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斯基的控訴：這就像堂吉訶德大戰風車，根本是徒勞無功的

本文作者：杜一無二

如果波蘭斯基站出來說自己是最傳奇、最有爭議的導演，估計沒有人會跟他掰扯。

畢竟能有逃出納粹難民營、慘遭曼森家族毒手、犯了案到歐洲避難、去國離鄉還能拿下奧斯卡，這樣的經歷，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拍電影獲得了各種聲譽，就連在瑞士被捕，都有一票名人站出來請願；但也因自己的黑歷史，在Me Too的洶湧浪潮中，波蘭斯基再一次被推到了浪尖。

波蘭斯基2019年拍攝的電影《我控訴》，在威尼斯電影節上，被評審團主席盧奎西亞點名批評。影片還在法國凱撒獎上獲得最佳導演獎，在頒獎典禮上多名女性影人離場抗議，而且因為波蘭斯基，布拉德·皮特委婉拒絕了組委會屬意頒給他的終身成就獎。

一個電影至於弄成這樣麼？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我控訴》根據真實事件改編，因為影片並沒有給出故事背景介紹，而且就連主演在內好多人都對這段歷史並不是太熟悉，所以先來普及一下歷史知識。

19世紀末，法國陷入了一場相當嚴重的社會撕裂。一方面，是由法國大革命以來造成的影響，另一方面，是普法戰爭的後遺症。普法戰爭中法國慘敗，遭遇奇恥大辱，這嚴重刺激了法國人的民族情緒，他們急於報仇雪恨，並且把希望寄托在軍隊上，就這樣，在法國人的觀念裡，軍隊、國家和民族命運，這三個概念被混同起來，軍隊地位大大提高。

但這樣也導致了一個後果，那就是軍隊影響力的膨脹，幹擾了正常的社會生活，並且進而給法國造成了更大紛亂和失序。這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影片所講的：1894年的德雷福斯間諜案。

法國總參謀部一個軍官把軍事機密出賣給德國，但究竟是誰幹的，卻沒查出來。這樣，炮兵上尉德雷福斯被當成頭號懷疑對象。首先，他不怎麼合群，平常沉默寡言，看著就像個間諜。而最關鍵的，他是猶太人。光憑這個身份，就讓很多人相信，他就是那個間諜叛國者。

於是軍方偽造了一系列的證據，德雷福斯叛國罪成立，被判無期徒刑，但德雷福斯本人拒絕認罪。

這起案件，讓法國陷入了兩難境地。單純從法律程序上說，它的漏洞太大，沒法服眾。這一點被許多輿論指出，要求重審。但另一方面，案子涉及軍方，如果重審、推翻原判決，那就打了軍方的臉。所以，軍方認為，不管是不是存在偽證行為，都不可能讓軍方名譽受到挑戰。

結果，軍方這樣的態度是火上澆油，更多的民眾被捲入這場爭議。法國著名作家埃米爾·佐拉在寫給一封總統的公開信中，充滿激情地將這起案件中所有的幕後黑手進行聲討，每個人前面都加上「我控訴」三個字，在當時整個歐洲引起轟動，這也是這部電影名字的由來。

鬧了4年後，1898年最高法院決定重審，但是重審結果讓人大跌眼鏡，德雷福斯依然被判罪名成立，但是被認為情有可原，給予減刑。整個法國再次陷入瘋狂，這個判決激怒了更多的人，顯然法官試圖兩面討好，但這種和稀泥的態度，卻讓所有人喪失了對法國司法系統的信任

這個事件真正結束是在1906年，這一次德雷福斯上尉被判無罪，得到了平反。

這個事件還有一個副產品，就是猶太人從德雷福斯事件中看到了反猶情緒的不可遏制，維也納《新自由報》在巴黎的通訊員西奧多赫茨爾在追蹤報導案件時深受刺激，成立了「猶太復國主義聯盟」，正是這個聯盟催生了之後的以色列建國。

波蘭斯基說拍攝這部電影的初衷是受1937年電影《佐拉傳》的影響，他當時就為德雷福斯被侮辱的場面感到震撼，而這一幕在《我控訴》的開頭就得以體現。

影片並沒有以當事人德雷福斯的角度拍攝，因為波蘭斯基覺得如果這麼拍，只能表現他如何受盡折磨，而整個事件所有的動作，角色的轉折，其實都發生在巴黎。所以，波蘭斯基選擇從奧斯卡影帝讓·杜雅爾丹飾演的皮卡爾上校的視角切入，以他為主角，為了爭取德雷福斯的平反而奔走。

軍官皮卡爾與德雷福斯上尉類似於師生關係，在皮卡爾眼中，這個猶太人總是很有個性，也很另類，與其他人也不怎麼合得來。皮卡爾曾任這起間諜案的觀察員，經歷了整個案件從頭到尾的調查和庭審，可以說是眼睜睜的看著德雷福斯一步步被引向深淵。

而他也在德雷福斯被判刑後，升任情報局統計處處長，成為最年輕的上校軍官。

皮卡爾頗受各級領導重視，因此他上任後，一改部門作風懶、效率低、保密差的面貌，想幹出點成績來。可是他馬上就發現了還是有軍隊內部人員在給德國出賣情報，經過調查，最終皮卡爾發現了原來間諜另有其人，而不是被冤枉的德雷福斯。

不過，他剛剛將情況反映給上級領導，特別是他的直管領導情報局局長，就被勸說放棄對這個案件的調查，因為已經結案了，高層不想再出現給軍隊抹黑的任何行為。

而且就算德雷福斯是被冤枉的，也不能平反，他也是個猶太人！

皮卡爾上校這個角色是很複雜的，首先他年輕有為，前途光明，也是一個社交達人，自然而然地反猶，這是19世紀晚期法國人普遍的狀態。但他並不熱衷反猶，也不喜歡猶太人，這個不喜歡是來自於傳統，而不是他的信仰。所以，當他發現德雷福斯是無辜的時候，他覺得有必要讓真相大白於天下。

然而他的努力換來的是領導的震怒，同事的出賣。領導讓他到非洲執行危險的任務，手下的同事抄家、跟蹤收集他的隱私……

然而，越是困難，皮卡爾越是不甘心。他聯合律師、媒體、民主人士，還有德雷福斯的家人，誓要將這起冤案掀翻，這其中就包括克裡蒙梭和左拉。前面說了左拉，而克裡蒙梭在這件案子結束七年後當選了總統，並任命皮卡爾為戰爭部長，這是後話了。

不久，皮卡爾上校也落入了與德雷福斯類似的境地——被囚禁，被控訴為叛國罪。但皮卡爾沒有屈服，他選擇聽從自己的良心，比起服從軍隊的風氣，他更傾向於事實的真相。

電影中一段皮卡爾與下屬亨利少校的對話讓人難忘。

亨利說：「如果你命令我去殺人，我照做了。你現在告訴我這是個錯誤，不好意思，這並不是我的問題。是軍隊的。」皮卡爾回答說：「或許是你的軍隊，少校，但並不是我的。」

這段話反映了很多戰爭中或者國家軍隊的現實，士兵自有為自己國家去殺戮的責任，但如果因此構成了犯罪，他並沒有去掩蓋的責任。

對德雷福斯案經歷了兩次重審，第一次審判的結果仍然是判他有罪，只不過減了刑期。第二次是改判無罪，德雷福斯被釋放，重返軍隊任職，晉升為少校。

影片前半部分拍得有點像懸疑電影，因為情節都集中在皮卡爾如何獲取真相的過程中，其中有竊聽、跟蹤、接頭取情報、筆跡對比分析等等。一個國家情報部門，技術資源破爛得讓人感到驚訝，可以說呈現出來的東西對現代科技是一種衝擊。

不過，這也體現出一種真實感，畢竟那個時代可以被稱為現代了，那可是汽車、電話、相機剛剛被發明出來的時代，皮卡爾利用這些進行的調查可以說是非常有價值的。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技術的進步也導致了人們會犯一些根本性的錯誤，比如由馬修·阿馬立克飾演的筆跡鑑定專家，自認為掌握了鑑定標準，就認定了德雷福斯就是間諜。

影片後半部分略顯平淡，跟波蘭斯基以往電影還是有很大不同，非常的波瀾不驚。

本以為的庭審會精彩紛呈，結果也只是軍隊內部人員鬧哄哄的醜態百出。而且影片很大程度上只表現出反對德雷福斯的人的狂熱，比如兩次描寫反對猶太人所做的暴行。

而其實當時還是有很多人是支持德雷福斯的，雖然他們並不是支持猶太人，只是不滿軍隊的所作所為，其中左拉就在被捕後被殺害。而這些影片並沒有體現。

很多影評人都覺得這部電影是波蘭斯基的一種情感宣洩，因為畢竟經歷了那麼多苦難和糗事，拿歷史故事來「控訴」這個世界對自己的不公也算正常手段。

但個人認為這就太看輕了波蘭斯基！

作為80好幾歲的導演，現在還把拍電影當成一種心理治療，有點太晚了，經歷了這麼多，還糾結這些紛紛擾擾，也太執拗了。

片中確實有一些鏡頭反映了當時法國天主教對猶太人的歧視，是一種控訴，但這些只不過是導演十分熟悉的橋段，也給導演在這個故事提供了靈感。

有記者問過波蘭斯基，難道不想對那些指控進行回擊麼？

波蘭斯基說：為了什麼？這就像堂吉訶德大戰風車，根本是徒勞無功的。

但不管導演自己怎麼看待所遭受的一切，現在依然還有人對他享受這個世界的評獎制度帶來的榮譽所不滿，依然要他接受懲罰。

那麼，導演與作品到底要不要分開來看？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