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劉勝軍微財經
作 者 | 劉勝軍
01
年度熱詞
「雙循環」無疑會成為 2020 年的「年度熱詞」。
2012 年十八大以來，重要性能與這一概念相比的只有兩個：
①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② 高質量發展
這一概念之所以迅速刷屏，有兩個原因：
① 世界迎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關係螺旋式下降：從貿易戰，到科技戰，再到所謂「去中國化」。
② 領導人的重視：最高領導人今年以來在兩會（5月）、企業家座談會（7月）、政治局會議（7月）、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8月）四次談及這一概念。其重視程度可窺一斑。
這一概念問世後，迅速引發熱烈討論。
在 8 月 24 日座談會上，最高領導人反覆強調：目前這個理論進行了很多討論，還需要繼續，也希望提出一些爭論。
02
代表性觀點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金刻羽：
現實決定了一個經濟體保持必要的「內存空間」的重要性。這一點對於中國來說尤其重要，因為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和其他國家有很大的差別，必須具有很強的柔韌性，在危機時刻能夠獨立自主。這是一種雙重戰略，以便增強中國經濟體系的柔韌性和抗脆弱性，具有更強的克服時艱的能力。
中國就起其體量而言，規模效應不是問題。當然，中國經濟有其脆弱性的一面：中國的資源稟賦並不優越，能源和一些重要的戰略資源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很高。
這也是向世界發出的一個重要信息，即中國不希望脫鉤，不認為應該發生脫鉤事件，但是，無論發生什麼情況，強大的柔韌性將使中國能夠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這就是為什麼雙循環政策如此及時。這是向世界傳達的信息：中國將堅定支持全球貿易體系，擁抱全球化，同時，也將進一步增強國內容量、能力和需求，從而在全球貿易體系不能在正常情況下正常運轉時，或者世界上有些國家將他們的自身安全置於全球關注點之上時，能夠有備無患。
在33年前提出「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的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秘書長王建：
我想強調，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大循環都是一種內生性的要求，不是一種外生性的要求。很多人說，因為中美關係變化、中美經貿摩擦等原因，中國某種程度上需要閉關自守，所以我們需要強調靠國內市場發展，要脫離世界市場，然後才產生了這種戰略，我覺得這種表面化的解讀是非常錯誤的。在我看來，決策層並不是這種認識，從國際大循環向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轉變，是內生性的要求，不要把它看成是外生的。
2007年以後，發達國家經濟發生變化，消費能力越來越低，反映到國內，就是我們的外貿增速開始下降。現在，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外需被進一步壓低，我們依靠外需的增長模式變得不可持續。外部需求萎縮後，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強制儲蓄機制又讓內部需求增長緩慢，想要解決發展問題，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成為解決方案。這也是我認為，從國際大循環到國內大循環是一條主線的原因。
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當年我們用國際大循環解決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但是其中缺了一環，沒有解決農民轉化為市民的問題，農村城市化問題只完成了一半，勞動者的身份轉化了，消費者的身份沒有轉化。這樣一個機制就導致了外需萎縮之後，內需無法接替上來支撐經濟增長，要想實現內需支撐經濟增長，就要打開城鄉二元結構。想打開城鄉二元結構，就要解決農村人口在城市定居的問題，然後解決他們在城市的住房、社保問題，這些問題是我們的歷史欠帳，應該由政府來補上。所以我認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發展國內國際雙循環格局，需要把城市化作為我們的主戰略來提。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
「雙循環」是應對當前疫情以及惡劣的國際環境不得已而為之的戰略轉型。現在之所以提出「雙循環」，而且是以內循環為主體，就是因為全球化的環境被破壞了。
要想用「雙循環」來取代原來的積極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的新發展格局，我們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這是一個需要瞻前顧後、久久為功的長期戰略。這一戰略的推行，首先必須依託高度發達的市場機制，特別要大力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從雙循環向內循環為主的轉型過程，應當是一個進一步深化我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過程，唯有如此，這個轉變才是積極健康的，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
十餘年前，我國的對外依存度曾高達 60% 以上。2019 年依然在 40% 以上，有些行業的依存度高達 70%、80%！理論上我們可以說在很多領域要用國內循環代替國際循環，但是實際操作起來，要解決很多問題。諸如成本問題、物流問題、適配性問題等等。所以，有效地建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體制，是要付出努力、付出成本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蒙受效率和速度的損失，蒙受福利損失。
一些資源和產品構成中國經濟內循環的「斷點」，若不能有效地彌合這些斷點，中國經濟的內循環就會受到阻滯，就會有瓶頸；依據短板原則，經濟的增速和質量就會下降，嚴重者，會遇到比較大的麻煩。
從宏觀上看，超大規模是我們的底氣所在。但是，若要將這個掩蓋大量問題的「宏觀」，拆分為結構、拆分為微觀、拆分為區域、拆分為企業，就會發現存在大量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顯然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恐怕還要忍受大量的不利衝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
國內大循環有兩個特點：一是要提高內需比重；二是要提高關鍵技術和重要產業鏈的可替代性和韌性。
與此同時，中國也需要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具體而言，這種開放要適應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市場變化及開放程度周期性變化，要更具有韌性、彈性和抗衝擊性，要基於規則制度，並能夠維護和引領全球化長期發展。
中國需要一個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設為龍頭，產業結構、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為主體，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為兩翼的「1+3+2」的結構性潛能大格局，作為國內大循環的主角。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餘永定：
「雙循環」並不是對國際大循環戰略的否定，而是對它的揚棄，是對它的補充和發展。並且，保證我國的糧食和能源安全，是「雙循環」戰略調整中最重要的策略。
現在提出的「雙循環」戰略調整是非常正確的，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經濟學者應該全力支持這種戰略的轉變，盡我們所能地提供一些智力支持，為使中國在未來 10 年、20 年甚至更長時間中，經濟能夠繼續保持穩定持續的增長做出自己的貢獻。
中國應該進一步降低 GDP 增長對外部需求的依賴，這並不需要主動去降低出口。只要增加內需，比重自然會下降。
在大國中，中國的 GDP 對外依存度是最高的。以出口對 GDP 比來衡量，2019 年中國的對外依存度是 17.4%，美國是 12.2%，日本是 14.7%。
如果說在 2018 年我們還猶豫是不是「中國製造 2025」導致了中美貿易摩擦，因而應把它束之高閣。而經過這兩年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我們已經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國製造 2025 只不過是美國打擊中國的藉口。中國製造 2025 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我們如何實施的問題。
現在中國需要把更多的資源用於提高和加強自主創新能力，這同時要求我們對整個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進行調整。不少人認為，在中國現有的大學中，清華、北大成為了為美國提供預備生的補習班……對於有限教育資源的使用，我們也需要進行一些調整。大學應該鼓勵創新精神，鼓勵自主討論，努力培養大量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
我們要明白，一個市場如果做不到高度開放、安全和自由流動，對經濟發展是沒有意義的。我們過去幾十年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很多國內市場或行業存在的問題講了再講，都不容易得到克服，但是一旦這個領域開放了，很多問題就迎刃而解，變成繁榮的市場。中國說要依託國內市場來發展經濟也講了很久了，但要轉變這個重心談何容易。原因是什麼？不是因為我們熱衷於國際大循環，而是因為我們還在保護自己落後的市場和行業。
中央提出的國內大循環，核心要義應該是高度開放大多數我們自己的行業和市場準入，要使得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真正走向很高的開放度、安全性和流動性。
我們必須想明白，在戰略上我們不可能因為美國封鎖而單打獨鬥，有智慧的做法一定是在科技和金融兩大領域更大程度地推進開放和全球合作，用雙贏的策略來應對可能的脫鉤挑戰。
中國人做事歷來有兩個特點，第一，自己說要幹個什麼事，也不見得真當回事，但是如果受人欺壓或遇到外部危機了，我們會特別當回事，動真格。我們現在說擴大內需也說了至少 20 年了，但國內市場和行業準入鐵板一塊，各種限制還是那麼多，包括在金融領域，讓國內外的投資者望塵莫及，哪裡來創造更大需求？
北京大學金融學教授、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麥可·佩蒂斯：
消費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佔比仍然非常低，2019 年比 2007 年僅高出兩個百分點。中國的債務與 GDP 比例在此期間倒是翻了一番，這並不是巧合。
北京在雙循環模式上面臨著兩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讓經濟轉向由內需拉動，需要進行經濟、社會和政治變革，而且這種變革的力度可能比政府貌似意識到的要大得多，中外大多數經濟學家似乎也沒意識到。
中國的國內消費佔比之所以如此低——史上最低行列——主要是由於家庭在 GDP 中所佔比例非常低。擴大消費，無異於意味著收入的大幅再平衡，即提高普通家庭的收入。要讓中國的消費水平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大體相當，普通家庭必須拿回 GDP 中的至少 10-15 個百分點，這就要求減少企業、富人或政府的收入。這意味著再平衡要涉及財富——以及政治權力——向普通民眾的大規模轉移。
第二大問題：只有工人得到的勞動成果比例大幅提高，中國才可能依賴國內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更大推動力，因此，再平衡的過程勢必會削弱中國的出口競爭力。這就意味著「國內循環」要成功，「國際循環」就勢必受到削弱。
由於過去中國的增長嚴重依賴當前在收入分配上的扭曲，向新模式轉變幾乎肯定要經歷一段非常艱難的調整時期。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
要澄清一些錯誤的理念，防止一些人利用雙循環這個新理論，在沒有很好鑑定它的內涵的基礎上，來宣揚他們的一些偏激的、落後的思想。目前很多人就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要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體就是新形勢下的閉關鎖國，這種理解是嚴重錯誤的。
現在已經出現了一些認識上的噪音、理論上的雜音，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地方在行動上的搶跑運動。比如說有些人就開始謀劃中國必須實行全產業鏈，什麼東西都要做、什麼東西都要布局。這種狹隘的認識很可能真的導致內捲化了。
國內的大循環存在著很多基礎性的問題。比如說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大的統一市場的問題、區域協調的不穩定、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這些問題必須要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來作為它的基本解決方案。對於國內經濟循環裡所面臨的斷點堵點，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系統性的方案，讓它真正煥發出第二輪的改革紅利。
03
雙循環的要義
筆者認為，雙循環理論的提出，既是對美國「去中國化」意圖做出的自然反應，也是對 2008 年次貸危機後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適應」。
雖然這一理論的具體內涵與政策取向仍有待進一步討論和廓清，但筆者認為以下要義必不可少：
雙循環既要以內循環為主，又絕對不可以離開國際循環而自我封閉，二者缺一不可，理解不能偏廢。理論和現實都表明，自我封閉顯然是「顛覆性錯誤」。
以內循環為主，兼有主動和被動的含義。從主動方面講，次貸危機後，內需對經濟增長貢獻度顯著提升，而且居民收入到達中等收入水平後也會提升消費能力；從被動方面講，「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對美國「去中國化」和全球經濟全球化逆流的防禦性反應，是為了提升「中美修昔底德陷阱」格局下的國家安全之必須。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不是要放慢或限制對外開放，相反，對外開放對於國內大循環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1）擴大開放可以更好地贏得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支持，實現得道多助，避免不利的「站隊效應」；2）擴大開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衝「去中國化」的意圖；3）擴大開放，才能保持信息與世界的同步，避免陷入「夜郎自大」的封閉社會；4）以開放倒逼改革，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大法寶；5）在核心技術和核心部件受制於人的情況下，擴大開放才能避免矛盾的激化，防止更多「斷裂帶」的出現。
國內大循環的痛點在於：1）從需求側看，消費能力受制於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解決這一難題，產能過剩就會困擾經濟運行，國內循環難以暢通；2）從供給側看，中國製造大而不強，在核心技術、核心零部件上仍受制於歐美日。這兩點，是實現國內大循環的任督二脈。
工信部對全國 30 多家大型企業 130 多種關鍵基礎材料的調研顯示：32% 的關鍵材料領域仍為空白，52% 依賴進口；計算機和伺服器通用處理器 95% 的高端專用晶片、70% 以上的智能終端處理器及絕大多數存儲晶片依賴進口；高端數控工具機、高檔裝備儀器、運載火箭、大飛機、航空發動機、汽車發動機及關鍵零部件超過 95% 的製造及檢測設備依賴進口。
打通消費和核心技術的任督二脈，深化改革是不二法門。對此，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已經給出清晰的頂層設計和路線圖，應該堅定不移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讓改革成為中國經濟最大的紅利。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這句話隨著時間的推移愈加散發出十足的歷史厚重感。
雙循環理論，是面對修昔底德陷阱格局的一本好經，但必須解放思想、科學解讀、正確執行，避免一些人把好經給念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