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柯濤
蒸汽機其實並不是「蒸汽機」。汽車其實也並不是「汽車」。當然了，網際網路其實並不是「網際網路」。
請相信我，作者絕對是在嚴肅地說事——實際上，科技創新是怎樣發生的，特別是當代高效的科創活動是怎樣發生的，對於很多人來講，都是一個陌生的常識。常識在於，我們都清楚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代表性創新是「蒸汽機」；陌生在於，我們很難說清：瓦特奶奶家的水壺蓋，在千萬家庭中跳動了上千年，瓦特改進的蒸汽機，也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人類手中。那麼，為什麼是瓦特的蒸汽機推動了第一次工業革命？
「三體互動」推動人類前行
《技術的本質》一書揭示出，技術、資本和實體經濟的「三體互動」推動了人類前行的腳步。從「蒸汽機」來看，正因這個技術發明在採礦、冶煉、紡織等行業的應用，它召喚了「一種替換當時以手工作坊為基礎的生產方式」，這種更高級的組織方式就是工廠。
工廠實際上也是一種技術，一種社會技術。在維多利亞時期，工廠的組織與今天一樣，需使用大量社會技術，彼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貨幣技術、銀行技術、股份制技術和商業法制技術，在今天最具代表性的則是資本技術和現代法制技術無疑。通過各種社會技術，勞動力從居住地被調集到工廠周邊，工人宿舍、工人住房、商業設施因此出現，人類歷史上最初的工業化城市生長壯大，這就是維多利亞式工業經濟的肇端。通過這個過程可以看出，技術、資本和實體經濟是緊密聯繫的「三體互動」關係，當然，這種「三體」結構主要帶來了秩序。
對於上述「三體互動」關係，牛津大學新經濟思想研究所負責人埃裡克·拜因霍克總結說，它們「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一類是物理技術……第二類則是指人們組織活動的方式，例如農業、法律、貨幣、股份制公司以及風險投資……社會技術起到了同樣重要的作用，兩者是共同進化的。」重點來了，他特別指出，「技術本身只不過是理念和設計」，也就是說，蒸汽機這種技術本身並不是蒸汽機，「事實上是有人需要它成為這種技術……工廠這種社會技術本身並不是工廠，而是有人需要它成為工廠這種組織形式。」拜因霍克說，為了讓技術對世界產生影響，人們需要將物理技術和社會技術從概念轉化為現實，「在經濟領域，這種轉變是經由商業實現的。商業將物理技術和社會技術融為一體，並將它們轉化為產品和服務帶入現實世界。」
尤為值得引起我們警醒的是，當我們高度重視「硬科技」「大資本」的同時，必須對商業技術給予更高尊重。既不要因為一些創新僅僅屬於商業模式的創新，就看低它；也不要僅僅因為一些創新屬於底層科技的創新，就仰視它。為什麼呢？
原因還在「蒸汽機」，在於那些暫時不能「轉化為產品和服務帶入現實世界」的，商業上無法取得成功和認可的技術創新。
為什麼是瓦特蒸汽機？
其實，蒸汽機的歷史遠比我們熟知的要長。研究顯示，人類最早發明的蒸汽機可以上溯到古希臘時期，很遺憾的是，這項已知人類最早將熱能轉變為機械能的重大發明，據信只用於一種新奇的玩具之上，並沒有帶來工業革命。
類似的例子是網際網路。網際網路是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一個國防項目中發明的，發明之後主要用於學術領域，一直要到20世紀90年代，網際網路的價值才真正被意識到。
我們應該清楚的是，單純的底層科技創新其實並不能帶來什麼，即便對三次工業革命起到重大影響的百年級技術創新，也需要長時間的技術展開和經濟調試，無論蒸汽機還是網際網路，都並不是孤例——當然，展開和調試的時間可能越來越短了。例如，瓦特蒸汽機發明於18世紀60年代，但直到19世紀20年代才開始普及；再如，電氣技術於19世紀70年代被發明出來，但直到20世紀20年代才開始普及；網際網路和IT技術則也經歷了30-50年的預熱期。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一場顛覆性改變的完全展開，需要等我們對那些圍繞著新技術的活動（企業或商業流程）進行組織，並且直到這些技術也開始適應我們之後才算真正完成。」簡單說，就是「只有新技術自身也開始適應企業和人，才到了真正有所成就的時候。」
大概可以這樣理解，人類在科技創新道路上的行走摸索，就像身處一座科創發明的「巴別塔」之中，塔中到處都是各種科技發明，瓦特的蒸汽機和古希臘作為玩具的蒸汽機均在其中——當然還有別的多種多樣的蒸汽機也在塔中——我們以後見之明，固然可以認清二者之間的聯繫和親緣，但從經濟的角度審視，則大不相同：一方面，當經濟不需要它們的時候，二者什麼都不是；另一方面，當經濟需要它們的時候，經濟顯然選擇了瓦特的蒸汽機，並圍繞這項技術完成了經濟建構，匹配了豐富的社會組織技術和商業設計技術，以「三體互動」方式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
換句話說，如果從上帝視角俯瞰（或把這個系統看作一個布爾網絡），這就是一個典型的進化過程——無論蒸汽機、工廠還是維多利亞工業經濟，都不是「創造」出來的，而是「進化」出來的。所以，認為「底層科技」可以決定一切，是過度簡化和輕慢了進化過程。
何況，進化其實是沒有什麼方向的。
為什麼是英國？
另一個問題則是，為什麼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這也不是孤例——新技術體的建構通常都高度集中在某國某地。比如，18世紀英國的蒸汽機；19世紀德國的化學科技；20世紀美國的IT科技——如果你了解量子物理的歷史，你當然還會說出哥本哈根。當然，眼下不少人也傾向於把這個套路用在中國的新能源汽車上。
布萊恩·阿瑟對此的解釋是，對於真正的前沿、邊緣和複雜技術來說，創新並不是來源於知識，而是來源於「手藝」，「是一套認知體系：知道什麼可能發揮作用，什麼不可能；知道用什麼方法、什麼原理更容易成功；知道在給定的技術中庸什麼參數值；知道和誰對話……」
舉個例子：20世紀最偉大的創新藥——盤尼西林。早在1876年科學家就已經發現一種黴菌可以抑制葡萄球菌的生長，此後陸續有科學家注意到了這個現象，但沒有人把這個現象與抗感染聯繫起來，直到1928年的亞歷山大·弗萊明。無他，僅因弗萊明在一戰中做過醫生。
那麼弗萊明可以完成盤尼西林的發明嗎？
顯然不是，13年後弗萊明的發現才成為盤尼西林，實際上這是另外兩位英國同行努力的結果，因為弗萊明並不掌握技術實踐的轉化工具（有的工具當時還沒有開發出來），而需要集結高度專業化的生化專家——是的，全世界的生化學家都使用同樣的研究期刊，讀同樣的研究論文，關注同樣的實驗數據，但是「手藝」「文化」並非處處都有。所以，布萊恩·阿瑟警示說，「如果一個國家希望能夠引領先進技術，它需要的不是投資更多的工業園區或含糊地培養所謂『創新』，它需要建立起基礎科學，而且不帶有任何商業目的。它應該在穩定的資金和激勵安排下養育那樣的科學，讓科學在一些初創的小公司中自己實現商業性的發現，並受到最少的幹擾，要允許這些新生的冒險者成長、萌發，允許這門科學及其商業應用播種新的顛覆性改變」。
循著這樣的方法論，可以指導我們更清晰地望向遠方，即：當我們討論當代的科技創新活動時，我們該如何看待科學與商業的關係；我們何時應不帶任何商業目的去支持基礎科學，何時又應該給予商業以應有的尊重；我們的資本在時間序列中應發揮哪些作用，我們的經濟又應以何種理念（比如進化論）來接受技術的塑造並圍繞技術塑造自身。
回答這些問題，就是落實「發揮資本市場對於推動科技、資本和實體經濟高水平循環的樞紐作用」的必然要求。
參考書目：《財富的起源》 埃裡克·拜因霍克
《技術的本質》 布萊恩·阿瑟
《複雜經濟學》 布萊恩·阿瑟