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1月6日消息稱，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國安處）在6日清晨，以「顛覆國家政權罪」上門拘捕前立法會議員楊嶽橋、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前副教授戴耀廷及亂港分子、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等多人，至少有50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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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報導截圖
港媒稱，據了解，除上述兩人外，國安處人員還拘捕多人，包括劉頴匡、袁嘉蔚、何桂藍、梁晃維、範國威、伍健偉、梁國雄、馮達浚、岑敖暉、王百羽、鄒家成、張可森、黃子悅、朱凱迪、陳志全、譚凱邦、郭家麒、李予信、鄭達鴻、岑子杰等人，他們都是因為參加去年夏天「35+初選」，被指涉嫌違反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
另外，香港反對派政黨民主黨今晨在社交網站稱，前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尹兆堅、林卓廷、胡志偉等人今早被警方國安處上門拘捕，同樣稱他們去年參與「35+初選」，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民主黨仍在了解其他黨友的情況。
來源：環球網
轉自水煮歷史
所謂「情報」，並不僅限於敵對雙方互相需要刺探的機密情報。異國情報是國家處理對外事務的知識基礎，也是構成不同國家國民之間相互認知及彼此影響的情感的因素。在傳統的東亞諸國之間，每逢國際格局急劇變動的特殊時期，就會上演縱橫捭闔的情報戰，其激烈程度絲毫不亞於當下的世界。
與朝鮮不同，江戶時代的日本與清朝之間並沒有建立外交關係。清朝入關時，德川幕府已經確立了朱子學的官學地位，兼之明亡之後大量明朝遺民東渡日本，極力渲染清政權的野蠻殘暴，很大程度上激活了日本朝野對於元寇襲來的歷史記憶，使得德川幕府的反應非常激烈。而作為幕府御用朱子學者的林羅山(1583-1657)，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華夷變態》
林羅山之子林鵞峰(春勝)及其孫林鳳岡(信篤)搜集、編撰而成的海外情報集——《華夷變態》，已表現出編撰者或者說是幕府的價值取向，即「明清鼎革」，已使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不復存在。日本以往閃爍其詞的道統自立情節，自此化為以建立日式「華夷秩序」為目標的現實衝動。
日本對於明清易代的相關情報最初得自兩個渠道，其一是來自赴日商船船員的口述，即所謂「唐船風說書」。《華夷變態》卷一收有題為「大明兵亂傳聞」的風說書二則，一則署期為「申八月四日正保元年(1644)」，另一則署期為「酉六月三日」，內容是唐通事詢問當時明朝滅亡及清軍入關等一系列大事的基本情形。可見清軍入關僅僅數月，消息即傳至日本。而日本證實這一消息，則是由於上文所述日商竹內藤右衛門等人漂抵清朝境內的偶然事件。
日本為答謝朝鮮送還漂流人一事，派遣橘成稅、藤智繩等二人到達朝鮮東萊府。二人向朝鮮官員透露，德川幕府當局認為清朝送還漂流人是向日本誇耀武力，而關白叔父甚至「欲赴援南京」，對馬島宗氏則居中彌縫周旋。其實日使系由對馬派出，不免有虛張聲勢、市恩朝鮮之嫌，但德川幕府高層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於清朝攻佔北京反應激烈，當是事實。而二使所遞書契則甚為傲慢，「全無歸美清國之語，而至以韃靼國為言」，使得朝鮮當局十分為難，認為事涉不敬，難以原樣「報知北京」。
但橘成稅、藤智繩二人態度強硬，以書契系「皆出於道春之手，島主亦不得改一字」(道春即林羅山)為由堅拒修改，反而藉機向朝鮮東萊府使閔應協探問朝鮮與清朝的關係。當得知朝鮮臣服清朝之事實後，即出言威脅，「關白、執政輩以朝鮮與韃靼合，莫不駭憤，將欲興師而來」。實際日使不過虛張聲勢，回到對馬之後，似乎並沒有向德川幕府當局報告朝鮮臣服清朝的事實。
不久幕府將軍德川家光專門為清朝與朝鮮締交之事詰問對馬島主， 「此處則南、北京消息連續相聞，而島主素與朝鮮相厚，一不通報，是何故耶……以漂民之事言之，則清國送於朝鮮，朝鮮轉送於我國，朝鮮與清國，果非相好而然耶?大明時朝鮮為藩邦。即今貴國之於清國，亦如是耶?」此事可見日本對於明清易代之情報，已開始經由多個渠道極力搜集，而不僅僅是藉由對馬倭使至釜山打探。
▲闖軍
《華夷變態》卷一收有題為「大明兵亂傳聞」的風說書二則，其中一則對於李自成事跡的記載頗異於中國史籍，茲引其局部並試譯如下：
起義大將名為李自成者，乃陝西下轄延安府人氏，祖父官至兵部尚書，父親在其幼年時期亡故。李自成二十八歲之時，正值崇禎七年，當年饑荒，大量百姓未能上繳賦稅，因此延安府米脂縣官衙逮捕百姓，加以為難。李自成見憐，代為繳納逋賦，百姓悉免於罪。但崇禎八年又饑荒大作，米脂縣衙因上年李自成代為繳納逋賦，此次又勒令其繳納。
李自成回覆：上年鄙人顧慮百姓不便，因而出銀繳納，此次鄙人家計艱難，難以代為繳納賦稅。職此之故，縣衙將李自成逮捕入獄，朝夕摧殘。當時受恩之百姓商議，李自成身陷囹圄，莫保朝夕，皆因憐憫我等出銀納稅之故，於是皆疾視縣衙，一致欲救李自成出獄，以報前恩。乃集合百姓約四五百人攻取縣衙，決然救出李自成。並因此人數漸增，遂成大勢。
▲李自成
李自成《明史》有傳，其他中國傳世史籍亦不乏記載。綜合各種記載可知，李自成出身貧苦，父祖亦未嘗為官紳。李自成少年時期喜好槍馬棍棒，父親死後充當驛卒為生。崇禎元年(1628)很多驛站被裁撤，他因丟失公文，失業回家。同年冬季因不能償舉人艾詔之欠債，被後者告至米脂縣衙。縣令晏子賓將治其死罪，後由親友救出。年底李自成殺死債主艾詔，並同侄兒李過於崇禎二年(1629年)二月至甘州(今張掖市甘州區)投軍，不久便被參將王國提升為軍中把總。同年在榆中(今甘肅蘭州榆中縣)因欠餉問題殺死王國和當地縣令，發動兵變。
總之上引風說書所述與中國史籍記載出入很大。這份風說書末尾所署日期是「申八月四日正寶元年」，即公曆1644年，這一年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關節，李自成入京、崇禎自縊、山海關大戰、吳三桂降清、滿清入關、南明建立等大事件接踵而至。可以想見，即便是當時的人們，在局勢一片混亂的情況下，也惶然不知所措，難以知曉諸多大事發生的前後始末。
如在「大明兵亂傳聞」這則風說書後，有按語曰：「雖一直向唐人各各相詢，然因他們是遠離北京之人，十人便有十種說法，全無一致口徑。」並且，在這則風說書後，又有一則署期作「酉六月三日」(1645年6月26日)，亦題為「大明兵亂傳聞」。其中提到，「日本寬永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義軍大將名為李公子者攻陷北京，崇禎自殺」。結合上文，可知明末民間曾廣泛流傳李自成不僅出身貴胄，而且仗義疏財，迫於官府淫威才被逼上梁山。
姑不論上述傳聞真實如否，它起碼反映了李自成在明清鼎革之際，一時曾深孚民望。《華夷變態》所記的李自成，與後來《明史》形塑的「流賊」，形象上判然有霄壤之別。當然，這並不是說李自成真就是所謂「李公子」，的確是堂堂大明兵部尚書之後。不妨先看看清初官修正史《明史》卷三○九《流賊·李自成》的一段記載：
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振饑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會繩妓紅娘子反擄信，強委身焉。信逃歸，官以為賊，囚獄中。紅娘子來救，饑民應之，共出信。
這段史料實際說的是李自成部將李信加入李自成義軍的經過，而清初以布衣加入明史纂修行列的著名史家萬斯同，在其私撰《明史》卷四○八《盜賊傳·李自成》中對於李信事跡所記較詳：
河南舉人李巖者，大司馬李精白子也。原名信，信以父閹黨，思湔其醜，嘗出粟千石活饑民，饑民德之，稱李公子。會紅娘子蹋繩妓也，重信，擄信去，強委身事信。信乘間歸囚於官。紅娘子來救，破囚，饑民之德之者，同時起曰：「李公子活我，今有急。」乃殺令反，而信投自成，改名巖。
李信就是廣泛見諸明清史籍記載的傳奇式人物——李自成部將制將軍李巖。綜合史籍記載，若論才識將略，李巖在李自成麾下一群赳赳武夫之中，無疑顯得鶴立雞群。崇禎十三年(1640)李自成本來已被督師楊嗣昌「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圍剿逼得走投五路，僅帶少數部眾自商洛山(在陝西東南)潰圍輕騎間道奔河南。
危急關頭正是李巖力勸李自成「尊賢禮士，除暴恤民」，行均田免賦，編童謠處處傳唱：「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此種宣傳在很短時間內就深孚民望，嗷嗷待哺的河南百姓紛紛投入李自成麾下。李自成軍也從此一改流寇殺掠之作風，而決意問鼎中原。
但李巖似乎是個悲劇性的人物，李自成進京之後，對他日益冷淡，山海關之戰大敗後農民軍自北京倉皇撤退途中，大順丞相牛金星向李自成進讒言，言李巖有異圖，李自成乃「令金星與巖飲，殺之」。李信的人生經歷，是正統史書講述功臣宿將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一類故事的極好註腳。
▲李巖與紅娘子
李巖以貴胄之裔而見疑於官府，不得已投身事「賊」，胸懷遠略卻不遇明主，終於在小人攻訐之下含冤而死，所幸他有一位紅顏知己紅娘子，從而給他悲苦的人生增添了一抹暖色。如果把他的故事與上引風說書進行比較，不難發現風說書所述，其實不過是將關於李巖事跡改頭換面，唯獨不見紅娘子的事跡，並且年代稍有提前。實際上，根據中國史料記載，明末的江南地區曾長期將李自成與李巖誤作一人，對此，出身明末南直隸無錫的計六奇這樣提到：
予幼時聞賊信急，鹹雲李公子亂，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間猶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乃李巖也，故詳志之。
可見自李自成起兵開始，當時江南地區的傳言就已經將李自成誤作貴胄公子，而非草莽匹夫出身，並且在李自成入京之後，此種傳聞仍然廣泛流傳民間。而赴日商船多由江南濱海地區起航，將此傳聞帶到日本是毫不奇怪的。
但是如果繼續追詢下去，會發現歷史的實相更加渺遠難求。上引史料中屢屢提及李巖原名李信，乃明朝兵部尚書李精白之子，對此，清代學者俞樾一再力闢其非，指出李精白出身於「河南潁州衛軍籍」，且為「萬曆癸丑科三甲九十五名進士」，其子「李栩以貴遊子弟，毀家紓難，為國捐軀……毅魄英魂，至今未泯」，與其父為人行止大相逕庭，無疑是值得褒揚的忠臣義士，至於叛賊李巖則另有其人。
而明末曾親身參加大順軍的河南人鄭廉在《豫變紀略》中則否認杞縣有李巖其人，康熙《杞縣誌》中附有一篇《李公子辨》，也決然否認李巖是李精白之子，更斷言杞縣舉人李巖實為烏有。
已故南明史大家顧誠曾依據上述史料，撰文舉張李巖是封建史家出於醜化李自成的需要而捏造的人物，其說一度產生廣泛影響。可是2002年河南博愛縣唐村撰成於康熙五十五年的「李氏家譜」被發現，其中明確記載了李巖事跡，無疑又在學界掀起軒然大波。目前看來，李巖實有其人當無疑義。
與李巖相比，李自成的事跡則爭議較少。可是《華夷變態》卷一收有《抄錄李賊覆史軍門書》，其中亦有費解之處。根據該書末尾按語，可知它是李自成寫給史可法的書信。此書是由到長崎貿易的中國商人持至日本，來歷不明。
謝國楨曾提：「李自成覆史軍門書、吳三桂檄文、朱成功獻日本書、鄭錦舍檄文……等數篇，皆為中土所佚。但有人疑李自成覆史閣部書為偽者。」細閱此書，確實有與多數史籍扞格難通之處。如其中李自成自述身世雲，「孤本山東人，父業履，母織衽。二弟乘駿、乘虎皆讀書，獨孤屢試不遇」，不見於中國任何傳世史籍記載。並且按語中有南明建立後「隨即檄召三邊。總制吳三桂殲降流寇，生擒元兄李闖，當即割肝祭廟，大快敷天」等語，無疑與書信內容自相矛盾。根據信中「能割荊襄一帶以屬孤，自此以往，奉昭代律令，萬明朝(朝)歷朔，有逆事即為外援，無事即為內鎮，至便也」等語來看，則應是李自成為清軍所迫放棄大順舊都西安，南下襄陽、鄧州之後，其時約在順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二三月間，當時李自成迫於清軍壓力，確實有通過南明軍閥左良玉(時駐軍武昌)與史可法通書謀求聯合抗清之可能。
可是李自成若在北京為吳三桂所擒，被「割肝祭廟」，自不可能復書史可法。但該信確與李自成南下襄鄧後的歷史情境若合符節。至於李自成自述「孤本山東人…… 二弟乘駿、乘虎皆讀書，獨孤屢試不遇」，或出於一種自我標榜和謀求和解之策略亦未可知。信中李自成自述「然初無圖大之志，與天子抗禮。乃眾公不亮，數上徵伐之議，驅策百萬之師，倉忙之際，無以逃命，始安志觸天子之怒，勤明公之力，耗有限之帑金，殺無辜之赤子」，這是說崇禎十三年自商洛山(在陝西東南)潰圍輕騎間道奔河南之後他才開始真正有問鼎之心，亦甚合情理。
信末按語提到吳三桂擒獲李自成之事，在南明境內確曾廣為流傳，以至於史可法不得不上書弘光帝請頒詔以穩定人心，其無非反映了南明建立之初朝野急於復君父之仇的普遍心態，為此甚至不惜以「聯虜平寇」為基本國策。在筆者看來，該書即為時人偽作，其史料價值亦不容等閒視之，至少其中有相當多的公道話，反映了當時的輿論對李自成有同情之處，也為我們今天認識李自成這樣一個亂世梟雄提供了不同於官修正史立場的新視角。
從更長的時段(整個明清兩代)來看，日本對於中國大陸的關注，遠遠高於「自居天朝」的明清對於「撮爾蠻夷」日本的關注。《華夷變態》等日本官方外交文獻幾乎細大不捐地記錄著中國的種種消息(情報)，相形之下，中國對於日本似乎漫不經意。
儘管明代也曾迫於嚴重的倭患，有過短暫關注日本的時期。但大體說來，明清兩代中國的異域記述，常常依賴於各種傳世史書中諸如《東夷傳》、《倭國傳》、《日本傳》等文獻。
這些主要來自傳世文獻的知識陳陳相因，輾轉沿襲，甚至還會摻進宛如《山海經》式的傲慢和想像。這種情況一直要到清代後期特別是甲午中日戰爭後才有所改變。這一相互認識的不對稱狀況，如何給後來日本和中國的世界認識，乃至面臨西方勢力的衝擊所作出不同反應，還需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