事兒，《無悔追蹤》裡「四閻王」（惡霸）的兒子叫閆伯隱，我在選這個演員的時候正開著車，恰好在北影廠路邊看到那麼一位，形象上挺合適。那人正那等劇組招人呢，我就把他喊上車，一聊他本名閆冠英，電視劇火了之後他接拍了很多廣告，現在也是個大熟臉了。《沒有過不去的年》裡，閆冠英還有場戲，舉著個烏龜沿街敲來往的汽車窗戶那小販，就是他。
中國文藝網新媒體
內容來源 | 澎湃有戲微信公眾號
本期文字 | 澎湃新聞記者 王諍
本期編輯 | 張金菊
投稿郵箱 | zgwywxw@126.com
點個「在看」，共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