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終於塵埃落定：當地時間12月14日，美國選舉人團投票結果，民主黨候選人拜登以306票對232票擊敗川普，正式宣布勝出。
這無疑是近幾十年來競爭最激烈的一次大選——拜登和川普，分別是美國有史以來得票數第一、第二的候選人，都超過了7千萬票。選情膠著之下，還罕見地出現了「你宣布獲勝，我不承認敗選」的政治僵局，導致反覆的計票和社會情緒的兩極對立。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很多人歸結為近些年來美國兩黨政治對社會的撕裂，也有人（尤其是民主黨的支持者）指責川普這四年來沒有試圖彌合裂痕，反倒挑起對立，還有一些人則認為是這次剛好兩黨候選人勢均力敵。但如果我們把鏡頭拉長，從縱深的大趨勢來看，就會發現問題並沒有這麼簡單。
01
兩黨政治的蹺蹺板
在這次大選結果出來之後，川普的支持者固然不快，拜登的支持者其實也很失望，因為在他們看來，川普的四年做得那麼糟糕，這次又是傾盡全力地動員，最終竟然也只是慘勝——最初開票的時候甚至還讓人感覺是川普又贏了。很多人因此怪罪於拜登是個缺乏魅力的候選人，這次「不是拜登贏了，只是川普輸了」，即便他上臺也註定是個過渡性的跛腳鴨總統。
拜登可能的確不算是個競爭力多強的候選人（本來民主黨推舉他就是求穩策略），但話又說回來，指望大量選民在短時間內就突然180度翻轉自己的選擇偏好，這是不現實的。因為這並不僅僅與其切身利益相關，甚至和人們一生中的價值取向都緊密聯結在一起，很難在四年時間內驟然改變。
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在全世界率先推行社會福利制度，其目的是為了拉攏工人，但福利是給了，目的卻沒有達到
別說現在美國政治已發展到了高度複雜的程度，就算是在近代的政治環境下，這也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後，首相俾斯麥極富遠見地預見到德國工人必定會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成為有待爭取的重要政治力量，於是他搶先推行社會福利政策，希望國家改善工人處境之後，就能把他們從社會民主黨那邊爭取過來。可是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工人們雖然收下了社會政策所帶來的各項福利，卻並沒有因此被收買——他們還是繼續把票投給社會民主黨。
正因此，近現代歐美各國的議會政治雖然看上去充滿了「你方唱罷我登臺」的熱鬧，但底下的基本政治格局大抵是穩定的，除非社會結構本身發生了大變動——而這種結構性變動雖然在短期內不明顯，但卻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造成穩定的長期趨勢。
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一直是保守黨（託利黨）和自由黨（輝格黨）之間的蹺蹺板遊戲，但大戰期間全民投入，不得不通過法律給更多人賦權，30歲以上的女性和21歲以上的全體男性都獲得了投票權，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到1918年，英國有2100萬人擁有投票權，而在1914年戰前僅有750萬。在諸如社會福利、為海外擴張事業掏腰包等重要政治議題上，這些新近獲得投票權的工人階級和女性選民與原先的中上層選民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由此導致了自由黨的衰落和工黨的興起。
1929年的大蕭條為美國民主黨創造了長達近40年的長期優勢
在美國，共和黨在19世紀時代表北方工業資本的力量，尤其在內戰擊敗南方之後曾長期主導美國政治，期間極少數民主黨總統（例如伍德羅·威爾遜）的勝出只是得益於對手的內部分裂；但在大蕭條帶來的經濟大恐慌後，1932年小羅斯福大勝，開啟了民主黨最輝煌的長期優勢，一直維持到1969年——期間唯一的共和黨總統艾森豪作為戰爭英雄其實兩黨都在爭取，而他之所以決定加入共和黨，只不過是因為他父親一直投票給共和黨罷了。
但在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和越戰的雙重刺激下，一個「右翼美國」在那之後逐漸興起了。自1969年尼克森登臺後，美國在長時間內都是共和黨主導：尼克森、裡根、老布希三位共和黨總統在大選中常常以10%-20%的普選票差大勝，選舉人團票差甚至是300-500票的狂勝，只有1976年吉米·卡特代表民主黨贏得2%微弱優勢的普選票差。
改變這一格局的是1992年柯林頓的興起，他代表著戰後一代登上政治舞臺，60年代以後出生的選民開始參與政治，他們延續了那場文化內戰遺留下來的對立。即便如此，這一轉變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柯林頓在1992、1996年兩場大選中的選舉人團票雖然都比對手多拿到200票以上，但普選票差分別只有5.6%和8.5%，意味著仍有近半的美國人支持共和黨。
美國1968年以來歷屆總統大選結果，總的趨勢來看，共和黨候選人在1992年之前往往都是大勝，但在那之後，即便能贏，也贏得越來越艱難。1968年那次看起來尼克森只贏了一點點，但原因是當時第三黨美國獨立黨贏得南方5個州共45張選舉人團票，而該黨以如今的政治光譜來看，絕對是紅營的。
在這之後，兩黨政治就陷入了拉鋸式的苦戰。共和黨即便能贏，贏得也越來越難。
小布希兩次大選險勝，第一次普選票還比對手戈爾少了0.5%，只是因為遊戲規則有利才勝出。從2008年開始，民主黨候選人在全國得到的普選票就開始略多了，但優勢仍然很微弱，迄今為止的四次分別是：7.2%、3.9%、2.1%、4.4%。
換句話說，近些年來選情的膠著，說到底是因為美國政治底色一貫是中間偏右的，雖然支持民主黨的選民開始略略偏多，但卻不足以在根本上動搖這一基本格局，因而彼此相持不下。
02
爭奪南方
那麼，這一格局可能發生變動嗎？是的，不僅有可能，而且恐怕已經在變動了。
這次大選就是一次重要的信號，雖然拜登的獲勝乍看平平無奇，但其實有幾點都是不同尋常的：在1968年之後的14場大選中，民主黨有四位候選人贏得了其中的6場，但值得注意的是，起初的兩位吉米·卡特和比爾·柯林頓都出身於南方或在南方當過州長。尤其是卡特，堪稱是老派南方民主黨人最後的輝煌，為本黨最後一次拿下德州的勝利。如果他們無法在南方贏得支持，要在全國大選中獲勝的希望恐怕也很渺茫。
在這一點上，歐巴馬已經開創了一個特例，因為在入主白宮之前，他的主要從政經歷都是在深藍大本營芝加哥度過的，不過他身為黑人的身份，為他爭取到不少少數族裔的選票，拿下了北卡和佛羅裡達這兩個關鍵州。
然而，在歐巴馬當政的八年內，不僅沒能彌合政治對立，這種政治態度的極化甚至是在客觀上加劇了。民權法案之後開啟的政黨重組，至此宣告完成。到2016年大選，整個南方竟然沒有一個州議會由民主黨掌控，這在十年前都是不可想像的。
也正是在這一點，拜登的獲勝更顯特殊：他是出身東北部的白人，長期是德拉瓦州議員，在南方更缺乏根基，像這樣一個人物居然勝出了。
在美國戰後歷次大選的歷史上，號稱「失佛州者失天下」，而俄亥俄州則在每一次大選中都站隊成功，但這兩個魔咒今年也破功了：川普拿下了佛羅裡達和俄亥俄州，但卻輸了大選。這表明，這兩個關鍵搖擺州已不再像以往那樣左右大選格局。
對民主黨來說，真正的危機是東北各州的人口在流失，導致自己的權力基礎在流失。長期支持民主黨的紐約州在1968年還是美國政治中最重要的一個州，在538張選舉人團票中握有43張，但如今已萎縮至29張，同期德州從25張增至38張，佛州更從14張翻了一倍至29張。美國人口向「陽光地帶」遷移的變動，至今仍在持續，這意味著，民主黨如果想保持自己的優勢，也必須及早布局，爭奪南方各州的支持。
2020年美國大選結果，這一政治地理格局近年來變化很小，今年僅有的變化是拜登拿下亞利桑那、喬治亞兩個南方州，並收復了威斯康辛、密西根和賓州。換言之，兩黨的輸贏其實就取決於這五個州選民的動向。
這對雙方來說，是全新的博弈局面：原本曾以南方為基本盤的民主黨，到現在變成了以東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各州為基地的政黨，而它近兩場大選中能反攻南方所依靠的，就是城市化、少數族裔選民增長的地帶，尤其是在喬治亞、北卡、佛羅裡達、德克薩斯這四個州。
這次被拜登以0.2%的微弱優勢拿下的喬治亞州，在1968年之後的歷次大選中，僅有三次被民主黨人短暫收復：兩次是因為本州出生、又曾任本州州長的吉米·卡特出戰，一次是因為曾在南方任州長的柯林頓主打經濟牌俘獲了人心。
隨著越來越多的高科技、金融公司遷往南方各州（尤其是德州和北卡），更多高學歷專業人員也隨之湧入，他們大多都傾向民主黨。這對共和黨的潛在衝擊不小，因為德州在1970年代倒向共和黨陣營後，已成為其新的大本營。
德州奧斯汀等都市區近些年來處於高科技繁榮之中，人口湧入，但這也可能帶來政治變數
如果德州、佛州翻藍，共和黨就很難再有勝選的希望，但對民主黨來說，至少在短期內還不是很有所謂。就像這次拜登在大選中丟掉佛羅裡達，一度被視為不祥之兆，但其競選陣營卻說，他們本來就不覺得佛州是贏得大選所必需的。
自1960年以來，人口增幅最大的三個州都在南方：德州、亞利桑那、佛州，而這三個州的拉丁裔都相當多，分別佔總人口的37.6%、29.6%和22.5%。川普之所以在上任後宣布在美墨邊境建牆，除了意識形態的考慮之外，也可說是出於精明的政黨利益盤算，因為總的來說，少數族裔更傾向於投票給民主黨，如果拉丁裔移民不斷湧入並獲得投票權，那麼南方各州就有可能翻藍，這對共和黨來說將是災難性的。
這並不是沒有先例。加州也曾是陽光之州，並且長期支持共和黨——別忘了，尼克森和裡根都出身於加州，並在這裡獲得大勝；但在1992年之後它倒向民主黨，柯林頓以46.01%比32.65%的普選票擊敗老布希。
加州在1952-1988年間的歷次總統大選中，只有一次（1964年）倒向藍營，但在1992年後，它變成了藍營的大本營
自此之後，由於高科技經濟繁榮和少數族裔移民的湧入，加州徹底變藍，成為民主黨最重要的票倉，近三次大選中民主黨候選人在該州都以30%上下的大幅優勢擊敗對手。
不過，現代的選民都是有著複雜多維思考的個體，身為拉丁裔也不見得就一定投給民主黨。
在2012年大選中，73%的拉丁裔選民支持歐巴馬，但2016年就跌至65%。雖然川普對拉美移民的無情打擊很失人心，但拜登在年輕拉美裔選民中也並不怎麼受歡迎。
這其中很大一個原因是：他們移民到美國的一大動力是對經濟上自我改善的強烈渴望，但近年來民主黨卻似乎相比起打「經濟牌」來，更善於打「政治牌」。
在這樣的前景下，美國兩黨政治的結構性變動仍然複雜難測，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在川普敗選之後，共和黨必須做出主動積極的調整，保住自己的基本盤，才有獲勝的希望，否則他們很可能將迎來一個民主黨人主導的長時期；而對民主黨人來說，也必須展現出彌合分歧的誠意，推動共識，否則在兩黨對立的格局下，最終輸的不是哪一派，而是美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