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與劉宋交替之際，是一個變亂迭起，篡弒相繼的時代；是一個門第高於一切，士家大族憑藉「九品中正制」把持仕途，造成「世胃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時代。
陶淵明生活在這個時代，是他個人的不幸，卻是後人的大幸——他為中國古典文學開創了一代田園詩派。
——題記
陶淵明出身於一個並非士家大族的沒落官僚家庭，是很難在仕途上求得發展的。他幾番仕而隱、隱而仕的經歷，包含著他屢遭挫折的痛苦，導致他產生了與當權士族在政治上的離異傾向。他曾在詩文中多次表露對官場生活的鄙夷：
「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
「識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他看不慣當時政治的腐敗，欲有作為而不能，他藐視官場上陰險之輩，不願與他們同流合汙。在《感士不遇賦》中，他慨嘆道：
「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
既不肯適，又不能抗，只有退而潔身自好。陶淵明終於在四十一歲那年，帶著對汙濁官場的憎惡，對田園生活的嚮往以及對當政者不合作的態度，走上了歸田隱居的道路，把精神的慰安寄托在農村生活的種田、飲酒、讀書，作詩上，從此與官途生活分道揚鑣。
陶淵明的歸隱，既不是功成身退，更不是終南捷徑，而是逃祿歸耕。這種逃出官場，回到鄉村親躬務農，在歸隱中獨具一格，是前無古人的，在「士大夫恥涉務農」的封建社會中更是難能可貴。
01
陶淵明出仕之前，一直住在鄉村，讀書之餘，恐怕就是兼營祖先留下的那份薄薄的田產。少年的農村生活，家鄉的山山水水，對詩人的思想和創作，都有著深刻的影響。
掛冠歸田後，陶淵明面對美好純潔的大自然，心中感到由衷地自由和喜悅，寫了大量的田園詩，真實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鄉居生活，開創了中國詩歌史上的田園詩派。
歸隱之初，詩人剛剛擺脫了汙濁官場的拘束，避開了險惡環境可能給他帶來的災禍，恰似「羈鳥離樊籠，池魚回故淵」。一個迥然不同的天地展現在畫前，大自然的風光、安謐的鄉村，使詩人的心胸開闊，忘情於山水自然之中，抒發了出自內心的欣慰之情。
加之此時家境尚好，處於童僕迎門，醇酒盈樽的經濟地位，詩人以觀賞者的眼光品味著眼前的一切。如在《歸園田居》第一首敘寫其住宅遠近的景物：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藩，桃李羅堂前。暖暖遠人村，依依墟裡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
如景如幽，生動有趣，顯示了他對自己家宅遠近景物的新鮮感覺，充滿了剛回到田園的慰適心情。
這類生活情感，在陶淵明前期的田園詩裡隨處可以見到，如《移居》其二的「春秋多佳日」和《讀山海經》其一的「孟夏草木長」都洋溢著一種和平、寧靜的氣氛。詩中的生活情景，無不帶上詩人理想化的色彩。
那種擺脫羈絆，重返大自然懷抱的喜悅，被詩人微妙地融進田園的景致中，就給田園詩的自然美增添了無限生氣。
縱然其中一些詩通過詩人對兩種生活的不同感受，較明顯地表達了詩人的愛憎，但在客觀上起到了鞭答現實、揭露黑暗的對比作用。
如大家熟知的《歸園田居》其一「少無適俗韻」，詩人渲染田園的詩情畫意與官場進行對比，流露了對汙濁社會的痛恨。
又如，如果細細咀嚼《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就會體味到詩人在恬淡中流露著對官場厭惡的激情，達觀裡包含著執著的生活理想，開頭四句是說明作者隱居的心情，「心遠地自偏」一句，雖說得委婉，但那種無視「車馬」，也就是無視官場名利的態度仍然表現得非常鮮明。
但從總體來說，陶淵明早期的田園詩大部分歌詠的是個人的悠閒生活，描寫了田園風光、農村的日常生活以及處於這種生活中的恬靜心情。
由於詩人親身參加了農業勞動，體會到勞動的甘苦和勞動者的希望、憂慮，使他的思想感情漸漸發生一些可喜的變化，因而寫出了謳歌勞動的詩章，使他自己成為東晉詩壇獨樹一幟的詩人。
《歸園田居》其三「種豆南山下」真切地記寫了詩人早出晚歸的躬耕生活，抒寫了他自己在勞動後的愉快感受和勞動生活的美好。陶淵明這種「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思想境界，自然比謝靈運「退耕力不任」是前進了一大步。
而《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夙晨裝吾駕，啟塗情已緬。鳥斷歡新節，亨令風送餘善。」「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
則是表現了詩人走向田野的興奮之情和對參加農事活動的新鮮感受。正如蘇軾所說：
「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不能識此語之妙!」
當然，由於歸隱早期陶淵明的家境尚好，顯然不是像農民那樣成年累月地都在田間勞動，所以對勞動的認識是膚淺的。
隨著生活境況的日益窘困，詩人更多地參加勞動，他對勞動的感受也越來越深。《歸園田居》其三的「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最至，零落如草莽」充分體現了詩人對農作物收成的密切關心。
如果說在《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裡，詩人對勞動的收成還多少抱有一點無所謂的態度——「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那麼經過一段時間的勞動生活以後，詩人對桑麻成長的好壞，開荒面積的大小，霜霞的遲早、有無都產生關注之情。這說明詩人對勞動已經有了較深的感受，思想感情也起了變化。
《庚戌歲九月於西田獲早稻》一開頭就表述了作者對耕田生活的態度和認識：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
表明詩人已認識到衣食是人生的首要條件，不謀衣食就無法生存，而要謀衣食就得勞動。強調人人都應參加勞動，不勞而食、無所事事是得不到安生的。這首詩突破剝削階級的偏見，高度評價農田勞動的意義，它本身就是對封建社會鄙視勞動的儒學思想的批判。
在此思想基礎上，詩人更加覺得孔子說的「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的話非常不切實際。因而在《懷古田舍》中寫道：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
此詩表示自己難以做到，立志去長期參加勞動耕作。躬耕使詩人逐步接近了農民。不僅有了「共道桑麻」的共同語一言，而且還有「閒暇輒相思」的感情。唯此，詩人才有可能結合自己的際遇，從心底唱出對農民在封建壓迫剝削下的痛苦的同情：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禾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以勞動為題材專意描寫並歌頌勞動的，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個。
02
陶淵明在後期生活中遇到了一系列不幸：住宅兩次遭火，田地多年逢災，家境日趨蕭條，走上生活困頓乃至斷炊、乞食的悲慘境地。這在《雜詩》其八中有明白的表述：
「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粗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何傷?」
類似的還有如：
「夏日抱長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 《怨詩楚調示寵主簿鄧治中》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裡，叩門拙言辭。」《乞食》
這些詩的字裡行間都浸透著悽苦之情。不難進而想到一個封建文人生活尚且如此，廣大勞動農民的苦況更是可想而知了。
這種生活上的巨變影響到創作，使田園詩的情調、色彩發生了迥異於前的變化，明朗、恬靜的畫面漸次為晦暗、凋敝的圖景所替代。
在他筆下出現的不再是那些優美、富有生氣的田園風光，而是「靡靡秋已夕，悽悽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這樣悽涼衰敗的景象了。詩人一度離開過上京舊居，「六載去還歸」後，呈現在眼前的景象已經面目全非：
「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還舊居》
又如《和劉柴桑》的「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是作者還上京舊居沿途所見的滿目瘡痍、逃亡一空的景象。這和王粲《七哀詩》：「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概括的情景可謂異曲同工。這些詩篇分別在不同程度上曲折地揭示出當時人民的悲慘遭遇。
詩人晚年的《桃花源詩並記》是田園詩中思想價值最高的篇章，它表達了詩人「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的社會理想。
他筆下的桃花源是一個與現實社會遠隔了的，沒有現實中種種擾亂與貧困的所在；是一個沒有王權，沒有剝削，自耕自食，人人安居樂業的社會。從仕途到田園，又從田園到桃花源，是陶淵明對理想的進一步探求。
他歸隱後，雖然「躬耕未曾替」卻仍不免「寒餒食糟糠」。嚴酷的現實使他逐步認識到社會的黑暗，然而他又無力改變，於是便從精神上尋求寄託，在這種背景下寫出了《桃花源詩並記》。
這個世外桃源不只是詩人頭腦中對現實生活批判的產物，而是有它產生的社會基礎的。東晉末年的戰亂和殘酷剝削，使人民流離失所，聚居山澤乃至向荒僻的少數民族地區逃亡，這就是《桃花源詩並記》所以產生的社會基礎。
詩人筆下的「桃花源」不止是隱士的小天地，也反映了廣大農民希望擺脫剝削壓迫之苦，用自己的勞動創造和平幸福生活的願望。所以這種社會理想應該看成是人們對造成戰亂和貧困的社會提出的抗議。
陶淵明當然不懂得社會發展規律，他嚮往的是以上古時期的原始公社制為藍本的理想國。越是在社會動亂、災難深重的日子，歷史上最初曾經存在過的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原型，常常被一些進步的思想家、不滿現實的作者所憧憬，虛構出美妙的烏託邦，以與黑暗的時代相對照。
儘管是空想，卻並不代表什麼沒落階級，也不是企圖復闢什麼舊剝削制度，也許倒是小生產者平均主義思想的反映。同時應該看到作者提出的「桃花源」理想與老莊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繫。
老子倡導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樂，樂其俗」的小國寡民的社會，在「桃花源」中就有明顯的投影。但是，他並沒有落入老莊思想的窠臼，而是有自己的發展和新的探索。
老子主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者死不相往來」。陶淵明則特別寫了桃源人的來往「斑自歡遊詣」；老子主張「小國寡民」，而他則寫秉性淳樸的「民」，並未寫「國」。因為有了國，就要有君，有君就有王稅，這是作者堅決反對的，王安石在《桃源行》中指出這個社會「雖有父子無君臣」。
「無君臣」正是陶淵明對老莊思想的突破。
所以，魯迅在談到陶淵明時，曾經說過：
「在後人的心目中。(陶潛)實在飄逸得太久了。…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幹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廣。更離真實。」
不過，陶詩也並非全是靜穆悠遠之作。他歌頌銜木填海的精衛，歌頌猛志常在的刑天，都強烈表現了對黑暗和醜惡的鞭撻，對美好和高尚的謳歌。
最能體現陶詩高昂格調的是《詠荊軻》，詩人在形象的塑造、氣氛渲染、感情抒發上都傾注了激越慷慨之情：
「其人雖已殘，千載有餘情。」
英雄雖死，但捨身除暴的精神是不死的，陶淵明把自己的反抗精神寄離在荊軻這一形象中了。這首詩便是以秦為喻，用歌詠荊軻刺秦王的故事表現了對暴政的摧鋤鏟滅的感情，突出地反映了作者「金剛怒目」的一面。
如果再讀一下那篇如烈焰噴發，言辭激烈的《感士不遇賦》，便會更進一步感到詩人並非只是衝寧淡泊，他實在是十分執著的。陶淵明，雖然隱居田園，但於世事還是留心的。
他的《述酒》詩就以極大的義憤控訴了篡奪事件，對桓玄、劉裕表示出至死不屈的抗爭。又如作者在《雜詩》其二中對自己的「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卻那樣難過，以致「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陶詩的風格既有「靜穆」式的，也有「怒目」式的，而在有些詩中這兩種風格是互相滲透的。
如《歸園田居》第一首「少無適俗韻」一般被認為是「靜穆」的作品。然而「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中一個「誤」字卻包含了多少感慨和辛酸，既否定了自己過去走過的道路，又否定了汙濁的官場。結句「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這兩句詩的感情是平靜溫和的，但在平靜之中是有著內心深處的激動。
透過詩人展現在人們面前的秀美安謐的畫面，我們不是可以看到一個不同流俗、情操高潔的詩人自我形象嗎？
陶淵明田園詩既讚美了純潔美好的田園生活，又歌詠了勞動，抨擊了汙濁社會的醜惡，反映了農民的貧困疾苦和善良願望，這些都是積極進步的。
正因為陶淵明有了以往文人所不曾經歷過的田園生活，並且參加了「躬耕」的實際勞動，遂使得他的詩有了與當時一般文人不同的新鮮而又真實的內容。
樸素的田園生活和明淨的田園景色，要求儘可能採用近於口語的素樸語言和自描手法，從而形成陶淵明田園詩平淡自然的風格，達到了「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的藝術效果，給人以無比親切真實的美感。
在當時駢儷華美文風籠罩下，陶淵明卓然標立平淡自然的風格，尤為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