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希臘神話裡有許多英雄，但唯一一個戰無不勝的戰神是阿喀琉斯。他是凡人珀琉斯和美貌仙女忒提斯的兒子。他的母親忒提斯為了讓兒子煉成「金鐘罩」，在他剛出生時就將其倒提著浸進冥河，使其能刀槍不入。但遺憾的是，因冥河水流湍急，忒提斯捏著他的腳後跟不敢鬆手，阿喀琉斯被母親捏住的腳後跟不慎露在水外，全身留下了惟一一處「死穴」。
長大後，阿喀琉斯作戰英勇無比，戰無不勝，但在激烈的特洛伊戰爭中，未嘗敗績的阿喀琉斯被太陽神阿波羅一箭射中腳踵而亡。
二、
翻開世界文明史，中國一直都是一個巨人。
一直到15世紀（文藝復興前），歐洲仍處在中世紀的蒙昧黑暗中。哪怕到十九世紀初，中國經濟幾乎已經原地踏步停滯了500年，但嘉慶年間（1820年）時，中國GDP仍達到了全球約1/3的峰值。
（數據來源：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
幾乎在過去2000年的時間裡，中國都是世界各國都難以望其項背的頭號強國。
但，過去200年，我們做了一次自由落體式的高臺跳水：1820年美國GDP佔全球比重只有1.8%，但自此之後太平洋兩岸的兩個國家從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發展之路。中國江河日下，GDP全球佔比的「K線圖」一路無反彈跳水，一直下降到二十世紀50年代的4%，而美國則從1.8%的佔比，在短短200年內上升到約全球的1/3。
封建統治階層為了維持統治，刻意愚民弱民，閉關鎖國，錯過了世界工業革命浪潮，無疑是過去200年中國高臺跳水的核心原因之一。但在新中國建國後，還以這個理由來為自己開脫，就說不過去了：建國以來，除了建國初的那三十年在窮折騰，之後我們的確在敞開懷抱，擁抱世界。
儘管過去三十年，我們取得了年均雙位數的GDP增長，但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心知肚明：
我們其實走得很辛苦、很辛苦，甚至很多領域在一遍遍重複、循環和輪迴——以中國人的勤扒苦做、創造力以及對財富的渴望，我們原本可以做得更好。
中國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哪裡？
三、
中國財政部26日發布數據，今年一季度國企營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13.8%。其中，央企同比下降13.2%，地方國企同比下降15.8%，國有經濟佔比巨大的遼寧省，一季度GDP出現負增長。與此同時，據媒體報導：
一批國企員工無工資可發，無工作可做；
一批生產就虧損，但停產死得更快的國營鋼鐵企業則又重新點火恢復生產；
一批國企甚至央企債務違約；
前度劉郎今又來，你有沒有一種今夕何夕，似曾相識的輪迴感？
差不多20年前（上世紀90年代末），我們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國企問題積重難返，面臨嚴重困境。總理朱鎔基抱著「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頂著一批職工下崗的壓力，以雷霆手段，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通過「抓大放小」、「股份制改造」、「兼併破產」、「終止重複建設、清除產能過剩」、「裁撤冗員」等改革，實現了國企「三年脫困」（1998年、1999年和2000年）的目標，也相當程度上扭轉了國企大面積虧損的問題（見下圖，數據來源：CEIC）。
從上圖可以清晰看出兩個分水嶺（見圖中豎線）：
1、1997年；朱鎔基98年的國企改革後，國企在整個工業企業利潤中的佔比直線上升，之後維持了約十年；
2、2007年；國企在整個工業企業利潤總額中的佔比，又開始迅速跳水，到今日甚至面臨著批量虧損和破產的窘境；
這是一個坑：短短20年後，我們又跌回到了坑裡。
而且，這次情況似乎更嚴重——高大上的央企拋卻信用，直接債務違約，在新中國經濟史上是不可想像的事。
四、
格隆其實一直有這樣一個疑問：我們真的需要國企嗎？或者說，我們需要那麼多國企嗎？
數據顯示，國企佔用了中國全社會70%的資源，即我國國有企業資產佔全社會企業資產的比重約為70％左右，但只創造了大約30%的GDP。來自各種不同角度的數據分析均表明，70％的國有資產比重和30%的GDP 比重，接近實際情況。
考慮到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我國國有企業資產佔全社會企業資產的比重約為90％左右（另外10%的比重為集體所有制企業資產），經過了38年時間，到了現在，這一比重仍然高達70％，年均只下降0.4個百分點稍多，所以，談論中國經濟，乃至幾乎中國的所有問題，幾乎都繞不開一個特殊對象：公有制下的國企。
事實上，公有制並不是一個很嚴格的經濟學概念，從產權天生排他的經濟屬性看，產權天然是無法公有的，除非它是公共服務類物品。我們所謂的公有制，從經濟學角度，只是一個產權代理所有制：少部分人代替大眾佔有、運營與處置相關產權，而國企，就是這種「特殊產權安排」的載體。
這裡有一個非常明顯的邏輯悖論：如果我們需要國企是為了保證公有制，保證大家過上好日子，保證人人有份，但事實上這些國企卻又無時無刻不在與民爭利，到頭了，還多數人都沒份。
你能告訴我，中國有多少人流落街頭，有多少人老無所依？如果國企是人人有份的公有資產，在他們衣衫襤褸、食不果腹、流浪街頭的時候，他們有沒有權利把屬於他們的那一份拿走？
很顯然，不行。
所以，從單純從經濟學角度，國企這種產權架構安排，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悖論，用20世紀最偉大經濟學家弗裡德曼的經典闡述：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節約，又講效果；花自己的錢，辦別人的事，只講節約，不講效果；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只講效果，不講節約；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效果，又不講節約。」
國企的產權安排，屬於弗裡德曼說的最後一種情況：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這對資源分配機制、財富創造機制、財富分配機制都是一種確定的挑戰與破壞。
實證數據能充分證實這一點（見下圖，數據來源CEIC）：
上圖的ROE（淨資產收益率）數據顯示，朱鎔基1998年的改革，一度讓國企的盈利能力（ROE，黃線）慢慢靠近民企的水平（紅線），但2007年後又再度拉開並持續擴大，哪怕2008年政府的4萬億大部分投向了國企。考慮到國企在盈利能力方面分化嚴重（存在著明顯的「肥尾分布」，少數國企佔據了國企整體利潤的大部分，2007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利潤排前10位的央企佔所有央企利潤的64.45%、72.97%、65.11%和61.05%），所以這種差距可能比我們上圖顯示的更嚴重。
經濟效益不行，那社會效益呢？比如，解決就業方面？
上圖（數據來源：CEIC）顯示，目前非國企從業人數佔到全部就業人口的50%以上。按新增就業人口計算，在國企佔用了大量的金融及其它資源（80%左右的新增銀行貸款流向了國有部門）情況下，1997年以來國有部門為經濟創造的新就業崗位數量幾乎為零。
五、
事實上，在市場經濟體系國家，也不是沒有嘗試過國企的玩法，比如，大英帝國（其實中國很多做法，都有舶來品的嫌疑）。
還記得那部獲奧斯卡獎的電影《英國病人 (English Patient)》嗎？
與自建國起就富於私有化傳統、國有經濟佔比一直不大的美國不同，英國是個富於國有化傳統的國家，在幾乎是「國企私有化」代名詞的「柴契爾主義」盛行之前，英國甚至存在壽命近500年的「祖爺爺級」國企（如英國皇家郵政RoyalMail成立於公元1516年）。不僅如此，西歐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發源地，二次大戰造成的破壞，加上人們對貧富分化、階級矛盾的恐懼，令戰後福利社會制度和民主社會主義理念成為西歐的主流思想，「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主義成為理所當然的公平社會構成標準，二戰後英國工黨異軍突起，並先後推動了兩輪（1945-1951、1964-1979）大規模國有化改革，銀行、航空、交通運輸、電力、軍工等關鍵領域的企業紛紛被整合成大型國有化集團，國企化、國有化在英國是一個絕對「政治正確」的大趨勢。
至1979年柴契爾夫人上臺，英國有英國航宇公司（BAE）、英國電訊公司、英國石油公司（BP）英國鋼鐵公司、英國自來水公司主要國有企業32家，其它國有企業44家，國企產值佔GDP比重11.5%，國企投資佔全國總投資比重10%，國企僱員多達150萬以上，可謂積重難返。
但這種玩法迅速導致了政企不分、效率低下、擠佔過多資金和資源、加速通脹等所謂的「英國病」。戰後數十年間，英國病日益嚴重，甚至有人斷言它將是第一個從發達國家退回到發展中的國家。
好在，英國當時有柴契爾夫人。
柴契爾夫人幾乎是再造了英國——但是對於遙遠的中國而言，除了津津樂道她在人民大會堂前戲劇性的摔跤之外，很少有人去點檢她的政治遺產尤其是經濟措施——尤其在當今中國經濟已經是最經典「滯漲」特徵的情況下。
柴契爾的做法並不複雜，更多的是需要勇氣與決心：大刀闊斧對國內各大國有企業和壟斷部門進行私有化。除了鐵路、郵政兩個系統外，幾乎所有關鍵部門的要害國有企業都被列為私有化目標。採取的私有化形式，則包括整體出售、拆分售股給公司員工和上市三種。通過採取私有化這個「戰後英國經濟和工業結構最重大、最激進改革之一」，英國達到了通過用市場調節代替政府和文官制度直接幹預經濟活動，提高經濟效率，增加市場競爭，最終建立起人人擁有股票的「股東社會」的目的。
「政府不能解決問題，它本身就是問題」，這是裡根的名言。柴契爾夫人不僅重整了英國經濟，使之重新回歸世界舞臺中心，更與對岸的裡根總統一起向世人證明：自由市場制度的確仍舊是最不壞的制度。
這對於面臨多重轉型的中國改革，沒有參考價值？
六、
我們重新回到前面格隆的那兩個疑問：
1、我們真需要國企嗎？
2、或者說，我們需要那麼多國企嗎？
「國企改革」其實從來都是中國經濟運行過程中反覆的話題，無疑也是最近一年曝光率最高的一個詞。
這很諷刺，因為反覆改革，只能說明問題從來就沒有真正解決，而且：
1、國企是資本市場寄予厚望，就指望靠它的改革給經濟和資本市場帶來突破口的抓手
2、國企同時又是政府深度參與和掌控經濟的抓手
很明顯，一柄劍只有一個劍柄，不可能同時被兩個人抓牢在手裡——這也註定了國企改革盛名之下，多半難堪重負！
哲學討論有兩個意思類似的詞：屁股決定腦袋，路徑依賴。
當你坐在凳子上的時候，你會覺得哪家國企都重要，哪家都不可或缺。哪怕你是躺著數錢的銀行，你也會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
如果你試著把屁股從凳子上挪開，像格隆一樣，做一次客觀的旁觀，你會發現，於經濟體系而言，佔用了太多、太多經濟資源的大多數國企，不是麻煩解決者（trouble shooter），而是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
事實上，很多時候，我們要邁出去的腿，就因為國企這個橫亙在面前的龐然大物，又不得不被迫縮回來，然後試圖繞路繞過去，很多事情就是在這種退縮中前功盡棄的：因為擔心國企破產、職工大面積下崗等壓力，我們近期不得不採取了兩個很匪夷所思的做法：
一是重新回到保國企不死（至少絕大多數不死）的老路；
二是對產能淘汰，各省按比例下指標，而不是全國一盤棋，優勝劣汰；
這等於宣布去產能的「供給側」改革基本被放棄。
說國企綁架了中國經濟，並不過分。
實際上，即使需要，我們也完全不需要那麼多國企。國企佔比從目前的70%，減低到33.3%的控股比例，絲毫不會影響中國的公有制地位與紅色本質。
很顯然，國企是中國經濟，乃至中國崛起繞不過的一道坎，一座山，除了跨越，沒有其他辦法。綏靖與妥協，只會導致我們的諸多改革進入一遍又一遍的輪迴循環。
（愚公移山圖—徐悲鴻）
解除了阿喀琉斯之踵，中國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