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歌手復出，成功的不多，張薔是個例外，她的新專輯《別再問我什麼是迪斯科》，憑藉點擊率和話題性，成為這一年最受矚目的流行音樂專輯。這個例外發生在唱片業的蒼茫時刻，更顯奇詭。也許，她能在自己的巔峰期過去二十五六年後復出成功，是因為她從沒有真正進入主流，沒被過度消費過，那種消費，會令任何一個從藝者潲色，而她卻保留了自己的顏色，而且是一種異色。
她的歌唱生涯，從一開始就帶著這種異色。1983年，她16歲，參加海澱區舉辦的青年歌手大賽，聲音、颱風、裝扮，都引起轟動，卻沒能得獎，原因是「她唱的歌不適合當時的政治氣候」。比賽結束，有人建議她去廣州的茶座唱歌。
事實上，她得到的舞臺，遠遠比這大。80年代的寬容、大方、勇於嘗試，遠遠超過想像。她沒能獲獎，卻得到機會，開始錄製盒帶。她甚至有選曲的自由，選出自己喜歡的歌，交給和她合作的影像出版社，由他們找人填詞、譯詞以及配器。編曲的主要方針，是將那些歌曲改編為適合跳舞的勁歌範兒，例如她最膾炙人口的《害羞的女孩》，本是一首民謠，柔和而惆悵，經過重新編曲成為勁歌，曲調和節奏都發生了變化。張薔翻唱過的歌，不論原來屬於鄧麗君、鳳飛飛、千百惠，還是齊秦、潘越雲，多半都會向著這個方向演變。
這也是張薔走紅的原因。上世紀80年代，舞曲、勁歌是民間的主流，張薔的聲音，是天生電音，她的形象，也是標準的勁歌歌者的形象。
而這都顯示著上世紀80年代那種擁抱世界的決心，那種追趕延誤年華的熱情。就在內地的迪斯科風潮出現前不久，即便在美國，迪斯科還是亞文化，因其舞蹈動作的性意味，被視為低下層和邊緣人群的心頭好，迪斯科舞廳也被當作藏汙納垢之所在。
1978年，迪斯科才上了臺面，那一年，成為「迪斯科在媒體眼中合法化的一年」。1979年，迪斯科進入格萊美音樂獎，「迪斯科」終於「從『繼子』變為『太子』」，美國的樂評人這樣說。僅僅幾年後，迪斯科元素，卻普遍地出現在剛剛開放的中國內地，不論是它的節奏、曲，還是歌詞取向（縱情歡樂、享受青春），抑或與它有關的服飾（蝙蝠衫、緊身褲、金光閃閃的配飾、誇張的髮型），還有舞廳格局（鏡球、燈光、煙霧發生器），都成為風潮。
張薔差點兒就要成為咱們的唐娜·薩默（美國的迪斯科女王）了，但她沒能完成這個任務。儘管1985年的《時代周刊》，將她視為當時最重要的六位歌手，列在鄧麗君之前，但她的歌唱生涯，始終像潛流、像野史，或者副冊。
她從沒上過電視節目，也極少得到紙媒報導，關於她的資訊太少了，以至於許多人以為她是外國人，因為人們只在她專輯封面上看過她的大頭照，又有人以為她患有小兒麻痺症，以至於她的第三張專輯《青春多美妙》，特意在封底使用了一張她的全身泳裝照，以正視聽。
也正是如此，關於她遭遇封殺的傳言就沒斷過，1986年，百名歌星在京參加《讓世界充滿愛》大合唱，張薔沒有出現。事實上，是因為邀請張薔參加演出的人和她錯過。張薔在1987年離開內地，去澳洲留學，也被認為是封殺的結果，事實是，出國是當時的時尚，人們認為「有本事的人都出國」。多年後，她否決一切傳言：「不然我怎麼能出那麼多專輯呢？」
但迪斯科音樂，畢竟也沒能以這種高歌猛進的姿態進入下一個十年。正如作家湯姆· 沃爾夫說，迪斯科屬於70年代的「唯我十年」，是自我表達和享樂主義的結晶。專欄作家艾伯特· 戈爾曼認為，迪斯科文化不是主張愛別人，而是自戀，「是要全身心投入歡樂時光中」。這都不會是主流，不論何時何地。
她之所以復出成功，贏得九〇後喜愛，甚至成為gay icon，也正是因為所有這些複雜的因素：她的潛流姿態、迪斯科音樂的華麗沉溺，以及擔任專輯製作的「新褲子」 帶來的音樂趣味。也因為，她像一個鏡像，映照出那個華麗而濃烈的80年代。不管這種形象，有多少是事實，有多少屬於想像，又有多少出於人們的選擇性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