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磕杜邦16年,我們需要這樣的律師

2021-02-07 律芽


2016年1月,《紐約時報雜誌》發表了一篇轟動全美的深度調查報導,講述辛辛那提一名律師耗上自己職業生涯和化工巨頭杜邦死磕16年的經歷。


報導標題:「這個律師是杜邦最驚悚的噩夢」。



最近看到一個消息,這個故事已經在拍電影了,扮演主角律師的是綠巨人馬克·魯法洛,演員名單裡還有安妮·海瑟薇,很期待看到這部片子。



之所以死磕杜邦,是因為PFOA,這是一種曾經廣泛應用在包括不粘鍋在內的許多日用品裡的合成化學品。


杜邦公司早在六七十年代就知道了PFOA對人體健康和環境會造成危害,但為了巨大的商業利益一直對此進行隱瞞,刻意誤導公眾和美國的監管機構,甚至還隨意丟棄含有PFOA的工業垃圾,對美國不少城市的地下水系統造成了汙染。


直到1999年,這名律師因為偶然的機會接觸到其中的材料,隨後在16年的時間裡和杜邦打官司,才讓這一切大白於天下,讓公眾知道了PFOA的危害,也讓世人看清了杜邦的貪婪與醜惡。目前各國都已經限制了PFOA的使用。


之前我編譯過那篇報導,今天再來講一遍這個故事吧。


原文標題《死磕杜邦16年的硬核律師》

來源:假裝在紐約


01


這名律師的名字叫羅伯·比洛特(Rob Bilott)。1998年的某一天,他接到了西維吉尼亞州帕克斯堡(Parkersburg)一個叫特儂(Wilbur Tennant)的農民打來的電話。


特儂家裡養了200多頭牛,其中很多牛出現了許多離奇的症狀後死亡,他懷疑和杜邦公司建在自己農場附近的一個垃圾填埋場有關,所以來找比洛特求助。


但他不知道的是,比洛特所在的律師事務所塔夫特(Taft Stettinius & Hollister)的主要客戶恰恰就是大型化工公司,比洛特本人也曾經和杜邦的律師合作過。


要在平時,比洛特接到這樣的電話可能就掛掉了。但是這一次不太一樣,特儂的鄰居正好認識比洛特的祖母,比洛特小時候還在那裡玩過。


礙於這層關係,比洛特約了對方來律所見面,差不多把事情弄清楚了。


原來,特儂家四兄弟經營的農場有600多英畝,養了200頭牛。他的哥哥吉姆在80年代把自己的66英畝賣給了杜邦,後者建了垃圾填埋場,用於堆放旗下一個工廠 Washington Works 的工業垃圾。


這個垃圾填埋場建好以後,特儂家的牛就開始表現異常,煩躁不安,看到人來就亂衝亂撞,此外還出現了各種奇怪的症狀,到目前為止已經死了153頭。


特儂說自己向當地的律師、政客、記者都求助過,但杜邦是當地的大金主,用報導裡的話說,是「own the entire town」,所以根本沒有人搭理他。


在特儂帶來的錄像帶裡,比洛特看到了許多觸目驚心的畫面:


有一頭牛背部隆起,應該是腎病變的症狀; 還有一頭牛長了細長的奇怪尾巴,蹄子變形,眼睛變得猩紅,走起路來像是醉漢一樣搖搖晃晃。


在另一盤錄像帶裡,特儂對著鏡頭說,「每一個我聯繫過的獸醫都不願意回我電話,不願意卷進這件事,所以我要自己解剖。」


然後他對著鏡頭開始解剖一頭死牛,畫面上可以看到牛的牙齒是黑色的,心、肝、髒、膀胱的顏色也都變暗或者發綠。


這些畫面讓比洛特深感震驚,他意識到這會是一個大案子,對自己來說,這也是一個用專業經驗去為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提供幫助的機會。於是,他當即決定接下這個案子。


他的朋友們都認為他一定是瘋了,這簡直不可思議——前面說過,比洛特所在的律所主要是為大化工公司服務的,而不是起訴他們。


不過好在,比洛特的上司特普(Thomas Terp)也支持他的做法。


02


1999年夏天,比洛特在西維吉尼亞州南區聯邦法院起訴了杜邦公司。


為了應訴,杜邦和美國環境保護署的官員(E.P.A.)一起進行了調查。他們找了六個獸醫,其中三個是杜邦選的,三個是環保署選的。


調查結果:杜邦對此事沒有任何責任,牲畜生病和死亡的原因是營養不良和飼養不當,是特儂不知道怎麼養牛,要怪只能怪他自己。


特儂當然不服。這麼明顯的化學品中毒症狀,非要說是營養不良飼養不當,這不是睜眼說瞎話嗎?而且自己養了這麼多年的牛,怎麼可能不知道怎麼養?


他每天都焦急地給比洛特打電話,比洛特已經竭盡全力,卻一無所獲。


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有一天比洛特偶然在杜邦給環保署的一封信裡發現,杜邦提到那個垃圾填埋場裡有一種叫PFOA的物質。


因為工作的關係,比洛特對各種化工物質非常熟悉,但是他從來沒有聽說過PFOA這個東西,美國的化工物質監管名單裡也沒有這個名字。


在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後,他才找到零星的記錄,得知PFOA是全氟辛酸 perfluorooctanoic acid 的簡稱,3M生產的思高潔皮革保護劑(Scothgard)裡也有這個東西。


比洛特要求杜邦提供和PFOA相關的材料,但是杜邦拒絕了,於是他轉而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杜邦無奈只能給他寄了幾十箱毫無條理的文件,多達11萬張,最早的可以追溯到50年代,其中有內部通信、體檢報告和杜邦的科學家所做的各種機密研究報告。


接下來的幾個月,比洛特每天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不接電話不見人,每天就翻閱這些材料——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把所有這些材料全部看完的人。


一個讓人震驚的真相就這樣浮出了水面:PFOA是一種難以降解並且會對人體造成傷害的物質,杜邦的內部材料證實它們對PFOA的危害完全知情,但一直秘而不宣。


比洛特不敢相信杜邦竟然會作出這種事,甚至都不敢相信杜邦會把這些材料寄給他,可能他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這些材料會牽扯出一個這麼重大的問題。


根據這些材料顯示,3M在1947年研製出用於特氟龍的PFOA,而杜邦早在1951年就開始向3M公司購買PFOA。


雖然美國政府並沒有把PFOA列入危險品,但是3M向杜邦建議需要進行焚毀或者運送到專門的化學廢物處理廠進行處理,杜邦內部也規定不能把PFOA排入地表水和下水管道。


但是,實際上在那之後的幾十年,杜邦把數十萬磅重的PFOA粉末隨意排進了俄亥俄河。他們還把7100噸含有PFOA的淤泥隨意丟進工廠旁邊的露天深坑裡,在那兒它們進入地下,滲進了帕克斯堡和鄰近三個城市共十萬人的飲水系統。


3M和杜邦一直在對PFOA的危害進行秘密的研究。


60年代,杜邦就發現PFOA會讓老鼠、兔子和狗的肝臟變大,它在進入生物體內後會隨著血液循環,進入各個內臟器官。


70年代,杜邦發現旗下工廠工人的血液裡有高含量的PFOA,但他們並沒有把這件事上報給環保署。


1981年,3M告知杜邦,PFOA會導致剛出生的小老鼠出現先天缺陷。杜邦隨後追蹤了特氟龍生產部門的七個孕婦,發現他們生下的小寶寶裡有兩個的眼睛都有問題。但是,杜邦也沒有把這一信息公開。


1984年,杜邦發現PFOA通過煙塵飄到了很遠的地方,還進入了工廠附近的供水系統,但是他們仍然沒有對外界公布。


1991年,杜邦內部設定了標準,水裡的PFOA含量不能超過十億分之一。同一年,發現維吉尼亞州一個供水系統裡PFOA的含量超過這個安全標準的三倍。但杜邦內部經過討論,仍然決定隱瞞這個信息。


到了90年代,杜邦已經發現PFOA會在實驗動物身上引發睪丸癌、胰腺和肝部腫瘤。還有研究表明暴露於PFOA可能造成DNA損害和前列腺癌。


1993年,杜邦發現了一種替代品,比PFOA毒性更弱,在人體內殘留的時間更短。但是,杜邦總部在討論之後最終決定放棄替代品,仍然繼續使用PFOA,因為PFOA製品是杜邦重要的利潤來源,每年帶來高達10億美元的利潤。


再回頭看特儂的案子,一切就很明顯了:


八十年代時杜邦越來越擔心廢棄的PFOA造成的危害,於是他們從特儂的弟弟手裡買下了那塊地建成垃圾填埋場來處理。


杜邦的科學家也明白PFOA會滲透到特儂農場的地裡,他們還檢測了附近河裡的水,發現了極高的含量。但是他們並沒有把這一切告訴特儂。而在之前那份調查報告裡,他們還把牛死亡的原因歸結為飼養不當。


03


有了這麼多無可辯駁、而且是杜邦自己提供的證據,案情就很清晰了。


2000年8月,2000年8月,杜邦同意賠償和解,比洛特的律所也收到了勝訴酬金。這個案子到這裡似乎可以結案了。 


但是比洛特一點都沒有獲勝的喜悅,相反他覺得很憤怒:


第一,他服務大化工公司多年,可是從來遇到過像杜邦這樣,蓄意隱瞞如此嚴重的健康危害。


PFOA對牛造成的損害他已經看到了,那麼當地的十萬居民呢?他們每天喝被汙染的水,他們的身體有沒有受到影響?他們的肝臟有沒有變綠?


第二,根據美國在1976年開始實施的「有毒物品管控法案」,環保署只能對已經被證明有毒的化學物品進行檢測,造成了對化學合成品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各公司的自覺。


但這些情況,公眾那時候是不知道的。一般人出於對政府監管部門的盲目信任,會以為有毒化學物品一定會被監管,但其實美國環保署所限制的化學品只有五種,市場上還有六萬多種合成化工產品沒有被列入監管,PFOA只是其中之一。


比洛特覺得他還可以再做點什麼。


接下來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出一份用來證明PFOA會對人體健康和環境造成嚴重危害的材料,整整972頁,分別寄給所有的監管機構,包括當時的美國環保署署長和司法部長。


他的訴求:限制PFOA的使用,為工廠附近的居民提供清潔水源。


因為比洛特的舉報,杜邦被環保署處以1650萬美元的罰款。這是當時環保署有史以來開出的最大一筆民事行政罰款罰單,聽起來好像很驚人,但其實這個金額只佔PFOA給杜邦當年帶來利潤的2%。


說到這裡,有必要再表揚一下比洛特所在的塔夫特律所——他的做法得到了律所的支持,他的舉報信都是用公司抬頭的信紙寄出的。


律所的客戶都是大化工公司,也就是說,塔夫特站在了自己客戶的對立面。毫無疑問,這會對律所的業務造成影響,但比洛特的上司特普說,「律所所有的合伙人都為比洛特感到驕傲」。


04


在發出舉報信之後,比洛特又開始著手為那些飲用水受到杜邦公司汙染的居民代理集體訴訟。


他徵集到的第一個原告,是一名叫凱格(Joseph Kiger)的教師。


凱格曾經在自家的水費帳單裡發現了一行語焉不詳的奇怪文字,上面說在當地飲用水裡檢出了一種叫PFOA的物質,但是濃度很低,不會對健康造成影響。


有一句話尤其讓人感到困惑,「杜邦公司報告說,他們掌握的研究數據能夠支持他們對自己的監管措施為公眾身體健康提供防護的信心。」


杜邦用自己的研究數據來支持自己的監管措施,這件事聽起來有點讓人不太放心。正是這句拗口的話,讓凱格起了疑心。


凱格的妻子達琳(Darlene)又聯想到自己曾經在杜邦的PFOA實驗室工作的前夫,他以前在下班回家後經常出現噁心、發燒、腹瀉和嘔吐等症狀。據前夫說公司裡其他工人也有類似的症狀,他們稱之為「特氟龍流感」。


前夫曾經有把工作服帶回家的習慣。但是到了1976年,杜邦在公司內部禁止了這個做法,他們告知員工PFOA會對女性健康構成危害,還會提高嬰兒致畸率。那之後,達琳自己因為患病而不得不做了子宮切除手術。


看到那個奇怪的通知後,達琳把這一切都串了起來。「我開始想到他那些不讓帶回家的衣服,想到我的手術。我開始尋思,杜邦對我們的飲用水造成了什麼影響?


比洛特的集體訴訟一開始想選擇離杜邦工廠最近的一兩個水區,但是後來發現有多達六個水區、以及很多私人水井裡的PFOA含量都超過了杜邦內部的標準,有些地方甚至超標7倍,總共有7萬人喝著毒水,有些人已經喝了幾十年。


2001年8月,比洛特代表這7萬人,在西維吉尼亞的州法院提出了集體訴訟。


官司打到2004年9月,杜邦提出和解,同意在受到影響的六個水區安裝過濾裝置並付出7000萬美元的賠償。


他們還同意花錢研究PFOA和任何疾病是否存在「可能的聯繫」;如果確認存在聯繫,杜邦願意為受到影響的居民永久支付醫療檢查的費用。


到了這一步,接受杜邦的條件看起來是一個合情合理的選擇。比洛特已經在這個案子上花了三年,其他什麼都沒幹,公司也為此遭受了經濟損失。


現在回報來了,比洛特和其他原告律師一共可以收到2170萬美元的費用,公司的損失得到了彌補,杜邦也將為當地社區提供有乾淨的水。比洛特完全可以收手了。


05


但比洛特還是不想收手。


他考慮的是:當時全美國還沒有能夠確切證明PFOA危害身體健康的研究;杜邦那批內部材料裡倒是提到了PFOA會危害身體健康,但針對的只是杜邦自己的員工。


杜邦雖然提出了和解,但同時也辯解說:工人每日直接接觸PFOA,的確身體健康會受到影響,但這不代表飲用水裡的PFOA會對居民的健康造成影響。


而對於那7萬長期飲用毒水的居民來說,這樣的辯解並不能消除他們的擔心,他們真正關心的問題是:我的血液裡到底有沒有PFOA?如果有的話,是否有害?如果有害,會造成什麼樣的損害?


於是比洛特的法律團隊提出了他們的方案:對所有7萬人做抽血檢查,每個人都只能抽完血之後才能領到400美金的賠償金;然後召集醫學研究人員,對這7萬個樣本進行分析,從而確定血液中PFOA含量與身體健康之間的關係。


經過公開投票表決,大多數人支持了這個方案。


對於醫學研究者來說這也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一下子能有整整7萬個樣本可以用來做分析,簡直就像是中了大獎。


杜邦試圖阻止但無能為力,因為和解條款裡有一條就是要求杜邦出資支持這樣的研究,並且費用不設上限。


但是,涉及7萬個樣本的研究不是一個小工程,花的時間比預計得要長很多。


兩年過去了,沒有任何結果。接著是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


到第六年,還是沒有結果,而杜邦已經支出了3300萬美元。


在這個過程中,比洛特承受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從2001年他開始決定代理集體訴訟起,他在律所的壓力就很大。和解的那筆費用讓他鬆了一口氣,但之後又很多年過去了,他花著所裡的錢,也沒有新的客戶,這讓他處境很尷尬。


而且這期間律所也為案子支出了巨額的費用,如果最後研究人員不能找出能證明PFOA危害人體健康的證據,那這些錢就只能由律所自己買單了。


他的客戶——那些居民們也等不及了。人們一次次地給他打電話,告訴他又有人查出了癌症,或是又有家人去世了,他們想知道為什麼這麼久還沒結果。


文章一開頭提到的、因為農場的牛死了而向比洛特打電話求助的那個特儂,也在這期間因為心臟病去世了。兩年後,他的妻子因為癌症去世。


很多人沒有能夠活著看到杜邦為他們的行為負責的那一天,這讓比洛特痛苦不已。


塔夫特律所並沒有停止支持比洛特打這個官司,但氣氛變得越來越緊張。在巨大的壓力下,比洛特自己也出現了很多奇怪的身體症狀,包括視力模糊,胳膊無力,肌肉痙攣等等。


06


熬到2011年12月,研究終於有了結果。


經過對這7萬人的血液和身體狀況做的研究,醫療工作者們確認,PFOA和腎癌、睪丸癌、甲狀腺疾病、高膽固醇、妊娠毒血症、潰瘍性結腸炎都可能存在聯繫。


距離研究開始,已經過去了7年多。


這讓比洛特長舒一口氣。「我們終於做到了當年對居民作出的承諾。杜邦一直說我們在撒謊,說我們嚇唬和誤導大家,現在我們有了科學的結論。」


有了這樣的結論,那些生病的人就能有理有據地要求杜邦做出賠償了。


截止2015年10月,一共有3535人對杜邦提出了人身傷害的訴訟。


首批開庭的是五個案子,其中一個腎癌患者,獲得了杜邦160萬美金的賠償。


這五個案子具有指標意義。接下來杜邦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以這五個案子為基準和每個集體訴訟的成員進行賠償和解。


但杜邦還有另外一個選擇:和每一個人逐一打官司,按照一年四個案子的進度,官司將一直打到2890年——這是當年大菸草公司採取的拖延策略。


16年的死磕,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還遠未到達終點,也並不是一個圓滿的勝利。


杜邦一直拒絕承擔責任的態度讓比洛特很憤怒。


他說:「之前大家都商談過了,然後七年過去了終於有了結果,你覺得接下來的賠償應該順理成章了,結果他們還不同意。想想那些在病中一直等待的人,再想想那些已經死去的人,我就怒不可遏。」


07


根據杜邦和美國環保署達成的協議,杜邦在2013年停止了PFOA的生產和使用。全球其他五家生產PFOA的公司也陸續停產。


過去很多年裡,比洛特每年都堅持給美國環保署和西維吉尼亞州環保局寫信,敦促他們出臺關於PFOA在飲用水中含量的標準。


2009年,環保署曾經發布過「不得高於十億分之零點四」的臨時標準,但這個數字並沒有最終確定下來,這意味著美國的地方供水部門沒有義務告訴居民PFOA到底有沒有進入他們的飲用水裡。


在這篇報導的最後,《紐約時報雜誌》的記者這樣寫道:


「如果這個最終的標準得以確定,對未來的世代是件好事。但對於正在讀這篇文章的你,PFOA已經在你的血液裡,在你父母的血液裡,在你孩子的血液裡,在你愛人的血液裡。


它怎麼跑到那些地方去的?通過空氣、食物、你用的不粘鍋廚具、你的臍帶。也可能是因為你喝過受汙染的水——環境部門在美國27個州的94個供水系統裡發現了氟化物。


科學家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發現了PFOA的蹤跡。比如很多動物的臟器裡——大西洋的三文魚、劍魚、鯡魚、灰海豹、鸕鷀、阿拉斯加北極熊、棕色鵜鶘、還貴、海鷗、中西部的禿鷹、加州的海獅,還有在北太平洋上亞洲和北美之間海島上的信天翁。」



比洛特並不後悔把自己16年的職業生涯耗費在和杜邦死磕上,但他憤憤不平的是,杜邦一直可以讓政府同意慢慢研究和處理,然後又轉向另一種對人體影響不明的物質。


「我們在2001年就向環保署舉報了,但十多年來他們基本沒做什麼,整個國家的水裡依然流淌著這種物質。杜邦所做的就是悄悄地把PFOA換成另一種化學合成品,然後繼續和每一個被傷害的人作戰。」



原文:The Lawyer Who Became DuPont’s Worst Nightmare

作者: Nathaniel Rich

https://www.nytimes.com/2016/05/27/magazine/the-story-behind-the-epas-contaminated-water-revelation.html

來源:假裝在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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